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代理效率表现如何？这一问题的回答蕴含了对家族企业独特性的考察。作为具有“家族性”特点的特殊企业类型，家族对企业的控制与家族血缘关系是家族企业的深层次管理特征。家族控制这一特性表明家族企业的最终控制权必然掌握在某个家族(或自然人)手中(La Porta et al., 1999)，这导致家族企业中的代理问题比其他企业更为复杂，我们既要关注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也要关注家族股东与其他外部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王明琳、周生春，2006)。一方面，家族企业中所有权与控制权相重合的特点使得家族控制有利于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Jensen and Meckling, 1976)；另一方面，家族企业中存在的所有者控制、所有者经营和利他主义三大问题，反而会产生如“自我控制”等新的代理问题(Meyer and Zucker, 1989)，导致代理成本的增加。从研究脉络来看，以往研究对不同的家族控制权情况下的思考，主要集中于考察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Christina，2005)，或通过控制权对绩效的关系研究来反映家族企业中的代理问题(如李路路、朱斌，2014)。然而，在家族企业中存在着不止一类代理问题，公司绩效的增长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司治理的效率，但并不能完全刻画家族企业内部的代理问题，而代理效率这一概念则能够反映家族作为个体或集体管理者对企业资源的经营利用效率。因此，探讨家族控制权是如何对代理效率本身产生影响的，是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的问题。同时，上述家族企业中家族股东与外部股东的代理问题必然要受到第一类家族内部成员代理关系的影响，也就是说，家族企业中的双重代理关系是同时对企业发展产生作用的。

家族血缘关系这一特性表明控制性家族成员之间并非简单的股东关系，而是存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关系。这也是学者们将家族作为利益共同体进行相关研究的前提，即家族血缘关系的存在使得家族成员在利益上始终保持一致。但事实上，在家族企业中夫妻反目、兄弟成仇的事情时有发生，这说明家族成员内部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贺小刚、连燕玲，2009)。这意味着，在家族内部权力分配的差异下，家族企业并不总是能够作为利益共同体来减低第一类代理成本，增加代理效率的。也就是说，家族内部权力和利益分配的公平会影响家族企业的治理效率。因此，本文从两类代理问题的交互影响出发，一方面试图从代理效率视角入手剖析家族控制对企业发展的作用关系，另一方面则在不同家族内部权力分配的状态下，检验一类代理问题对家族企业代理效率的关键影响。

二、 理论背景与假设提出 (一) 上市家族企业的控制权与代理效率

上市公司是否为家族控制形态，其确定标准一般为家族控制权(La Porta et al., 1999)，尽管对于临界控制权的比例仍存在争议，但是不可否认，家族控制权的大小反映了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强弱。争取更大的控制权，将企业控制在家族手中是家族企业的特性。但是，当前市场条件下家族控制是否总是有效？或者是否存在较为合理的家族控制权比例？将家族控制权连续化，考察不同的控制权比例对家族企业治理影响的研究已有很多，但目前研究较多集中于控制权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而对二者关系的现有研究结论还不尽相同。有些研究发现二者存在着较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例如，Christina(2005)认为香港家族上市公司中，家族控制权与公司绩效存在“掘壕—协同—掘壕”的关系，当家族控制权在16.186%和63.117%区间内存在利益协同效应，其他区间则存在掘壕效应。Morck et al.(1988)则发现控股股东控制权和公司绩效间的S型关系。当采用公司市值与账面价值的比率来衡量公司绩效，则二者关系变为U型(张红军，2000等)。另一部分研究则发现控股股东控制权比例与公司的绩效之间相关关系并不明显(陈小悦、徐晓东，2001)。甚至于，还有一部分研究发现控制权与公司绩效间是显著负相关的。如邹平、付莹(2007)通过对66家沪市的上市公司2001-2005年数据的研究，发现公司价值与控制权比例之间显著负相关。

