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不断上升。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而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秩序改革的进程得到实质性的推进。无论是“一带一路”战略，还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的主要参与方式都是对外直接投资(OFDI)。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已经从贸易大国逐步发展成为投资大国，中国企业向境外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规模迅速增长，步伐不断加快。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首次成为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截止2014年底，中国企业已遍布全球186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OFDI的异军突起引起了广泛关注，针对中国OFDI的分布特点，大量研究尝试从不同的视角解读影响其区位选择的因素。其中，东道国的制度环境成为讨论的核心(Buckley et al.，2007；Kolstad and Wiig，2012；蒋冠宏、蒋殿春，2012；王永钦等，2014；冀相豹，2014)，这些研究既涉及总体制度水平，也包括从政权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水平以及腐败控制等多个维度的细分考察；既使用了中国OFDI的加总数据，也有采用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既有囊括所有国家样本的研究，也有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分析。综合来看，尽管有关中国OFDI分布的东道国制度因素研究已经取得丰富的成果，仍有三个重要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

第一，文化差异对于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文化差异是影响经济交流的深层因素，著名的“七七定律”已经表明在跨国并购中，70%的并购没有实现预期的商业价值，70%失败于并购后的文化整合。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文化以及文化差异决定了经济选择，甚至影响了国家财富的发展速度，“文化经济学”成为解读经济现象的新视角(Guiso et al.，2006)。在经济学家的定义中，文化是指在民族、宗教或社会等群体中可以代际传递且相对稳定的习俗、信念和价值观。文化不同于制度变量，二者对于经济结果的影响方向、程度大小都可能是不同的，“只有制度重要”或“只有文化重要”的论断是不正确的(Alesina and Giuliano，2015)。然而，制度有优劣，文化却很难分高低。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更倾向于研究文化差异的影响，而不是某种特定文化的影响。借助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发展成果，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于群体之间的基因距离，认为基因可以作为文化特性垂直传递的代理变量，基因距离揭示了群体的历史渊源，因此常被用于研究文化差异(Cavalli-Sforza et al.，1994；Stone and Lurquin，2007；Spolaore and Wacziarg，2009)。Guiso et al.(2009)研究表明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会影响双边信任的形成，进一步影响双边贸易与投资等经济交流；但Giuliano et al.(2014)认为控制了地理因素之后，基因距离对于贸易的影响不再显著。那么，对于中国而言，与东道国的文化差异是否影响OFDI的区位选择呢？

第二，中国OFDI的经济利益驱动因素研究。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上升，其规模巨大的OFDI背后的经济利益动机引发了一系列争论，虽然现有文献对此已有涉及，但它们往往局限于研究单一维度的利益动机。事实上，利益驱动是多维的，崛起中的大国更是如此。随着产能过剩问题日益严峻，“新常态”下的中国告别过去以输出“中国制造”产品为主的传统路径，转而以资本输出带动多行业的产能输出，因而市场潜力成为中国OFDI的重要利益驱动因素。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增加了国内市场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而由于非市场因素造成的供应中断和价格波动使得过度依赖资源进口的弊端日益凸显，因此通过跨国公司内部化获得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产品，对确保经济持续增长、健全资源保障体系至关重要。此外，避税成为对外投资的又一重要利益驱动，开曼群岛、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等“避税天堂”也成为中国资本的重要集散地。综上所述，现有文献所单独讨论的争夺市场、获取资源以及避税三种动机，应该在同一框架中进行讨论和探讨，而随着中国OFDI的迅速增长，这三者动因的变化趋势也值得我们关注：这些利益驱动是否随时间呈现明确的变化趋势？它们是否存在异质的空间分布规律，尤其是地理距离、文化差异以及制度质量是否会影响利益驱动的强度？

第三，中国OFDI的潜在风险问题。任何经济活动都伴随着潜在风险。中国企业在大规模“走出去”的同时，也经常受到东道国政府和企业及其他国家跨国公司的“狙击”，各种纠纷和违约事件不断发生，包括在缅甸、斯里兰卡和墨西哥等地的投资遭遇“寒流”。微观个案中，由于不同行业有各异的行业特点、投资方式，中国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包括有政治、法律、税收、金融、投资政策、市场、信用、环境和经营等因素。而现有文献对此的实证研究是缺失的。本文试图从宏观数据中去挖掘和识别具有一般性的风险因素。事实上，潜在的风险总是隐藏在利益追求过程中的各种约束和限制之中，投资行为一旦突破地理距离、制度质量以及文化差异等限制，则意味着经济活动伴随着相应的潜在风险。只有识别这些风险，才能为我国的军事、政治和文化交流等政策提供明确的、有针对性的建议。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使用2004-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搜集并整理东道国的经济、地理、能源、制度、文化等各方面的数据，对中国OFDI区位分布中的制度、文化与利益驱动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重点考察利益驱动的时空变化，基于此识别中国OFDI的潜在风险。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回顾相关的文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们要实证检验的理论假说；第三部分是模型、变量与数据的说明，重点阐明使用基因距离作为文化差异代理变量的合理性；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影响OFDI区位分布的因素中，本文集中关注于制度、文化和利益驱动等三类因素。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具体分析它们影响OFDI的作用机制，并结合中国的典型事实提出待检验的理论假说。

