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中国经济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解决我国的传统农业转型升级以及城镇新生代劳动群体的就业创业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在整个经济体中，创业活动与经济产出、劳动就业等具有紧密的关系，推动社会大众创业由此成为政府机构用于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措施(Busenitz et al., 2003)。在2014年9月召开的夏季达沃斯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借改革创新的东风，在中国大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充分说明了社会大众的创业行为对于推动中国经济新常态发展的重要意义。

促进创新和创造就业机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方世建和桂玲, 2009)，因此社会大众群体的创业行为不仅可以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也可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新增长的引擎之一。但是，从目前普通创业行为的现实情况来看，中低收入人群并没有成为创业主体，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这个群体缺乏相应的资源和能力(赵武等, 2014)。因此，要实现大众创业的社会效应，关键是要引导那些以往被忽略的低收入群体进行自主创业，激励“金字塔底层”(Bottom of Pyramid，BOP) 群体的创业精神，进而实现社会的包容性创业(Inclusive Entrepreneurship)^①。

^① 包容性创业(Inclusive Entrepreneurship)：是经合组织(OECD) 和欧盟委员会(EC) 在2013年的《被遗忘的创业家：欧洲包容性创业政策)》报告中提出的概念，强调把包括女性、弱势青年人、老年人、少数民族和残疾人在内的社会特殊群体纳入包容性创业主体。

现实背景是，随着电商行业的发展，分散于中国各地的 “淘宝村”成为包容性创业的典型。“淘宝村”的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是传统集群创业与新兴互联网技术相融合的产物，是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出现的独特的包容性创业模式。虽然不少农村的电商创业行为是个体自发而成，但是区域性创业集群化的形成和发展则与政府的支持息息相关，政府政策对于推动创业具有积极意义(方世建和桂玲, 2009)。然而，现有研究并没有考虑“看得见的手”对具体的创业过程相关维度的影响，因此未能清晰解释具体政策对创业过程的作用机制(Lundstrom and Stevenson, 2005) 。

这方面的研究缺失也反映出以往学者的主要关注政府政策对主流创业群体的影响, 因此忽略了特殊区域和层次的创业群体。基于此，本文以典型的电商创业集群——揭阳市军埔淘宝村为研究案例，分析政府支持情境下的包容性创业行为及其发展而成的创业集群的内在机理。期望通过单案例的深入调研、分析和归纳，揭示集传统集群创业与互联网创业相融合的电商创业发展过程，发现电商创业集群的形成路径，为农村电商创业集群的发展提供相关的理论和实践参考。

二、 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一) 包容性创业

创业是指个体自主创办企业，主要有新创建企业和现有企业衍生两种途径。早期学术界的基本观点认为创业成功与否取决于创业者的个人特质甚至天赋，后来研究发现，其实是个体在组织中的地位, 而不是个体的特质更能够决定其是否发现机会并实施创业活动(Carroll and Delacroix, 1982)。新近的研究观点认为，创业过程实际上是可以被管理的系统性活动(张玉利和杨俊, 2009)。因此，创业过程中的情境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成为解释创业活动的主要思路。这也是本文所依据的理论框架，即首先分析包容性创业过程的主要特征，进而探讨该创业活动可能依赖的情境因素。

(1) 包容性创业定义。包容性创业一词源于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 和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 包容性意指实现机会平等和公平参与(邢小强等, 2013) ，为那些长期在主流市场平台中被忽略的金字塔底层(BOP) 群体提供平等参与的机会(Prahalad, 2010; Weidner et al., 2010)，目的是消除这些弱势群体在权利面前的困境和社会排斥感(吴晓波和姜雁斌, 2012)。因此，包容性创业是指将低收入群体纳入到创业活动中成为创业者，同时整合创业参与主体相关的各项资源与能力，使其创业能力获得提升与发展，并分享创业成果。包容性创业实际上是在某一区域里面普通草根民众进行集体创业活动，属于自主创业群体的一种(杨怀印和曲国丽, 2009)，跟一般意义上的创业过程在创业主体、创业门槛、创业形式等有着明显区别(见表 1)。

