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Table 1)
与渐进性创新不同，突破性创新是突破既有技术轨道或范式，产生全新理念、概念或模块的创新(Henderson and Clark，1990)，包括产生与现有技术完全不同的全新技术和工艺，或从根本上改变顾客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开辟全新市场等。例如，磁带向光盘、U盘的转变，传统医疗向基因治疗的变革，晶体管向电子管、集成电路、芯片的变革等体现了技术的跨越式突破，它们正在重塑所在产业的竞争格局或创造一些新产业。现有研究表明，突破性创新能够给企业带来超额收益、增长及更新的机会(Christensen and Raynor，2003)、获取竞争优势以及实现长期的生存与发展，但同时在形成过程中也伴随着大量的市场、技术、组织等风险和不确定性，较长的开发周期以及迟滞的经济回报(Atuahene-Gima，2005)，对企业各类资源特别是组织知识储备提出更高要求(Wilfred and Geert，2010)。大量研究表明，突破性创新绩效起源于企业既有知识基础，而获取突破性创新绩效的过程是企业对现有知识基础的更新乃至重构(Damanpour，1991)。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企业需要提升乃至构建全新的与外部组织的沟通与合作能力，通过开放式创新过程整合利用内外部知识与技术，从而促进企业的突破性创新。企业能力与演化理论均指出，企业现有知识基础具有路径依赖性，是企业先前知识投资和经验积累的函数，决定了企业理解、吸收以及应用外部新知识到创新中的范围及能力(Hill and Rothaermel，2003)。然而，企业知识基础内在结构与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关系为何？企业知识基础如何通过开放式创新影响突破性创新绩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揭示知识基础构建与开放式创新两类不同性质创新过程的结合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影响。然而现有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还相对匮乏，留下了对突破性创新绩效形成机理研究的关键不足。
大量的研究表明，知识基础在企业创新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是极为复杂及多样化的，它对于组织创新的方向、水平、宽度以及系统化都有着重要影响(Zhou and Wu，2010)。在知识基础构建过程中，企业通常面临着多样性与深度两个方面的决策过程。知识多样性与知识深度分别从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构成了“T型”企业知识基础架构，共同决定企业创新的范围、空间、方向及路径(Wu et al.，2014)，并最终带来企业间创新绩效及竞争优势的差异性，如Ettlie et al.(1984)、Dewar and Dutton(1986)、Carlo et al.(2012)等。Campbell et al.(2012)等一些学者的研究指出了企业知识基础与开放式创新的关系，认为知识基础在企业竞争能力中扮演着主要角色，越来越多企业转而从技术诀窍、知识产权、技术成果、竞争能力中挖掘创新绩效与竞争优势的源泉。比如，在获得的各项专利中，英特尔公司向500所大学授权或转让技术，并通过全球服务部门与客户分享众多研发成果(闫春，2014)。然而，学术界对于知识多样性、知识深度与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及对于以知识为主要价值载体的开放式创新在企业知识多样性、知识深度与突破性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机理尚不清晰，相关实证研究更是鲜见。从价值角度，企业传统价值获取模型主要依赖于对具有新知识的产品生产与销售，从创新中获得价值的主要途径包括专利、保密、先发者优势、互补性资产等四种方式及其组合(James et al.，2013)。开放式创新模型继承传统价值获取方式，更强调与外部创新主体联合创造与获取知识价值的方式，如技术授权、研发联盟、产权交易等。针对企业知识基础、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揭开知识基础如何转化为突破性创新绩效这一“黑箱”，建立企业价值获取的新模型，并为企业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此外，企业技术创新过程嵌入在特定情境条件中。探讨组织结构、制度、文化等内部情境因素在企业创新过程与创新绩效间的影响作用亦是当前国际创新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及趋势(Jansen et al.，2006)。现有研究表明，开放式创新具有情境依赖性的特点(高良谋、马文甲，2014)。组织协作机制的本质是将关键资源以及相互依赖的部门整合起来以推进相关工作。企业通过开放式创新引进外部知识或转移内部知识，通常会涉及到多个部门以及不同层面的员工，必然会与部门间、成员间的协作机制发生交互作用，进而对企业获取突破性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组织协作机制包括正式层级结构与非正式社会关联。正式层级结构是组织内部成员间、部门间协作活动的重要方式，包括决策中心性及规范化。其中，决策中心性反映了组织中权利与决策的运行轨迹，体现为在项目推进工作中的决策集中程度。Cardinal(2001)通过案例研究认为，决策中心性较高的组织不仅能够较好地利用外部知识源促进现有药品的药性增强，进而获取渐进性创新绩效，而且能够促进新药研制，对突破性创新绩效亦能产生正向显著作用。波士顿咨询公司于2014年对全球1500名创新企业高管进行了跟踪调研，发现约有70%的组织在获得突破性创新绩效过程中使用集权化手段。然而，上述研究发现仍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以提高结论的普适性。把企业知识基础、开放式创新、决策中心性纳入整体研究框架，探讨它们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绩效的直接、中介与调节效应，有利于揭示后发国家企业在既有知识基础上通过开放式创新获取突破性创新绩效的组织情境条件，以及明晰组织协作机制等制度因素在企业创新过程中的作用机理。
Ettlie et al.(1984)发现技术资源集中配置和集权化的决策制定更有利于企业形成突破性创新；Carlo et al.(2012)探讨了企业知识基础与内部创新过程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影响；Song and Di Benedetto(2008)认为供应商参与新创企业产品设计、检测以及商业化阶段的开放式创新活动，能够促进新创企业获得更多突破性产品创新绩效。这些学者的研究分别从组织、知识、开放视角探讨了影响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因素。本文在Ettlie et al.(1984)、Song and Di Benedetto(2008)、Carlo et al.(2012)等学者研究基础上，整合不同视角的研究，将企业知识基础、开放式创新、决策中心性等影响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因子纳入一个整体作用模型，并且实证分析了企业知识基础内在结构、两类不同方向开放式创新过程与突破性创新绩效的作用关系，以及决策中心性的调节作用，从而有助于揭示企业在开放条件下形成突破性创新绩效的有效路径。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企业知识基础与突破性创新绩效企业知识基础是嵌入在组织能力、行为、结构以及惯例中的各种隐性及显性知识(Grant，1996)，涵盖企业所拥有的各类无形资产，包括事实、想法、经验、产权以及员工个体知识结构等(Carlo et al.，2012)。