实际上，在家族企业中存在着各种复杂的代理问题，公司绩效的增长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司治理的效率，但并不能完全刻画家族企业内部的代理问题。从代理成本的角度来看，代理效率则反映了管理者对企业资源的经营利用效率，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内部代理问题的大小。企业资源属于企业股东，不论由谁来对这些资源进行经营利用，其经营利用效率总是有差异的。因此，这种效率的差异就反映了经营者代理效率的不同。管理者的代理效率高低不仅取决于自身代理动机、经营能力与努力程度，还取决于股东的监督程度。若家族企业管理者能够以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进行企业资源的经营利用，能够尽最大努力发挥自身代理能力，再加上股东对其代理行为进行严格监督，这将实现代理效率最优化。反之，代理效率将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事实上，企业和管理者只能尽可能地提高代理效率而不能期望实现代理效率最优化。另外，按照委托—代理理论，企业大股东有动力对管理者进行监督，通过各种方式促使管理者以大股东利益为导向进行企业资源经营利用。而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大，其监督动力越强，股东利益越趋向于企业整体利益。

与一般性企业相比，家族企业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家族性，家族性背后所隐含的两大核心特征是家族控制和家族血缘关系。家族控制权外在表现体现为家族对共同财产的占有权和支配权，它是维持家族存在的必要条件。家族控制的财产属于家族成员共同占有的，在家族内部，家族成员之间对家族财产的占有和分配界线并非十分明显，但同家族外部成员相比时却有着清晰的界定。因此，在家族企业中，与家族外部股东相比，家族更加注重对企业的控制。不同的家族控制权比例反应了家族对企业的不同控制程度。作为家族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和大股东，家族会以家族控制权为基础对管理者代理行为进行不同程度的监督，使其为家族利益最大化服务，尽可能的提升资产运用和经营的效率。如果管理者同时作为家族成员，那么由于家族血缘关系的存在，使得管理者与家族的利益目标具有极强的“共线性和交集”(Fama and Jensen, 1985)，管理者更会以家族利益最大化为导向进行企业资源的利用。在家族控制权较小时，管理者因缺乏积极经营的动力而降低了代理效率，这种动力的缺乏是由于家族股东监督力度缺失造成的。而且此时家族利益与企业整体利益差异较大，同样会降低代理效率；相反，随着家族控制权的不断增加，家族利益趋向于企业整体利益，家族更愿加强对管理者的代理监督，管理者可能更加积极地利用企业资源，从而提高了代理效率。因此，从代理效率的角度来讲，本文更倾向于二者之间存在着积极的线性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增强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有利于提高家族企业代理效率。

(二) 家族企业内部治理对代理效率的影响：权力分配的平等性差异

在考察家族控制对代理效率的影响时不可避免的要考虑家族内部治理问题。家族成员利益并不能在任何时间、空间下完全一致，因此有可能产生家族内部利益冲突和矛盾，这会使得在相同家族控制权下的代理人行为产生很大差别，从而影响家族控制权与代理效率的关系。以往对家族内部治理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进行分析：第一，从家族成员关系的角度分析，如家族和谐问题；第二，从家族权力配置角度分析，如管理权和所有权的分配。在家族成员关系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家族和谐有利于家族资产的积累，为家族企业进行更为长远的战略定位(如国际化战略)奠定物质基础(Graves and Thomas, 2008)。华人的“家文化”中同样强调了家族和谐的重要性，家和万事兴，家族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家族和谐，家族达到和谐状态才能形成一种核心竞争力。

