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是我国开放的最前沿陈地，改革开放前30年主要是依靠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起家，但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广东产业发展的各个条件和影响因素均发生了变化，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转型成功与否，决定了广东能否继续确保在全球新的分工格局中的受益地位和在全国新的发展态势中的引领地位。广东传统产业发展所依赖的人口、通道、政策、制造四大优势在新时期正被不断削弱，进入第五长波周期的低谷期的全球经济又给新时期的广东产业发展提出了更大挑战。

自18世纪工业革命后，在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产业革命-市场扩张机理作用下，世界经济经历了数次长波周期：第一长波从1780-1851年；第二长波从1851-1896年；第三长波周期从1896年开始进入上升波，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转入下降波。二战后，世界经济进入第四长波周期上升波，创造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黄金周期，并于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为转折进入下降波。期间酝酿了第四次新技术革命，并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信息革命为标志进入第五长波周期上升波。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宣布第五长波周期繁荣期的结束，转入第五长波周期的下降波。这一下降周期将会延续10来年甚至更长时间。一些学者认为第六长波上升期可能会出现在2020-2025年左右。

无疑，我们现在正处在第五长波向第六长波过渡的低谷期，一方面是出现较长时间经济紧缩下行态势，另一方面酝酿第六长波上升的新动力。从目前技术革命端倪和世界产业变革总态势看，支撑第六长波周期新繁荣的动力主要是以智能化、智慧化为主要特征的IT技术革命的深化，以及基于新能源技术、新环保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大汇流、大综合形成的新的科技产业革命。如今，第六长波周期已经开始发端，在生产模式和规制重构上呈现出新特征。

一是生产方式方面，平台逐渐替代公司，平台的竞争主体地位被强化。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涌现出“工厂”这种组织方式，把农业社会自己自足、分散劳动的模式转变为工农分离、集中劳动的模式，极大地解放、发展了生产力。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涌现出“公司”这种组织方式，有限责任制度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并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大发展，极大地解放、发展了生产力。现今全球产业在信息革命，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生产组织方式正在孕育着新的变化，“平台”模式将逐渐成为主流模式，企业的边界逐渐模糊。如谷歌、阿里、腾讯、滴滴等公司，平台的特征性很强，已经很难分清淘宝店家、滴滴司机的雇佣属性。过去适用于公司的会计、劳动等制度安排已经难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这要求我们有必要率先研究、出台“平台法”，构建适合平台运营方式的财税、金融、雇佣等制度。

二是产品运营方面，短周期逐渐替代长周期，速度在竞争中的重要性加强。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工业文明时期的产品从设计、研发，到产品实现、测试和规模生产，再到向市场的推广、销售，过程耗费的时间较长，同样地，一个产品从出现，到成长、成熟，再到退出的周期也较长。而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环境下，研发、生产、销售各领域的时间耗费都得到节约，三个环节之间的转换时间也大大压缩，整个产品生命周期都被缩短，很多产品的生命周期只有3、5年甚至半年。尤其是很多微创新产品的生命周期可能就几个月。产品生命周期缩短最大的影响是周转加快，流动性增强，对速度的要求更高。研发的速度、生产的速度、物流的速度、回款的速度等，这不但影响到企业的财务报表，也影响到产品品牌、企业文化的理解和构建。这一要求我们必须重审知识产权保护、固定资产折旧等制度安排，努力提升全产业链速度，在孵化器、智能工厂、快捷物流、财务结算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创新。

三是产业分工方面，波浪曲线逐渐替代微笑曲线，全产业链竞争成为主要模式。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工业化进程的四个阶段演化了四个不同的国际分工格局。机械制造时代(工业1.0)的殖民体系，其主要特征是宗主国生产，殖民地提供原材料和销售市场，英国是最大受益国；电气化与自动化时代(工业2.0)的大西洋体系，其主要特征是欧洲设计，美国生产，美国在这一时期成长为第一工业大国。电子信息时代(工业3.0)的中美体系，其主要特征是“微笑曲线”布局，中国后来追上，成为世界工厂。智能制造时代(工业4.0)中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对生产方式和产业生态带来革命性影响，使得全球资源配置成本降低，远距离多时空经营更加便捷，产业功能环节的专业化细分和国际迂回程度进一步提升，研发、生产、销售各领域都可以成为全产业链整合的端口，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要求研发与生产在地理上尽量靠近，个性化、定制化要求生产尽量贴近目标市场，某一种行业、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将在空间上被拉近，从而在全球形成各国(地区)各自具有相对完整的优势行业，各行业利用互联网平台在全球进行整合和传导递进的波浪分工格局。这种变化和调整给已经适应了“微笑曲线”的广东带来了很大挑战。

