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以创新引领改革和发展已经成为全社会共识。但从投资驱动方式转为创新驱动并不容易，在全球范围，大部分一度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都没能迈过这道门槛，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理论发展源于人类社会实践的需求，中国发展方式转变急需理论工作者回答：创新驱动的动力机制和发展路径是什么？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迄今为止，我们对上述问题依然知之不详。
春江水暖鸭先知。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高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最早体会到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产业升级压力，对创新发展的感受最深刻、需求最迫切。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也诞生了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优秀企业，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从理论上总结广东的创新实践，丰富发展中国经济学理论，为中国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借鉴，是广东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经济学会、南方经济杂志社在2016年将邀请省内外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代表，召开广东创新发展系列座谈会，就广东省创新发展的若干理论及实践问题进行探讨。下面是第一次座谈会的专家发言总结。
原常务副省长、广东经济学会名誉会长钟阳胜致辞：
创新自人类社会以来就一直存在，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创新推动下的进步。今天，我们的经济学家和政府都在重视创新问题的研究，这也是一种进步的体现。只是现在对创新问题的研究和活动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学者和政府对创新的概念界定、对策研究等层面上。关于创新，存在很多亟待处理的问题。
第一，创新需要与时俱进。现在全社会都在讲创新，创新成为一种政策范畴，一种意识形态。那么就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无论组织还是个人，无论做什么都提创新，容易使创新浮于表面，不能落到实处。创新变成各种考核的标志，但众多指标却不能准确地表达出我国真实的创新水平。历史在发展，不同历史条件需要不同的创新思想。植根于特定时代需要下的创新，才能真正服务于社会发展，服务于人民生活。
第二，创新研究体系有待完善。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虽然在市场经济创新实践中走在了全国前列，但在理论研究，特别是创新理论方面，如提出不同的创新理念，建立不同的研究体系等方面，还是比较薄弱的。具体来讲，现在的创新研究主要局限于技术创新的研究，对社会科学方面的创新研究还不够重视。现在的创新研究更多的是研究西方流行的东西，对自己国家的及空白领域的研究较少，同时研究实际问题的扶持资金也较为欠缺，很多领域的创新研究没能得到及时全面地开展，创新驱动也没能得到充分有效地推进。
第三，广东在创新理论和创新实践中应有所作为。广东省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有着辉煌的创新发展历程。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结合我国及我省现实，有针对性地开展创新理论研究，以有效地指导创新实践，使创新驱动真正成为广东转型升级的动力源泉，不断增创我省发展新优势，推动我省继续走在全国发展的前列，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我们在这方面可以也应该有所作为。希望与会的专家学者能够各抒己见，为广东省的创新发展建言献策。
创新驱动发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王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广东经济学会会长)
在现阶段我国经济的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中，需要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有人认为，这种体制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需要再去探索一个新的经济体制。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把经济体制的一般特征与阶段特征混为一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制定的战略不完全相同，两者结合的体制模式也有所差异。这主要表现在市场在宏观经济调控下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差异上。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需要理解阶段变化、战略类型与体制差异之间的内在逻辑。