1. 知识多样性与突破性创新绩效在熊彼特式创新环境熊彼特式的创新环境是指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大量创业者通过创业活动将创新引入市场，并对现有大企业形成强有力挑战的一种行业环境。中，组织为实现持续生存与经营就必须能够适应各种复杂性、不确定以及快速变动的市场形势。为此，组织首先必须具备的一个基础条件是拥有知识多样性(Ashby，1956)。知识多样性是指企业在相关技术、产品领域上所拥有经验与知识的异质性程度(Zhang et al.，2007)。例如，发动机涉及的技术领域包括内燃机技术、液压技术、传感与检测技术、控制技术等，企业在这些技术领域上所掌握的显性与隐性知识体现了其知识多样性。通常而言，企业产品或技术创新所需知识基础越复杂，则其对多样化知识的直接或间接依赖程度就越高。例如，航空发动机的研发通常需要企业具备更为多样化的知识基础，以理解不同组件的接口及集成技术(Brusoni et al.，2001)。
为了维持竞争优势，企业需要持续不断地探索及开发新技术领域，而知识多样性为企业转换旧知识、创造新知识乃至开发新技术领域提供了必要条件。从个体角度，研究者创造新知识的过程通常根植于其所掌握知识领域的异质性(Yayavaram and Ahuja，2008；马鸿佳等，2015)。从组织角度，知识多样性使得企业能够通过整合个体、部门间分散化知识构建具有凝聚力的有机组织，产生“架构型竞争力”(Henderson and Cockburn，1994)。其一，企业在开展突破性技术创新过程中，通常需要组建多功能团队，通过跨专业、跨学科知识融合才能创造新知识。多样化知识允许企业创造技术及知识的新组合，而这种多样性也为企业提供了在不同技术路径中进行选择的机会。例如，汪建成等(2008)关于格兰仕微波炉的案例研究中提到了数码光波技术的形成过程。格兰仕在以微波为核心的传统技术基础上，将光波技术知识与微波技术知识进行集成与融合，开发了数码光波技术，并产生了破坏式创新效应，为微波炉行业设定了新标准。其二，从组织学习视角，知识多样化高的企业能够更好地推动联想式学习以吸收整合隐性知识，有利于新知识创造以及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形成(Bower and Hilgard，1981)。Quintana and Benavides(2008)发现多样化技术基础影响企业创新能力，技术多样化对探索式创新能力比对利用式创新能力有着更为积极的正向影响。技术多样化的实质是知识多样化。因此，企业知识多样性的提高有利于提升企业探索式创新能力，并带来更多的突破性创新绩效。本文假设：
H1：知识多样性对突破性创新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2. 知识深度与突破性创新绩效知识深度是指企业对相关技术、产品或市场涉及知识领域的理解与反复应用程度(Damanpour，1991)，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是企业所掌控团队的知识库及团队之间知识库的可组合程度；其二是企业知识库与其竞争对手相比的竞争性。Dierickx and Cool(1989)认为大量资产的效率性以及时间压缩非经济性作为一种隔离机制使得企业知识深度成为组织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其中，大量资产的效率性是指企业在特定领域掌握的知识资产越多，则其进一步增进知识资产存量的边际成本相较其他企业会越低；时间压缩的非经济性是指任何企业试图加速知识资产积累速度所带来的超额成本会很高。
知识深度体现了企业在特定领域上的知识积累以及反复应用程度。Rothwell(1992)认为，创新的持续成功取决于在相当长时期内关键技术诀窍的积累。Hamel et al.(1989)认为，在相关技术领域上构筑深度知识基础是企业发展核心能力及赢取竞争优势的前提。其一，深度知识基础使得企业能够更加有效地定位、吸收及配置技术与产品知识，以及驱动新产品的开发过程(Escribano et al.，2009)。Dewar and Dutton(1986)对40家鞋类制造商的研究结果显示，深厚的知识深度(以技术专家数量衡量)对企业突破性创新很重要。其二，知识深度越高，企业在相关领域上拥有更为丰富的经验、技术诀窍，对技术发展趋势的洞察、分析及经验判断及新知识创造能力会更强，更有可能提出针对现有技术或产品的颠覆性改进方案(Smith et al.，2005)。通过长时间的学习、积累与应用知识过程，企业研发人员掌握了某一特定技术领域的丰富知识与经验，增强了独立研发能力，发现技术突破的机率大大增加。虽然一些研究亦提出，知识的路径依赖性具有“锁定”(lock-in)效应，知识深度的增加，容易带来组织学习惰性，兼之决策者的有限理性(Simon，1991)而倾向于选择成熟技术方案，均加深了组织对某一特定技术领域的依赖性，以及加大对现有技术改进与提升方面的投入。例如，Christensen and Bower(1996)提出，企业如果在既有市场上掌握了“根深蒂固”的知识，则其更倾向于开展有利于满足现有顾客需求的渐进性创新，而放弃在新兴市场上探索新技术新产品的相关努力。然而，Hill and Rothaermel(2003)指出，突破性创新通常产生于新的知识基础，或者是企业现有知识基础与新知识的结合。Ettlie et al.(1984)研究了食品行业突破性流程及包装创新，发现突破性创新更频繁地发生于技术专家相对集中与丰富的企业。本文假设：
H2：知识深度对突破性创新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 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绩效开放式创新是企业采取获利或非获利机制对跨组织边界的知识流动进行有目的性管理的分布式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过程(Chesbrough and Bogers，2014)，可划分为内向型开放式创新与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其中，内向型开放式创新是企业搜寻及获取外部知识，将外部知识源有价值的知识转移到内部进行应用或商业化的创新过程；外向型开放式创新是企业成为其他组织的知识源，将内部有价值的知识输出到外部，由外部组织进行应用及商业化的创新过程。在开放式创新过程中，企业采取常规机制(专利、商标或版权保护等)和非常规机制(领导者地位、先行者优势、锁定)等多样化方式与外部创新主体联合创造与获取创新价值(Dahlander and Gann，2010)。Wang et al.(2012)对91家本地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结果显示，中国企业采取开放式创新能够有效增强创新绩效。这些企业实施开放式创新的主要方式包括：通过技术许可协议获取技术；与国际合作伙伴建立长期联盟关系以获得领先技术；与大学和研发机构合作以增强技术力量；与本地工业园区合作以增强技术技能。例如，东莞市迈科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锂离子电池的大型企业。在2008年金融风暴危机期间，公司对自身拥有的知识资产进行全面、双向的开放及共享。迈科科技所有战略合作伙伴可使用公司与高等院校的技术研发、设计研究平台以及沉积十多年的市场开拓成果，如迈科品牌、技术、项目申报及研发、电池检测系统、营销、联合投资、商业模式设计、相关金融支持、产品展示等成果，并联合开展创新活动。公司通过内向型与外向型开放式创新活动不仅全方位调动内外部创新主体的创造力与激情，创造与汇集先进的理念、经验、创意、资源以及技术成果，极大地拓宽了商业化途径及市场空间，同时也提升了行业技术水平与技术变革速度。
企业通过内向型开放式创新不仅直接引进、整合与商业化突破性创新成果或新知识，同时亦在此过程中增强了组织内部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交互作用，推动组织个体知识的网络化与结构化，构建面向突破性创新的全新知识基础，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Subramaniam and Youndt，2005)。例如，在生物制药领域，由于复杂、扩张以及分散知识基础的存在，生物制药企业的创新很多时候来源于不同类型创新主体之间的交互与合作取得创新绩效，或者通过彼此分享互补性知识、竞争力和其他资源直接取得创新绩效(Pisano，1991；Powell et al.，1996)。Inauen and Schenker-Wicki(2011)、张振刚等(2015)等学者们的实证研究均表明，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本文假设：