在家族成员权力配置方面，学者们就家族成员在管理权和所有权的配置对家族和谐关系以及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进行了诸多研究。一方面，所有权或管理权过于分散将造成家族成员凝聚力下降、工作和关系冲突增多、对组织战略目标的共识下降，最终激发家族成员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非生产性的权力争夺上(Thomas et al., 1994)；而权力过度集中则会将权力集中于个别家族成员身上，威胁家族内部和谐，家族成员们会感觉到他们的利益被剥夺，以至于对家族内部的公平性失去信心(Song，1999)；那么，权力分散是否就能够达到积极地效果呢？Schulze and Dino(2003)对家族成员内部的所有权分散程度与融资方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家族所有权的分散会导致处于控股地位的家族成员和其他家族股东之间的分裂；也容易引发关系冲突(Davis and Harveston, 2001；Schulz et al., 2003)；这一作用在代际间的权力分配中也有体现(Kellermanns and Eddleston, 2007)；Lambrecht & Lievens(2008)对如何维持家族和谐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指出家族企业可以通过“修剪家族树”(pruning family tree)的方法，即简化家族持股和控制结构，以解决家族内部复杂性，并维持家族和谐状态。

进一步的分析上述权力安排对企业代理效率的影响，以往研究发现，业主将权威配置给家族成员比配置给外部职业经理人将产生更好的企业绩效(Durand and Vargas, 2003)，但家族内部的权力差距容易引发组织内部紧张和动乱，增加家族内部关系冲突发生的可能性，降低家族治理效率(DeDreu and Van, 2004)。国内学者贺小刚、连燕玲等人(2009、2010、2011)就家族内部权力安置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主要从家族成员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权威分配角度，就其分配差距对企业价值或企业治理效率方面进行了相关分析。其结论也表明家族内部成员的权力分配带有关系基础的典型色彩，在关系远近和经营能力的平衡间分配权力的差异是直接影响家族企业治理效率的重要机制。

按照关系契约理论，家族企业的治理与传统的管理学和经济学所建议的治理模式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代理契约的治理在家族企业环境下不仅包含了传统代理理所论阐述的正式契约治理(契约治理)，还包含关系型缔约条件下的关系治理(relational governance)。家长和子女之间的权威与服从关系，不仅是家庭联合生产(子女成长和教育)的需要，而且是在长期共同生活中自然形成的习惯规则，而要素交易契约则是要素所有者之间的一种明示的要素市场契约，它是以缔约人之间的讨价还价为基础建立的。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要素契约是以(血)亲族身份为纽带的人格化关系契约，融洽或者紧张的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会给家族和企业带来不同的结果。家庭内部长期维持的组织秩序和博弈规则(如共有产权、家长专制、嗣子继承等)形成的治理机制是这类企业借以实现市场经营目标的核心手段，因此家族制企业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传统家庭经济组织功能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专业化拓展和规模化经营。

许多学者认为关系治理在家族企业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这也是家族企业作为一种古老的企业存在形式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在家族内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关系治理的确能够有效地解决正式契约无法解决的问题，能够弱化或消除家族内部矛盾，使家族成员在各种关系约束下以家族利益为重进行各种企业活动。这种作用效果在家族企业创立之初或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时尤为明显。换言之，将家族作为具有共向利益的群体进行企业治理或相关研究的前提是关系治理能够使家族成员不发生任何利益冲突，为家族利益而不计个体得失。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实中夫妻反目、兄弟成仇的现象屡见不鲜。这说明随着家族企业规模的扩大，关系治理的积极作用开始减弱，在对家族内部进行治理时，不能再简单的依靠血缘关系的力量。对上市家族企业而言，正式契约的治理力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家族内部治理，维护家族内部和谐提供帮助。股权配置是进行家族内部治理的重要手段，股权在不同家族成员间的集中或分散程度会带来不同的治理效果。

对上市家族企业而言，股权代表了投票权，进一步则体现了对企业的管理控制权。因此，股权分配有可能为股东提供权力争夺的机制。由于家族成员利益或多或少存在差异，彼此争权夺利的现象不可避免。本文认为：内部股权集中度在家族控制与代理效率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效应。原因是当内部股权集中于单个家族成员手中时，会大大降低家族成员因股权分配产生的争夺权力的动机与能力，此时，家族成员更倾向于以家族利益为重，将个体利益委托于家族控制人。而当股权均等的分散于家族各个成员手中时，增强了彼此争夺权力与利益的动机，因此而产生较强的利益冲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内部股权集中度对家族控制权与代理效率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内部股权集中度越高，家族控制权的积极作用越显著。