阶段是理解与分析一国发展的逻辑起点，也是认识与制定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的基础①。经济理论对阶段划分的研究一般是从与结构性特征相联系的人均收入水平入手的。结构性变动具有不可逆性，把人均收入水平与结构性特征相联系可以更好地把握阶段性的本质特点，钱纳里与赛昆等人根据1950-1970年20年间101个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的统计资料，分析并概括出它们在发展进程中经济结构上的一般趋势，成为人们常用于比较的标准模板。按照这个逻辑，世界银行将世界各经济体按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划分为三组，即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定期公布新调整的标准。根据2010年8月的最新调整，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在996美元以下被划分为低收入国家，人均GDP在996-3945美元之间为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在3946-12195美元之间为上中等收入国家，之上为高收入国家。
① 王珺，2013，“新形势下的广东民营企业发展”，《澳门理工学报》，第3期。
战略是一个组织对目标与路径的谋划与选择。每个国家和地区主要根据自己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来选择自己的发展战略。如果外部不存在比自己的发展水平更高、技术更先进的地区与国家，在外部缺少可模仿的对象，那么，这种发展战略往往把创新作为发展战略的主要取向。如果外部存在着比自己发展水平更高、技术更先进的地区与国家，那么，它就会盯住比自己的经济与技术水平更发达与更先进的国家和地区，利用低成本与模仿式学习等后发优势，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缩小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与技术差距。这就是追赶战略。法格博格、曼纽尔.戈丁赫等(Jan Fagerberg and Manuel M.Godinho)考察与分析19世纪以来欧洲一些国家，诸如德国、俄国等对英国等发达国家的追赶做法与实践；19世纪后半期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案例的亚洲国家追赶战略与特点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以及韩国等亚洲四小龙的追赶案例等就是这种追赶战略的成功典范①。
① 法格博格、曼纽尔.戈丁赫等，2012，“创新和追赶”，《牛津创新手册》(中文版)，法格博格等主编，柳卸林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第505-534页。
体制是为保障战略实施而动员与配置资源的能力与制度安排。战略确定后，如果缺少这种实施战略的有效体制，那么，战略再完美也是无用的。体制的构建主要回答三个问题，一是由谁来动员资源，二是用什么方式动员资源，三是将动员的资源配置到哪里去。不同的战略需要有不同的体制来支撑。在追赶型战略中，资源配置的方向与目标是确定的。盯住领先者可以降低自己的试错成本和风险。当资本配置方向与目标确定后，有效地动员与配置资源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强政府往往成为这个阶段成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体制特征，因为它有利于有效地动员与配置资源。在创新型战略中，可模仿的标杆少了，任何一种发展都要通过自己的探索加以推进，这就具有不确定性。所以，体制设计需要围绕着降低这种不确定性来展开。林重庚等人在分析中国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转型时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对哪些事情应该做，未来的创新活动中哪些是最有前景等就变得不明确了。此时，必须要把更多的决策交给私人投资者去博弈，让市场来进行集体判断”林重庚、迈克尔.斯宾塞，2011，《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中文版)，余江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第6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把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从“基础性”调整为“决定性”，正是顺应了这种创新战略对体制的要求。
为更好地适应我国经济从追赶型增长转向创新型增长的战略转型，经济体制需要在三个方面深化改革。第一，要从解决创新活动的关键环节上推动体制变革。创新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投资活动，这就需要创建一种有利于减少这种不确定性的体制环境，具体包括四方面，一是将创新活动从偶然的、随机的个人行为变为连续的有积累的组织行为，增强学习、积累与创造能力，提高创新成功率。二是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更重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三是创建一个有利于各种创新性要素组合、交流与流动以及聚集的体制环境，把知识外溢作为降低创新不确定性的一个有效来源，诸如网络与集群等。四是把创新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动员具有不同能力、思想、技能与资源的主体加入到创新活动中，他们之间形成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合作关系，以此提高知识的吸收与创新能力。