H3：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对突破性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外向型开放式创新过程中，企业将知识带到市场、出售知识产权，以及转移知识到外部环境使得技术增值而获取利润(Enkel et al.，2009)。各种知识、技术和创新通过外部扩散渠道进行商业化，改变了传统企业构建创新网络、获取创新价值的封闭方式。企业与外部知识的连接因而更加自如、全面及系统，不仅会推动内外部新知识的生产与共享，同时也会促进新知识在网络、行业、地区之间的扩散、模仿、示范以及产生竞争效应(Roper et al.，2013)。在竞争对手监控以及模仿、专利或者科学论文的检阅、新创企业或者高素质劳动者的移动等知识扩散机制作用下，行业内的技术变动更为频繁与剧烈，企业现有技术轨道以及知识基础价值容易遭受破坏，反过来会刺激企业加大创新投入，以取得更多突破性创新绩效(刘城和林平凡，2015)。Inauen and Schenker-Wicki(2012)通过对德国、瑞士和奥地利2004-2008年141名上市公司研发管理人员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采取外向型开放式创新更有可能带来突破性创新，并且能够获得更高的新产品销售绩效。本文假设：
H4：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突破性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 开放式创新的中介作用 1. 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的中介作用知识多样性有利于企业感知、识别以及引进嵌入在外部知识源中的知识(McGrath，2001)。首先，知识多样性体现了企业掌握的知识、技术或应用领域的异质性。当企业知识多样性越高时，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则其在某一特定领域的知识专业化方面通常会存在不足，通常越需要引进外部专业知识以弥补内部知识专业化的劣势，提高了企业引进外部知识的需求及可能性。其次，知识多样性越高的企业对不同技术领域有着更全面的理解，能够更好地感知外部技术变动及机会、评估外部知识的潜在价值及其适用性(Arora and Gambardella，1990)，制定更为完备的合同规范知识引进活动、代理人行为以及获取潜在的未来收益(Baden-Fuller et al.，2006)。再者，企业知识多样性越高，通常意味着企业建立了较高的吸收能力(Cohen and Levinthal，1990)，不仅增强企业与外部组织开展深度合作的可能性，同时也使得企业能够与多样化外部知识源建立广泛的连接与合作关系，提高了其获取突破性创新成果的机会及可能性。蔡虹等(2013)的实证研究发现知识基础广度(即多样性)对企业间技术合作关系的形成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举个例子，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组织“达安茶社”强化与各类知识源的互动关系，每次开会设立一个主题，各个公司负责人共同探讨、分享及解决问题，通过彼此共享经验、共同解决问题等方式快速获取外部知识源的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增进内部知识多样性，并进一步通过内向型开放式创新方式强化与相关公司合作，对其掌握技术突破机会、把握技术路径以及突破基因测序等技术瓶颈起着积极作用。本文假设：
H5：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在知识多样性与突破性创新绩效间起中介作用。
知识深度越高，意味着企业在相关行业领域拥有了难以复制或转移的经验、技术诀窍及机理性知识(know-how)。相关专家及研发团队能够更好地理解与把握未来技术发展与变革趋势。为了快速获取新技术或新产品，掌握技术路线的高端领域，企业一般会更有动力与意愿引进或联合开发外部互补性或新知识，以弥补内在知识结构的缺陷。此外，企业拥有了外部组织所需的专业性知识资产或互补性知识资产，由于知识深度内在的资产大量的效率性以及时间压缩非经济性，企业能够依托其专业化知识背景与外部创新组织建立更深入、更广泛的合作关系，以交换知识资产与价值(Teece，1986)。通过内向型开放式创新，企业内部知识元素得以与外部互补性知识元素实现交互与融合，能够更好地转换既有知识基础的价值，强化特定技术领域的突破性创新。此外，企业通过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引入外部前瞻与先进的理念、知识、管理模式、行为方式、方法工具以及运作流程等，有利于推动企业内部核心技术人员固有的创新观念、价值观、知识体系与行为方式的更新及转变，打破组织“核心刚性”作用，有利于企业及时掌握未来市场趋势以及增进在突破性创新上的资源投入。Zhou and Li(2012)的研究表明，拥有较深知识基础的企业通过获取市场知识更有可能形成突破性创新。Lin and Wu(2010)的研究表明，知识深度对企业绩效增长有着显著的影响，具有较高知识深度的企业应该降低内部R&D强度，并且将其战略资源转移至企业间联盟合作与并购上。本文假设：
H6：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在知识深度与突破性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2. 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的中介作用Chesbrough and Brunswicker(2013)认为，发明、发现、知识的自由披露是开放式创新模型的关键特征。所有权知识溢出既可以通过有偿(如许可)方式，亦可以通过无偿的方式(如开源软件)。为了在某些技术领域形成核心竞争优势，知识多样性越高的企业通常越有可能将部分非核心知识资产或项目转移至外部，由外部组织进行应用或联合进行应用与商业化。从交易成本角度，知识多样性越高的企业能够更好地搜寻与感知外部潜在的技术转移机会，评估潜在对象的风险、交易成本以及收益，制定更完备的合同规范知识转移活动、代理人行为以及保护未来收益(Powell，1996)。此外，在不同市场上对企业创意及知识进行外部开发，有利于打通企业内部知识产权、技术、创意与外部知识与商业网络之间的连接渠道，优化配置企业内部知识资源、结构及利用效率，有助于加快突破性创意与成果的形成。在将内部知识转移到外部环境过程中，企业与外部个体或组织知识源进行深层次互动，容易发现新的、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技术创新机会及路径，有利于企业及时调整及优化知识结构与知识基础，促进知识价值向突破性创新绩效的转化。本文假设：
H7：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在知识多样性与突破性创新绩效间起中介作用。
当企业在某个行业领域获得较深知识基础时，为获取更为宽广的技术创新空间、取得更大的技术以及商业价值，如建立行业标准、获得接触外部技术的机会或获取技术先发优势(Lichtenthaler，2007)，通常其进行知识输出的动力也就越高，也就更有可能将知识转移到外部，由第三方创新主体组织或联合进行应用或商业化。通过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企业实现以及放大知识价值，强化知识深度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绩效的作用。此外，外向型开放式创新推动内部知识的外部转移，不仅有利于企业获取直接商业绩效，同时也带来知识外部化现象。知识外部化能够增强相关行业的整体开放创新水平以及技术竞争强度，反过来会推动公司内部知识结构、工作流程、组织惯例的更新及换代。例如，格力电器的质量筛选分厂从质量检测前移至技术的共同开发，与设备供应商合作，派遣专业技术人员与供应商共同开发技术，共同拥有专利与技术，组建技术共同体，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创新绩效。本文假设：
H8：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在知识深度与突破性创新绩效间起中介作用。