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10-2012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民营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样本筛选的基本标注为：(1)最终控制人为家族；(2)最终控制人临界控股权为20% (Claessens et al., 2000)；(3)最终控制人若是控股权没有达到20%, 但是最终控制人亲自担任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以10%作为临界控股权(La Porta et al., 1999)。(4)删除ST、*ST的公司；(5)删除关键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得到有效样本为220家企业，共计526个观测值。本文研究所需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公司年报和百度等手动整理、搜索获得。

(二) 变量及测量

1.代理效率：家族企业的代理效率的问题可以通过代理成本溯源，它是指股东把自己财产授权给经理人经营，经理借此创造收入的能力，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剩余损失(刘晓霞等，2013；李寿喜，2007)。代理效率反映了管理者能否以企业整体利益为导向、充分发挥其经营能力、合理地利用企业资源的效率。代理效率来源与对代理成本的计量分析，Ang et al.(2000)提出了两种代理成本的计量方法。第一种是用支出比率来表示，包括了管理者的过度在职消费和其他较直观的直接的代理成本，直接反映了管理者控制管理运营成本的尺度大小；第二种是用资产利用比率来表示，可反映管理者是否对企业资产进行了充分的有效部署，可用来衡量作为企业管理者的经理人的经营管理的效率水平和其自身的努力程度。而代理效率的概念则来源于第二种对代理成本的测量方法，国内学者简新华(1998)用代理收益除以代理成本来衡量这种效率。李新春等(2002)则认为代理效率是代理人发挥专家知识和能力创造交易过程的帕累托效率。李寿喜(2007)将代理效率表示为股东把自己的财产授权给经理人经营，经理借此创造收入的能力。刘晓霞等(2013)将代理效率界定为代理人因代理行为而创造的经营效率。综合各学者的定义，结合本文代理效率的深层含义，本文将代理效率解释为家族管理者以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导向，充分发挥经营能力，合理地进行企业资源利用的效率。鉴于大多数学者采用总资产周转率来计量代理效率，本文亦采用总资产周转率来衡量代理效率(如李寿喜，2007；曾建光、王立彦，2011；陈建林，2012；程珂、孙慧，2012；刘晓霞等，2013)。

2.家族控制权：家族控制权是家族企业最终控制人对企业的控制权比例，因为有时家族并非是其控制企业的直接股东，而是通过多条且较长的控制链条实现对企业的最终控制。因此，本文借鉴La Porta et al.(1999)和Claesses et al.(2000)对家族控制权的计算方法，将家族控制权定义为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股权关系链或若干股权关系链中最弱的一层或最弱的一层的总和。

3.家族内部股权集中度：内部股权集中度反映的是家族内部股权权威治理，其治理效果影响着家族作为利益共同体这一假设的稳定性，这一方面影响家族代理人对企业资源的经营利用，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家族对管理者的监督程度，从而影响到家族控制程度对代理效率的影响结果。唐睿明(2005)采用赫芬达尔指数(H指数)对股权集中度进行衡量。考虑到本文研究样本中家族成员数量在2-8人之间，且以2人居多，故本文在进行赫芬达尔指数计算时，采用前两大股东持股比例进行。

4.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本文选择企业规模、行业平均资产水平、财务杠杆作为控制变量。另外，在代理效率研究模型中，家族成员人数也是影响代理效率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将家族成员人数也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到模型中。此外，公司治理结构也是解释企业代理效率的重要指标，因此，将董事会规模(人数)、独立董事人数、两职合一也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各变量定义见表 1。