东道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等制度因素，是外国投资者做投资决策时的重要考虑因素。Blonigen(2005)、蒋冠宏、蒋殿春(2012)以及王永钦等(2014)都将制度作为影响OFDI的重要因素，并将其作用机制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制度环境恶劣增加了投资者资产被剥夺的风险，因而减少了投资的可能性，尤其是产权制度的缺陷阻碍了投资。第二，规范市场运行的制度缺陷将增加投资成本，因而减少了投资活动，例如寻租和腐败增加了投资成本。第三，制度缺陷往往导致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如司法体制、政府效率和监管等)质量低下，因而影响投资的预期收益。

也有文献认为，上述机制更多是发生在发达国家，中国的制度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异，这些机制是否适用值得商榷。例如，王永钦等(2014)基于微观投资数据实证发现，中国的OFDI不太关心东道国的政治制度，而更关心政府的效率、监管的质量和腐败的控制，并倾向于避开法律体系严格的国家。蒋冠宏、蒋殿春(2012)基于2003-2010年中国对107个发展中国家的OFDI数据，发现东道国的腐败水平不会影响中国OFDI是否进入，但会影响OFDI的投资规模；并通过检验制度接近性，发现中国的OFDI偏向法制和腐败控制优于本国的东道国。胡兵等(2013)也发现，在一些腐败水平较低的国家，腐败会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明显的“摩擦效应”，即东道国通过增加跨国投资的风险、增加母国投资者的沉没成本并形成连续被东道国官员挟持的路径依赖，弱化母国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的依赖；在一些腐败水平较高的国家，或者说东道国存在制度安排的缺陷时，腐败作为一种次优选择却会产生“润滑效应”，帮助投资者减少制度摩擦，提高时间配置效率，因而腐败也可能有利于跨国直接投资。冀相豹(2014)对1998-2011年中国OFDI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证明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制度依赖性，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具有差异性影响，发达国家的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具有正向影响，发展中国家则具有反向影响。

在国际商务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于文化因素，尤其是文化异质性即文化距离对国际商务活动的影响。经典文献认为文化距离给跨国公司带来所谓的“外来者劣势”，进而对国际直接投资有负向影响，而且这种“外来者劣势”的来源与作用机制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殷华方、鲁明泓，2011)。第一，文化距离将产生东道国环境感知和解释的障碍。文化距离越大，则跨国公司管理人员越难获得东道国环境知识，越容易导致对东道国环境信息的误解，从而增加了信息解释成本(Dow and Karunaratna，2006)。第二，文化距离将产生隐性知识复制的障碍。跨国公司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就是复制东道国已有的创新过程以及战略形成等隐性知识，但这些隐性知识往往形成于特定的文化环境，文化的异质性将带来干扰和障碍(Flores and Aguilera，2007)。第三，文化距离将产生协调和治理的障碍。在OFDI的四种进入模式中，除了新建独资以外，新建合资、并购独资、并购合资都涉及到公司内部不同文化的融合，此时公司内部在对市场机会的认识、对资源的应用等具体问题都可能由于文化差异而出现不同的意见，而且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委托代理问题等更加凸现出来，这将显著地增加跨国公司治理的复杂性(Lu and Beamish，2004)。