(2) 包容性创业过程的情境因素。包容性创业的主要特征是实现机会平等(赵武等, 2014)，包容性创业机会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创业机会，后者强调创业者对特定机会的感知和警觉，而包容性创业的创业机会则强调机会发生在特定区域内部，受到区域集群环境和政府等情境因素的影响较大。

识别创业机会，进而对这些机会进行探索和开发是创业过程中的主要活动(Shane and Venkataraman, 2000)，创业机会的识别对其创业资源的利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刘佳和李新春, 2013)，而创业过程的成功实现依赖于创业者的能力(董保宝和周晓月, 2015)，主要包含机会能力和组织能力两个维度(Man et al., 2002)。其中机会能力包含机会识别和机会开发能力，组织能力包含组织管理能力、战略能力、关系能力、承诺能力(李小康和胡蓓, 2013)。一般而言，在相对规范化管理的训练实践企业中的创业者，其管理能力和战略能力也会提高，并且较广的网络关系对其关系能力和承诺能力的改善也有帮助。对于低收入人群，没有在规范化较高的企业工作的经历，也没有通过工作经验建立起的网络关系，因此其组织能力的提升需要依靠外部提供的培训机会。只有当潜在创业者的整体创业能力有显著提升时，才有可能发生创业行为。

在包容性创业活动中，通常在特定集群内的政府机构承担了创业“孵化器”的角色，通过提供创业培训让潜在创业者具备创业能力。然而，创业能力的提升只是给创业行动创造了基本条件，任何创业活动的产生过程都是在一定的个人意愿和外部情境因素影响下才会发生。对于包容性创业而言，个人创业的愿望和动机的形成往往是由于政府提供了能力提升、资源获取及关系网络建立等多种有利条件，直接激发了包容性创业动机的形成。而外部环境中的情境因素如集群环境特征和政府支持，则是给创业者提供了必要的创业条件。集群环境特征体现在创业氛围和文化、机会与需求、外部经济性、共享文化和价值观、信息与知识溢出以及本地社会网络等因素的影响(Garavaglia and Breschi, 2009)；而政府支持体现在改善创业环境，如创业培训，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支持，税收优惠等。政府支持和集群环境的改善对于推动包容性创业活动的成功发挥了关键作用。

(二) 农村电商创业集群及其形成

根据传统的定义，产业集群被称作产业聚集和企业集群等，特指在某一特定产业中, 大量产业联系紧密的企业以及相关的支撑机构在空间上的聚集, 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 是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Porter, 1998) 。在我国，先后出现过传统的产业集群、新产业集群和新兴产业集群(任寿根, 2004)，传统的产业集群理论主要研究一般制造业或一般工业的集群现象(Cainelli, 2008; 张秀萍和余树华, 2005)，而新兴产业集群理论主要或着重研究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问题(施卫东和卫晓星, 2013)。如今，互联网技术克服了对地理空间的隔阂，又出现了以电商平台为依托、扎根于区域本土化产业的新兴创业集群。

(1) 农村电商创业集群。在中国农村地区兴起的农村电商经济逐渐发展成为互联网时代下的新兴产业集群，被称为农村电商产业集群(凌守兴, 2015)。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以“淘宝村”为代表形态的电商产业集群成为主导的业态模式。学术界关于“淘宝村”现象的研究并不多，近年来才逐渐引起学者关注这个独特的创业现象(崔丽丽等, 2014)，但现有的研究没有将“淘宝村”当作创业集群来进行分析。实际上，“淘宝村”的出现是传统产业结合新兴互联网技术形成的创业集群模式，不能简单地引用传统集群理论来解释。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包容性创业活动在农村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的扮演重要的角色，而这在以往研究都被忽略。

根据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Feldman and Francis, 2003; 凌守兴, 2015; 郑健壮和嵇静, 2014)，本文将农村电商创业集群定义为：在某特定的农村地域范围内，同处于或相关于某特色产业领域的大量经济主体和关联第三方服务机构，以电子商务为载体的商业模式作为创业项目应用的核心，并以特定网络组织形式集聚成产供销一体化的有机群体。因此，农村电商创业集群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点：一、逐渐弱化了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转而提高了对信息和人才方面的要求；二、创业门槛较低，比较符合农民群体的特点；三、电商创业者经营产品以单一特色产品为主，经营方式灵活；四、是一种新型的“线上产业集群”，具有传统产业集群和网络直销的双重特征^①

