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珠三角的创新存在两种值得注意的看似矛盾或不兼容的现象。一方面，广东区域创新能力连续七年居全国第二，五个创新要素之中最重要的创新绩效位居全国第一(柳卸林和高泰山，2015)。与创新绩效相关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珠三角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倍，高于长三角。广东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位居全国第一，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13年位居全国首位，显示广东创新成效显著。^①另一方面，外界普遍认为珠三角的知识创造和获取能力、企业创新能力较弱，尤其是原始创新能力。研究显示珠三角综合科技实力明显落后于长三角：珠三角不仅科研院校的数量和水平远不如长三角、京津冀，甚至不如西安、武汉城市群；高层次创新人才资源的差距更大，珠三角两院院士拥有量不及长三角的十分之一，并且其中多为“双职”(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2011)。国外的一些学者如Segal(2003)也认为珠三角是中国原始创新能力最低的区域。被普遍认为缺乏创新所必须的科技资源的珠三角区域，孕育出华为、中兴、腾讯等高科技企业。为何这些高科技企业选择深圳，而不是具备雄厚科技人才和实力的北京和上海？

① 数据来源：广东省知识产权局。

珠三角创新的迷思在于：薄弱的科研基础何以产生显著的创新成效。本文的目的是破解这个迷思。解迷的路径是基于不同类型的创新依存于不同的环境和制度的预设。本文采取制度性嵌入的理论视角，分析珠三角创新的类型、特点以及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制度环境，从而总结出珠三角创新的比较优势，并且提出充分利用和发挥目前的比较优势以及向获取竞争优势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 珠三角创新的比较优势是渐进式创新

主流经济学认为比较优势源于各国在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自然禀赋和生产要素的占有、分配和利用等情况的差别。按照比较优势的理论，如果各国生产本国要素丰富的产品并相互进行贸易，各方均会受益(Ricardo，1817)。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珠三角的比较优势理解为廉价的劳动力或者其他生产要素成本。珠三角劳动力成本已经大幅上升，可供利用的土地资源已相当紧缺，自然生态环境警钟已敲响。凡此种种已经给珠三角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和风险，这并不表明珠三角已丧失比较优势。在发展模式上，珠三角已经摒弃了以以自然禀赋作为比较优势的拉美模式，向以自主创新为代表的全新发展模式转型，从要素驱动转变成创新驱动，通过技术创新积极推进产业的升级换代，并且在创新上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

根据新技术与现有技术的差异程度，Schumpeter(1934)将创新分为渐进式(增量性) 创新和激进式(颠覆性) 创新两大类。人们对后者的关注较多，认为后者更有价值，往往以前沿性和革命性的高尖端产品和技术创新论英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创新政策都聚焦于如何促进激进式创新。事实上，渐进式创新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激进式创新。创新是高风险的。与激进式创新相比，渐进式创新具有风险低、成本低、收益快等诸多优势，避免了从根本上突破现有技术、颠覆整个行业原有的运行准则和竞争环境所伴随的过高成本和风险(Laursen and Salter, 2006)。由于易于商业化，渐进式创新所持续创造的累积经济效益并不亚于、有时甚至高于激进式创新。此外，渐进式创新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通常是激进式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即激进式创新离不开一系列渐进式创新所积累的经验和资金。

在发达国家中，德国是渐进式创新的典型代表。德国的产业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细水长流的渐进式创新。德国制造业大部分为家族企业，具有注重通过技术研发制造世界一流品质产品以获得长期经济效益的企业文化传统。技术研发与生产制造纵向一体化是德国制造业的显著特征，而在美国这两部分多数是分离的。德国企业家为了使生产周期与技术周期保持一致性，甚至把研发设备设在生产设施旁，让研发工程师与制造工程师实时互动、沟通与协调，不断调整创新战略、完善生产工艺，实现产品持续升级换代。