与上述机制相一致的是，绝大多数的国外实证文献也支持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负向关系。实证研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恰当地度量文化距离，这在已有文献中并未取得一致意见。Kogut and Singh(1988)首次使用Hofstede(1980)的文化四维度构造文化距离，形成所谓的KSI指数。Hofstede的文化维度划分以及文化价值调查得到广泛的承认，其有效性和解释力得到诸多验证。但也有学者认为其采用的数据是20世纪70年代且只调研一家公司，以及使用的文化维度不能完全代表文化差异，为此提出了替代性的文化维度，例如House et al.(2004)的GLOBE九维度等；另外部分学者认为文化距离的缩小速度满足递减规律，而KSI指数未能反映这一重要事实，因此提出了改进的KSI指数等其他计算方法。这些方法存在两个局限：一是涉及的国家样本有限，未能完全代表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二是文化维度的选取标准难以统一，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而随着人类学和遗传学的发展，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于群体之间的基因距离，认为基因是文化特性垂直传递的代理变量，越来越多的文献使用基因距离作为文化差异的代理变量。Spolaore and Wacziarg(2009)在Cavalli-Sforza et al.(1994)的民族遗传数据基础上，采用加权法测算跨国间遗传距离，用以反映不同民族在社会生物学和文化特征(风俗习惯、价值观和信仰)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同一民族中进行代际的垂直转移，遗传特征相近的民族具有较小的交流成本，进而降低了学习模仿对方技术创新的成本和壁垒。Guiso et al.(2009)用基因距离作为文化差异的代理变量，发现基因距离对双边信任有显著的影响，并实证发现基因距离和双边信任对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影响。黄新飞等(2013)在控制地理距离等变量后，发现基因距离对中国的双边贸易流量起着显著的阻碍作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呈递增趋势。此外，也有文献认为宗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信仰的差异反映了文化的差异，Helpman et al.(2008)发现两国的宗教信仰越相似，双边的贸易量越大；而Guiso et al.(2009)进一步发现，宗教差异不仅会影响双边贸易量，还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因此，本文在度量文化指标时，还将选取宗教距离作为文化差异的代理标量。

追求经济利益往往是一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根据已有的文献，可以将一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大致分为三类：抢占市场、获取资源和避税。抢占新兴市场，可以获得企业成长的土壤和新的收入来源。获取东道国廉价的自然资源，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并可能对母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低税率的东道国，是企业理想的避税天堂，能够大幅提高利润。因此，在做OFDI的区位选择决策时，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自然资源丰裕度和税率可能是重要的决定因素。

市场规模的重要性已经在很多的实证研究中得到证实。Scaperlanda and Mauer(1969)的研究发现，对于市场规模而言，只要市场容量足够大，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国外投资就会大量流入；程惠芳、阮翔(2004)发现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和经济水平越相似，两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越大。市场规模大的东道国，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大的需求，可能因此受到投资者的青睐。另外一个重要的投资决定因素就是东道国的资源禀赋，主要包括石油、天然气等矿物燃料、矿石和有色金属；Mina(2007)使用1980-2002 年的面板数据回归研究影响FDI的因素，发现东道国石油产量、储备和价格对母国对其投资具有显著的影响；Buckley et al.(2007)和Morck et al.(2008)证实了自然资源禀赋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影响；Aleksynska and Havryklchyk(2013)也提供了实证证据，证明在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FDI流入会增加。中国是世界能源消费大国，而且国内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自然资源，通过对外投资的方式获取更为稳定的资源和能源显得尤为重要。至于东道国的税率，Caves(1996)认为本国的高税率会增加对外投资；Morck(2008)研究发现中国的OFDI更加偏好避税天堂和东南亚国家；王永钦等(2014)认为东道国的高税率会使外资的运营成本提高，从而会减少投资利润，对FDI的区位选择有负向作用，相反低税率可以吸引FDI。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制度水平、文化差异和利益诉求是影响中国OFDI的主要因素。制度水平的高低，会影响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的经营成本、投资的不确定性以及投资者的信心。文化差异的大小，则影响双边的沟通和互信、谈判成本和运营成本，最终影响投资的风险。利益诉求则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动力，无论是为了获得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是为了占据其广阔的市场，抑或是为了合法避税，中国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都会期望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为此，本文提出以下理论假说：

假说1：总体制度水平和文化异质性在中国OFDI区位选择中分别起着促进和阻碍作用。

假说2：争夺市场、获取资源和避税是中国OFDI的重要利益驱动。

从假说1和假说2可以看出，对于影响中国OFDI的各种因素，可以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限制因素，如地理因素、制度水平、文化差异等，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约束条件，而另一种是逐利因素，如争夺市场、获取资源和合理避税，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内在动力，而逐利因素在投资的过程是否突破了限制因素的约束，即两种因素对中国OFDI是否存在交叉影响，需要进一步识别。从本文的研究目的和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避税动机主要属于企业经营微观层面的考虑，是一种常规性的投资驱动，无论是何时投资、何地投资都需要考虑的问题；而市场和资源动机则是国家发展战略支配下的宏观层面的考虑，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对于产能转移的需要、对于资源的需要可能超越微观主体的经济动机，因此在利益驱动的时空间分布及三个逐利因素对于制度文化约束上，本文进一步提出以下两个假说：

假说3：作为常规性利益驱动，中国OFDI的避税动机随着时间和地理距离而减弱；而作为战略性利益驱动，中国OFDI的市场和资源动机存在以空间换时间的现象，即在时间上未呈现显著的加强趋势，但在地理距离上宁愿舍近求远。

假说4：争夺市场和避税动机的实现需要与东道国政府和市场主体有频密和深入的接触，因此基于这两个因素的利益驱动更倾向于选择文化接近、制度水平高的国家；而获取资源的强烈动机则超越了文化差异和制度限制，不存在文化和制度风险规避特征。