(四) 决策中心性的调节作用决策中心性是指组织权利与决策的运行轨迹(Damanpour，1991)以及组织决策的集中程度(Aiken and Hage，1968)。具有高决策中心性的企业能够更好地促进内部信息的高密度流动以及增强企业潜在与实际吸收能力(Jansen et al.，2006)，有助于企业与外部创新主体间开展更有效率的知识交互与合作，提高知识转移及应用成效。第一，突破性创新通常需要企业重构相关能力及技能，并且动用额外资源去吸收新技术、创造新市场乃至开发全新能力。在一个高度决策中心性企业中，高层管理者能够更好地控制实验室、技术中心等部门成员的沟通及相关行动，能够预防内部成员向竞争对手泄露重要信息或知识(Dunning，1994)，因而能够更有效地整合相关资源，推进开放式创新以及知识价值的转化过程，有效保护合作过程中企业以及合作方利益。第二，研究表明，决策中心性较高的企业能够构建更为宽广的外部合作联盟，更好地评估外部创新机会、吸收及应用外部创新主体的知识，促进知识在合作成员间的分享、转移及应用(Jansen et al.，2006)。在接触与合作过程中，决策中心性较高的组织更擅长评估新技术、设计合同及提高项目收益(Baden-Fuller et al.，2006)，进而能够在与外部创新主体合作中获得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Pearce and Singh，1992)。第三，突破性创新所具有的内在破坏性和威胁性特征意味着高层管理者对变革的支持态度是必需的。Hage(1980)认为，尽管管理者钟爱创新，但在一个决策权力高度分散的组织中，强权利益团队很可能会使得变革变成泡沫。虽然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决策中心性高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组织成员的自主决策行为及非常规思考，不利于企业探索性创新(Cardinal，2001)。然而，高决策中心性有利于企业更高效、稳健地获取、吸收及转化应用外部知识，以及将内部知识转移至外部产生商业价值。因此，本文假设：
H9：决策中心性在内向型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绩效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H10：决策中心性在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绩效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结合以上中介效应以及调节效应假设，本文进一步假设，决策中心性在企业知识基础与突破性创新绩效的非直接关系(通过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中起着条件影响作用，即企业知识基础的多样性与深度通过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非直接影响效应会受到决策中心性的调节作用。相关研究假设为：
H11：知识多样性(H11a)、知识深度(H11b)通过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非直接影响效应会受到决策中心性的正向调节作用。
H12：知识多样性(H12a)、知识深度(H12b)通过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非直接影响效应会受到决策中心性的正向调节作用。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 1所示。
|
图 1 本文假设框架 |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面向我国华南地区的企业，主要通过四种途径获取问卷数据：一是通过广东省科技厅及科技服务中介机构对企业进行问卷调查；二是借助广东省第一届、第二届院线提升计划培训会现场对与会人员进行问卷调查；三是对华南地区某商学院在读MBA、EMBA企业高层现场发放问卷；四是依托熟人关系，与企业负责人联系并经对方同意后，以Email或邮寄形式对其进行问卷调查。四种途径共计发放650份问卷，回收340份，回收率为52%。结合反向题及问卷填写时间的判断，剔除无效问卷23份，最后得有效问卷317份，有效率为93%。对问卷客观题简单统计，发现企业的基本特征为：(1)从企业性质来看，民营企业有149家，占比47.0%，国有企业有75家，占比23.7%，三资企业有72家，占比22.7%，其他有21家，占比6.6%；(2)从所属行业来看，信息技术、电信类、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类有181家，占比57.1%，化工、纺织、传统制造业有71家，占比22.4%，服务业有35家，占比11.0%，其他有30家，占比9.5%；(3)从企业规模来看，100人以下的企业有51家，占比16.1%，100~500人的企业有133家，占比41.9%，500~ 2000人的家企业有69家，占比21.8%，2000人以上企业有64家，占比20.2%。
(二) 变量测量1.企业知识基础。本文遵循吸收能力理论(Lane and Lubatkin，1998；Nooteboom et al.，2007)以及产业知识基础理论(Asheim et al.，2012)衡量企业知识基础。虽然Yayavaram and Ahuja(2008)、蔡虹等(2013)等许多学者采取专利客观数据测量企业知识基础，但由于问卷调查企业来自于不同行业，而不同行业企业的专利数据不具有可比性，因此采取现有成熟的量表进行测量。知识多样性、知识深度的量表根据Zhou and Li(2012)的现有量表翻译而成。其中，知识多样性的量表是Zhou and Li(2012)在Bierly and Chakrabarti(1996)和Moorman and Miner(1997)研究基础上形成，衡量了企业在顾客群体、细分市场以及技术背景上知识的多样性。知识深度量表是Zhou and Li(2012)在Moorman and Miner(1997)和Prabhu et al.(2005)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形成，衡量了企业在特定领域的知识以及专业技术的深度。
2.开放式创新。本文基于Chesbrough(2003)、Chesbrough and Crowther(2006)、Sisodiya et al.(2013)、Lichtenthaler(2009)、Hung and Chou(2013)等学者的研究成果，采用“回译法”(two-way translation)，将国外学者已有量表，特别是Hung and Chou(2013)关于内向型开放式创新以及Sisodiya et al.(2013)关于内向型、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的量表，翻译成中文，再由精通英文的专家翻译成英文并与原问卷进行对比与修正，以确保准确性。
3.突破性创新绩效。在本文，突破性创新是指企业创造出给现有市场、产品/服务以及技术范式带来革命性影响的战略性变化，包括全新产品/服务、市场和工艺的创造等。这与Christine et al.(2003)、林春培(2012)等学者的研究相一致。因此，本文借鉴了Christine et al.(2003)、林春培(2012)的研究及其关于突破性创新绩效的量表。其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
4.决策中心性。本文采取Hage and Aiken(1967)关于组织权利结构的子结构量表衡量决策中心性。Dewar et al.(1980)以及Jansen(2006)的研究均指出，该量表是可靠和有效的。
在形成最终调查问卷之前，我们对企业员工及MBA进行了结构化访谈、小规模预试，并邀请技术领域的教授及博士对问卷进行修订与完善，以保证措辞的清晰与准确性及量表的科学与完整性。在本研究中，我们根据回收的样本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剔除掉因子载荷小于0.5的题项，得到相关变量的最终量表，详见表 1。此外，结合以往学者研究，本文选取成立年限、企业规模、所属行业、企业性质作为控制变量。由于所属行业、企业性质是分类变量，因而选择基准变量构建虚拟变量。其中所属行业以服务业、农业及其他行业为基准变量，划分两个虚拟变量，分别为高科技行业(包含信息技术、电信类，生物、制药、新材料、新能源类等行业)、低科技行业(化工、纺织、传统制造业)；企业性质以外资企业(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为基准变量，划分两个虚拟变量，分别为国有企业(国有、集体类别企业)与民营企业。
|
表 1 变量的测量量表 |
本研究采用Cronbach`α系数和组合信度共同评价量表的信度。各量表的α值均在0.7以上。变量的组合信度介于0.840~0.903之间，高于Fornell and Larcker(1981)推荐的 0.70 的标准。因此，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本研究采用平均变异抽取量(AVE)评价量表的聚合效度。由表 2可知，各变量的AVE均大于0.5。总体而言，量表聚合效度较为理想。此外，本文数据均来自同一受试者，因而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变异问题。为了降低共同方法变异的影响，本文采用了事前控制与事后检验的方法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首先，采用问卷基本编排法、受访者资讯匿名法(不记名)和心理隔离法收集资料；其次，以Harman单因子测试法来检验数据的同源性方法变异程度。将所有构面的变数选入因素分析中，并选定输出为一个因素，第一个因素解释率为31.124%，未占到总变异的一半，说明本文数据的同源性方法变异问题得到了良好控制；再者，从构念之间相关系数矩阵(见表 3)中可以看出，构念之间并不存在较高的相关性(>0.9)。这些均意味着共同方法变异存在及对结果产生较大影响的可能性较低。
