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与文献述评

近二三十年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洗礼之下国际生产分割(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 现象日益盛行，其在推动全球经济关系变革的同时也对国际贸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产品的生产流程被切割成多个相对独立的生产环节并在企业、行业、跨国间乃至世界范围内进行匹配重组已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序贯化生产(sequential production) 的出现逐渐打破了传统的一体化生产模式，并催生了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价值增殖为纽带的全球生产网络。在这一新型生产模式的主导下，一个显而易见的观察事实是，位于同一生产链条上的不同国家(地区) 是基于全球生产网络某一特定的节点从事与该国(地区) 相应的专业化生产，国家(地区) 间比较优势及在分工体系中所扮演角色的差异化投射在全球生产链上则是各国(地区) 分工地位的不同。那么，如何准确量化国家(地区) 在生产链上的分工地位？这一问题在学界引起了持续的关注，并形成了价值增值法与技术指标法两大类测度方法。其中前者由于数据要求较高，限制了其在实际应用中的推广；后者则包含了各式各样的测算指标，如垂直专业化指数、出口商品价格指数、出口技术复杂度以及加权增加值-生产率等，上述指标普遍存在难以准确甄别行业或国家(地区) 在生产链上的相对位置及排序情况等不足。

有别于上述研究方法，美国哈佛大学Pol Antràs教授等人于近期提出了行业上游度测算理论(measure of industry upstreamness)^① ，该测度理论方法的数据要求易于满足，且能够准确刻画生产环节在行业间的运行轨迹以及产业内垂直分离的特征，便于对不同行业、国家(地区) 在生产链上的相对位置进行比较分析。在国外，Fally(2012)、Kelly and Cava(2014)、Dragusanu(2014)、Hagemejer and Ghodsi(2014)和Fally and Hillberry(2014)等人先后对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欧盟以及东亚等国家或地区在生产链上的分工地位展开测算研究。在国内方面，高敬峰(2013)通过计算我国在2001-2010年期间的出口生产链长度，发现我国在全球生产链上的相对位置得到了提升，同时制造业的出口产品正在向相对上游生产环节转移。王金亮(2014)测算了我国2002年的上游度指数并与同期的欧美国家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则是我国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鞠建东、余心玎(2014a)对中国在全球生产链上的贸易角色进行了量化分析，认为中国在全球生产链上所处的位置及出口产品的种类方面均接近于发达国家，但出口产品在质量上仍属于低值产品，且这一现象在生产链的下游尤为明显。王飞、郭孟珂(2014)基于行业上游度测算方法考察了我国纺织服装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发现中国纺织服装业的上游度数值较大且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Ju and Yu(2015)利用行业上游度测算方法，并结合中国的投入产出表、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进出口数据构造了企业层面的上游度指数。实证研究发现，相比处于生产链下游环节的企业，上游企业更具资本密集型特征且生产率和利润率更高；欠发达省份集中于生产链的上游环节，在加入WTO之后中国整体的生产和出口上游度均呈逐年上升趋势。陈钊、杨红丽(2015)利用行业上游度理论对我国行业所处的产业链位置进行了测度，并实证检验了FDI的垂直溢出效应。王岚、李宏艳(2015)基于行业上游度理论构建了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研究发现中国的中等技术、高等技术和低等技术制造业分列于全球价值链的上、中、下游。马风涛(2015)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考察了中国制造业在1995-2011年间的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 发现在此期间其全球价值链长度呈现先延长后缩短的趋势，劳动生产率、研发强度以及熟练劳动力的相对投入比例等因素对制造业部门上游度的上升具有促进作用，而资本密集度则相反。

① 该方法又称距最终使用端的平均距离测算法(average distance from final use)(Antràs et al., 2012)、到最终需求端的距离测算法(distance to final demand)(Fally, 2012)。

通过对上述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内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我国产业分工整体概貌的分析及跨国比较上，目前鲜有文献运用行业上游度理论对我国省际层面的产业分工地位进行系统和细致的考察，这可能导致我们在评析我国内部区域产业的发展现状时缺乏深刻的认识。为克服以往测算方法存在的缺陷并突破现有的研究盲区，本文将基于Antràs et al.(2012) 提出的行业上游度测算理论并深入中国的省域层面进行实证考察，鉴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广东省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高地和经济快速发展的缩影，故我们以此作为本文的重点考察对象，对其在全球生产链上所扮演的分工角色展开综合测度，并与江苏和浙江这两个东部沿海代表性省份进行横向比较。在中国参与国际国际生产分割日趋深化的背景下，本文研究一方面有助于解构广东省内部产业分工的时空演变特征，另一方面对广东省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审视、产业政策的调整乃至经济发展转型而言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现实启示意义。