本文的实证模型是源于传统的引力模型。为刻画中国ODFI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本文需要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中引入中国与东道国的地理距离、文化差异等不随时间变化的解释变量，同时引入反映东道国制度水平、市场潜力、资源禀赋、避税等随时间变化的解释变量。最后，考虑到不同年份可能存在影响中国OFDI的共同因素，因此设定时间固定效应以刻画这种不随国家变化的时间异质性，具体形式如下：

其中，下标i代表东道国，t代表年份，包括2004-2012年；ofdi为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Geography_i 为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本文将使用球面距离和是否接壤的虚拟变量进行刻画；Culture_i 表示中国与东道国i的文化差异，用基因距离和宗教距离进行刻画；Institutions_it表示东道国的总体制度水平；Motives_it 代表利益驱动，包括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资源丰裕度、总税率等；λ_t为时间固定效应；ε_it为随机干扰项。

同时，为了考察利益驱动强度的时间变化，我们将在模型中引入时间趋势与Motives_it的交互项；为了考察利益驱动的空间分布，则引入Geography_i和Motives_it的交互项；最后，分别引入Culture_i、Institutions_it与Motives_it的交互项，考察利益驱动是否具有文化异质性与制度风险的规避特征。

本文被解释变量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对数值，以中国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流量度量，数据以美元为计价单位，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最终形成2004-2012年中国对175个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跨国面板数据。在研究中，我们还使用和匹配了多个数据库的数据，以刻画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详细说明见表 1，统计性描述见表 2。

表 1

表 1 变量、指标构造与数据来源 变量 数据来源 变量定义与描述 地理距离(dis) 法国社会展望和国际信息研究中心(CEP II)数据库 采用GCD方法(great circle distance)测算的北京与东道国首都之间的球面距离 是否接壤(border) 自行定义 反映东道国和母国是否接壤的虚拟变量；如果东道国与中国接壤，则等于1；否则，等于0 基因距离(Fst) Cavalli-Sforza et al.(1994)和联合国网站 分别使用Fst和Nei方法测量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间的加权基因距离 宗教距离(rel) Helpman et al.(2008)) 测量中国与东道国的宗教差异，公式为$re{l_{ij}} = \sum\limits_{k = 1}^K {{P_{ik}}{P_{jk}}} $， pik和pjk分别是第k种宗教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制度水平(ins) 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WGI)数据库 参考王永钦等(2014)处理方法，将话语权与问责制、政治稳定与杜绝暴力/恐怖主义、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水平和腐败控制六个制度因素取平均值 经济水平(pgdp) 世界银行数据库 使用东道国的人均GDP度量，计算时未扣除制造资产的折旧和自然资源的消耗，数据以2005年不变价美元为单位 市场规模(gdp) 世界银行数据库 使用东道国的GDP度量，计算时未扣除资产折旧或自然资源损耗和退化，数据以2005年不变价美元为单位 资源丰裕度(res) 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库 东道国的矿物燃料、矿石和金属占商品出口的百分比，用来度量该国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 总税率(tax) 世界银行数据库 东道国企业的总体税率(扣除税收减免的比例)，度量了企业在说明准予扣减和减免后的应缴税额和强制性缴费额占商业利润的比例。扣缴税款(如个人所得税)或收缴和汇给税务部门的税款(如增值税、销售税或商品及服务税)不包括在内

表 1 变量、指标构造与数据来源

表 2

表 2 变量统计性描述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对外投资流量 1125 7.089 2.651 0 15.45 地理距离 1215 4.405 0.648 2.398 5.334 基因距离 1422 7.103 0.664 3.804 8.004 宗教距离 1215 0.0679 0.169 0 0.957 制度水平 1558 -0.0290 0.927 -1.930 1.990 经济水平 1471 8.211 1.661 4.968 11.67 市场规模 1477 23.91 2.324 18.61 30.28 资源丰裕度 1327 -2.049 1.681 -13.86 0.445 总税率 1417 50.66 43.09 7.400 339.1

表 2 变量统计性描述

文化的定义和文化差异的量化是实证研究的难题。Alesina and Giuliano(2013)认为经济学家对文化的定义可以区分为信念和偏好两种属性。信念属性涉及的是社会习俗和个人信念，此时文化能够形成个体对特定环境下其他人如何行动的预期，进而影响着这个群体中个体之间的社会互动。所谓偏好属性，是指文化当中原始的情感，涉及个人的价值观念和偏好。然而，在实证研究中很难区分这两种属性。Guiso et al.(2006)将文化定义为在民族、宗教或社会等群体中可以代际传递且相对稳定的习俗、信念和价值观。这一定义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应用，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强调文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特征，这与主流经济学理论关于偏好的稳定性假定是相一致；第二，糅合了文化的信念和偏好属性，减少实证研究中量化测度的争议和难度。