德国企业不仅运用现有技术改进原有的产品与生产模式，在企业所擅长的领域精益求精，而且在原有专业化生产基础上，逐步向与本企业技术优势相关的领域拓展。德国的许多新企业并不是初创企业，而是由现有企业衍生的。其巧妙之处在于重构现有的核心技术，即将现有的技术重新定位、开发新的用途，改造原有的生产能力，迅速实现规模化生产，将一个产业的技术运用到另一个产业中(Berger，2013)。德国企业通常会运用原有70%的生产制造能力，改造、升级剩余的30%，孵化出新的企业或者业务，由此得以持续发展。

与德国相似，珠三角的创新主要是渐进式创新。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珠三角企业紧跟技术的发展，脚踏实地在细微处寻求突破和蜕变，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和取得了不俗的成效。金融危机以后，珠三角部分成功转型的企业也如德国一样获益于技术移植和转化。我们的调查发现，顺德万家乐燃气具有限公司将热水器以太阳能替换传统能源电和气，并针对南方建筑的特点，把一般需要安装在屋顶的大型太阳能板改造成能安装于普通家庭阳台的小型太阳能板。东莞卓为实业有限公司利用纳米技术成功开发防水、防油并且能植入香味的布料，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江门生产酱料的百年老字号李锦记利用传统中草药开发健康产品进入了新行业。

珠三角的渐进式创新虽然在技术革新程度上不如激进式创新，但是同样属于自主创新的范畴。中央政府所提出的自主创新的内涵包括三方面：一是原始性创新，即前所未有的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原理性主导技术等独有的发现或者发明；二是集成创新，即将各种相关创新成果融合汇聚，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三是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即在积极引进全世界先进科技成果、技术与设备的基础上，进行充分地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吴绍芬和尚勇，2005)。珠三角的创新大部分属于后两类。

Breznitz和Murphree(2011)将渐进式创新喻为《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红色女王的奔跑。书中的红桃女王带着爱丽丝吃力地向某处奔跑，但无论怎么跑还是停留在原地，因为周围的树木、房屋也在以同样的速度移动。他们指出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所有国家、地区都在提高创新的速度以免落后。珠三角如红色女王同样在奔跑，虽然没有成为领先者，但是绝对没有落后。

珠三角的渐进式创新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需求拉动，自下而上的创新。

按驱动机制区分，创新可分为由科学技术研究发展推动的技术推动型和由市场需求规模扩张或者结构变化以及生产需要改变而引发的需求拉动型(Dosi，1982；Schmookler，1966)。珠三角属于后者，绝大部分的技术研发活动由企业发起和主导，并在企业内部完成，属于自下而上的从生产至产业管理、设计、开发、研究的过程。与德国相似，珠三角企业的创新活动与企业的生产、销售过程紧密联系，研发技术人员与一线生产技工、市场销售人员密切交流沟通，根据他们反馈的信息及时调整技术创新战略方案。

第二，单打冠军，专业化的创新。

全球片段化生产趋势不断增强(即一个产品或者零部件的采购、生产、销售乃至研发等不同阶段在全球范围内由不同地区、不同企业进行)，为珠三角制造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在个别生产环节通过不断创新突围，成为行业技术的佼佼者和领头羊提供了相当多的机会(Gereffi et al., 2005)。同样与德国相类似，珠三角不少成功的企业利用现有的技术，专注于将企业所擅长的领域做得更好，实现专业化生产并获得高额的利润。例如，东莞冠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转轴的研发，打造了机器人转轴的国际领先品牌，占据了行业制高点，获得高额利润。

第三，非技术的变革，多样化的创新。

《奥斯陆手册》将创新分为产品创新、工艺创新、营销创新、组织创新四种类型(OECD，2005)。该手册将非技术类的营销创新和组织创新纳入创新范畴，丰富并拓宽了创新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营销创新主要包括产品设计或包装、产品分销渠道、产品促销方式或者产品定价等方面的创新，旨在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开拓销售市场，以增加企业的销售额。组织创新主要是指通过商业实践、工作场所组织或者外部关系等方面的制度创新，达到减少管理和供应成本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绩效的目的。过去对于渐进式创新的研究大部分着眼于技术上的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往往忽视了同等重要的非技术的营销创新和组织创新(Fan et al., 2009)。珠三角企业不但在产品和工艺上锐意创新，而且在市场营销以及组织制度方面勇于求变，极大地提高了渐进式创新商品化的速度及其社会、经济绩效。