第二，要从增强创新激励的层面推动体制变革。创新的不确定性容易引起民间资本对创新活动的投资不足，所以，对创新活动需要给予比其它活动更强的激励。具体来说，一是增加直接融资在整个社会融资体系中的地位。2014年，美国直接融资占比平均为89.93%，香港直接融资规模占比平均为81.51%，而我国直接融资占比近年来平均仅为14.93%。2014年，我国人均持股价值为2.7万元。按照官方汇率计算，这仅相当于美国2007年人均持股额8.7万美元的近5%①。二是增强股权投资的比重。通过股权投资分散创新风险与分享创新收益。三是降低创新企业的上市门槛，增大创新企业的上市渠道，诸如推出上市公司从审批制转变为注册制，扩大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以及股权公开交易等，使风投通过上市获得更多的兑现回报的机会。
① 拉让尼克，2011，《创新魔咒：新经济能否带来持续繁荣》(中文版)，黄一义、冀书鹏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第12页。
第三，要从解决体制转换的核心来推动体制改革。体制从追赶型战略转向创新型战略的关键是政府角色的转换。一方面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创新活动需要政府扶持，如果任由放任市场，缺乏有效的公共创新政策支持，那就不能有效地推动创新和增长。另一方面这种扶持不能像追赶型战略一样去选择甚至主导产业发展，更不能由政府作为直接的创新者，所以，政府不能像对待一般生产活动一样对待创新活动，必须要在公共创新政策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从而引导公众特别是民间资本愿意去投资创新活动，这包括了鼓励公众投资创新性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产学研合作；促进一套劳动技能培训的战略；促进集群与网络等方式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等。
关于创新的政治经济学思考沈奎(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一) 广东经济学界应把创新理论作为当下研究的主题回顾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和经济理论研究的过程，广东经济学界的研究主题是与时俱进的。上世纪80年代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研究为主题，以卓炯为代表的广东经济学界，在国内率先回答了社会主义经济性质以及发展模式这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指导广东商品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大潮在全国先行一步；90年代以中国加入WTO为契机，重点研究开放型经济，指导广东企业顺应全球化浪潮，提高经济国际化水平；2000年以后，主题是产业集群和产业转型升级，以王珺为代表的广东经济学界，广泛研究了珠三角产业集群的案例和经验，指导广东产业转型升级。今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中央发布国家的创新驱动战略纲要，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以“创新驱动为转型升级总抓手”，我觉得现阶段广东经济学界要把研究的主题聚焦到创新型经济或创新理论上来，以呼应时代的需要，回答实践提出的问题。在与北京、上海、浙江、武汉等多地的学者的交流中，我感觉他们非常重视创新理论研究，他们觉得中国目前创新活动最活跃的区域在广东，反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有点欠缺，前几年广东经济学会也组织出版了六本有关创新发展的书籍，但有影响力的理论作品仍为数不多，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加强创新的理论研究，尤其是从政治经济学层面的创新基础理论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广东经济学界的引领作用。
(二) 创新理论研究路径的把握问题三点思考：第一，加强对学术源流的梳理。不能闭门造车，更不能坐井观天，我们要把眼界打开，要用历史的、全球的视野来对整个人类历史以来，关于创新到底想过什么、写过什么，做一个追根溯源式的较为系统的梳理，因为我们的研究不能凭空而来。这个事情虽然辛苦，但是不可或缺，要老老实实地做。第二，要坚持问题导向。创新理论边界很宽，研究的内容或者理论架构的搭建应该以问题为导向。目前国内创新理论的著述多以国外理论的引介为主，但中国的问题和美国、欧洲、日本是很不一样的，我们有关创新理论研究的关注点跟他们的是有差异的，不能照搬他们的东西，必须立足自身的问题。同样，广东的问题和国内其他的地方也不一样，甚至差异很大。我们要梳理实践中的问题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此来确定我们的理论框架。这样才能做到实践和理论的逻辑统一。第三，跨界融合。创新理论虽以经济学为主干，但又是跨学科的理论，它跟管理学(企业创新管理实践的经验)、科技史(科技创新的过程)、创新地理学(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科学社会学(科技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科技人类学(人类创新活动的习俗)以及法学(科技创新活动的法律制度与规范)等学科高度融合，如果不借助这些学科的理论成果和方法来研究创新理论是有失偏颇的。所以需要采取跨界融合的方法来研究创新理论。