Spolaore and Wacziarg(2009)首次明确将群体的基因历史放在了经济学分析的中心位置。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基因距离代表着群体特性的差异，具体包括信念、惯例、习性、偏见、风俗等方面的差异，这是因为，不同群体的基因距离越大，意味着他们在血统上分离的时间越长，群体间的特性差异也就越大。Desmet et al.(2011)使用世界价值调查数据(WVS)和基因距离数据，发现基因相近的欧洲群体在430个关于准则、价值观、文化特性的问题上给出了更为相似的答案。他们的实证分析支持了Spolaore and Wacziarg(2009)关于基因距离的解释，即基因距离可以刻画文化性的代际传递特性。

基因是控制生物性状的基本遗传单位。人体内有成千上万个基因，每个基因又包含几个等位基因，不同民族间等位基因的出现频率不同。基因距离所测量的正是等位基因在各民族间出现频率的差异。Cavalli-Sforza et al.(1994)以基因频率的内容构建人类民族的进化树，提出用于测算种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基因距离的计算方法，即用于计算基因距离的基因是由遗传漂变导致的“中性基因”，通过大量中性基因片段的差别来测算的基因距离可以反映两个群体追溯到其共同祖先的时间长短，进而考察民族间垂直差异的大小。一个国家往往由多个民族构成。Spolaore and Wacziarg(2009)在研究世界范围内移民和民族文化融合现象时采用人口比重加权法构造国家间基因距离，用以反映不同国家在文化和遗传特征上的不同。而且按民族人口比重加权计算的跨国间基因距离可以捕捉到不同国家之间在民族构成、文化包容性和移民现状等现实社会环境的差异。本文参考其方法，计算得出国家间的Fst基因距离和Nei基因距离。

表 3测算结果显示，除了香港和台湾地区，我国与泰国的基因距离最近，Fst值为123；与刚果(金)和刚果(布)的基因距离最远，Fst值为2993。从各大洲来看，亚洲国家与我国的基因距离最近，Fst平均值为755.1。而非洲国家与我国的基因距离最远，Fst平均值为2244.1。大洋洲、北美洲、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与我国的基因距离平均值依次为942.0、1155.8、1166.3和1443.9。

表 3

表 3 文化差异与地理距离相关系数矩阵 地理距离 基因距离Fst 基因距离Nei 宗教距离 地理距离 1 基因距离Fst 0.649 1 基因距离Nei 0.680 0.979 1 宗教距离 0.129 0.0893 0.100 1

表 3 文化差异与地理距离相关系数矩阵

文化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文化，不同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这种文化差异可能是地理因素造成的。通常认为，两个国家的地理距离越远，它们之间的文化差异可能越大，比如与欧洲国家相比，我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相对较小。因此，在正式检验之前，先报告文化差异的两个代理变量基因距离和宗教距离与地理距离的相关系数。文化差异与地理距离的相关系数见表 2：基因距离Fst与基因距离Nei的相关系数最大，为0.979。Fst和Nei都是测量基因距离的指标，只是计算方法和对象不同，两者的相关性最高符合预期。基因距离Fst与地理距离的相关系数为0.649，说明两者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而宗教距离与地理距离和基因距离的相关性都不高。

此外，我们还选取了宗教距离作为文化差异的另一代理变量，使用Helpman et al.(2008)测量的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宗教距离数据，具体计算公式为：

$re{l_{ij}} = {P_i} \times {P_j} + {C_i} \times {C_j} + {M_i} \times {M_j}$

其中，i、j分别代表东道国和母国，P表示新教信徒占总人口比重，C表示天主教信徒占总人口比重，M表示穆斯林占总人口比重。

为了验证假说1和假说2，本文基于回归模型(1)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如表 4所示。最主要的控制变量是地理因素，其中地理距离的系数显著为负，与国际经济学中的引力模型理论相一致。这一结果表明，平均而言，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时更偏向距离近的国家和地区。从现实的角度来讲，地理距离越近，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越低，交易成本和投资风险也越低，因此会吸引更多的对外投资。进一步引入是否接壤的虚拟变量，其在单独引入时显著为正，而跟地理距离同时引入时变为不显著。整体而言，邻国由于其不同于其他东道国所具有的地理位置，对母国而言可能具有特殊的投资战略地位，可能会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同时在交通上的便利性也使得其与母国存在更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互动，实证结果也显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国更倾向于投资邻国。