二、 行业上游度测算理论

Antràs et al.(2012)近期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行业上游度测算理论，用以量化单一行业在生产链上的加权平均位置，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U}_{i}}=1\times \frac{{{{\hat{F}}}_{i}}}{{{Y}_{i}}}+2\times \frac{\sum\limits_{j=1}^{N}{{{{\hat{d}}}_{ij}}{{{\hat{F}}}_{j}}}}{{{Y}_{i}}}+3\times \frac{\sum\limits_{j=1}^{N}{\sum\limits_{k=1}^{N}{{{{\hat{d}}}_{ik}}{{{\hat{d}}}_{kj}}{{{\hat{F}}}_{j}}}}}{{{Y}_{i}}}+4\times \frac{\sum\limits_{j=1}^{N}{\sum\limits_{k=1}^{N}{\sum\limits_{l=1}^{N}{{{{\hat{d}}}_{il}}{{{\hat{d}}}_{lk}}{{{\hat{d}}}_{kj}}{{{\hat{F}}}_{j}}}}}}{{{Y}_{i}}}+\cdots $

(1)

式中，U_i表示行业i的上游度指数，易见其值大于等于1；Y_i、F_i分别表示行业i的产出和最终使用；d_ij(1≤i, j≤N) 表示投入需求系数(input requirement coefficients)，用以衡量行业j为制造一单位的产出所需的来自行业i的作为中间投入那部分产出的比例^①。上游度指数的大小反映了各行业在生产链条中所处的相对位置，其值越大意味着行业处于生产链的相对上游环节^②(relatively upstream stages)，即越靠近生产链的中间投入端，反之则处于生产链的相对下游环节(relatively downstream stages)，亦即越靠近最终使用端。在测算出单一行业的上游度指数的基础上，我们借助投入产出表中各行业的流出入统计数据依次构造了x、m和xm三个权重指标^③，并通过下面给出的计算公式得到大类行业或省际层面的上游度指数加权平均值：

① 在实际测算过程中我们对d_ij进行了开放经济和存货条件下的修正，具体处理方法参见Antràs et al.(2012)。

②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生产链上、下游环节有别于传统的价值链高、低端概念，一个行业位于生产链的上游环节并不意味着该行业处于价值链的高端。

③ x 、m和xm各指代流出、流入和流出入权重。流出权重x以某省某年度某一行业的流出在总流出中所占的份额表示，流入权重m、流出入权重xm的构造与此同理。

$\left\{ \begin{align} & {{U}^{x}}=\sum\limits_{i=1}^{n}{{{x}_{i}}{{U}_{i}}} \\ & {{U}^{m}}=\sum\limits_{i=1}^{n}{{{m}_{i}}{{U}_{i}}} \\ & {{U}^{xm}}=\sum\limits_{i=1}^{n}{x{{m}_{i}}{{U}_{i}}} \\ \end{align} \right.$

(2)

三、 测算结果分析 (一) 数据来源

在本节中，我们将利用上文介绍的行业上游度测算方法，同时结合广东省、江苏省和浙江省三个省份的投入产出表构造所需变量，从而完成对行业乃至省际层面的生产链分工地位的测算和比较研究。本文所涉及的原始数据分别来自国家统计局颁布的2002年、2007年两个年份中国地区42部门投入产出表中的广东省、江苏省和浙江省部分。