|
|
表 2 信效度分析结果 |
|
|
表 3 描述性统计分析及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
本文结合变量相关系数以及AVE值计算区别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表 3列出了构念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表 3的数值表明，AVE的平方根均大于变量间相关系数值。这表明，构念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表 3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自变量与因变量间正相关，适合进行回归分析。
四、 实证结果 (一) 基本模型在SmartPLS2.0中运用Bootstrapping程序后(N=3000)，整体模型运行结果如图 2所示。知识多样性(β=0.322，p<0.001)、知识深度(β=0.118，p<0.05)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系数为正向显著，H1、H2得到支持；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影响达到正向显著水平(β=0.208，p<0.05)，H3得到支持；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影响达到正向显著水平(β=0.253，p<0.001)，H4得到支持。此外，知识多样性(β=0.629，p<0.001)、知识深度(β=0.202，p<0.01)对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的系数为正向显著；知识多样性(β=0.561，p<0.001)对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的系数为正向显著，但知识深度对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的系数不显著。此外，控制变量——高科技行业对突破性创新绩效正向弱显著(β=0.105，p<0.1)，其他控制变量不显著。这表明，与低科技、非科技企业相比，高科技企业的知识多样性、知识深度以及相关开放式创新活动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
|
图 2 企业知识基础、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绩效的结构方程结果 注：***：P<0.001；**：P<0.01；*：P<0.05；+：P<0.1；ns，不显著。 |
参考温忠麟、叶宝娟(2014)的建议，本文采取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运用Mplus6.12软件得出相关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从表 4可以看出，知识多样性、知识深度通过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影响突破性创新绩效的中介路径显著；知识多样性通过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影响突破性创新绩效的中介路径显著；知识深度通过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影响突破性创新绩效的中介路径不显著。因此，假设H5、H6、H7获得支持，H8未获得支持。
|
|
表 4 开放式创新模型中介效应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ping检验结果 |
本研究采用MPLUS 6.12分析软件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验证与检验，如表 5所示。从表 5可以看出，在有调节中介模型中，决策中心性(DC)在内向型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绩效间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β=0.095，p<0.1，模型拟合指数符合要求)；决策中心性(DC)在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绩效间起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β=0.081，p<0.01，模型拟合指数基本符合要求)。因此，假设H9、H10得到支持。
|
|
表 5 企业知识基础、内向型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绩效 |
运用MPLUS 6.12软件，进一步细化不同调节情境下中介路径的显著性，如表 6所示。从表 6可知，当决策中心性越高时，知识多样性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非直接效应(通过内向型开放式创新)会变得更高。在高决策中心性条件下，知识多样性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总效应也会更强。在高决策中心性条件下，知识多样性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非直接效应(通过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会变得更高。在高决策中心性条件下，知识多样性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总效应也会更强。因此，企业知识基础中，知识多样性通过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非直接影响效应会受到决策中心性的正向调节作用。假设H11a、H12a得到支持，H11b、H12b未得到支持。
|
|
表 6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
本文采取问卷调查方法，对企业知识基础、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同时探讨了决策中心性在这一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主要研究结论及启示如下：
1.企业知识基础、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关系。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知识多样性、知识深度对突破性创新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突破性创新绩效有着显著正向影响。知识基础是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前置因素。开放式创新在企业知识基础与突破性创新绩效之间起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
知识多样性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大于知识深度。这表明，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形成更依赖于知识的异质性。突破性创新通常需要企业进行新知识特别是原理性知识的生产。当前，许多突破性技术具有明显的跨学科、跨领域以及非线性特点(Song and Di Benedetto，2008)。因此，企业应该从战略高度重视知识基础的多样性与深度建设，特别是提高知识多样性水平，以利于获取突破性创新绩效。这是确保开放式创新顺利进行并从中获取绩效的基础性工作。