表 4

表 4 制度、文化、利益驱动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1) (2) (3) (4) (5) 地理距离 -0.968*** (0.125) -0.315* (0.178) 是否接壤 1.293*** (0.381) 0.327 (0.397) 基因距离 -1.085*** (0.118) -0.814*** (0.166) 宗教距离 -2.241*** (0.543) -1.570*** (0.526) 制度水平 0.282* (0.160) 0.224 (0.164) 0.323** (0.153) 0.418** (0.172) 0.459*** (0.164) 经济水平 -0.415*** (0.099) -0.439*** (0.102) -0.589*** (0.095) -0.507*** (0.101) -0.552*** (0.100) 市场规模 0.584*** (0.049) 0.624*** (0.051) 0.562*** (0.046) 0.621*** (0.050) 0.561*** (0.049) 资源丰裕度 0.226*** (0.053) 0.162*** (0.053) 0.291*** (0.051) 0.177*** (0.053) 0.300*** (0.053) 总税率 -0.012*** (0.004) -0.019*** (0.004) -0.013*** (0.004) -0.020*** (0.004) -0.014*** (0.004) 截距项 1.282 (1.285) -3.582*** (1.166) 6.871*** (1.555) -2.691** (1.175) 6.166*** (1.613)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253 0.207 0.278 0.212 0.293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是标准误。下同。

表 4 制度、文化、利益驱动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东道国制度水平在所有回归中的系数均为正，且多数显著，这说明中国OFDI倾向于投资总体制度水平较高的国家。东道国良好的制度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经营氛围，减少了投资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中国投资者的信心，有利于吸引中国对其投资；基因距离和宗教距离在单独引入或同时引入时都是显著为负，二者作为文化距离的代理变量，表明文化异质性对中国的对外投资起阻碍作用。这一结果与Helpman et al.(2008)和Guiso et al.(2009)使用宗教距离对贸易和投资进行研究的结果相类似。而Giuliano et al.(2014)发现，在控制了地理因素之后，基因距离对于贸易的影响不再显著，但本文的研究则显示，即使控制了地理因素，文化异质性仍然是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因此，假说1得到有力的支持。

三种对外投资的经济利益驱动在所有的回归中都显著，假说2也得到验证。其中，针对争夺市场的动机，本文将其进一步区分为经济水平和市场规模两个因素：经济水平度量东道国经济的发展程度，是消费能力和市场发展成熟程度的指标，市场规模则度量东道国的经济潜力。结果显示，中国OFDI更多地流向了经济水平较低、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体量大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多的投资机会，对资金的需求也更大，因此成为中国主要的投资对象。此外，资源丰裕度和总税率分别显著为正和显著为负，表明获取资源和避税确实是中国OFDI的利益驱动。

(二) 利益驱动的时空变化

相比地理、制度和文化等客观约束条件，利益驱动作为OFDI的内在动力，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本文首先考虑，随着时间推移，我国OFDI的三大利益驱动是否发生显著的变化，究竟是逐步加强、减弱还是维持现状？为此，我们在实证方程中加入时间趋势变量，并分别与市场规模、资源丰裕度和总税率构造交互项。扩展的回归结果列于表 5。

表 5

表 5 利益驱动的时间变化 (1) (2) (3) 地理距离 -0.316* (0.178) -0.315* (0.178) -0.300* (0.178) 是否接壤 0.328 (0.397) 0.327 (0.397) 0.361 (0.397) 基因距离 -0.812*** (0.166) -0.813*** (0.166) -0.818*** (0.166) 宗教距离 -1.596*** (0.526) -1.573*** (0.527) -1.612*** (0.526) 制度水平 0.462*** (0.164) 0.459*** (0.164) 0.469*** (0.164) 经济水平 -0.550*** (0.100) -0.552*** (0.100) -0.552*** (0.100) 市场规模 0.454*** (0.086) 0.561*** (0.049) 0.562*** (0.049) 市场规模×时间趋势 0.020 (0.014) 资源丰裕度 0.301*** (0.053) 0.290*** (0.100) 0.307*** (0.053) 资源丰裕度×时间趋势 0.002 (0.018) 总税率 -0.013*** (0.004) -0.014*** (0.004) -0.030*** (0.010) 总税率×时间趋势 0.003* (0.002) 截距项 6.133*** (1.612) 6.165*** (1.614) 6.166*** (1.610)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R2 0.295 0.293 0.296

表 5 利益驱动的时间变化

虽然中国OFDI背后的市场和资源动机引起最多的关注，但从表 5第(1)和(2)列的结果显示，市场规模、资源丰裕度与时间趋势交互项的系数都是为正，且不显著，这表明只有非常微弱的证据显示中国通过OFDI实现这两种利益的动机存在时间上的加强趋势。在第(3)列中，东道国总税率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避税动机随着时间有所衰减。综合来看，在样本期内，中国OFDI中常规性的利益驱动正在逐渐淡化，而战略性利益驱动则大致呈现维持状态，仅有微弱的增强态势。