四、 数据处理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2和表 3分别对家族控制权和代理效率进行了按年度统计。从表 2的结果可以看出，家族控制权均值在逐年降低，这说明随着上市时间的推移，我国上市家族企业中家族控制的强度在减弱，原因可能是企业在不断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相关企业制度在不断完善。但同时可以发现，家族控制权均值始终在0.5以上，这同时说明了当前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中家族控制的绝对程度仍然很大。从家族控制权标准差的变化来看，标准差在不断减小，这说明家族控制企业之间的控制权出现集中趋势。表 3显示，上市家族企业的代理效率均值逐年递减，同时，代理效率的标准差也在不断变小，说明企业之间的代理效率不断接近。通过表 2与表 3的比较分析不难看出，代理效率均值与家族控制权均值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即两者都在逐年下降，这也初步反映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设1，即增强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能有效地提高企业的代理效率。

表 4对研究涉及的其他变量进行了总体上的描述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观测样本中总资产周转率均值为0.61，最大值为2.14，最小值为0.08，这说明样本企业之间代理效率存在较大差异。同样不难看出，家族控制权均值为0.52，最大值为0.99，最小值为0.14，说明虽然同为家族控制企业，但其控制权比例差距也相对较大。就家族内部成员前两大股东的持股集中情况而言，均值为0.6，最大值为0.97，最小值为0.5，说明不同的家族企业，家族成员在股权分配上也存在一定差异。结合家族内部成员人数来看，均值为2.72，最大值为8，最小值为2，说明我国家族控制上市家族企业内部股权大多集中在2-3人手中。另外，观测样本的企业规模、年龄、行业平均规模、资产负债率上看均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会对家族控制权与企业代理效率的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从治理结构上来看，观测样本的董事会规模介于5-13人之间，均值为8.4个，独立董事介于2-5人之间，均值为3个，基本符合上市公司董事会构成的要求。而两职合一程度为48.4%，即有48.4%的上市家族企业董事长及总经理由一人兼任，这说明目前深市上市家族企业的两职合一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家族企业的控制特色。

(二) 相关分析

表 5显示了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调节变量及各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由表 5的结果可以看出，代理效率与家族控制权之间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这初步显示了假设1的可能结果。解释变量和各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小，可以避免多重共线性。就控制变量而言，企业规模、所处行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家族人数、董事会构成都与代理效率显著相关。其中，控制性家族人数与代理效率显著正相关，也一定程度说明家族控制与代理效率之间的积极关系。而董事会规模与代理效率负相关，说明较为精干的董事会规模更有利于代理效率的提升。上述相关分析结果还需要通过回归分析进行进一步验证。

(三) 回归分析

本文以家族控制权作为自变量，以内部股权集中度作为调节变量，并加入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行业平均资产、财务杠杆、家族成员人数、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人数、两职合一作为控制变量。为避免多重共线性，自变量及调节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并且进行了容差与VIF检验，回归模型中VIF值均小于1.7，说明不存在典型多重共线性问题。变量名称及计算如表 1所示，计量软件用SPSS17.0。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 6。

表 6中模型1检验了控制变量对代理效率的影响。经过回归后的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行业资产规模(INDUSTRY)、董事会规模(DP)、独立董事人数(OUTD)、两职合一(DUAL)与代理效率(AE)回归结果均不显著，而财务杠杆(LEV)、家族成员人数(FMN)与代理效率(AE)回归结果均在1%水平上显著且正相关。这说明财务杠杆(LEV)、家族成员人数(FMN)的增大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代理效率(AE)。财务杠杆反映了企业债权人的力量，根据本文的理论逻辑，企业债权人为了自身利益也会加强对企业管理者的监督，使管理者更加努力和高效地经营利用企业资源，从而提高代理效率。同样，随着家族内部持股成员数量的增加，对管理者的监督也会加强，因此，代理效率也会提高。

表 6中模型2和模型3检验了自变量对代理效率的影响。经过回归后的实证结果表明：家族控制(FC)与代理效率(AE)的回归结果在1%水平上显著且正相关。这就说明, 提高企业的家族控制程度能够有效地改善企业的代理效率。该回归分析结果也证实了本文的假设1。本文认为家族控制权较小时，管理者因缺乏积极经营的动力而降低了代理效率，这种动力的缺乏源于家族股东监督的缺失和家族整体利益的不足。而且此时家族利益与企业整体利益差异较大，同样会降低代理效率；相反，随着家族控制权的不断增加，家族利益趋向于企业整体利益，家族更愿加强对管理者的代理监督，管理者可能更加积极地利用企业资源，从而提高了代理效率。

