一、 引言

税收作为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向政府缴纳的成本，削减了企业的可利用资金，影响了企业的投资和生产运营，甚至过重的税负还成为企业成长之路的绊脚石(Brown et al.，2005)。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政府管制和微观干预现象普遍，企业税收的弹性空间导致权力寻租有机可乘。为了获得政府的优惠政策和税收保护，在“餐桌文化”盛行的中国，吃喝腐败成为企业构建良好政企关系的重要途径。其中，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恶劣腐败行为都极易被这种“舌尖上的腐败”所掩盖。对于众多低效率的企业，其生存和发展空间更为有限，如果失去政府救助，众多企业将难以为继，因此，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他们更愿意侧身于权力之伞走捷径。然而，这些低效率的企业对政府救助的长期依赖，导致资源难以优化配置，甚至形成劣币驱逐良币，阻碍经济增长，其结果必然使得整个社会福利受损。因此，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是充分释放企业成长空间的关键。

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方式，对企业成长具有重要影响。首先，征税的方式和税率显著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过重的税负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进而抑制企业成长(Shleifer and Vishny，1994；Fisman and Svensson，2010)。目前，有报道指出2014年中国的宏观税负达到37%^①，这主要体现在企业部门的高税负，中国企业饱受税负之痛，企业税负在宏观税负中占比达到90%^②，成为阻碍中国企业成长的“抽血机”。其次，税种繁多和征税程序复杂，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在中国企业纳税的名目中，除了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地税外，还包括印花税、土地使用税等十几种税收，对于不同的行业，企业税收涉及的纳税名目差异较大，税种条款非常复杂。对此，企业也作出针对不同税种的筹划方法，甚至挖空心思逃税、漏税，税收管理成本的上升会进一步抑制企业成长(Brown et al.，2005)。

①《2014年中国宏观税负达37% 数字到底高不高？》，环球网财经，2015年8月，http://finance.huanqiu.com/zcjd/2015-08/7320733.html。

②《专家称企业承担90%宏观税负》，经济参考报，2014年2月，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02/24/c_119460836.htm。

不合理的税负不仅体现在高税率和复杂的征管程序上，更为诟病的是中国税制的不透明、不一致，企业往往会通过腐败，处心积虑的进行税收寻租，以促进其发展。首先，税法赋予税收征管部门自由裁量权，导致可观的税收弹性，增加了企业行贿官员以降低税负的动机，良好的政府关系使企业更易获取税收优惠、减免税负^③(Faccio，2006)；其次，在税收征管中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地方企业更容易勾搭当地政府官员，使得税收保护主义者擅自减免本地企业的税收，而外地企业如果希望打破壁垒，不得不向政府税收征管部门上缴“保护费”；再者，中国实行分税制，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对销售行为更多的地区改征营业税，由于营业税税率比增值税税率低，企业更乐意交纳营业税，因此，企业通过吃喝腐败拉近政企关系为政企合谋逃税创造机会；最后，假账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毒瘤”，企业因财务报告质量差被税收监管部门查处时，往往利用与官员的特殊关系减轻处罚或者免于处罚，从而少交税款和罚金。

③《朱志刚受贿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2011年3月，http://www.chinalaw.gov.cn/article/fgkd/xfg/aljx/201103/20110300336070.shtml。

目前，对中国腐败问题的研究大都停留在宏观层面的讨论。一方面，在制度缺失的转型经济下，腐败发挥了一定的“资源配置”作用，使得中国经济形成高腐败与高增长并存的“双高之谜”(陈刚、李树，2010；Li et al.，2000)；另一方面，腐败阻碍技术进步和人力、物质资本积累，进而抑制经济增长(Blackburn et al.，2006；刘勇政、冯海波，2011)。然而，从微观层面考察腐败对企业行为的扭曲更加必要，因为企业在现代市场经济里充当着微观主体的角色。Cai et al.(2011)使用2005年世界银行和中国企业调查组织对企业营商环境的联合调查数据，用招待差旅费度量腐败，运用均值回归方法发现腐败作为“保护费”对企业绩效是负向影响，但对处于政府服务质量低和贫困地区的企业，这种负向影响不明显。Wang and You(2012)同样运用2005年世界银行的数据，用企业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间占全年比例作为腐败的代理变量，发现腐败成为金融发展不健全的一个替代机制，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地区，腐败促进企业成长的作用更加明显。赵颖(2015)利用2012年的世界银行数据，通过对2848家企业的研究，发现腐败对中国企业成长在一定程度上有正面影响，但企业贿赂存在最优规模，贿赂与企业成长呈倒U型关系。