双向开放式创新有利于企业获取突破性创新绩效。因此，企业应大力推动组织边界上知识的双向流动，以形成基于知识获取、知识创新、知识保护、知识整合、知识扩散的知识价值链，推动自身以及行业的技术突破。当前，我国企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应当改变封闭竞争思维，结合自身知识条件积极实施开放式创新，搭建双向开放式创新平台，链接、储备及利用全球各类有价值的知识资源，如获取发达国家基础技术授权等，同时将内部知识资产推向外部形成价值，通过内外部知识及合作各方条件的结合促进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形成。
知识多样性、知识深度均能够通过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影响企业突破性创新绩效。知识多样性能够通过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影响企业突破性创新绩效。这表明，内向型开放式创新能够推动组织内部异质性以及深度知识元素的价值转化为突破性创新绩效。而外向型开放式创新能够将组织内部异质性知识元素的价值转化为突破性创新绩效。Almirall and Casadesus-Masanell(2010)指出，过度开放式创新会弱化企业内部研发能力，随着开放式创新活动的增加，内部研发有被替代的可能性与风险。本文研究结论表明，知识基础是企业实施开放式创新的前提条件，对其研究作了补充。在实践中，企业需要首先从战略上注重内部研发及知识积累，强化知识多样性或知识深度，进而结合内部知识水平选择恰当开放式创新方式，才是促进突破性创新绩效形成的正确及有效路径。
2.决策中心性的调节作用。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决策中心性在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为正向显著。即，决策中心性程度高的企业，其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比决策中心性程度低的企业要大。这从实证角度验证了组织协作机制等制度因素会影响开放式创新对创新绩效的作用。
高决策中心性意味着组织权利及信息流动的高度集中性，有利于防范企业与外部合作过程中的出现“机会主义”的风险。而突破性创新的潜在破坏性和威胁性特征意味着高级管理者的支持以及强力推进的态度是必要条件。此外，“非此处研发”(Not invented here)态度(Katz and Allen，1982)会阻碍企业接触、整合及利用外部资源的意愿与能力。在开放式创新过程中，高决策中心性企业的内部团队成员可能获得更多有助于解决问题的信息或知识，积累及获取更多的资源。此外，决策中心性加速了内外部创新资源的转移及其与内外部研发与商业化过程的有效融合，有效破除“NIH”的形成及相关阻力因素。在高决策中心性调节作用下，企业不仅能够通过多样化方式加速内外部知识资源的高效融合，同时又能够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组建研发团队，开展面向基础技术、关键技术、前瞻技术及颠覆产品的合作研发，均有利于企业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形成。然而，如果决策中心性程度不足，组织将更难及时将变革态度转化成行动，同时也会带来知识泄露及机会主义风险。因此，在企业通过开放式创新获取突破性创新绩效过程中，应考虑决策中心性的调节作用，任命技术-管理复合型人才担任项目主管，并强化主管的决策权利。
另外，本研究发现，决策中心性还正向调节开放式创新的中介效应。表现为，知识多样性通过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非直接影响效应会受到决策中心性的正向调节作用。决策中心性越高，内向型开放式创新或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在企业知识多样性与突破性创新绩效间的中介效应就越强。这一结论符合理性与开放视角下组织观的观点(斯科特和戴维斯，2011)。理性组织强调内部层级、结构、规范性与领导者权威，而开放组织则强调组织与外界的相互依赖关系及进化能力。决策中心性高的组织在层级结构上更为规范与正式，其与外界环境的互动融合过程能够更有效缓解外部环境的动荡性对组织内部的冲击，进而推动组织持续与外界环境进行多样化信息、知识与物质的交换，充分发挥外部环境多样性对组织进化的作用。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企业突破性创新绩效形成的系统动力机制及路径，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后续研究应积极推动企业知识基础观、开放式创新、组织理论之间相关概念的融合，系统构建融合知识、组织、外部环境等内外部要素的突破性创新绩效模型。
(二) 研究局限与展望尽管本研究取得了对开放式创新理论与实践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1)问卷调查中研究数据属于横向数据，且是间接测量。未来研究可获取纵向数据进行分析，以发现企业知识基础、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此外，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采用企业客观数据来提升研究结论的准确度。(2)本研究的样本主要来自于华南地区企业，在外部效度及样本数量上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可以加大样本数量，并尽可能实现在全国企业中均衡收集样本，以确保结论更具有现实说服力，并进一步提高研究的应用价值。(3)本研究主要立足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分析，未来研究可以从员工个体-组织或部门两个层面收集数据，建立多层回归模型，以更深入地揭示企业知识基础、开放式创新对创新绩效影响的内在机理。
| [] |
蔡虹、 刘岩、 向希尧 ,
2013, "企业知识基础对技术合作的影响研究", 《管理学报》 , 第 6 期 , 第 875–881 页。
( 2)
|
| [] |
高良谋、 马文甲 ,
2014, "开放式创新:内涵、框架与中国情境", 《管理世界》 , 第 6 期 , 第 157–169 页。
(1)
|
| [] |
林春培,2012,"企业外部创新网络对渐进性创新与根本性创新的影响",华南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
|
| [] | 林平凡、 刘城 , 2014, "区域创新体系中产业突破性创新能力形成机理研究", 《广东社会科学》 , 第 6 期 , 第 16–23 页。 |
| [] |
刘城、 林平凡 ,
2015, "传统产业集群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升级的模式——来自广东中山古镇灯饰集群的经验", 《南方经济》 , 第 5 期 , 第 120–126 页。
(1)
|
| [] |
马鸿佳、 侯美玲、 宋春华 ,
2015, "社会网络、知识分享意愿与个人创新行为:组织二元学习的调节效应研究", 《南方经济》 , 第 6 期 , 第 100–113 页。
(1)
|
| [] |
斯科特(Scott R.W.)、戴维斯(Davis F. G.),高俊山 译,2011,"组织理论-理性、自然与开放系统的视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
|
| [] |
汪建成、 毛蕴诗、 邱楠 ,
2008, "由 OEM到 ODM再到OBM 的自主创新与国际化路径——格兰仕技术能力构建与企业升级案例研究", 《管理世界》 , 第 6 期 , 第 148–155 页。
(1)
|
| [] |
温忠麟、 叶宝娟 ,
2014,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 第 5 期 , 第 731–745 页。
(1)
|
| [] |
闫春 ,
2014, "近十年国外开放式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述评", 《研究与发展管理》 , 第 4 期 , 第 92–105 页。
(1)
|
| [] |
张振刚、 陈志明、 李云健 ,
2015, "开放式创新、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科研管理》 , 第 3 期 , 第 49–56 页。
(1)
|
| [] |
Atuahene-Gima, K.