(二) 测算结果 1. 广东省在全球生产链上分工角色的演变状况

如表 1所示，在 2002、2007年两个观测时点上，广东省上游度指数的未加权平均值由3.187增加至3.776，上升幅度达到18.5%，这表明广东省在此期间逐步向全球生产链的上游环节移动，换言之更加趋向于中间投入的专业化生产；42个行业的上游度指数先后落在[1.026，6.082]、[1.012，6.127]的区间内，显见广东省在考察时点内的上游度跨度略有扩大，与此同时上游度指数的标准差也由1.219扩大至1.566，这意味着广东省各行业在生产链上分工地位的差异有所加大，生产的分散化程度存在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1) 就各行业而言，在本文考察时点内广东省上游度指数出现下行趋势的行业具体包括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事业、综合技术服务业、教育事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11个行业，其中降幅最大的前五个行业分别为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综合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下降幅度依次为5.57%、3.57%、1.80%、1.76%和1.47%，可以发现上述行业大多隶属于第三产业体系，上游度指数的下降意味着这些行业沿着生产链下移至相对下游的生产环节，与最终需求端的距离进一步缩短。与以上行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余31个行业的上游度指数均呈现上升态势，这意味着这些行业在此期间逐步转移至生产链的相对上游环节。其中以废品废料、其他制造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及旅游业等6个行业的上游度指数的涨幅最为显著，其增幅均达到8%以上，而金属矿采选业的增幅则最为有限，仅0.15%左右。

此外，可以发现广东省内位于生产链上游阶段的行业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如制造业部门中的能源行业(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 和基础原料生产加工行业(矿产、金属和化学制品等) 等，而服务业部门则基本与此相反。以2007年为例，广东省上游度指数最高的前五个行业依次是金属矿采选业、废品废料、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①、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以及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上游度指数最小的后五个行业则分别是综合技术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教育事业、建筑业以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在上述行业中，金属矿采选业的上游度在本文的考察时点内自始至终保持最高，而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的上游度则一直最低。究其原因，在于第二产业中大多数行业的产出多为初级原材料，其在途经相对下游行业乃至最终消费支出端这一过程中充当了其它行业和生产子环节的中间投入品，因而这些行业的上游度指数普遍较大，当然也存在例外，诸如建筑业虽然也包含在第二产业之中，但它却属于最终消费品生产部门，因而其位于生产链的相对下游环节。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服务行业的产出基本是直达最终消费支出端，其经历的中间生产环节非常有限，因而上游度指数值普遍较小。

① 本文计算出来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两个行业的上游度相比Antràs et al.(2012) 偏高，导致上述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使用的投入产出表的规格存在明显的差异，如Antràs et al.(2012) 使用的是2002年美国426个行业的高度细化的投入产出表，而我们使用的只是42部门的投入产出表；二是由于广东、江苏和浙江基本属于净出口省份，在计算行业上游度的过程中采用如上文所述的开放经济下测算方法的调整可能会导致调整后投入系数的增大，最终造成上述行业的上游度测算结果偏高。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这一点。

(2) 广东省整体及产业层面的分工地位的考察。利用式(2)，我们计算得到了2007年广东省基于流出、流入以及流出入三个权重的整体加权上游度指数^②(具体结果报告于表 3)。不难发现，由上述三个权重计算得到的整体加权上游度指数非常接近，其中基于流入权重的加权上游度指数略小，基于流出权重的加权上游度指数稍大，而基于流出入权重的加权上游度指数则介于两者中间。从绝对值来看，三个加权上游度指数均在4.7之上，这意味着2007年广东省距全球生产链终端的距离约为4.7个生产环节。

② 由于2007年地区层面的投入产出表才开始报告流出(入) 项，故此处的分析仅采用该年的投入产出表。

图 1的第1个子图刻画了2007年广东省三大产业基于流出入权重的上游度指数加权平均值^③。从中可以发现，广东省内部三大产业中以第二产业的上游度最高，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低，这表明广东省的第二、三、一产业分别位于全球生产链的相对上游、中游以及下游位置，出现上述差异的原因在于第二产业中的行业往往作为基础原材料、资源加工型中间品或生产设备的提供者，而第一、三产业的产出则大多具有最终消费特征，不同产业在全球生产链上从事不同的专业化生产，从而导致了各自扮演的分工角色的不同。

③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我们对第一、二和三产业作如下分类：其中行业1为第一产业，行业2-26合并为第二产业，剩余行业归入第三产业。

鉴于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基于流出入权重考察了2007年广东省制造业的整体上游度，并根据技术水平划分标准，进一步考察省内高技术、中技术以及低技术制造业在全球生产链上的分工地位^①。表 4的测算结果显示，广东省制造业整体的上游度指数高达4.866，上游度指数处于高位意味着广东省制造业位于生产链的相对上游环节，在全球分工格局中扮演着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提供者的角色。至于高技术、中技术以及低技术制造业，其上游度指数也分别达到了4.859、5.383和4.228，这表明广东省中技术、高技术以及低技术制造业分别位于全球生产链的相对上、中、下游位置。