四是经济外部性方面，全球治理逐渐替代单边主义，全球竞争规则被迫重构。在越来越加快的全球化下，“世界是平的”，共建“地球村”既是美好愿望，也是唯一选择。在全球大工业化生产下，生产、消费、贸易、投资、金融、技术开发和转移等各领域的联系与合作不断加强，但同时，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人口贫困、流行病毒肆虐、经济危机以及恐怖主义扩张等负外部效应的国家溢出越来越普遍。负外部效应的影响越出国界，负外部效应的治理，单国也就难以独立承担，全球治理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信息和大数据为负外部效应的全球治理提供了技术条件，而互联网的全球链接和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理念有利于在全球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意识，为负外部效应的全球治理提供了群众基础和文化氛围。未来任何一个产品、企业的生产都难以避开全球“天网”对负外部效应的监督，经济行为从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

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企业边界、组织结构、商业模式等均发生变革，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资源配置方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全球化需要新规则，新规则要求提升新兴国家的话语权和资源配置的开放性。而当前，WTO体系失效，欧美主导的主张全球同质化的TPP、TTIP、 TISA和新兴国家倡导的主张全球差异化的RCEP、FTAAP、“一带一路”等两类贸易投资规则和实践互相竞争，各有影响。已经加入WTO并在其中获得巨大收益的广东面临这种调整和变局。

广东是外贸大省。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外贸的突出贡献。2015年广东省进出口总值达到6.36万亿元，占全国的25.9%，连续29年排名全国第一。从全球来看，广东“由外及内”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的成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主动适应了全球“微笑曲线”产业分工和转移趋势，集中于生产领域，发展加工贸易；二是及时抓住了我国加入WTO的市场和规则机遇，集中于发达国家，发展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两翼齐飞让珠三角成为世界工厂，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受益最大的地区之一。总的来说，改革开放30多年广东外向型经济取得巨大成功主要在于充分发挥了人口、通道、政策、制造四大优势，然而，在新时期，这四大传统优势正被逐渐削弱和淡化。

一是人口优势。广东是我国人口红利的最大收益地区。2015年广东省常住人口10849万人，比1978年增加了5785万人，跨省流入人口占全国的29.45%，是我国实际管理人口第一大省和人口流入第一大省。受益于大量外省年青人口的流入，广东省16-64岁劳动适龄人口占比从1982年的60.95%上升到2010年的76.33%，珠三角地区人口平均年龄被大大拉低，深圳市人口平均年龄甚至只有不到30岁。充沛的年青人口保证了广东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供给和产品低价竞争力，这与1950-70年代的日本极为相似。然而，以2010年为界，我国的人口结构开始进入拐点期。2010年，16岁到64岁劳动适龄人口达到峰值，同时农业人口转移数量在2010年也达到峰值1200万，之后开始逐年开始，2011年1000万，2012年800万，2013年600万，2014年500万。2010-2015年，广东省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年平均增加约30万人，与2005-2010年年平均增加约282万相比下降剧烈。与此同时，近几年广东老龄化加快。过去10年间，广东增加老年人口约1000万，占到了全国的七分之一，增长率达到1.9%，是全国平均水平0.57%的三四倍。人口红利的减小让广东劳动力开始稀缺，成本上升，仍然依靠廉价劳动力获得国际竞争优势难以为继。

二是通道优势。广东省是我国第一外贸大省。2015年进出口总额达1.02万亿美元，占全国的25.9%，连续28年位居全国首位，而在1990年代，广东省的外贸总值甚至长期占全国的约40%。这一方面来源于广东本省，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快速发展的加工贸易产业，另一方面也来源于内地省份通过广东通道的“转口”贸易。2000年以前，中国内地货物出口绝大部分都是通过香港转口。广东得益于靠近香港的地缘优势，拥有强大的通道资源，内地省份的很多进出口贸易是通过广东外贸公司来完成的，深圳港迅速上升为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然而，进入21世纪后，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宁波和环渤海地区的天津逐渐崛起，广东的通道优势被稀释。2015年我国集装箱吞吐量前十大港口中，上海港、深圳港、宁波港排名前三，广州港和天津港排名第五、第六。相应地，广东外贸全国占比也下降到四分之一水平。以2013年为界，我国国家开放战略又进入了“一带一路”新阶段。“一带一路”在原东南沿海开放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走，重新强调陆海并重的全方位开放。内地从开放末梢转变为开放前沿，沿海地区外贸的通道优势被进一步稀释。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等六条经济走廊将打通内地沿边省份的外贸新通道，渝新欧、汉新欧、蓉欧、郑新欧、西新欧等国际铁路大通道贸易快速增长。