(三) 目前需要重点研究的几个问题(一) 关于创新的性质。目前关于创新的内涵与外延、形式与特点等等都有很多说法，定义不下几十种。有几点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是现在多数的定义都把创新理解为技术创新，甚至教科书上都是讲技术创新经济学，但是对制度创新的阐述是不够的。而讲制度创新又比较多的是从影响技术创新的制度的角度去谈，比如说专利、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而不是从更加广泛的含义去谈制度创新问题。很多部门都认为创新是科技部门的事。所以这又要回到政治经济学的层面来回答这个问题，创新到底是什么创新？我们知道道格拉斯·诺斯是制度创新理论的一个代表人物，他讲的制度创新是比较广泛意义上的，而且指出了制度创新是如何推动经济发展的。亚当·斯密是从分工的角度去讲，他举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回形针的制造，采取的是工厂制，这就是一种制度的创新。中央最近提出“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两个轮子”一起抓，是十分正确的，但目前我们对于制度创新的研究远远不够。二是对于创新的正面作用强调的较多，对它的风险性、不确定性、负面性讲的不够、认识不深。创新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一讲创新都是好的，但可能忽视、掩盖了创新的负面作用，这可能导致实践上很大的问题。全民一窝蜂地去创新，可能导致资源极大浪费和不少新的社会问题。回顾历史，有部分人是保持了清醒的头脑的，是有所研究的。比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的著作《小的是美好的》对五、六十年代西方大工业和科技泛滥所产生的副作用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后来出现的《增长的极限》《寂静的春天》等著作，代表了另外一些人对技术进步可能对社会产生的一些负面作用保持了清醒的认识，而我们现在对这方面的研究不太够。三是对颠覆性创新、破坏性创新比较有偏好，对渐进型创新不够重视。现在一讲创新就要颠覆性创新、破坏性创新、创造性毁灭，好像毁灭了才过瘾。其实，在现实社会里面并不是这样的，大量的是渐进型创新。改良、改善、干中学，这种用很低的学习成本获得较为可靠的收益的创新更适合中国这样的追赶型发展中国家，但这种认识我们现在还不太够。
(二) 关于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西方经济学，包括熊彼特、索洛、罗默等人基本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即创新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促进作用。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对创新并不是太重视，有关创新的笔墨很少，只有一小节。熊彼特这个人在西方经济学里面，在我看来属于另类、非主流，还不能归为新古典，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在1912年出版后放了很长时间，中间沉寂了五十多年，没什么影响，从2008年经济大危机后才真正比较重视他，很多人看他的书。因此创新在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当中地位不高。另外，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创新基本上没有什么篇幅，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对创新基本上没有太多阐述。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与大工业”中用了很长的篇幅阐述机器的出现对于生产方式、社会分工以及工人还有农业的影响。他所基于的时代是纺织机器、蒸汽机、现代印刷业出现的“机器时代”，他对十八、十九世纪科技的大发展和工业革命之后，技术进步对于社会分工产生的影响做了详细的、经典的分析，但是他当时的目的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分配，他的立足点不在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是机器的出现(科技进步)对社会分工的影响。我们现在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学里面这方面讲的很少，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理论研究来讲还有很多空白点。
(三) 关于创新的微观机理，即创新是怎么产生的。这实际上属于管理学范畴。传统经济学将创新的产生归结为一个“黑箱”，其实是回避了这个问题。现在创新管理学、技术创新经济学研究比较多的是讲创新的过程、市场结构与创新、企业主体与创新、创新的扩散、创新的激励等等，但是对于创新的微观机理这一问题还讲不清楚，尽管有很多这方面的著述，提出了各种模型，但总的来说还不清晰。因为创新根本上还是不确定行为，要用理论模型去讲清楚这种不确定性还是不太容易的。现在较多的“理论”其实是企业创新经验的总结归纳，赋予一些新名词，从微观机理的角度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四) 关于创新的支撑条件，即什么样的环境才有利于创新。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创新生态体系、创新集群、创新地理学、科学社会学等，我们国家理论界和政策设计者采纳了这些范畴。国家目前有关创新的政策基本上是基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提出来的。我认为关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也存在很大问题。一是创新系统的内容太泛，基本上没有边界，系统的要素哪些是核心的，哪些是次要的，相互之间的关联性分不清。克里斯托夫·弗里曼提出创新系统就是与创新有关的组织和制度的网络，这个定义是很宽泛的。我们在研究国家创新系统，包括区域创新系统时，对系统中的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主体的功能边界研究还不够，对系统的关联要素层次分析还不够透彻，导致政策体系极为庞大、重点不突出，以至于谁也说不清国家的创新政策体系是什么。二是创新系统的动力机制不清楚，现在我们只是平铺直叙地放了一些要素进去，然后加起来，打个框图，称之为创新系统，缺什么，补什么。但是这个系统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怎么来驱动这个系统，让这个系统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促进创新的产生，这些还没有搞得很清楚。在实践中，就会导致一个问题——系统失灵。系统的有效性是当前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三是对创新系统中技术要素研究较多，对制度要素的研究偏弱，视角偏窄。在制度研究中对经济制度研究较多，对与创新相关的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研究较弱。近十几年引入的科学社会学或学科知识社会学值得创新理论界高度关注。