① 在本文中制造业为第二产业中剔除采掘业、建筑业、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后剩余的行业，即对应表 1、2中行业代码6-22这17个行业；参照王岚、李宏艳(2015)等人的划分标准，行业代码6-10、21-22为低技术制造业，行业代码11-15为中技术制造业，行业代码16-20为高技术制造业。

2. 广东省与江浙地区在全球生产链上分工角色的比较分析

基于表 1、2的比较可以发现，广东省的上游度跨度大于同期的江苏省，但小于浙江省，介于两者中间；从未加权平均值来看，2002年广东省的上游度低于江浙地区，但到2007年已出现反超，这一变化说明较之于参照省份广东省已由原先处在生产链的相对下游环节加速向相对上游环节转移；从标准差指标来看，考察时点内江苏省该指标值由1.169增至1.307，而浙江省则由1.328降至1.230，相比之下广东省各行业参与全球生产链分工的分散化程度要高于江浙地区。

(1) 行业的比较分析。从生产链的上下游行业来看，广东省与江浙地区相似之处在于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的分工地位在样本期内自始至终处于生产链的最下游，而处于生产链最上游的行业则有所不同，其中广东省以金属矿采选业的上游度最高，而江苏省、浙江省则分别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纺织业。

从考察时点内分省各行业上游度的变化趋势来看，其中广东省和江苏省上游度指数值呈上升态势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农林牧渔业及第二产业，这反映了这些行业存在向生产链的上游转移的倾向，而向生产链下游转移的行业则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有所不同的是浙江省向生产链下游转移的行业则几乎均匀分布在三大产业间。为了进行加全面和系统的省际横向比较，我们根据广东省与江苏省及浙江省相关行业的分工地位的演变状况将其进一步划分为“高”、“低”、“高-低”及“低-高”四个组别。顾名思义，“高”即是在本文的样本期内行业的上游度指数一直高于参照省份的组别，“低”组与此相反，“高-低”即是行业期初的上游度指数高于对比省份但在期末低于的组别，反之则为“低-高”组。具体而言，广东省上游度一直高于江苏省的行业有15个，分别是金属矿采选业、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他社会服务业，这意味着上述行业相比江苏省的同类行业处于生产链更加上游的位置；处于“低”组别的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等13个，上述行业相比江苏省的同类行业更加靠近生产链的最终消费端；处于“高-低”组别的有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科学研究事业、教育事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这6个行业，这表明这些行业在此期间已从高于江苏省同类行业的相对上游环节转移至低于江苏省同类行业的相对下游环节；而处于“低-高”组别的则有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废品废料、交通运输及仓储业、邮政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这8个行业，意味着这些行业在此期间转移到高于江苏省同类行业的相对上游环节。在与浙江省的比较中，广东省的上游度一直高于浙江省同类行业的有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金属制品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邮政业、房地产业这6个行业，而处于“低”组别的行业则分别是农林牧渔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等16个行业，处于“高-低”组别的有其他社会服务业，而处于“低-高”组别的则有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等19个行业。简言之，样本期内广东省一直处于生产链下游环节的行业数目多于浙江省，但相对于浙江省，广东省原先更加靠近生产链终端的行业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上移到高于浙江省同类行业的相对上游环节，进一步趋向生产链的中间投入端。

(2) 省际整体及产业层面的比较分析。根据式(2)，我们同理可以计算得到江浙地区省际层面上游度指数的加权平均值。表 3的计算结果显示，无论是基于流出、流入还是流出入三者中的任一权重，均可以观察到省际层面上游度指数的加权平均值呈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渐次递减的分布格局，这一结果与基于上游度指数未加权平均值的分析结果大致相同，进一步说明广东省整体上处于生产链上的相对上游环节，江苏省次之，而浙江省则处于相对下游的位置。