令人遗憾的是，已有文献(Cai et al.，2011；Wang and You，2012；赵颖，2015) 对腐败与中国企业成长的研究忽略了几个重要问题。其一，只注重探讨腐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方向，并没有深入研究其影响机制。其二，只运用均值回归的方法考察影响效应，不仅难以避免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也不能彻底解决模型异方差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均值回归只能反映被解释变量样本均值的特征，难以捕捉腐败对不同成长率企业的影响变化，忽略了不同成长率企业的异质性。其三，忽略了制度质量对腐败与企业成长关系的影响。鉴于此，本文使用2005年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的调查数据，在考察吃喝腐败对中国企业成长的影响中嵌入税收寻租的影响机制，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邹蕴涵，2013；张璇等，2015) 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企业税负显著地阻碍企业成长，但吃喝腐败能够缓解企业税负，从而促进企业成长，发挥了腐败的润滑剂作用。然而吃喝腐败并非是所有企业的润滑剂，这种“援助”作用只对低成长率的企业显著，对高成长率的企业，这种作用并不明显。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1) 中国政府征税的自由裁量权和弹性决策空间为考察腐败通过税收渠道影响企业成长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研究样本，是对现有从企业微观视角研究中国腐败文献的一个重要补充。(2) 区别于现有关于腐败对中国企业成长的研究，本文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一方面克服了均值回归中企业成长率的异方差和异常值问题，另一方面也更为全面地捕捉了腐败和税负对不同成长程度企业影响的异质效应。从整体均值角度看，腐败是企业成长的“援助之手”，这与现有文献的结论一致，但是，分位数回归结果发现腐败并非是所有企业成长的“援助之手”，这种“援助”效应主要体现在低成长率的企业上，对高成长率的企业影响并不明显。(3) 本文进一步将企业规模和制度质量纳入分析框架。就企业规模而言，腐败的“援助之手”主要体现在小规模企业，大规模企业由于规模效应能够得到更多的外部融资和政府优待政策，因此借助腐败之手缓解税负的动机并不强烈；就制度质量而言，腐败的“援助之手”主要体现在制度质量较差的地区，企业的外部制度环境越差，政企关系对企业得到政府税收保护就更为重要，腐败俨然成为制度环境缺失的替代机制。

本文余下结构安排：第二部分是模型、数据与研究变量；第三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包括内生性问题处理；第四部分是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进一步分析，考察影响机制在不同企业规模和制度质量下的差异；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 模型、数据与研究变量 (一) 模型设定

首先，企业成长因其异质性而呈现不同特点，相同因素对不同成长程度企业的影响有较大差异，因此通常使用的均值回归方法难以反映解释变量对企业成长率及其条件分布在不同分位点上的影响。其次，由于企业人均销售增长率的差异较大且存在离群值，采用均值回归在数据处理上会出现两难，如果直接剔除离群值会损失重要信息，而保留则会极大影响估计结果，分位数回归对离群值不敏感的特征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Fotopoulos and Louri，2004)。其三，分位数回归能有效解决异方差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分位数估计方法没有要求模型扰动项的方差必须相同，而在均值回归中，同方差是估计可靠的重要条件之一，即便运用稳健标准误，也只是去除已有的解释变量所造成的异方差，对异方差形成过程并不知晓的情况，难以彻底解决。鉴于企业成长率分布特点和分位数回归的优势(Lotti et al.，2003；Coad and Rao，2008)，本文使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在中国转型经济中吃喝腐败和企业税负如何影响企业成长。基准模型见(1) 式：

$growt{{h}_{ijc}}={{\beta }_{0}}+{{\beta }_{1}}ET{{C}_{ijc}}+{{\beta }_{2}}ta{{x}_{ijc}}+{{\beta }_{control}}{{c}_{ijc}}+{{u}_{ijc}}$