(五) 关于创新对生产分工的影响。马克思对基于牛顿经典物理学引起的第一次科学革命以及以机器为代表的产业革命所导致的生产分工做出过经典的分析，而理论界对基于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引起的第二次科学革命以及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产业革命所导致的生产分工，至今尚未有说服力的分析。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在他的网络社会三部曲中第一个较为系统地研究了网络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现象，包括珠三角城市群的发育，值得重视。而像李夫金、凯文·凯利等人应该算是预言家、未来学家，而非严谨意义上的理论家。我们的学术理论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这类畅销书的解读上。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整个的发展层次很多元化，又非常的复杂，在这样的社会里面，新的技术革命对我们的生产分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待回答。举个例子，现在我们讲共享经济、虚拟工厂、虚拟空间、网络生产、线上线下等等，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去理解，其实就是一种新的信息技术对社会分工、生产分工产生的影响。用什么概念去概括其中的规律，这些还应该从政治经济学的层面去深入分析。
(六) 关于创新政策问题。这是一个实操的问题，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要把科学政策、技术政策和创新政策这三个我们长期以来容易混淆的概念搞清楚。科学政策侧重于对基础研究、教育，即知识创造的促进，而技术政策侧重于对技术的开发、应用和转化。创新政策主要从整个系统的层面，从支撑创新的环境和体系的角度去讲，这也是我们现在欠缺的。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创新政策这个概念，现在西方的创新理论对这个问题做了比较清晰的界定。对创新政策研究不能停留在政策文件或者政策工具的简单堆砌。创新政策本身也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反思。
总而言之，我认为广东的经济学界应该加强对创新理论的基础性研究。广东本身也是很有条件的，因为有实践的基础。经济学家可以靠自己的双脚，靠自己的眼睛，靠自己的耳朵去体会广东的创新实践，同时与系统的、前沿的理论结合起来，肯定会涌现出我们自己的创新理论成果，形成广东特色的创新理论。
广东省创新驱动的若干现实问题陈鸿宇(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一) 创新驱动态势问题这里指出两点，第一点是广东已达到工业2.5，超过了全国2.1的平均水平，深圳目前已经超过了4，这在全国已经是很高的水平。按照国际上流行的说法，达到2.0已经处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了。在十三五规划中，广东的规划目标是2.8，可以认为广东省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第二点是广东工业2.5的经费投入是不均衡的，也就是说科研投入方面存在结构性的不均衡。第一个不均衡就是珠三角和粤东西北的问题。全省94%的研发投入在珠三角，其他的地方只有6%，几乎是微乎其微。第二个不均衡是珠三角内部也不均衡。广州的研发投入在今年未达到全省的平均水平，整个珠三角的经费投入主要靠深圳、佛山、东莞来拉动。第三个不均衡是产业结构不均衡。科研经费主要投在见效快，链条短的行业。我们曾对深圳创投机构做了一个分析，结果表明80%左右的钱都投在软件研发上，做程序，做那种见效快的项目，20%左右投在机器人方面，其他的如农业、服务业都没有，这些是不对的。这几个不均衡之外还有高校研究方面的不均衡，这就从整体上导致创新动力不足。
(二) 工业2.5的发展模式问题目前广东省推出的“1+1+7”珠三角自主创新示范区，是指深圳、广州加上其他的珠三角地市。广东省在国务院和科技部批复的基础上将科技部管辖的九个高新区延伸为九个市，依托九个开发区来带动九个市的创新发展，进而将珠三角的发展纳入国家战略高度。具体来讲，各个市都有自己的模式，深圳目前的创新比较先进和全面，现在全国各地都来跟深圳找经验，但是广州却不应该去走深圳的发展道路。首先深圳的经验已经有很多地方都在学习和借鉴，而且深圳的经验已够多，此外还有武汉东湖的经验，北京中关村的经验等好多的经验，而广州需要的是适合自己的创新经验。其次，我们老是把创新简单理解成企业创新，企业创新简单理解成制造业创新，实际上农业企业、服务业企业也要创新，对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也是需要的。广州和深圳不一样，广州市是商贸中心，物流商贸业有庞大的市场需求, 广州市的创新要正视第三产业，这是一个事实，如果不立足这个东西讲创新，就是不科学的。广州需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联动发展，在促进制造的服务化，制造业的互联网化的同时建设现代服务业。所以，广州不一定要去走深圳这条道路，也不能总用一种模式，而没有自己的东西，广州市要充分利用自身特色，每个市都应该各有各的模式。制度创新亦是如此。