因此，与发达国家相比，珠三角在创新上的比较优势在于渐进式创新。发达国家拥有世界最先进的实验室和最顶尖的技术人才，拥有突破技术前沿和发明新产业的能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夜间赶超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难于登天，但是他们的经验可以参考、借鉴，他们的技术可以引进、消化、吸收，并且成本和风险比发达国家小很多。珠三角正是懂得利用这个优势，不和发达国家拼激进式的高尖端技术突破，而是对国内外先进技术进行吸收、消化、集成、再创造，将先进的产品设计和技术与复杂的生产制造相结合，脚踏实地通过渐进式创新逐步提升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此外，与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发达国家相比，珠三角积极开放国内市场并参与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之中，从而更易获得发达国家向外转移的生产技术。更重要的是，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日益趋势增强极大地提高了珠三角企业在国际技术产业链个别环节通过持续的专业化的创新突围成为行业龙头的机率。这些因素极大地提升了珠三角产品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珠三角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所占比例以及加工贸易出口中“委托设计+自主品牌”生产方式所占比重近年来快速提升是最有力的印证。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如果能够在全球价值链中精确定位，专注于个别环节，精益求精，即使没有高端复杂的前沿技术，通过持续不断的增量性创新，也能获得可观的效益(Breznitz，2007)。

三、 珠三角渐进式创新的制度嵌入性分析

与国内外其他同样开展渐进式创新的地区相比，珠三角的产业生态系统在科研基础设施和科技人才等传统意义的“科技资源”不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却拥有培育和发挥渐进式创新的比较“制度优势”。从制度嵌入性角度分析，珠三角创新所嵌入的制度环境尤其适合发挥渐进式创新的优势。嵌入性理论是对理性选择理论的一种修正，提出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受到所嵌入环境的约束。“嵌入性”概念首先由Polanyi提出并用于经济行为分析。他认为人类经济作为一个制度过程，嵌入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Polanyi, 1944)。自Granovetter (1985)提出“嵌入性”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纲领以来, 嵌入性问题引起了学者的浓厚兴趣，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不过，Nee和Ingram(1998)指出，Granovetter提出的“嵌入性”过份强调社会网络的作用，忽略了制度因素，提出“制度嵌入性”的概念。“制度嵌入性”指个体的行为选择受所嵌入的制度(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的约束和影响(Nee and Ingram, 1998)。制度环境通过限定行动选择的范围与边界、影响选择的方向和行为的理性程度等约束行为选择。

“制度嵌入性”分析把行动者的行为取向置于制度框架之中进行研究，可以解释宏观变量与行为模式之间的关系。“制度嵌入性”分析方法有别于一般的制度分析方法(王宁，2014)。第一，“制度嵌入性”只提供关于行动的可能性解释而不是唯一性解释。它强调制度作为一个框架，只限定行动的可能性类型，不能完全决定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下选择何种具体的行动类型。一般的制度分析往往认为制度是特定行动选择的充分必要条件。第二，区别于忽略行动者的理性或者能动性的一般的制度分析法，“制度嵌入性”既承认制度对行动者的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也强调人的理性的能动性。“制度嵌入性”不是决定论范式，而是强调制度与行动者的理性或能动性互动的过程论范式。制度对行动者的能动性的约束和影响体现在限制性和促成性两个方面(Giddens，1979)。前者限定行动者的行动边界，后者为行动者的行动提供了可能的方向。第三，一般的制度分析通常采用一维分析范式，仅把分析限定在单个制度对行动的影响。“制度嵌入性”分析是一种多维分析范式，注重不同制度以及制度与制度之间存在的各种关系对行动的影响。经济行动所嵌入的并不是单一的制度，而是一系列制度，并且制度与制度之间(包括正式制度之间、非正式制度之间、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 相互嵌入，在功能匹配性或者系统化程度上存在差异性，形成影响行动的不同关系，如制度兼容、制度耦合、制度摩擦、制度缝隙(王宁，2014)。