(1)

其中，growth_ijc表示c城市j行业i企业的成长率；ETC_ijc度量了i企业的吃喝腐败程度；tax_ijc表示i企业承担的税负；c_ijc表示i企业个体特征的控制变量，分别代表了企业2003年的人均销售额、金融发展、企业出口、年龄、规模、企业家受教育程度、员工培训、企业研发投入、竞争和地方保护程度；u_ijc为残差项。此外，在回归模型中还纳入了企业所有制类型以及所处行业和地区的虚拟变量，以控制他们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探究腐败影响企业成长中税收寻租的机制作用，我们在(1) 式中加入吃喝腐败与企业税负的交互项，建立如下模型：

$\begin{align} & growt{{h}_{ijc}}={{\beta }_{0}}+{{\beta }_{1}}ET{{C}_{ijc}}+{{\beta }_{2}}ta{{x}_{ijc}}+ \\ & {{\beta }_{3}}d\_ET{{C}_{ijc}}*ta{{x}_{ijc}}+{{\beta }_{control}}{{c}_{ijc}}+{{u}_{ijc}} \\ \end{align}$

(2)

其中，d_ETC_ijc表示i企业吃喝腐败程度的虚拟变量，如果i企业的腐败值大于相同城市行业腐败程度的均值，则取1，表示高腐败的企业；否则为0。d_ETC_ijc*tax_ijc是d_ETC_ijc和tax_ijc的交互项。其系数β₃具有重要的含义，如式(3)。

$\frac{\partial growt{{h}_{ijc}}}{\partial ta{{x}_{ijc}}}={{\beta }_{2}}+{{\beta }_{3}}d\_ET{{C}_{ijc}}$

(3)

在(3) 式中，若β₂小于0，表明税负抑制了企业成长，而β₃大于0，意味着对于高腐败的企业，其税负对企业成长的抑制作用得到缓解，体现了腐败的润滑剂作用。

(二)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本文的数据来自2005年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的调查数据(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Survey，BEEPS)。调查样本覆盖全国120个城市，分布于除西藏、港澳台地区以外的所有省份，均包括省会城市。企业样本共12400家制造业企业，其中 4个直辖市分别有200家，其余城市均为100家。调查问卷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涵盖企业融资、公司治理以及与政府关系等内容；第二部分涉及企业的资本构成、资产负债表、研发支出及员工数据。

此外，世界银行在2012年对中国企业也进行过调查，但是这套数据样本覆盖面窄，样本量小，难以反映中国企业的全貌。整个样本只包括12个省份的25个城市，样本量为2848个，只占2005年样本的22.96%。其中，国有企业占比5.2%，民营企业占比94.8%。因此，我们采用2005年的世行调查数据进行研究。

(三) 变量的选取 1. 核心变量

企业成长(growth)：企业成长衡量了一个企业的增长潜力，是企业能否实现公司战略的重要考量。常用的度量指标是人均销售增长率和从业人员增长率(Dethier et al.，2011)。但是从业人员增长率的测度受劳动生产率增长和机器替代劳动力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人均销售增长率进行测度(Fisman and Svensson，2010；Wang and You，2012)，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growth=(\ln \frac{im2004}{employee2004}-\ln \frac{im2002}{employee2002})\times 0.5$

(4)

其中，im2002和im2004 分别表示2002年和2004年企业的总收入，employee2002和employee2004分别表示2002年和2004年企业从业总人数。

为了更全面地描述企业成长，我们使用利润增长率(profit) 作为企业成长的另一个度量指标(赵颖，2015)，进行稳健性检验，主要的计算方法见(5) 式。在数据处理中，我们删除2003和2004年企业利润小于和等于0的样本。

$profit=\left( 2004的企业利润-2003的企业利润 \right)/2003的企业利润$

(5)