(三) 开放创新问题创新体系需要开放，光靠自己关起门来创新是不行的，但是全国很多地方的区域创新体系呈现出越做越庞大的态势，体系过于庞大的话做出的模型就容易跟现实有差距，就有可能做出不可靠的研究。事实上，区域创新体系跟创新体系下的产业布局，产业发展是不一样的。目前有两种认识倾向：一种是我们创新的结果往往是高端企业在深圳，或者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创新最有活力的地方，低端的就扩散到欠发达地区，这就给区域一体化设置了很多的屏障。我们往往产生梯度误解，就是最发达地区就推高端产业，珠江三角洲就做中高端的，欠发达地区就只能做低端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兴、华为都属于高端，中兴搬到河源，华为拟搬到东莞。另一种是在新的发展时代，任何低端、中端的传统产业也可以像高端产业一样走上服务化、定制化、互联网化的道路。也就是说传统制造业只要具有优势，它照样能够在高端创新地区存留。总之，区域创新不仅要考虑要素配置问题，还要兼顾各地区间的协调发展。
广东创新发展的路径分析——基于现代服务业视角李胜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广东经济学会副会长)
广东省连续多年都是全国的第一经济大省，GDP总量排在全国的首位，但是，可以说从进入新常态后广东省如果不做些创新的改变，这个优势将很快地失去。因为广东省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得利于人口红利，得利于全球化下改革开放的红利，是通过这样两个因素获得的，而这两个因素在新常态下都处于一种衰退状态中。面对这样一种新的形势，广东下一步发展的重心应该放在哪里，这是我们每个学者都应该考虑的问题。结合前一段时间在企业进行的调研座谈和讲座等，谈谈以下思考。
目前，广东省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相对落后。广东省服务业中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跟发达国家相比，甚至跟北京、上海相比也处在一个差距比较大的境地。我认为今后广东的创新驱动的思路可能要转向如何促进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上。世界各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把现代服务业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发达国家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有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二战以前每个国家支持的重点都是不相同的。二战以后至八十年代，现代服务业就转向总部经济，以总部经济为核心，构建每个国家的服务业。九十年代后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把前两个阶段融合起来，全面推进，全面发展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在全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主体。我们如果还沉浸在制造业，那么后果是可怕的。
就中国整体而言，服务业发展存在的差距也是比较大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服务业的产业升级非常慢，基本来说，第三产业还是以传统服务业为主导，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及所占的比重都非常低。二是现在服务业发展区域分布极度不平衡，如广东省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三是服务业高端人才缺乏，从事高端服务业的人员较少。四是中国的服务业基本是没有品牌的，而在美国，欧洲可以随时看到高端的服务业品牌。
那么广东省如何去扭转服务业发展落后的局面呢？
第一是借鉴世界上发达国家先进的发展经验，比如发展以信息科技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因为信息科技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一个加速器，美国、欧洲、韩国、日本都是以互联网等信息科技为依托发展现代服务业。第二是要构建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在西方发达国家目前已经占到服务业的60%到70%，占GDP的比重也超过了40%。第三是构建以金融服务业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成功的模式有美国曼哈顿的华尔街，还有伦敦的金融城，日本的东京等，这三种模式都是以金融为核心来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第四是我们要构建国际大都市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中心，比如美国西部是以洛杉矶、旧金山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都市圈，中部以芝加哥，东部以纽约等为代表的都市圈。第五是做好国际服务业的转移和承接，并作为发包商构建自己的产业链，将中国服务推向全世界。