本文认为，珠三角的渐进式创新是嵌入在区域特定的产业生态环境之中，包括高度市场化、高度集群化、高度国际化、良好的地方创新政策系统、独特的岭南文化。正是这些特定的制度因素以及制度之间的耦合，使得珠三角的渐进式创新在缺乏创新所必需的科研基础设施和人才等条件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不俗的创新绩效与社会经济效益。

(一) 正式制度嵌入性分析

(1) 珠三角创新嵌入于区域高度市场化之中

珠三角具有悠久的商业传统，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市场经济比较成熟，民营经济和外商投资及加工贸易经济发达。2014年珠三角国有控股企业数量占比仅为2.2%，成为全国市场化程度的标杆地区，市场配置范围广、能力强。^① 其中，广州、深圳市场化程度约为80%，达到成熟市场经济标准。

① 数据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2015》。

与长三角以及京津翼地区相比，珠三角具有“强市场—弱政府”的特征。地方政府较少直接干预经济，着重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在这种环境成长起来的企业主动性和自主性皆较强。企业虽然会留意和利用政府的创新政策，但是更注重根据自身的技术能力和水平以及市场需求决定创新的方向和举措，不轻易被政府忽悠或牵着鼻子走，降低了由于政策滞后或者政策缺陷而导致企业创新战略决策错误的风险。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企业都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三分之二的受访企业都具有强烈的创新意愿并且计划在未来六年加大技术研发投入。不少企业表示，只要判定某一创新研发项目切合自身的发展需要和市场需求，无论是否得到政府的支持都会投入。同样，如果某项技术企业认为缺乏市场需求或者已过时，即使政府大力支持该项技术的研发，企业也不会随便跟风开展研发活动。对于企业而言，政府的政策仅作为战略决策的参考，但极少受其支配。以非技术类创新为例，即使目前很少获得政策支持，不少企业依然在市场营销和组织制度方面锐意创新。

(2) 珠三角创新嵌入于区域高度集群化之中

激进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需要两种截然不同的产业生态环境。珠三角的产业集群通过地域的临近性降低运输成本，实现区域有效分工协作，恰恰为后者提供所需的土壤——虽然没有世界一流的学府和最前沿的实验室，却有世界上最高效、最精于弹性生产的制造工厂和最完善的产业配套。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渐进式创新在强大的产业基础和完善的产业配套的支持下以较低成本迅速实现商品化和规模化生产。更重要的是，集群内部通过产品专业化、零部件生产专业化、生产工艺专业化、生产配套服务专业化等，使专业化分工达到极致。各企业得以专注于价值链某一环节，通过各种渐进式创新对现有生产工艺和方式不断改进，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和自有知识产权，不断向专业化程度更高的生产迈进，部分更成为行业龙头。

产业集群不仅是一种高效率的生产方式，而且是在创新上具有显著优势的组织方式(王缉慈，2004)。产品更新换代速度不断提高、市场需求多样化等原因，导致创新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开放性程度与日俱增，创新已由线性模式向非线性转变。单一企业难以完成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创新，产业集群有助于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相互协作、降低创新风险，形成创新的集体行动。例如，专业镇搭建产学研服务平台，为企业解决研发、检测、技改、生产等问题，推动相关创新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提高企业自主创新水平，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产业集群对于创新的重要性还体现在高效的信息交流。完善的生产网络为不断改进技术和工艺提供了良好的信息反馈和沟通机制，加快了知识扩散和传播的速度，尤其是难以通过语言、文字、图表或者符号明确表述的隐性知识(Gertler，2003)。生产过程中的“诀窍”，在集群内几乎是“公开的秘密”，而在集群之外的人却知之甚少。