吃喝腐败(ETC)：腐败极具隐蔽性，难以准确度量。随着大型微观调查数据库的建立，一些学者使用企业层面数据度量腐败程度。Cai et al.(2011)将企业会计账目中的招待费和差旅费合并为“招待差旅费”，作为度量企业吃喝腐败程度的指标。根据中国的会计制度，招待费反映了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应酬费用，但是通过会计报表无法得知招待的对象，从而难以界定招待费的合理性；表面上的吃喝招待，却反映深层次“舌尖上的腐败”，因此，招待费可以掩盖腐败支出(黄玖立、李坤望，2013)。再者，差旅费也被用于包装腐败支出，企业可将用于腐败目的发生的发票冲抵差旅费。因此，本文采用招待差旅费支出来度量企业腐败程度，具体选取方法是世界银行(2005)第二份调查问卷中“2004年的支出信息”(B2)，并用企业员工人数进行单位化。企业的吃喝腐败度量会产生内生性问题，因为如果企业成长率较低，则为了生存其腐败动机会更强，所以本文用相同城市行业企业吃喝腐败的均值作为吃喝腐败的代理变量，一定程度上避免内生性影响。另外，在建立回归模型(2) 的交互项时，为了弱化吃喝腐败ETC和交互项ETC*tax的相关性，我们借鉴李捷瑜、黄宇丰(2010)建立虚拟变量d_ETC，如果i企业的腐败值大于相同城市行业腐败的均值，则取1，表示高腐败的企业；否则为0，以此构造交互项d_ETC*tax04。

税负(tax04)：税负作为企业向政府缴纳的资金，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最终会抑制企业成长(Cai et al.，2011)。中国税收征管部门拥有较大的决策权和税收弹性空间，这为企业税收寻租提供了土壤。本文用企业总税收与核心业务收入的比值度量企业税负。由于同时期的税负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具有较强作用，因此在基准回归分析中，用2004年的税负来衡量；但为克服同期企业成长对其税负的影响，在稳健性检验中，用滞后一期即2003年的税负(tax03) 来度量。

2. 其他控制变量

企业2003年的人均销售额(saleper)：由于文中使用人均销售额的增长速度衡量企业成长，为了避免各企业人均销售额的起点不同，借鉴Wang and You(2012)的变量选取，我们控制企业2003年的人均销售量作为解释变量。

金融发展(finance)：一个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可以衡量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确保投资者更好地获取企业投融资决策信息，使企业容易获得外部资金，从而促进其成长(Demirgüç-Kunt and Maksimovic，2002)。金融发展程度用企业与以前年度相比获得正规贷款的难易程度来度量，分为五个等级赋值1-5，数值越大表明企业更容易获得正规贷款，金融发展水平越高。

企业出口(export)：一方面，企业出口有利于扩大市场范围，增加企业销售渠道，促进企业成长(杜传忠、郭树龙，2012)；另一方面，出口学习效应使企业学习国外先进技术进行创新(Bernard et al.，2007)，进而提高企业生产率以促进企业成长。本文根据企业是否出口进行定义，如果企业出口，export值为1，否则为0。

企业年龄(age)：企业的年龄决定了企业成长速度，随着企业年龄增大，其成长速度会下降。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成长期是企业成长率最大的阶段，随着企业年龄的增加，逐渐进入成熟期和衰退期，其增长速度就会趋于稳定甚至下降，老牌企业随着年龄的增长发展空间越来越小(李捷瑜、黄宇丰，2010；Wang and You，2012)。企业年龄使用截止到2004年底，企业成立年份的对数度量。

企业规模(large、middle)：企业规模影响企业的发展速度。大型企业更容易获得资源和垄断地位，但当企业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后，成长空间受到限制，相比之下，中小型企业具有“船小好掉头”的优势，灵活性和成长性较强。本文根据2011年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①将企业样本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在回归模型中加入大(large)、中型(middle) 企业的虚拟变量以控制规模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①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国统字(2011)75号：雇员人数小于100人时为小型企业(small)，雇员人数大于1000人时为大型企业(large)，而居于这两者之间的是中型企业(middle)。

企业家受教育程度(empedu)：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经理更有利于企业学习、开发和应用新技术，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更加灵活地应对市场竞争。一个德才兼备的领导人使企业如虎添翼，更具发展前景。本文采用受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的企业家占总体雇员的比例来衡量。