三是制造优势。世界工厂是广东外贸的独特优势。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受惠于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借助港台的贸易、信息通道进一步获得制造业发展所需的资源，迅速形成了产业优势，广东成为出口导向型加工制造业的“世界工厂”集聚区。2015年全省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30313亿元，以单独经济体计算，排名位列世界第5位。珠江三角洲已成为世界重要的工业品生产出口基地之一，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建筑材料、家具制造、家用电器、金属制品、轻工造纸、电子及通信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中成药制造等制造业部门拥有全球影响力，电脑机箱、打火机、儿童玩具、鞋、办公家具、牛仔裤等上百种工业品产量世界第一。然而，广东制造业优势主要是在轻工产品和第一代电脑产品全球分工布局上确立起来的，在笔记本电脑、智能终端等新一代信息产品以及汽车、机械等装备工业产品上，广东制造的优势并不明显。重庆已经成为全球笔记本电脑的最大产地，产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成都的芯片产量全球第一。江苏的集成电路、平板显示；浙江的机械电子、工业机器人等都拥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在面临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产品更新换代加速的环境下，广东的传统消费类工业品生产遇到很大挑战。

四是政策优势。广东省是最先获得改革红利的地区。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以开办经济特区为标志，而四个经济特区有三个在广东。1980年代推动的改革开放政策基本上都是先在广东试点获得经验之后再推广到全国的。改革开放得第二阶段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广东是其主要落脚点，“社会主义本质”、“发展是硬道理”、“三个标准”等重要论断都是在广东考察时提出来的。改革开放的第三阶段以加入WTO为标志，广东是最大受益者，其中加工贸易获得大发展。外贸进出口总额从2000年的1700多亿美元发展到2010年的7846.6亿美元，十年年均增长17%，在世界货物贸易排行中超过俄罗斯、西班牙等国，位居第13位。这个过程中，广东一直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第一窗口和改革政策的先行地、试验场，在外商投资、私人企业、价格闯关、税收改革等方面获得政策优惠。全国孔雀东南飞，广东优惠政策的吸引力功不可没。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尤其是近5年来，全国政策同质化、普惠化趋势明显，广东的政策优势逐渐被削减。在新的改革开放载体上，我国在浦东新区、滨海新区基础上，目前已经设立了17个国家级新区，广东省只有南沙新区一个。自贸区方面，我国先是选择在上海设立自贸区进行试点，之后再同时推广、复制到广东、福建、天津。广东省重点建设的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也只是全国14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之一。广东显然已不是国家首选的改革试验地，即使某些政策先在广东试行，也很快被复制，政策优势的时间效应很短。因此，新时期，还想通过政策获得发展优势已经行不通。

与前面30多年全球经济处于长波周期波峰不同，未来一段时期，广东新一轮的开放发展进入了世界经济深度调整期、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期、新一轮经贸规则构造期和我国对外战略布局关键期，也是广东比较优势深刻转换期。如何及时推动广东对外经济优势的转换，确立广东在全球经济竞争格局中德新优势尤为重要。

一是从人口优势到工程师优势。人口红利是低端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工程师红利是中高端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我国已经进入工程师红利的溢出期。改革开放35年以来，我国已经从一个科技人力资源稀缺国家逐步成长为一个科技人力资源大国。2014年我国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7000万人，连续七年保持世界第一。从事研发活动(R&D)人员的全时当量达到325万人年，是1992年的5倍。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已经超过3000万人，毕业人数达700万人。如果按照目前稳定的增长速度不变，2020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将超过1.5亿人。巨大的人力资本储备为工程师红利的释放打下了坚实基础。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工程师使用成本仍然相对比较低廉，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这为承接、培育和发展智力密集型产业提供了条件。目前不少跨国公司将研发中心搬迁到我国，或者将研发业务外包到我国就是一个预兆性的开端。以机器人行业为例，国内机器人行业工程师目前平均年薪近8万元，欧洲和日本机器人行业工程师平均年薪40万元左右，根据欧洲、日本和我国工程师工资过去增长情况，假设欧日工程师工资年均增长1.5%，我国工程师工资年均增长10%，那么我国工程师红利可以维持20年。因此，广东虽然不是我国高校和大学生最集中的地区，但要努力成为高校科研成果应用和大学毕业生工作最集中的地区，充分吸纳全国各地的工程师人才到广东就业、居住是推动广东产业转型升级，获取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着力点。