(3) 珠三角创新嵌入于区域高度国际化之中

珠三角以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受益于国家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成为全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自20世纪80年初期的加工贸易起步，珠三角经历了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引进外资为主的发展阶段，其后不断优化贸易结构，提升投资水平，实现了从“引进来”为主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国际化战略转型。2013年珠三角进出口总额达10474亿美元，占全省的95.9%、全国的25.2%、全球的2.8%；国际市场占有率从2008年的2.4%提升至2013年的3.2%，仅次于长三角4.1%。^① 长三角的国际化是地方政府强力推行的产物，引进的外资与本土产业融合度不高，虽然GDP实现大幅度增长，地区产业的竞争力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并且由于土地等资源以及税收优惠过于向外资倾斜，抑制了本地民营经济的活力。相比较而言，珠三角的国际化以市场主导为主，多是企业自发行为，根据市场需求与加强国际市场的联系实现企业竞争力提升。

① 国际市场占有率=出口总额/世界出口总额，反映特定区域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或者竞争地位的变化。数据来源: 省规划刚要办。

珠三角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合作。国际市场需求的压力以及国际买家挑剔的要求对珠三角企业形成创新的倒迫机制，促使与国际市场联系紧密的本地企业在产品质量、技术以及资源整合能力等方面不断提高。珠三角企业创新的源动力之一正是外商对产品质量和要求的不断提升。珠三角大部分企业从简单的装配加工开始，最初依靠模仿欧美产品和技术。随着客户对企业信任的增强，企业自主设计的自由度增加，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迫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开发与其他企业不一样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不断积累相关经验和培育创新能力，逐步从简单模仿向自主创新研发转变。除此以外，在珠三角渐进式创新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是重要的技术和知识扩散源，其技术溢出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珠三角产业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

近几年，不少珠三角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为区域创新能力的培育提供了更多良机。珠三角企业积极开拓中东、东欧、南美以及非洲等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更易获得国外市场需求、用户满意度和技术前沿等方面的创新信息，在引进国外优秀技术人才和国外先进设备等方面亦占先机。“走出去”的珠三角企业还在出口市场设立营销网点和研发中心，寻求高层次的国际化合作，进一步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

(4) 珠三角创新嵌入于地方良好的创新政策体系之中

与创新驱动相关的政策包括科学政策、技术政策和创新政策三种政策范畴，三者联系紧密(Fagerberg et al., 2006)。科学政策的重点是科学知识的产生，关注的要素包括大学、研究机构、技术部门以及研究和开发实验室。技术政策的重点是技术和产业发展，依然关注大学、研究机构、技术部门以及研究和开发实验室，但是开始转向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类创新主体，而且关注的焦点从学术理论转向工程应用，从大学内部组织转向了大学与产业界的联系。创新政策的重点是经济中创新的总体绩效，比科学政策和技术政策更加重视“机构”和“组织”。此外，创新政策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市场失灵”的概念，从创新系统的角度重点解决协调、联结以及不同系统需求等方面的“系统失灵”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努力，珠三角各地级市的区域创新体系已基本形成，创新政策体系已相对完善。地方政府在创新政策的制度创新为珠三角渐进式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信息、融资等方面的支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珠三角政府的政策重点从科技政策和技术政策逐步向创新政策转变，政策目标从以往解决“市场失灵”为主转为解决创新系统的“系统失灵”为主，通过组织与制度的创新，激励创新主体之间的协作和提高创新资源的优化与整合程度，充分发挥集聚效应的优势，“协同创新”成为珠三角的流行话语。此外，珠三角创新政策体系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以提供创新相关的公共服务为主，引导创新相关行动主体根据市场需求和技术发展趋势开展创新活动，较少“圈定”技术创新类别给予特殊的支持。

以珠江东岸的东莞为例，近年来东莞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科技东莞”工程为重要抓手，积极探索“政府引导、财政扶持、市场主导、企业主体相结合”的产业技术进步发展之路，引导组建区域性和行业性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整合创新资源，形成了“1+N”的政策体系。^① 东莞在构建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方面取得持续突破，专门设立了科技金融与产业融合专项，包括设立5000万元贷款风险准备金推动专利权质押融资和20亿元产业转型升级及创新投资引导基金。^② 这不仅是政策工具的创新，也是以市场导向配置政府资源的制度创新。