对于如何跟随世界产业发展趋势，实现广东现代服务业的创新发展，我们在广东省宏观和微观政策制定方面初步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在宏观政策上，第一消除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特别是促进现代服务业中的金融、互联网、通讯等行业由垄断、国家主导向民营、市场化方向转化。第二加大对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增强对现代物流、金融业、商业服务、信息服务等重点项目的资金和政策支持。第三构建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互动发展的机制(如现在的互联网+)，并加强产业融合的运作机制、融合模式等理论研究，以有效指导实践。第四构建现代服务业的自主创新体系，塑造并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第五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促进现代服务业布局的合理和优化。第六优化自主创新的环境基础，改善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和研发环境等。在微观政策上，主体主要是企业，政府应该在企业集聚区为企业建立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的研发和技术服务，做好商标、专利、版权等知识产权保护，并发展中介服务业，推动企业的创新发展。
市场调节、产业链进化与创新驱动彭璧玉(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广东经济学会副会长)
企业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体，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营造有利于企业创新的政策环境，而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合作机制的完善则是提高企业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在宏观的层面上讨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特别重视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 实施创新驱动，必须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经济增长新常态下，创新驱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过剩产能的消化、资源效率的提高都需要通过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来实现。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其创新功能主要体现在新制度的供给上。首先要提供有利于聚合创新人才的制度设计，要清除阻碍人才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确保创新性人才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应得利益；其次要加大对原创性技术开发和基础性科学研究的投入。原创性技术和基础性研究的投入需求很大，研究周期很长，成果转化过程复杂，需要大量的政府投入；最后，要高度重视对创新性、前沿性产业技术的保护。经过长期的发展和产业演化，广东省在很多产业领域开发出了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工艺和制造技术，这些技术有的已经转化为产品，进入了市场，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有的则是因为企业资金链断裂，无法继续将基本成熟的技术转化为产品。对于这些水平领先但开发企业的管理水平不高，或者所依托的市场尚未成熟的技术成果，政府可以出资设立“产业技术保护基金”予以收购，将这些先进的技术“冷冻”起来，待产业资金充裕或者相关企业的管理水平提高和市场成熟时，适时将这些技术激活，以节约技术开发资源，缩短新产品的开发时间。
一直以来，各级政府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政府通过土地资源配置、技术开发资金扶持、评定各类创新型企业并给予财政资助、减免税费等手段来激励创新型企业的发展。这些措施都取得了很多的成效。需要注意的是，随着这些措施的持续实施，会不可避免地诱发企业和企业家的寻租行为，诱使企业和企业家将更多的精力和投入放在与政府官员建立联系，以寻求廉价土地、资本等要素并获取超额利润上，创新激励不足。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寻租的企业往往以劣质的材料生产功能简单的产品来投放市场，以应对政府的检查，这极大地损害了消费者对新产品的预期，增大了真正从事创新活动的企业的市场风险。因此，应该真正发挥市场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甄别功能，避免由政府来对特定产业技术与工艺、特定技术创新路线以及特定新产品进行支持，也要慎用对特定企业、特定研发团队、选择特定地区、特定园区的各种优惠政策和专项资助。
(二) 创新驱动不是技术水平的单兵突进，需要整个产业链的进化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新的技术并不一定形成新的产品；新的产品并不一定形成新的产业。因此，产业升级不是单一的技术进步，而是上下游企业之间分工水平的不断深化、同业企业之间竞合水平的不断增强以及相关企业之间协作网络的不断延展。
要促进产业分工，就不能只重视生产工艺和技术的开发，要更加重视创意、设计、营销和服务等环节的人才培养和研发投入。相关研究表明，广东省的创意类人才只占专业技术人才的4%，与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差距较大。创意、营销类人才的培养必须打破传统的学院培养模式，积极打造产学研协同育人平台，鼓励高等学校与企业设立联合培养机构，实行人才的订单式设计和“干中学”培养。
同业企业竞合水平的提高则有赖于产业集群的形成。由于地理临近性、技术关联性等因素的存在，产业集群具有特殊的空间组织形态。集群内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能够很好地实现资源共享与知识外溢，更容易形成通用的知识创新平台和技术、服务共享平台，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要实现从资源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变，集群成员要多吸纳大学和科研机构参与，组织合作途径要实现从构建共性技术平台向构建研发平台转变。