员工培训(emtrain)：培训能为企业成长提供垫脚石，接受过职业培训的员工劳动效率更高，且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增强。如果在过去两年，员工接受过企业培训则取值为1，否则为0。

企业研发投入(RD)：研发体现了技术进步和企业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能够保持企业长期竞争优势。如果前期研发投入挤占了企业运营资金，则研发投入会阻碍企业成长；但达到一定的投资规模跨越门槛效应后，便成为企业源源不断的竞争力，促进企业成长(马光荣，2014)。本文用企业研发支出占销售额的比例衡量研发投入。

竞争(competition)：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竞争促进企业研发和新技术的利用，不断推出新产品，提高企业效率；但在转型经济期，市场机制的不完善造成企业过度竞争，导致不断攀升的竞争费用，企业长期处于低利润或负利润状态(杜传忠、郭树龙，2012)。本文采用调查问卷中其他企业的反竞争行为度量企业竞争，取值范围为0-4，数值越高则代表竞争强度越大。

地方保护程度(protection)：地方保护这层天然壁垒分割市场，阻碍了资源的自由流动。地方保护能暂时保护地方利益，受其保护的企业，其成长会随之加强。但长期而言，地方保护的高成本会抑制行业和地区的发展。在调查问卷中，地方保护程度取值为0-4，数值越高代表保护程度越高。

此外，本文在模型中还加入企业所有制类型、所属地区和所处行业的虚拟变量。首先，所有制歧视的广泛存在使不同类型企业在得到政府资源方面存在差异，国有企业凭借其特殊地位获取更多优势，从而更快成长(杜传忠、郭树龙，2012)；外资企业从母公司获得的资源也有一定优势，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民营企业容易受到政府管制。其次，在不同行业中，企业的领先优势、技术溢出和学习效应等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对企业成长影响不同。再次，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存在地区差异，不同地区的企业成长也会有所差异。因此，本文借鉴世界银行标准将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分为东北、环渤海、东南、中部、西南和西北6个经济区域^①，通过加入地区虚拟变量以控制企业所在地区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本文所使用的变量定义及预期影响如表 1所示。

①参考2006年10月18日的《中国政府治理、投资环境与和谐社会：中国120个城市竞争力的提高》报告中地区的分类，主要分为东南、环渤海、中部、东北、西南和西北六个地区，其中东南地区包括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和广东，环渤海地区包括山东、北京、天津和河北，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广西、四川、重庆和海南，西北地区包括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内蒙、新疆和青海。

(四) 描述性统计

表 2列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标，包括变量的观测值、均值、标准差、最小值、中间值和最大值。从表中可以看到，最小的样本有11492个。本文的主要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 3所示。模型包含的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大部分在0.3以下，说明各个控制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满足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条件。

三、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分析

表 4 显示了吃喝腐败和税负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第(1) 列是OLS的均值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吃喝腐败有助于企业成长，这和已有文献的结论完全一致(李捷瑜、黄宇丰，2010；Wang and You，2012；赵颖，2015)。对于处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政府官员不仅对经济管制行为具有控制权，而且掌控着重要资源的分配权和相关的审批权(杨其静，2011)，企业为了绕开这些管制或者获取资源，可以通过贿赂相关机构或官员以促进自身发展(李捷瑜、黄宇丰，2010)。如果腐败给企业带来的收益超过企业为之支付的成本，那么腐败很可能成为“援助之手”，而不是“掠夺之手”(Egger and Winner，2005)。企业税负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税负抑制企业成长(Shleifer and Vishny，1994；Fisman and Svensson，2010)，这也和已有文献一致。企业税负是企业成长路上的绊脚石，过重的税负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进而抑制企业成长。

表 4的(2)-(7) 列显示了分位点为0.1、0.2、0.4、0.6、0.8、0.9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在每个分位点上吃喝腐败的系数均为正，表明腐败有助于企业成长，这与均值回归的结果完全一致。然而在分位数结果中，吃喝腐败的估计系数随着分位点的增大而减小，在0.1和0.2分位点的系数分别为0.0324和0.0256，系数的显著性检验水平达到1%，而在0.9分位点的系数为0.0154，并不显著，说明吃喝腐败对不同成长率企业的影响效应不同。吃喝腐败对低成长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在中国，成长率低的企业控制的市场份额和权力很少，很难通过正规途径获得相关资源或税收减免审批，此时，企业就越容易冒着风险，花费人力、财力和物力去腐败；高成长率企业具有更强的位势效应，技术创新投入比例和研发效率高，管理规范导致的经营风险小，不容易受到税收这一企业经营成本的影响，所以高成长率企业通过吃喝腐败缓解税收对其成长的影响效应较弱。