2005, "Resolving the Capability-rigidity Paradox in New Product Innovation". , Journal of Marketing , 69 (10) , 61–83.
(1)
|
| [] |
Christensen, C. and Raynor, M. E., 2003, "The Innovator's Soluti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
|
| [] |
Aiken, M.
and Hage, J.
, 1968, "Organizational Interdependence and Intra-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33 (6) , 912–930.
(1)
|
| [] |
Almirall, E.
and Casadesus-Masanell, R.
, 2010, "Open versus Closed Innovation:A Model of Discovery and Divergence". ,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 35 (1) , 27–47.
(1)
|
| [] | Arora, A. and Gambardella, A. , 1994, "The Changing Technology of Technological Change:General and Abstract Knowledge and the Division of Innovative Labor". , Research policy , 23 (5) , 523–532. |
| [] |
Ashby, W. R., 1956, "An Introduction to Cybernetics",Chapman and Hall.
(1)
|
| [] | Asheim, B. 2007, "Differentiated Knowledge Bases and Varieties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 20 (3) , 223–241. |
| [] |
Baden-Fuller, C.
, Dean, A.
and McNamara, P.
, 2006, "Raising the Returns to Venture Finance". ,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 21 (3) , 265–285.
(2)
|
| [] |
Bower, G.H. and Hilgard, E.R., 1981, "Theories of Learning",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Hall.
(1)
|
| [] |
Brusoni, S.
, Prencipeand, A.
and Pavitt, K.
, 2001, "Knowledge Specialization Organizational Coupling, a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Firm:Why do Firms Know More than They Make?". ,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 46 (4) , 597–621.
(1)
|
| [] |
Campbell, B.A.
, Coff, R.
and Kryscynski, D.
, 2012, "Rethinking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from Human Capital". ,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 37 (3) , 376–395.
(1)
|
| [] |
Cardinal, L.B.
2001,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The Use of Organizational Control in Manag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 Organization Science , 12 (1) , 19–36.
(2)
|
| [] |
Carlo, J.L.
, Lyytinen, K.
and Rose, G.M.
, 2012, "A Knowledge-Based Model of Radical Innovation in Small Software Firms". , MIS Quarterly , 36 (3) , 865–895.
(4)
|
| [] |
Chesbrough, H. and Bogers, M., 2014, "Explicating Open Innovation:Clarifying an Emerging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Innovation", in Handbook of New Frontiers in Open Innovation. Eds. by Chesbrough H., Vanhaverbeke W. and West J.,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
|
| [] | Chesbrough, H. and Brunswicker, S. , 2014, "A Fad or a Phenomenon? The Adoption of Open Innovation Practices in Large Firms". , Research-Technology Management , 57 (2) , 16–25. |
| [] |
Christensen, M.
, Bower, J.L.
and Christensen, C.M.
, 1996, "Customer Power Strategic Investment, and the Failure of Leading Firms". ,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17 (3) , 197–218.
(1)
|
| [] |
Christine, S.K.
, Dawn, R.D.
and Kurt, A.H.
, 2003, "An Empirical Test of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al, and Process Factors Affecting Incremental and Radical innovation". , 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14) , 21–45.
(2)
|
| [] |
Cohen, W.M.
and Levinthal, D.A.
, 1990, "Absorptive Capacity: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5) , 128–152.
(1)
|
| [] |
Dahlander, L.
and Gann, D.M.
, 2010, "How Open is Innovation?". , Research Policy , 39 (6) , 699–709.
(1)
|
| [] |
Damanpour, F.
1991,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A Meta-analysis of Effects of Determinants and Moderators". ,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 34 (3) , 555–590.
(3)
|
| [] |
Dewar, R.
and Boje, D.M.
, 1980,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Aiken and Hage Scales of Centralization Formalization and Task routineness". ,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5) , 120–128.
(1)
|
| [] |
Dewar, R.D.
and Dutton, J.E.
, 1986, "The Adoption of Radical and Incremental Innovations:An Empirical Analysis". , Management Science , 32 (11) , 1422–1433.
(2)
|
| [] |
Dierickx, I.
and Cool, K.
, 1989, "Asset Stock Accumul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 Management Science , 35 (12) , 1504–1511.
(1)
|
| [] |
Dunning, J.H.
1994,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Innovatory Capacity". , Research Policy , 23 (1) , 67–88.
(1)
|
| [] |
Enkel, E.
, Gassmann, O.
and Chesbrough, H.
, 2009, "Open R&D and Open Innovation:Exploring the Phenomenon". , R&D Management , 39 (4) , 311–316.
(1)
|
| [] |
Escribano, A.
, Fosfuri, A.
and Tribó, J.A.
, 2009, "Managing External Knowledge Flows:The Moderating Role of Absorptive Capacity". , Research Policy , 38 (1) , 96–105.
(1)
|
| [] |
Ettlie, J.E Bridges W.P.
and O'Keefe, R.D.
, 1984, "Organization Strategy and Structural Differences for Radical Versus Incremental Innovation". , Management Science , 30 (6) , 682–695.
(4)
|
| [] |
Grant, R.M.
1996, "Toward a Knowledge-based Theory of the Firm". ,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17 (S2) , 109–122.
(1)
|
| [] |
Hage, J.
and Aiken, M.