① 引自东莞市《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走在前列的意见》。

② 引自《东莞市创新财政投入方式促进科技金融产业融合工作方案》。

珠江西岸的顺德区政府打造创新公共服务平台、集聚整合创新资源，在完善创新政策体系方面成效显著。2012年学习香港法定机构的经验，成立了“顺德区产业服务创新中心”(以下简称“产创中心”)。^③ 法定机构模式的推行，超越了传统的行政管理和服务模式，改变了政府“单打独斗”的局面，构建了国家、市场与社会协同治理的高效、民主、科学的新型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有效提升了社会服务和治理水平。产创中心在2014年启动了“顺德检测地图”的集约化检测认证公共服务重大项目。^①通过搭建网站及微信功能和印刷发布年刊，地图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建设区域性的检测认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为区内制造型企业提供全面、客观的检测、认证、技术咨询等综合信息导航服务，利用信息政策工具有效整合了区域相关的信息资源。

③ 资料来源：顺德产业服务创新中心网站http://www.isic.org.cn/index.jsp。

① 资料来源：顺德检测地图网站http://www.test-map.com/。

(二) 非正式制度嵌入性分析

(1) 珠三角创新嵌入于区域独特的岭南文化之中

岭南地区以南越土著文化为基础，融合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并在特有的地理、经济、政治、社会、历史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逐步形成了自成一格的崇商务实、敢为人先、开放包容的文化，渗透到岭南人的价值观念、行为规则之中，影响到区域创新相关行为主体的行为选择(刘益，1997)。岭南人不耻言商且以商为荣，不耻言利而追求实利实惠，偏好循序渐进、稳中取胜的经营策略(李权时，2004)。但是务实并不意味着畏首畏尾，固步自封。岭南人“勇于求变”，“敢为天下先”。创新鼻祖Schumpeter(1934)认为，作为企业灵魂人物的企业家之重要职能就是“创新”。敢为人先成为珠三角企业培育创新文化的精神基础，而务实的态度决定了大部分企业选择一步一脚印的渐进式的创新方式，而不是好高骛远寻求跨越式的技术变革。从古至今，岭南皆是对外经济和文化交往的重要口岸，多元文化融汇形成区域独有的开放包容精神。岭南人对外界信息极具敏感性，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把创新的模式从技术性创新延伸至非技术类的营销和组织创新。

顺德区的广东理斯本家居实业有限公司创建的泛家居产品专业销售平台“360家装航母”就是将岭南文化的精神特质表达得淋漓尽致的典型案例。珠三角是泛家居产业重镇，享誉全球。但是，目前产能过剩。实体卖场、展销会、节日促销、团购会和爆破会等传统的营销方式已不能满足企业的销售需求。各泛家居企业往往是单枪匹马开拓市场，难以获得大规模、持续的专业渠道商(例如：家装设计企业、装修公司、泛家居线下实体店、楼盘开发商等) 的订单。另一方面，专业采购渠道商强烈的采购需求却无法得到满足。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专业渠道商对泛家居产品的需求是整体性的，单一企业难以满足其对一系列泛家居产品的需求，而各专业渠道商逐一整合不同类型的泛家居产品效率不高。理斯本家居以务实的态度寻求变革，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开创了既是市场营销也是组织制度创新的先河，创建360家装航母平台。该平台以整合泛家居资源(包括家具、陶瓷、卫浴、灯饰、厨卫、家纺、家电、装饰材料等) 为基础，借鉴传统的泛家居电商模式，应用自主研发的3D云技术、渠道黄页、楼盘资讯等技术，满足遍布全国上百万装修公司、设计机构、楼盘开发商、实体卖场等专业渠道的重复零散需求，实现整合并对接泛家居产品供应资源和海量渠道商的需求。从2013年7月正式诞生以来，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面，360家装航母平台已有逾300家泛家居企业加盟，23个城市的运营商在国内推广此模式，成为市场营销和组织制度创新的范例。

(三) 制度耦合性分析

珠三角渐进式创新的发展与培育依赖于区域独特的产业生态系统。珠三角创新所嵌入的并不是某一项正式制度或者非正式制度，而是区域整个制度框架。产业生态系统中各项制度(包括正式制度之间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 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辅相成，形成“制度耦合”的体系结构，进一步强化珠三角创新的产业生态系统优势。