考虑到流出入权重将流出、入两方面纳入综合考量能够相对有效地规避测算结果的高低估问题，故我们以表中第3列的xm_up指标作为此处的分析基准。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在2007年广东省距最终消费支出端约为4.7个生产环节，江苏、浙江省距最终消费支出端的距离分别比广东省缩短了0.37和0.67个生产环节。相形之下易见广东省、江苏省更加接近全球生产链的中间投入端，而浙江省则相对靠近最终使用端。

为进一步刻画分省间三大产业分工地位的整体概貌，我们于图 1绘制了2007年广东省、江苏省和浙江省的第一、二、三产业基于流出入权重的上游度指数。经观察可以发现，上述三个省份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第二产业的上游度均显著高于其余两大产业，这说明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一、三产业而言与最终使用端之间的距离较为遥远，而更加接近生产链的起点，这与上文的逻辑分析相互印证。横向比较而言，广东省第一产业的上游度分别比江浙地区大约低1.19和0.58个生产环节，处于全球生产链的相对下游位置；第二产业的上游度则分别比江浙两省高大约0.36和0.68个生产环节，这意味着广东省第二产业相对靠近生产链的中间投入端；至于第三产业，广东省的上游度略高于浙江省，同时也比江苏省高出0.67个生产环节左右，这意味着广东省第三产业在全球生产链上更接近中间投入环节。

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广东省与江浙地区的制造业在生产链上分工地位的差异。从表 4的横向对比来看，2007年广东省整体、中、高技术制造业的上游度指数值均显著大于江浙地区，具体而言，广东省整体制造业的上游度分别比江苏省和浙江省高出10.79%和20.15%，高技术制造业的上游度分别比江苏省和浙江省高出12.14%和86.17%，中技术制造业的上游度分别比江苏省和浙江省高出16.21%和22.20%，低技术制造业的上游度则介于江浙地区之间，比江苏省高1.20%，但比浙江省低12.19%。由上观之，在整体制造业和中、高技术制造业方面，广东省相对江浙地区更靠近全球生产链的上游环节。

3. 上游度变化的结构分解及省际比较：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

上文基于整体和分行业层面考察了样本省份的上游度演进特征，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行业分工角色的变化？为捕捉诱致变化的行业内和行业间两方面的动因，本小节将借助偏离-份额分析法(shift-share method，简称SSM)，将上游度指数的总体变化效应分解为两部分：其一为行业内效应，即因行业内部性质诸如研发、资本、生产率及劳动力等要素的改变所引起的上游度指数的变化；其二为行业间效应，即因行业间由于行业属性或相对规模发生改变从而导致上游度指数发生变化。借鉴Kelly and Cava(2014)的做法，本文将样本考察省份的整体上游度指数记为$\bar{U}=\sum\limits_{i=1}^{42}{{{V}_{i}}{{U}_{i}}}/\sum\limits_{i=1}^{42}{{{V}_{i}}}$。那么如前界定，整体上游度指数介于第t－1期和第t期间的变化值ΔU可以表示为行业内效应ΔU^W与行业间效应ΔU^B之和，具体我们作如下分解：

$\Delta {{{\bar{U}}}_{t}}=\Delta {{{\bar{U}}}^{W}}+\Delta {{{\bar{U}}}^{B}}=\underbrace{\left[ \sum\limits_{i=1}^{n}{\Delta {{U}_{i,\text{ }t}}}\frac{\left( {{v}_{i,\text{ }t-1}}+{{v}_{i,\text{ }t}} \right)}{2} \right]}_{行业内效应}+\underbrace{\left[ \sum\limits_{i=1}^{n}{\frac{\left( {{U}_{i,\text{ }t-1}}+{{U}_{i,\text{ }t}} \right)}{2}\Delta {{v}_{i,\text{ }t}}} \right]}_{行业间效应}$

(3)

以上所涉及的各变量V_i、U_i、n、v_{i, t}分别表示某省行业i的增加值、上游度指数、行业数目以及第t期行业i的增加值在全行业中的占比，Δ为一介差分符号。