, 1967, "Program Change and Organizational Properties:A Comparative Analysis".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503–519.
(1)
|
| [] |
Hamel, G.
, Doz, Y.L.
and Prahalad, C.K.
, 1989, "Collaborate with your Competitors and Win". ,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 67 (1) , 133–139.
(1)
|
| [] |
Henderson, R.
and Cockburn, I.
, 1994, "Measuring Competence? Exploring Firm Effects in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15 (S1) , 63–84.
(1)
|
| [] |
Henderson, R.M.
and Clark, K.B.
, 1990, "Architectural Innovation:The Reconfiguration of Existing Product Technologies and the Failure of Established Firms". ,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 35 (1) , 9–30.
(1)
|
| [] | Herstad, S.J. , Aslesen, H.W. and Ebersberger, B. , 2014, "On Industrial Knowledge Bases Commercial Opportunities and Global Innovation Network Linkages". , Research Policy , 43 (3) , 495–504. |
| [] |
Hill, C.W.L.
and Rothaermel, F.T.
, 2003, "The Performance of Incumbent Firms in the Face of Radic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 28 (2) , 257–274.
(2)
|
| [] |
Hung, K.P.
and Chou, C.
, 2013, "The Impact of Open Innovation on Firm Performance: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Internal R&D and Environmental Turbulence". , Technovation , 33 (10) , 368–380.
(2)
|
| [] | Ili, S. , Albers, A. and Miller, S. , 2010, "Open Innovation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 R&D Management , 40 (3) , 246–255. |
| [] |
Inauen, M.
and Schenker-Wicki, A.
, 2012, "Fostering Radical Innovations with Open Innovation". , 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 15 (2) , 212–231.
(1)
|
| [] |
James, S.D
, Leiblein, M.J.
and Lu, S.
, 2013, "How firms capture value from their innovations". , Journal of management , 39 (5) , 1123–1155.
(1)
|
| [] |
Jansen, J.J.P.
, Van Den Bosch , F.A.J.
and Volberda, H.W.
, 2006, "Exploratory innovation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Antecedents and Environmental Moderators". , Management science , 52 (11) , 1661–1674.
(4)
|
| [] |
Katz, R.
and Allen, T.J.
, 1982, "Investigating the Not Invented Here (NIH) syndrome:A look at the performance, tenure, and communication patterns of 50 R&D Project Groups". , R&D Management , 12 (1) , 7–20.
(1)
|
| [] |
Lichtenthaler, U.
2007, "The Drivers of Technology Licensing:An Industry Comparison". ,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 49 (4) , 67–89.
(1)
|
| [] |
Lin, B.W.
and Wu, C.H.
, 2010, "How Does Knowledge Depth Moderate the Performanc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Knowledge Sourcing Strategies?". , Technovation , 30 (11) , 582–589.
(1)
|
| [] |
McGrath, R.G.
2001, "Exploratory Learning Innovative Capacity, and Managerial Oversight". ,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 44 (1) , 118–131.
(1)
|
| [] |
Pearce R.D. and Singh, S., 1992, "Globaliz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MacMillan.
(1)
|
| [] |
Powell, W.W.
1996, "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the Locus of Innovation:Networks of Learning in Biotechnology". ,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 , 116–145.
(2)
|
| [] |
Quintana-García, C.
and Benavides-Velasco, C.A.
, 2008, "Innovative Competence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ical Diversification". , General Information , 37 (3) , 492–507.
(1)
|
| [] |
Roper, S.
, Vahter, P.
and Love, J.H.
, 2013, "Externalities of Openness in Innovation". , Research Policy , 42 (9) , 1544–1554.
(1)
|
| [] |
Rothwell, R.
1992, "Successful Industrial Innovation:Critical Factors for the 1990s". , R&D Management , 22 (3) , 221–240.
(1)
|
| [] | Schoenmakers, W. and Duysters, G. , 2010, "The Technological Origins of Radical Inventions". , Research Policy , 39 (8) , 1051–1059. |
| [] |
Simon, H.A.
1991,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 Organization Science , 2 (1) , 125–134.
(1)
|
| [] |
Sisodiya, S.R.
, Johnson, J.L.
and Grégoire, Y.
, 2013, "Inbound Open Innovation for Enhanced Performance:Enablers and Opportunities". ,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 42 (5) , 836–849.
(2)
|
| [] |
Smith, K.G.
, Collins, C.J.
and Clark, K.D.
, 2005, "Existing Knowledge Knowledge Creation Capability, and the Rate of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 in High-technology Firms". ,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 48 (2) , 346–357.
(1)
|
| [] |
Song, M.
and Benedetto, C.A.D.
, 2008, "Supplier's Involvement and Success of Radical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in New Ventures". ,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 26 (1) , 1–22.
(3)
|
| [] |
Subramaniam, M.
and Youndt, M.A.
, 2005, "The Influence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on the Types of Innovative Capabilities". ,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 48 (3) , 450–463.
(1)
|
| [] |
Teece, D.J.
1986,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Implications for Integration Collaboration Licensing and Public Policy". , Research Policy (15) , 285–305.
(1)
|
| [] | Wang, F. , Chen, J. and Wang, Y. , 2014, "The Effect of R&D Novelty and Openness Decision on Firms' Catch-up Performance: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 Technovation , 34 (1) , 21–30. |
| [] |
Wu, J.
, Wang, Y.
and Li, S.
, 2014, "Search Depth Knowledge Characteristics,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 Journal of Chinese Management , 1 (1) , 1–15.
(1)
|
| [] |
Yayavaram, S.
and Ahuja, G.
, 2008, "Decomposability in Knowledge Structures and its Impact on the Usefulness of Inventions and Knowledge-base Malleability". ,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 53 (2) , 333–362.
(2)
|
| [] |
Zhang, J.
, Baden-Fuller, C.
and Mangematin, V.
, 2007,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Base R&D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Alliance Formation:Evidence from th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 , Research policy , 36 (4) , 515–528.
(1)
|
| [] |
Zhou, K.Z.
and Li, C.B.
, 2012, "How Knowledge Affects Radical Innovation:Knowledge Base Market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Internal Knowledge Sharing". ,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33 (9) , 1090–1102.
(4)
|
| [] |
Zhou, K.Z.
and Wu, F.
, 2010,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Strategic Flexibility, and Product Innovation". ,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31 (5) , 547–56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