除了时间变化之外，中国OFDI的利益驱动力也可能存在空间分布的变化。表 6第(1)、(2)、(3)列分别考察三种利益驱动和地理距离的交互作用，这些交互项分别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且估计系数均为正数。这表明在同等条件下，中国倾向于投资地理距离较近的国家进行避税，但是，为了争夺市场和资源，宁愿舍近求远。换言之，地理约束对中国OFDI的常规性利益驱动构成了实际限制，但其对市场和资源这两类战略性利益驱动却可看作是“软约束”。由此可见，虽然中国OFDI的市场和资源动机并未在时间上呈现显著的加强趋势，但在空间上却呈现超越地理距离约束的特征，这一方面可能是现代经济活动对于地理的依赖下降所致，另一方面也恰好反映了中国对外投资的迫切需求。可以说，中国OFDI的市场和资源动机存在以空间换时间的现象。

表 6

表 6 利益驱动的距离变化 (1) (2) (3) (4) (5) (6) (7) (8) (9) 市场规模×地理距离 0.130** (0.059) 资源丰裕度×地理距离 0.128* (0.067) 总税率×地理距离 0.034*** (0.008) 市场规模×基因距离 -0.208*** (0.077) 资源丰裕度×基因距离 0.456*** (0.064) 总税率×基因距离 0.057*** (0.007) 市场规模×制度水平 0.303*** (0.048) 资源丰裕度×制度水平 -0.196*** (0.060) 总税率×制度水平 -0.025*** (0.005) 截距项 21.178*** (7.043) 4.874*** (1.747) 10.796*** (1.942) -31.392** (14.010) -2.953 (2.025) 16.412*** (2.005) 8.205*** (1.606) 6.214*** (1.602) 3.423** (1.671) 样本数 777 777 777 777 777 777 777 777 777 R2 0.298 0.297 0.309 0.300 0.337 0.349 0.328 0.303 0.318 注：回归中包括了其他控制变量，为节省篇幅，只报告交互项的系数估计，其他结果备索。

表 6 利益驱动的距离变化

表 6第(4)、(5)、(6)列新引入的是利益驱动和基因距离的交互项，以此考察文化异质性对于利益驱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市场规模与基因距离的交互项显著为负，总税率与基因距离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这表明文化异质性对于争夺市场和避税两种利益驱动存在约束，即文化差异越大，则市场动机和避税动机越弱。事实上，只有对东道国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和正确的把握，才能有效地识别和实现市场机会。这个过程文化异质性的约束既体现在公司内部人力资源和管理的协调上，也体现在与东道国政府、消费者和竞争者的全面接触中，正是基于这些因素，文化差异成为市场动机的显性约束。相反，资源丰裕度与基因距离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表明资源动机并不受文化差异的影响，而是呈现差异越大动机越强的特征。

最后，第(7)、(8)、(9)列考察的是利益驱动和制度水平的交互作用。市场规模、东道国总税率与制度水平的交互项分别显著为正和显著为负，表明制度水平越高，中国OFDI的市场动机和避税动机越强。好的制度能够为在东道国经营的中国企业提供良好的保障，使其能够与其他企业公平竞争从而夺得市场；同时，良好的制度也是合法避税的重要保障，能够通过降低企业投资的风险从而降低其实际运营成本。然而，资源丰裕度与制度水平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表明东道国的制度越差，中国的资源动机反而越强。可见，无论是地理距离、文化距离，还是制度水平，都没有成为中国争夺资源的实际约束。

我国OFDI的投资风险与限制其利益追求的各种因素总是结合在一起。通过前文分析利益驱动与地理距离、文化距离以及制度水平的交互效应，我们可以从中识别出一些潜在风险。交互项的结果显示，为了获得市场和争夺资源，我国的对外投资在同样条件下流向了地理距离越远、文化差异越大和制度水平越低的国家，这说明当前我国的对外投资超越了这些限制因素的约束，存在相应的投资风险：