根据式(3)，我们对广东、江苏和浙江三个省份的上游度指数在2002-2007年期间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分解，结果列示于表 5。分解结果显示，广东省、江苏省的上游度指数在样本考察时间内的总体变化值均为正值，而浙江省则为负值，这一发现与上文的研究结论相互印证，其再次说明了广东省、江苏省在全球生产链上扮演的分工角色与浙江省存在分化，整体上广东省、江苏省趋于向全球生产链的上游环节转移，这意味着两省的国际生产分割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而浙江省则与此相反，存在向全球生产链的下游环节转移的趋势。结合表 5来看，行业内效应、行业间效应均是推动广东省向全球生产链的上游环节转移的因素，但相比之下行业内效应占主导地位，其可以解释广东省上游度指数总体变化的78.8%左右，远大于行业间效应的解释力度；对江苏省而言，与广东省的相似的地方在于行业内、行业间两方面的因素对其向全球生产链的上游环节的转移均具有正面的推动作用，区别之处在于江苏省的行业内效应、行业间效应相当接近，两者对上游度指数的总体变化的贡献率基本相同；至于浙江省，行业内效应、行业间效应均是推动其向全球生产链的下游环节转移的影响因素，其中行业内效应对上游度指数总体变化的贡献率达到了82.1%左右，远大于行业间效应。

四、 关于广东省与江浙地区分工地位差异化的成因简析

基于上文的综合测度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基本结论，即在2002-2007年期间广东省整体上位于全球生产链的相对上游环节，趋向于从事与中间投入相关的专业化生产，相对于江浙地区，广东省与生产链终端的间隔距离更长，上述结论同样适用于广东省的第二、三产业以及制造业部门。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广东省与江浙地区在全球生产链上所扮演的分工角色的差异呢？受本文样本观察值偏少的限制，我们难以利用计量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直接考察，故本节拟在借助相关指标和统计资料的基础上对造成广东省与江浙地区在全球生产链上分工地位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识别，以回答上述问题。

(一) 造成上述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广东省与江浙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发展模式各异。鉴于人均GDP是衡量国家(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我们首先利用该指标对广东省与江浙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简单的考察。表 6的数据显示，在2002-2007年间，广东省的人均GDP不但一直落后于浙江省，而且在2005年之后也被江苏省赶超。单从人均GDP来看，广东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质量并不占优，这与其长期以来作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经济总量大省的地位不相匹配，导致上述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广东省内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存在较为严重的失衡问题。在本文考察的起止时间内，珠三角地区9个城市占全省GDP的比重一直介于77.5%-79.7%之间^①，平均占比高达79%，相比粤东西北地区12个城市年均仅20%左右的占比，两者间的差距非常悬殊。从我们计算的泰尔指数来看，其数值由2002年的0.266上升至2007年的0.31，这反映了珠三角地区与粤东西北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除上，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广东省民营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存在“大而不强且成长性低”等一系列突出问题。据《2008年度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报告》显示，2007年广东省仅有9家民营企业入选中国民营企业500家，这一数目远低于当年江苏省的112家和浙江省的188家，在营业额上广东省的民营企业与江浙地区相比更是难以望其项背。上述两方面因素在削弱了广东省经济发展协调性的同时也拖累了其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Antràs et al.(2012)、Fally(2012)以及鞠建东和余心玎(2014b)指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地区在生产链上的分工地位密切相关，一般而言经济落后地区往往分布在生产链的相对上游。Ju and Yu(2015)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上述观点，他们发现中国省际人均GDP与上游度之间存在负向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处在生产链的相对上游阶段从事与中间投入相关的生产或贸易活动。由上我们推测，经济发展存在“瓶颈”很可能构成了广东省向全球生产链终端推进的一大掣肘。其次，从经济发展模式来看，改革开放至今广东省基本形成了以引进外商投资和从事加工贸易为主导的外向型发展模式，而浙江省则确立了以民营经济和一般贸易为主体的内源性发展模式(钱方明，2004)。据相关数据显示，在2002-2007年广东省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由131.11亿美元增至171.26亿美元，而同期浙江省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则由31.60亿美元增至103.66亿美元^①，广东省对外源性经济的依赖程度明显大于后者。由于不具备技术优势，我国本土制造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关联方式多以俘获型为主(王岚、李宏艳，2015)，大量吸纳外资一方面导致了广东省制造业尤其是中、高端技术制造业部门的许多行业被锁定在加工装配等低附加值环节，另一方面由于在华的外资企业往往是从事加工贸易的主体，过分依赖外资反过来又强化了加工贸易这一模式。观察图 2不难发现，在本文的考察时点内广东省的加工贸易进出口占比虽然一直呈下降走势，但始终维持在64%以上的高位，相比之下广东省参与加工贸易的深度不仅高于江苏省，更远高于浙江省。加工贸易作为中间投入的主要环节，广东省与江浙地区参与加工贸易深度的不一相应揭示了上述省份从事中间投入生产的差异化事实，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广东省整体及其制造业部门等位于全球生产链的偏向中间投入生产的相对上游环节，而并非像江浙地区相对靠近生产链的终端这一分工差异现象。