我国制造业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具有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等特点。随着环境约束的不断强化和劳动力等成本的不断增加，传统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协作网络为基础，发展服务化制造业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举措。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兼有服务业务的制造业企业已达20%以上，但我国的制造业服务比重不到5%，绝大部分制造企业仍停留在产品生产加工阶段。制造业服务化是指企业以客户为中心，提供完整的物品、服务、支持平台、自我服务和知识等，它要求企业从产品提供者向服务提供者转变，不断融合产品和服务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的需求。为此，可以将金融服务机构、保险公司、风险投资机构、各类中介机构、行业协会、政府职能部门等纳入到网络中，将相关产品和服务整合为一个集成系统，如“一体化解决方案”、“交钥匙工程”等工程成套业务方式，为客户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经济创新发展的四大基本问题郑方辉(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广东经济学会副会长)
创新是进化的使然，也是进化的本能，自然界如此，人类及其发展的历史也是如此。但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活动，现代意义上的创新发展不过百年的历史。1912年，熊彼特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被公认为人类创新理论的集成与始端。但与百年前的境况比较，如今人类创新活动的外部环境和基础条件已大不一样，资源环境条件、信息化与大数据、全球化及其利益纷争、社会公平正义等是讨论创新发展不可忽略的前提。
在国家发展战略的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驱动发展置于首要地位。发展当然包含着广泛的内容，就经济领域而言，我以为创新驱动发展必须面对四个基本问题：
一是创新思想。儒家文化的最大特色是“大一统”，这种“统治”的基础既是思想的高度统一与同质，它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至关重要，但同时亦成为创新的障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已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经济发展理念与思想却充斥矛盾，比方说，如何厘清“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关系的背后，绝对不仅仅是现实或政策层面的认识问题，更重要的指向思想的源头。经济发展史表明，没有经济思想创新，就没有经济理论的创新，也就无所谓经济实践创新。
二是创新主体。对经济活动而言，企业是天然的创新主体，因为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企业不创新及被淘汰，这种机制造就最有创新思想和能力者成为企业家。企业家是企业资本的人格化，企业创新即是企业家的创新。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替代这一主体。当然，置于现实条件下，跟企业相关联的创新主体还有科研机构及科研人员，高等院校及教研人员等，创新驱动发展关键在于企业创新，在于人才的创新。但有趣的是，这一论断本身存在悖论，因为创新是企业的本能。显然，症结在于创新存在社会条件，即是政府的作为。
三是创新动力。“边际递减”规律同样适用于“创新动力递减”。在集权经济体制中，创新与否，如何创新由政府所决定，与主体关联有限。因为政府包揽了几乎所有的经济决策及经济活动，从而窒息了民间的生机。事实上，创新发展的原动力在于民间，就经济领域而言，在于民营企业。这些年学术界对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的不公正，不公平的讨论很多，但收效不大，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低估了民间及民间企业在创新发展的作用。奥斯本在《改革政府》一书中，提出以企业家精神改革政府，这种所谓企业家精神，本质上就是民间精神，它是创新源源不断的动力。
四是政府定位。近代创新历程中，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西方国家也是如此。但不同的是，西方国家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活动，包括创新活动，提供的是创新的制度环境，以提高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但我们做法相反，这些年花费巨大社会资源支撑企业的所谓创新发展，尤其是设立名目繁多的专项资金直接资助企业，如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结果与预期相差甚远。以LED产业为例，通过财政扶持，甚至以政府消费拉动所谓产业化，短短几年时间便形成产能过剩的格局，不过，核心技术仍旧受制于国外，有创新增长但没有驱动技术发展。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说明的问题很简单，政府不是创新的主体，不能越界，政府的责任在于提供创新驱动发展的环境条件，比如说创新规划、公平竞争的市场、法律保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