表 6中模型4检验了调节变量在自变量与代理效率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经过回归后的实证结果表明：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在1%水平上显著且正相关。这就说明：内部股权集中度在家族控制与代理效率的关系中起到了正向调节效应，提高内部股权集中度能显著促进家族控制对代理效率的正向影响。本文认为当内部股权集中于单个家族成员手中时，会大大降低家族成员因股权分配产生的争夺权力的动机与能力，此时，家族成员更倾向于以家族利益为重，将个体利益委托于家族控制人。而当股权均等的分散于家族各个成员手中时，增强了彼此争夺权力与利益的动机，因此而产生较强的利益冲突。

最后，本文采用指标替代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借鉴沈小秀(2014)对代理效率的稳健性检验方法，本文采用流动资产周转率衡量代理效率进行稳健性检验。流动资产与企业的总资产性质不同，它的流动性更强，用此指标来衡量企业资源使用效率情况更具有针对性，充分体现了企业资源中处于流动状态的部分的代理效率。重复上述实证过程，稳健性检验结果与上述结论并无本质差异，结果如表 7所示。通过比较表 7中的模型2与表 6中的模型2，发现家族控制与代理效率的关系回归结论一致，即家族控制与代理效率正相关且相关性显著，从而证明了假设1成立。通过比较表 7中的模型4与表 6中的模型4，发现家族控制与内部股权集中度的乘积回归结果显著且正相关，说明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进而支持本文研究的假设2。

五、 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

通过选取2010-2012连续三年的深市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本文研究了家族控制权与企业代理效率间的关系，并进一步研究家族内部股权集中度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

首先，就上市家族企业而言，家族控制是其实现企业治理效率的一项重要机制，家族控制权的集中有利于企业代理效率的提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家族控制权比例的增大，企业的代理效率不断增强。此结论的得出虽然不能完全回答“家族企业是否是一种高效的企业存在形式”这一问题，但是，至少可以证明对当前中国的上市家族企业而言，加强家族对企业的控制，能够提高企业的代理效率。这也说明，当能够合理有效的控制家族涉入的程度和范围，企业中的家族是一种相对有效的治理单位。因此，在家族企业治理中，应将家族控制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治理手段，从而进一步改善企业代理效率。

其次，和强调平等的权力分配相比，家族内部权力的集中配置能更有效的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内部股权集中度在家族控制权与代理效率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内部股权集中度的增大能加强家族控制权对代理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此结论的得出说明了在进行家族企业相关研究或实践中，不能将家族作为完全的利益群体，也不能局限于从家族内部治理考虑，而应该将两者相结合，在将家族作为利益共同体的同时也要考虑其内部治理问题。本文研究得出的这一结论充分证明了家族成员间的股权配置会影响到企业的治理过程。因此，在家族企业治理中应注意家族成员之间的股权结构。

最后，随着家族涉入成员的增多和管理日趋正式化，家族企业需要从内部治理更多的关注到外部治理的效率提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作为模型中控制变量的企业规模和行业性质对企业代理效率并不产生显著影响，而家族成员人数与财务杠杆则对企业代理效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持股的家族成员人数的增多、资产负债率的增大都有利于提高家族企业的代理效率。这说明，当家族成员的构成更为复杂和多样化的时候，企业的有效治理需要更多的引入外部资本进行制衡和激励。

(二) 研究启示与局限

本文对于上市家族企业的有效治理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对于家族企业而言，其两类代理问题的特殊性要求家族企业主和管理者能够更加权衡的对企业的治理机制进行选择。由于影响代理效率的因素很多，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增加影响代理效率的变量，从而进一步提升模型对代理效率的解释力度。另外，本文着重考察家族内部的股权配置问题，但事实上家族内部的权力分配还存在许多其他值得思考和研究的公司治理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