① 笔者根据2008年的《广东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① 数据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二) 造成上述差异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广东省与江浙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存在明显的不同。鉴于资本密集度和人力资本是影响地区参与生产分工的重要要素禀赋(Dixit and Grossman, 1982；Antràs et al., 2012)，本小节拟从上述两者入手，对广东省与江浙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进行简单的考察。图 4描绘了广东省与江浙地区在2002-2007年期间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的变化趋势^②，从中可以发现，在本文的考察起始点广东省的人均资本存量高于江浙地区，但自2003年和2004年起相继被江苏省和浙江省反超，此后广东省的资本密集度一直落后于江浙地区。在人力资本方面，在考察时点内广东省的人力资本存量自始至终低于江浙地区，且与后两者存在明显的差距。马风涛(2015)在考察中国制造业部门上游度的影响因素时发现行业的资本密集度与上游度负相关，这意味着提升资本密集度有助于推动行业从生产链的相对上游阶段向相对下游阶段转移，从而趋向于最终消费品的专业化生产。在人力资本方面，Antràs et al.(2012) 的跨国实证研究发现其与上游度存在负相关关系；鞠建东、余心玎(2014b)发现受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国家偏向于在具有技术密集型特征的生产链下游出口。由上推断，广东省的人均资本密集度和人力资本存量低于江浙地区可能是导致其位于生产链相对上游环节的又一成因。

② 人均资本存量采用地区的资本存量总额除于该地区的劳动人口表示，其中地区的资本存量根据单豪杰(2008)的方法计算得到，劳动人口数据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人力资本采用李海峥等(2012)测算的省际实际人均人力资本指标进行衡量，该指标基于J-F的终生收入法计算得到，相对于平均教育年限等方法更为准确和合理，具体的构造方法详见李海峥等(2012)。

五、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立足于行业上游度视角，利用Antràs et al.(2012) 近年发展的基于投入产出表的测算方法，重点考察了广东省在全球生产链上的分工地位并与江浙地区进行比较分析，主要的研究发现及结论可以总结如下：

(1) 在本文的考察时点内，广东省上游度指数的跨度略有扩大，且其未加权平均值呈上升态势，这一变化现象意味着广东省行业的生产链长度进一步延伸，同时也表明省内各行业的生产分工趋于精细化且融入全球生产链的程度日益加深；整体而言广东省正朝全球生产链的相对上游环节转移，即逐步切入到全球生产链的中间投入端；此外，广东省内各行业的上游度指数因行业属性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差异，各行业在全球生产链上的分工地位变化不一且趋于分化。(二) 较之于江浙地区，广东省在本文样本初期尚处于全球生产链的相对下游环节，但在2007年已转移至相对上游环节，上述变化趋势说明广东省参与国际生产分割的程度趋于深化，但也意味着广东省距价值链终端的距离被进一步拉长，由此带来的一个潜在隐忧是可能会弱化其获取分工贸易利得的能力。从偏离-份额分析法的分解结果来看，行业内效应在推动广东省向全球生产链的上游环节转移的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行业内、行业间两方面因素在推动江苏省向全球生产链的上游环节转移上发挥了近乎同等的作用，而推动浙江省向全球生产链的下游环节转移的主导因素则为行业内效应。(三) 造成广东省与江浙地区在全球生产链上分工地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省际间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模式以及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

综上，广东省在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过程中应密切关注自身获取分工利得能力的动态演变，谨防因过分依赖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沦为发达经济体的“加工厂”，进而被死锁于产业链的低端发展路径并因此深陷“比较优势陷阱”。对此，广东省可以考虑通过提升省内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促进内部要素禀赋结构的优化升级、实施有区别的产业引导政策、健全和完善本省的制度环境建设以及加大对人力资本领域的开发力度等方式来推动自身分工地位的攀升并抢占价值链的据高点，进而强化广东省在全球生产链上的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