正式制度之间的耦合主要表现在高度市场化、高度集群化、高度国际化与良好的地方创新政策体系四项制度的功能匹配和衔接上。在这四项正式制度之中，高度市场化是核心基础，集群化、国际化和良好的地方创新政策体系这些制度优势发挥皆建基于珠三角高度市场化的优势。区域高度市场化有助于提升产业集群化的优势：与政府主导型的产业集群相比，市场主导型产业集群的根植性更强、生命力更持久、集群效应更大(刘恒江和陈继祥，2005)。高度市场化同时也迫使珠三角企业直面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及其对创新形成的倒逼机制，强化了区域国际化的优势。地方创新政策体系因势利导，以市场为主导，为发挥区域高度集群化和国际化优势提供良好的引导与支持，使相关创新行动主体得以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制定创新和生产策略，开展自主创新。区域产业集群化和国际化程度日益提升亦反过来提高了市场化程度加深的要求，使市场在资源配置的作用日益增强，不断强化市场化的制度优势。高度集群化是珠三角渐进式创新效率与绩效取得不俗成绩的强大后盾。产业集群所具备的高效信息沟通机制放大了“引进来”的外商所带来的和“走出去”的珠三角企业所带回来技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增强了区域国际化对于渐进式创新能力培育的支持。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和专业化分工，可以更充分地利用产业集群强大的产业配套和生产能力，并进一步提升集群专业化程度。更重要的是，高度集群化使现有的技术与区域强劲的制造能力和高效的生产效率得以完美结合，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更精准的市场定位将渐进式创新的成果转化为社会经济效益。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耦合体现在内化于珠三角相关创新行为主体的岭南文化特质对正式制度作用发挥的影响。崇商务实的岭南人面对各种挑战和困难，不轻易言弃，善于发掘所在区域高度集群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等优势，在原有的基础上快速调整创新战略，创造持续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敢为人先的文化内涵驱使各地方政府勇于突破传统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方式在创新政策制定与实施方面开展制度创新，提高区域集群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具有独立进取精神的珠三角企业在“用好政策、用足政策”的同时敢于藐视权威，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情况开展自主创新活动，敢于接受新思维和进行各种新尝试。开放包容的思维方式，有利于国内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和创新技术在区域尤其是集群内迅速扩散，有助于提升集群化和国际化在知识溢出方面的联合效应。

总而言之，与国内外其他地区相比，珠三角的渐进式创新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该比较优势得益于其所嵌入的地区优良的制度环境。珠三角的制度环境尤其有利于渐进式这一类型的创新。珠三角高度市场化、高度集群化、高度国际化、良好的地方创新政策系统、独特的岭南文化以及各项制度之间的高度“耦合”是其他区域难以比拟的。正是珠三角渐进式创新所嵌入的独特的制度环境，使其在欠缺科技资源优势的情况下，比其他同样是依靠渐进式创新的区域，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更精准的市场定位实现规模化生产，从而创造出更显著的创新成效和社会经济效益。

四、 政策建议

创新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动力之一。经过多年的实践，珠三角所形成的渐进式创新模式的比较优势及其所嵌入的制度优势对于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珠三角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应充分利用和发挥目前的比较优势，并且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向获取竞争优势发展。

(1) 加强对渐进式创新成果转化的支持力度。

珠三角针对基础研究和技术前期研发的政策措施众多，但是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力度偏弱，而后者正是珠三角企业发挥渐进式创新的比较优势所迫切需要的。加强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具体措施包括：1) 避免过于偏重战略性新兴产业而忽略传统产业的创新政策偏差，既要重视高新技术的研发，更要重视将节能环保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移植、应用到于具有强大制造能力优势的传统产业中。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和传统产业企业在技术上合作牵线搭桥，为双方提供技术需求和供给信息，鼓励两类企业形成技术转化战略联盟。2) 各类科研项目的支持避免偏重于评估技术先进性，而应着重考虑技术转化与应用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3) 除了支持产品、工艺等技术类创新外，对营销创新和组织创新等其他非技术性的创新活动亦给予一定的支持，并将相关的成功经验在区域内进行宣传。