企业税负在不同分位点上的估计系数均为负值，其显著性检验水平均达到1%，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均值回归的结论，税负抑制企业成长。但不同分位点的回归结果发现，税负的估计系数在不同成长率企业中呈现倒U型关系，对处于分位数两端的企业，税负对企业成长率的负向影响大于中间的企业。这主要是由于成长率较低的企业资本薄弱，承担税负能力较弱，以及征税过程中被不公平对待的可能性较大，此时税负会严重抑制企业成长；对于成长率较高的企业，缴纳的税率也比较高例如，2004年法定税率为33%，但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含3万元) 以下的暂减按18%税率计算缴纳，年应纳税所得额3万元至10万元(含10万元) 的暂减按27%税率计算缴纳。，因此抑制作用比中等成长率企业要高。这个结论与杜传忠、郭树龙(2012)不谋而合。

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发现，金融发展的估计系数在0.1和0.2分位点上显著为正，对高成长率企业来说并不显著。这说明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有益于低成长率企业的成长，因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明显减轻企业融资约束，而低成长率企业更容易遭遇外部融资困境。企业家受教育程度在低分位点上对企业成长没有显著影响，在高分位点上显著促进了企业成长，且其系数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对低成长企业而言，雇佣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企业家不仅成本较高，而且与整个企业环境不相匹敌，难以全力发挥比较优势；但对于高成长企业，高素质高能力的企业家与同样高能力的员工一起“强强联合”，能够更好地创造收益。高成长企业的员工普遍素质和职业水平都高于低成长企业，因此员工培训不能显著促进高成长率企业的增长，仅对低成长企业有显著地促进作用。研发促进企业成长(Hall，1986)，尤其体现在高成长率企业中，研发是企业取得长期竞争优势的基础(Stam and Wennberg，2009)，高成长率企业的研发活动更能促进其快速成长。企业的反竞争行为不利于企业成长，其原因是不完善的市场和不健全的制度导致不公平竞争，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过度的市场竞争减少企业利润。

(二) 税收寻租机制分析

为了考察在腐败影响企业成长中，税收寻租的影响机制，我们在模型中添加吃喝腐败和税负的交互项进行分析。表 5显示了OLS和分位数的估计结果。第(1) 列的均值回归显示，吃喝腐败和税负的交互项估计系数为正，这表明企业通过吃喝腐败拉近了政府关系，减少了税收负担，从而促进了自身的发展。由于中国税制的分税制特征，政府官员拥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和弹性决策空间，企业通过吃喝腐败方式拉近政企关系，更容易获取税收优惠政策和减免税的许可(Faccio，2006)，从而实现降低税负的动机。

表 5第(2)-(7) 列显示了分位数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了和均值回归不同的结论。在企业成长的0.1和0.2低分位点，吃喝腐败和税负的交互项估计系数为正且参数显著性检验的水平达到1%，这表明低成长率企业更倾向通过吃喝腐败进行寻租，从而缓解税负对企业成长的阻碍作用。但对于高分位点的回归结果，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腐败并不是所有企业的“援助之手”，高成长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较高，容易通过正规途径获得资源和税收优惠，参与腐败带来的边际收益降低，这也是高成长率企业无法实现腐败润滑剂作用的原因；低成长率企业因社会配置资源和市场竞争优势较少，反而愿意在隐蔽的腐败交易中获得资源和税收优惠，腐败给低成长率企业带来的收益大于其付出的腐败成本。对于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表 4的基础回归基本一致。