首先，争夺市场和资源的动机超越了地理距离的限制，可能带来相应的航行安全问题。目前，海上运输是国际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式，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大，海上运输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地理状况和更大的补给需求。更深层面上，近年来全球海上和平状况令人担忧，亚丁湾、马六甲海峡等重要喉舌通道和海域频现海盗活动、恐怖袭击、地区冲突等危机，世界各国对此尚未有统一的计划与灵活的军事保障机制。对中国而言，以获取市场为动机的OFDI要如何确保在长距离运输中的产品和人员安全，以获取资源为动机的OFDI要如何保证所获得的能源和原材料顺利运回国内，都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其次，获取资源的利益动机超越了文化差异和制度水平的限制，这本身也隐含着巨大的文化冲突风险及制度性风险。在文化冲突风险方面，中国在能源资源行业的OFDI投资主体大多为国有企业，常被国际媒体染上政治化色彩，而能源资源行业涉及到东道国的国计民生，通常有着严格的法律审批制度，中国投资又常被国际媒体大肆渲染，容易引起东道国人民和企业的焦虑和反感；在投资过程中，部分中国的能源资源企业存在自身国际化程度低、国际人才匮乏，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能很好地理解并融入东道国社会，在发生冲突后，并非所有的中国企业都能妥善处理好自身与东道国的关系，导致投资面临较大的失败风险。在制度性风险方面，王永钦等(2014)就发现中国的OFDI不太关心东道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稳定度等制度因素，但在实际中我们却看到这一因素带来较大的风险，在苏丹、利比亚、缅甸和乌克兰等国，由于局势动荡、政权更迭、国家分裂等因素，为中国企业的投资蒙上阴影；同时，发达国家对于中国的对外投资仍有明显的歧视，2005年中海油斥资185亿美元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失败，2009年中铝以195亿美元入股力拓公司却遭对方毁约，因此在制度水平低甚至是政治风险非常高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是现实选择。在上述背景下，如何通过外交手段、法律途径等方式对冲制度风险，成为当下中国OFDI面临的巨大挑战。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排名第二的经济体，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也日渐成为中国企业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国的OFDI成为令世界瞩目的经济现象。现有文献对于中国OFDI背后的区位影响因素的研究，虽然已有地理、制度和文化等客观约束，也有市场、资源、避税等利益动机，但缺乏将多种因素放在统一的框架下进行研究，较少考察各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的综合作用，也未能从中识别中国OFDI的潜在风险。针对此，本文基于2004-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面板数据，对这些因素进行全面的研究，并通过研究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去探讨现在投资活动可能存在的风险。结果表明，上述因素都对中国OFDI有显著影响，但它们的作用机制并不相同。争夺市场、获取资源和避税是中国OFDI的主要利益驱动力，市场规模越大、自然资源越丰富、总税率越低的国家，对中国OFDI越有吸引力。东道国的制度水平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中国倾向于投资制度质量较好的国家，而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对中国OFDI起阻碍作用。

进一步重点考察三种逐利因素的时空变化，结果表明，争夺市场和资源的利益动机并未随时间改变，而避税动机随时间有所衰减。为了争夺资源，中国能够克服地理距离、文化差异和制度的阻碍。对于争夺市场，中国在投资时显得更加谨慎，虽然地理距离不会削减中国的投资热情，但文化差异和东道国的制度水平都是中国在对外投资时慎重考虑的因素。而在避税方面，中国的OFDI会全面地考虑地理距离、文化差异和制度因素，偏好投资距离较近、文化接近和制度较好的国家。因此，避税这一常规性利益驱动随时间而减弱，且受各种客观约束的限制；而市场和资源两类战略性利益动机则呈现以空间代替时间的趋势，尤其是资源动机更是并未受到文化和制度的约束。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理论启示。对外直接投资要综合考虑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在研究中国OFDI的区位因素时，不能只片面地考虑地理、制度和经济因素，而忽略了文化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文化是每个国家固有的特性，渗透于国际事务中的方方面面，关系到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信任和合作。文化差异会提高投资成本和风险，进而影响中国的OFDI。本文用基因距离和宗教距离作为文化差异的代理变量，实证发现它们对中国OFDI起阻碍作用，这说明文化确实在中国OFDI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

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发现经济利益驱动背后隐藏着航行安全、文化冲突以及制度性风险等潜在风险，可以通过采取各种手段对其进行风险对冲。首先，为解决航行安全问题，需要中国在海军建设上加强远航保护能力，同时与他国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军事合作。其次，对于潜在的文化冲突，除了提高中国企业的自身素质之外，还可以从国家层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如兴办孔子学院、吸收外国留学生、举办建交主题年活动等方式，深化两国之间的了解，提升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对于潜在的政治风险和制度性风险，一方面可以通过国家层面的领导人互访加强两国政治互信，为两国经贸活动铺平道路，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也应注意在对外投资活动中综合使用法律途径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中国是世界上缔结双边投资条约(BIT)最多的国家，但也是世界上最少运用BIT在国际法庭维护自己合法经济利益的国家之一，这表明我国的BIT还基本停留在纸上，我国企业还未能用法律方式解决投资过程遇到的各种纠纷问题。除了双边机制，从国际法实践角度，中国应该积极推进甚至主导能源等领域多边立法或多边机制的确立。随着“一带一路”、丝路基金和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措施的实施，中国OFDI在面临极大机遇的同时，伴随而来也有更多的风险，如何综合使用各种手段对冲风险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