(2) 进一步发挥珠三角高度市场化和国际化的优势，借鉴欧洲尤里卡计划，充分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创新活动技术、市场、政治风险的客观存在是导致私人部门投资不足、需要公共资金予以事前扶持的原因之一。为进一步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充分发挥公共财政资金对科技项目支持的引导作用，建议借鉴欧盟尤里卡计划，采取自下而上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共私人合作模式(PPP模式) 推动珠三角创新主体与国内外相关企业、科研机构开展技术创新合作，发展高端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工艺和服务。尤里卡计划的目标是通过企业和研究机构在先进技术领域更紧密地合作，发展高端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用产品、工艺和服务，提高欧洲工业和成员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其主要特色是由工业界自己提创意、自己启动、自己管理与协调，尤里卡本身仅作为一个促进者。^① 尤里卡项目的标准是: 1) 项目可以在任何技术领域启动，项目必须是民用的共性技术；2) 由项目参与各方而不是尤里卡计划管理机构或者政府确定项目题目、合作方、时间进度。3) 项目参与者保留完全的知识产权；4) 项目没有规模限制，但是至少要包括两个来自不同尤里卡计划成员国的独立机构；5) 项目资金主要由项目参与方提供，他们可以获得来自于政府的公共资助(公共资助不超过项目总经费的50%)。

资料来源：尤里卡计划网站http://www.eurekanetwork.org/。

(3) 进一步发挥珠三角产业集群化的优势，强化现有强大的产业制造能力与渐进式创新的相互交融。

珠三角应时刻警惕出现类似美国产业空洞化的危机。珠三角从以生产要素驱动为主的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转变为以创新驱动为主的Create in China(中国创造)，并不意味着放弃生产制造，将生产制造迁出珠三角，仅保留研发部门。恰恰相反，高效的制造工厂是珠三角创新的动力和强大支柱。

建议开展产业链分析，进一步完善珠三角产业配套和生产制造能力。珠三角的产业集群(专业镇) 星罗棋布，即使是同一产业的集群也遍布于不同地区。以纺织服装产业为例，相关的产业集群分布在广州、深圳、佛山、中山、江门、东莞、惠州等所属的40个镇。虽然珠三角已形成了规模大、层次高、能力强、数量多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但是每个集群内部以及相同产业集群之间的产业配套能力与专业化分工和协作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为进一步促进产业集群强大的生产制造与渐进式创新的融合，亟需开展产业链分析，即厘清某一个产业上、中、下游的产业配套与衔接情况，找出不同环节产业分工不合理之处以及配套环节缺失之处，提出进一步完善产业分工和生产配套的思路和建议。

(4) 进一步完善珠三角创新政策体系，借鉴“创新趋势图表”项目，建立制度化的珠三角创新政策协调沟通与政策学习借鉴平台。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珠三角各地级市政府纷纷推出了不少政策措施推动技术创新，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同时依然面临一些共性和个性的问题需要解决。珠三角科技创新一体化是解决创新共性问题的重要抓手，实现一体化亟需一个跨部门、跨领域的会商沟通协作机制与平台，亟需不同层级、不同区域政府之间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政策学习与扩散平台。因此，建议借鉴欧洲创新趋势图表的经验，建立各地级市创新绩效以及创新政策指数评估体系，设立创新政策措施数据库，开展创新政策研讨工作坊，为完善珠三角创新政策体系构建一个制度化的各级政府相互交流对话、借鉴学习以及协调合作的政策平台。^①

① 资料来源：创新趋势图表网站http://proinno-europe.eu/trendchart。

(5) 强化珠三角区域创新一体化，从创新的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迈进。

珠三角当中佛山和东莞等城市制造业较强大，广州、深圳的基础研发实力较高。建议强化珠三角区域创新一体化，充分发挥不同区域在制造、研发、融资的比较优势，实现产业科技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协作，提高珠三角整体的创新水平。无人机就是区域合作的典型案例：东莞生产、深圳研发、香港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