二是从外贸通道优势到跨境电商平台优势。在互联网时代，跨境电商将逐渐成长为外贸的主体形态。目前，跨境电商已经成为外贸增长的新引擎。2010年，跨境电子商务规模占我国进出口总规模的不到10%，而2015年就已近20%。据商务部预测，2016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额将达6.5万亿元，未来几年跨境电商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比例将会提高到20％，年增长率将超过30％。广东省是我国跨境电商第一大省，跨境电商连续多年保持30%以上的增速，2015年跨境电商交易额超过全国交易总额七成。目前，广东省从事跨境电商的商家已有8-10万家，从业人员已过百万人，包括平台企业、物流及综合服务企业、支付企业和仓储企业，基本涵盖了跨境电商产业全链条。然而，广东的跨境电商业务85%是通过浙江的阿里巴巴平台实现的，缺少大型，拥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境电商平台是广东跨境电商发展的“痛点”。因此，充分发挥珠三角的通道资源，尤其是广州的商业网络资源，大力推动“互联网+专业市场”、“互联网+会展”、“互联网+自贸区”建设，加快广州跨境电商之都建设，集中力量打造跨境电商大型平台参与国际竞争。

三是从制造优势到硬件创新优势。过去20年属于“消费互联网”时代，而未来20年，将来到“产业互联网”的时代，互联网将改变每一个产业、组织乃至整个社会。产业互联网与智能硬件融合，更酝酿着商业模式颠覆与生活方式的变革。2015年新增联网硬件数量达20亿，预计到2020年这个数字会增加到80亿。而到2020年，这些智能硬件所产生的总价值将会大于1万亿美元。谷歌推出了眼镜，苹果推出了手机、手表，亚马逊推出了手机、平板、机顶盒等一系列产品，Facebook与HTC合作HTC First，腾讯推出了微信耳机、QQ音响、小Q机器人，阿里的推出了阿里云手机、天猫魔盒，百度推百度手机、百度影棒、咕咚手环，奇虎360推随身wifi、路由器、家庭卫士、儿童卫士、防丢卫士等。广东雄厚的制造业优势是培育智能硬件创新最好的土壤。元器件、PCB、检测、小批量试产、试销、量产、销售渠道，是硬件生产所需的所有环节。珠三角的硬件生态系统非常好，几乎所有的组件和工具在流水线上24小时生产着，深圳华强北、广州岗顶等市场汇聚了生产制造硬件产品所需的各类元素，转上一圈就能买到硬件创新和设计所需的各种元器件，大大缩短采购时间，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因此，把广东的制造优势转化为硬件创新优势不仅有利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也可以为广东争创出在国际创新链中的竞争新优势。

四是从政策优势到营商环境优势。广东要主动承担全国开放战略的先行引领使命，就必须直面国际产业分工新格局和国际贸易新秩序所带来的挑战，这其中，最大的挑战在于代表未来的创新经济的要素资源能否在广东集聚，能否让广东在新的全球分工和贸易体系中占有不可替代的环节和地位，而影响要素集聚的关键则是营商环境。受益于率先改革开放，广东的农村改革、土地改革、价格改革、工资改革、金融改革等走在全国前列，营造了有利于释放土地，集聚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营商环境，促进了工业经济的发展。但目前，一方面改革向全国拓展，政策被复制，广东的传统营商环境优势被稀释；另一方面，广东经济开始进入创新经济时代，科技、人才、数据替代土地、劳动力等成为更重要的要素资源，而这些创新要素的集聚条件与工业要素不同，更加看重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和平台吸引力。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2016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在全球营商环境排名中，中国位列第84位，与中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地位极不相称。因此，广东要在建设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上先走一步，把创新打造成广东最大的开放优势。一是要接轨国际惯例，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二是要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促进行政审批制度、企业投资体制、商事登记制度、国有企业改革等系列改革；三是要提升开放能级，引进更多的国际大学、跨国平台和总部性功能机构，提升创新的平台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