(三) 内生性问题

在回归模型中，本文运用相同城市和行业的腐败均值来缓解吃喝腐败的内生性问题，但对于税负变量也存在内生性问题，因为成长快的企业，其当年销售额的增涨也快，这必定会增加当年税负，所以当年税负和企业成长之间存在逆向因果关系。我们采用滞后期税负即2003年税负作为工具变量，因为滞后期的税负和同期税负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但不会受当年企业成长的影响。如果在分位数回归中使用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第二阶段的系数估计值是可靠的，但得到的标准差要进行调整，进而难以准确进行系数的参数检验，因此我们在均值回归的基础上进行工具变量估计，考察结果的变化。如表 6所示。

在表 6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中，后两列回归在前两列回归的基础上，控制了企业所有制类型、行业和地区的虚拟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吃喝腐败系数在全部回归中均为正且参数显著性检验的水平达到1%，这表明企业可以通过吃喝腐败得到稀缺资源从而促进其成长。同时，税负的系数均为负且参数显著性检验的水平也均达到1%，这表明税负阻碍了企业成长。此外，吃喝腐败和税负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企业通过吃喝腐败缓解了税负对企业成长的抑制作用，这一结论在工具变量回归中仍得到证实，所有回归结果与均值回归结果完全一致，这也表明运用分位数回归得到的结果，虽然忽略了部分内生性问题，但仍是可靠的。

四、 稳健性检验

销售额的增长刻画了企业市场规模的大小，是一种毛收益，运用扣除企业成本的净收益——利润，刻画企业成长则对企业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利润率的高低才真正关系着企业的持久发展。因此，我们使用利润增长率作为企业成长的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7显示了0.1-0.9奇数分位点的分位数回归结果，(6)-(10) 列显示了在(1)-(5) 列的基础上增加吃喝腐败与税负的交互项的结果。关键变量ETC、tax04和d_ETC*tax04的回归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程度表明，低成长率企业更倾向通过吃喝腐败进行寻租，从而缓解税负对企业成长的阻碍作用，其结果与表 4和表 5是一致的，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结论。

招待差旅费中包括会议费。税法规定可供税前扣除的会议费需提供证明材料，包括：会议时间、地点、出席人员、内容、目的、费用标准、支付凭证等，因其证明材料覆盖范围广、涉及人员多，不便作为掩盖腐败的支出，因此我们从招待差旅费中扣除会议费，建立变量amuse，d_amuse是其对应的虚拟变量，定义方式与d_ETC相同。同时，滞后一年的税负不仅和当年税负有很强的相关性，还能克服当年税负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我们运用扣除会议费之后的招待差旅费和2003年的企业税负对模型再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8显示了分位数回归的结果，其中娱乐差旅费amuse的系数显著为正，证实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税负的系数为负数，表明税负能抑制所有企业的成长，交互项系数表明吃喝腐败缓解税负对企业成长的抑制作用对低成长率企业的影响尤为重要。主要变量的系数估计结果与表 4和表 5一致，验证了本文的基本结论。

五、 进一步分析 (一) 基于企业规模的子样本分析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占比较高，其创收占GDP比重逾60%，中小企业俨然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新动力”。为了分析不同企业规模下吃喝腐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文中首先根据2011年国家统计局标准将企业样本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即雇员人数小于100人为小型企业，大于1000人为大型企业，居两者之间是中型企业，均值回归结果如表 9的前三列。其次，根据企业净固定资产，将其中位数视为划分企业规模的标准，大于中位数取值为1(size=1)，反之为0(size=0)(Birhanu et al.，2013)，其回归结果如表 9的后两列。

首先，按照雇员人数划分，中小企业的腐败与税收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但在大企业中，交互项的系数为正并不显著。腐败是企业成长的“援助之手”，对企业生存和发展具有正面影响(Seker and Yang，2012)，该特征在中小企业中表现突出，在大企业中表现不明显，主要原因是税负对中小企业成长的抑制作用很强，中小企业的话语权小，比大企业的实际税率高，“政治权力假设”认为规模越大的企业，占有资源越多，政治权力对税收立法和税收筹划的影响力及执行力更大，从而降低公司的实际税率。另外，按照净固定资产划分，吃喝腐败与税负的交互项系数在小企业中显著为正，而大企业的交互项并不显著，即对小企业而言，吃喝腐败行为减弱了税负对企业成长的抑制作用。小企业享受的优惠政策较少，税负较重，其发展举步维艰，更有可能通过吃喝腐败行为逃避税收，获得更多税收优惠。