^① 《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2014)》http://i.aliresearch.com/img/20141223/20141223100803.pdf。

(2) 包容性创业集群的形成。以往的文献认为自然条件、历史、偶然因素、规模经济和外部性、企业组织结构、竞争和创新等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关键因素(Krugman, 1991; Porter, 1998; 王珺, 2005)。这些研究对传统的产业集群的形成进行了有效分析, 但相对于目前出现的以“淘宝村”为代表的电商产业集群则无法进行充分解释，其关键的解释盲点主要表现在：首先，没有考虑互联网技术因素在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其次，局限于研究制造业或现代服务业的集群现象，忽视了金字塔底层创业群体形成的农村中小型、甚至个体创业的集群现象；三是侧重于从自然历史条件、外部性、规模经济，制度等外部因素。“淘宝村”这种由个体创业者通过电商平台创业而发展成的产业集群，除了与互联网技术基础紧密相关以外，其实还与政府支持的非产业因素的发展息息相关，其发展过程和机理具有独特性。

基于以上的理论综述，可以提出包容性创业集群形成过程的大概路径：在本地区域中大量普通民众、社会底层人员在集群区域内得到创业机会，通过政府提供的培训提高工作技能、获取部分创业资源和学习管理能力，从而形成一定的创业能力；在外部环境条件适宜时，创建条件相对成熟的新企业，新企业不断的产生逐渐形成相关产业集群的过程和现象。这个过程遵循的是“有利的创业机会－形成创业能力－创建企业”的路径模式。包容性创业过程可以是重复发生的，随着新创企业的不断增多，诸如外部溢出、知识信息共享、机会与需求的增加、成本与风险降低等集群效应也会得到强化，从而为更多后续的创业活动创造更好的集群环境，促进集群内关联企业的增加，这也是集群与创业活动互动的中心环节，本文将通过深入追踪单案例研究具体分析其中的过程机制。

三、 研究设计 (一) 案例研究方法

单案例研究更适合提炼出复杂现象的理论或规律(Eisenhardt and Graebner, 2007)，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归纳分析政府支持情境下的包容性创业行为的过程机制，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纵向过程，需要有丰富的案例数据作为支撑，因此本研究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进行分析。本文在案例选择上遵照案例选取标准，兼顾案例的代表性和信息可获得性。揭阳军埔电商村因最近几年的快速发展被央视等媒体广泛报道和持续关注，具有充分的客观史料数据；同时，该创业集群自规模化发展开始就有本文考虑的重要情境因素——政府的政策推动和实施，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该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 案例选择及介绍。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日益普及，电子商务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正日益加深，网购迅速成为中国普通公民不可忽视的一种消费方式，催生了网购时代下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衍生了网络时代新的集群模式——“淘宝村”。中国最早的一批淘宝村出现在2009年。根据阿里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2014)》，统计口径中从最初的3个淘宝村，到2013年共有20个，再到2014年的200多个，并首次出现19个淘宝镇的电商集群现象。淘宝村已成为影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新兴力量，这种新兴的经济模式对于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创业和就业、推动城乡一体化具有重要作用。

揭阳市军埔淘宝村是阿里研究院公布的首批14个淘宝村之一，位于揭东区锡场镇西北部，总面积0.53平方公里，现有家庭490户，总人口2695人，是以经营传统食品加工为主的小乡村。自从2008年起，村里开始有人经营淘宝店，直到2013年下半年，揭阳市委、市政府推出一揽子扶持措施，集中优势资源在军埔村全力打造电商人才、电商服务、电商产业、电商文化、电商制度“五大高地”，建设“电商第一村”。随着创业者的不断涌现，电商发展所需的人才、技术、资金、产品等资源迅速向军埔村集聚，实现了产业对接、产业集聚和产品的多元化。全村目前已有350多户、1500多人投入电商创业活动，开设淘宝网店超过3000多家、实体店300多家，月交易量约80万笔，月成交金额超1.2亿元，快递公司多达14家，销售的主要产品是服装、自行车、皮具、电器、五金、玩具等^①(军埔电商村发展的关键事件见表 2)。