表 10显示了大企业的各分位数回归结果，吃喝腐败与税负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各成长率企业中吃喝腐败都不能缓解税负以促进企业成长，税负系数为负，这证实了表 9中的结论。表 11显示了中小企业的各分位数回归结果，腐败系数为正，且仅在低成长率的中小企业才显著，相较之下，成长性好的企业采用吃喝腐败的方式缓解税负的抑制作用不明显；税负对中小企业的负向作用很大，其系数高达-1.0851，说明税负抑制企业成长体现在小企业中，尤其是成长率低的企业；吃喝腐败和税负的交乘项系数为正，仅在0.1和0.2分位数上显著，在高成长率的企业中并不显著，这说明小企业成长率越低，吃喝腐败越能够显著削减税负对企业成长的抑制作用，验证了吃喝腐败的“润滑剂”作用。

(2) 基于制度质量的子样本分析

中国处在“人口红利”向“制度红利”过渡的关键期，制度质量决定了在国际分工中国家的地位和利润(聂辉华、邹肇芸，2012)。中国的地区不平衡性决定了制度质量的地区差异，开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制度质量高，企业更多从事生产性活动，经济增长快；而落后地区的制度质量较低，企业容易遭受“敲竹杠”的问题，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更加频繁。我们进一步考察不同制度质量下，吃喝腐败与税负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本文按照城市所处的省份，将2005年世行调查数据与樊纲指数的中国市场化指数进行匹配，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刻画一个地区的制度质量，并将制度质量大于均值的省市作为制度质量高的地区，反之亦反。

表 12和表 13分别显示了制度质量高和低的子样本回归结果。第(1) 列为均值回归结果，在制度质量高的地区，交互项的系数并不显著，在制度质量低的地区，吃喝腐败能够缓解税负对企业成长的不利影响。因为在制度质量高的地区，政府机构能提供诚信规范、产权保障、公正和平衡的司法系统、契约约束以及权力监督。良好的制度安排，使腐败的交易成本提高，所以企业就不会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中，而更多地从事生产性活动(Wu，2009)；然而，在制度质量较低的地区，地方政府权力更大，容易干预市场经济，给吃喝腐败的滋生提供契机，企业的寻租动机更加强烈，导致企业配置资源到非生产性活动的概率提高，通过吃喝腐败的途径获取税收优惠政策，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表 12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吃喝腐败与税负的交互项系数在各分位点都不显著，说明在制度质量高的地区，吃喝腐败的“润滑剂”作用对所有企业效果不明显。主要是因为该地区为寻租行为提供的机会较少，制度上的完善给企业提供了公平的竞争环境，引导各企业积极从事生产性活动。表 13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腐败与税负的交互项的系数为正，显著地体现在低成长率企业中。在制度质量低的地区，各种制度不规范给地方税收征管部门更大的决策权和弹性决策空间，这种社会风气导致企业容易参与非生产性活动。低成长率企业因其效率较低，通过正规渠道获取资源和税收优惠政策并不多，更愿意进行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突破企业成长困境。

六、 结论和政策建议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常态”下，机遇与挑战并存，企业的成长性颇受关注。本文以2005年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投资环境调查数据为样本，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重点研究了吃喝腐败与企业税负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成长会因不堪重税负而受到抑制，吃喝腐败并不是所有企业的“援助之手”，低成长率企业能够通过吃喝腐败达到减税的目的，在权力的庇佑下继续生存；而对高成长率企业，吃喝腐败的“援助之手”的作用并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吃喝腐败的润滑剂作用在中小企业和制度质量差的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制度不健全的转型经济中，税负过重和弹性决策制形成了税收的寻租空间，造成资源误置。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一方面，关键在于坚定反腐的信念，减少政府干预经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那些失去政府“血源”的低效率企业难以为继；另一方面，通过供给侧改革以寻求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清理低效率企业，以结构性减税打开供给侧之门，减少寻租空间。因此从制度上规范税收行为、完善权力清单制度，进而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是实现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促进企业成长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