参见《揭阳军埔电子商务村发展情况介绍》，2014年7月

(2) 案例资料收集。案例研究的数据应当有不同的来源(Yin, 1994)，而且是定性与定量的数据相结合，这样可以保证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基于本研究的问题和目的，主要采用参观观察、半结构式访谈、二手数据收集等数据收集方法(如表 3所示)，同时使用三角测量法，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彭新敏等, 2011)，通过多个数据来源对案例资料进行佐证分析。

(3) 数据编码。本节主要介绍如何定义和测量关键概念，这样增加研究结论的效度和信度(Eisenhardt and Graebner, 2007)。在编码过程中，以构念及其测量方式为依据，以表格形式进行汇总，进而完成整个编码过程。具体编码步骤如下：第一步，对案例汇总资料进行一级编码，对同意思和和相似意思的表述只记录为1条条目；其次，把一级编码的定性资料的条目根据本文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的相关概念：创业机会、创业能力、创业动机、创业活动进行二级编码，最后，在各个概念条目库中，对其条目按照测度变量完成三级编码。以上编码过程所涉及到的主题词、概念和关键词(如表 4所示)

四、 军埔电商创业集群的形成过程

各种产业相关企业的不断产生和集聚是集群形成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李小康和胡蓓, 2013)，而创业又是新企业产生的主要途径。因此创业活动在产业集群的形成有关键作用(Feldman and Francis, 2003)，是集群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而政府支持情境下的包容性创业可以催生大批企业新建，这些小企业数量急剧增加后，其规模不断扩大，并且企业之间的联系开始建立起来，进而形成了类似揭阳军埔村的电商创业集群。

在不同阶段起着关键作用的要素是不同的，其形成和演进的作用机制也是不同的。本文结合包容性创业的特点主要分析各创业要素在军埔电商创业集群形成的萌芽阶段和成长阶段的特征(见表 5)。

(一) 萌芽阶段

揭阳军埔农村电子商务产业集群萌芽期时间上大体为2008年至2012年，从这一阶段的发展状况来看，地理优势和电子商务环境的结合直接促使军埔电商创业集群雏形的形成。军埔村位于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靠近国道，交通方便，地理位置优越是其集群形成的基础；国内电子商务环境从2008到2012年逐渐得到改善，网络购物逐渐兴起，淘宝网逐渐成为网民选择网购的平台之一。

一直以来，揭阳军埔村是以经营传统食品加工为主的小乡村，然而近几年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的冲击下，该镇相关产业经营理念落伍、管理模式滞后和产品档次较低等问题日益凸显，很多食品加工厂经营不善，大部分村民只能靠外出打工。自从2008年起，村里开始有人经营淘宝店，一个农村电商户率先发展起来，便形成涟漪效应，向周边的亲友、邻居扩散，带动大家一起从事电子商务。结果是，最初的十几个青年创业者首先选择在军埔村进行电商创业，而其创业商业模式逐渐吸引着其他企业和农户进行模仿与创新，最终形成初始的产业集聚。但是在集群萌芽阶段，其创业主体都是各自分散创业，大部分的创业模式都是简单模仿和跟风状态。

(二) 成长阶段

在军埔电商创业集群雏形完成以后，由于几个领军创业者的盈利效应，各种模仿、创新、配套服务的农户与企业数量急剧增加，但同时也出现产品同质化，恶性价格竞争等情况，而此时政府支持的介入是让军埔创业集群步入成长阶段的关键要素。

与萌芽阶段依托电子商务环境和地理优势形成的区域效应不同，政府支持在军埔创业集群成长阶段主要起的是引导和扶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府为军埔农村电子商务的实践提供了基础设施保障，如光纤、网络及道路美化建设，军埔村现已实现光纤到户和无线网络全覆盖；二是为创业者创业提供了资金支持，如青年创业贷款“快车道”、并出台了《2014年军埔村电商企业贷款贴息和贷款风险补偿实施办法揭金》等法规，这些措施都很有效帮助到农村低收入青年群体的实现创业梦想；三是为农村电子商务人才培养，通过军埔电商大讲堂、创业培训班、引导青年创业者到外地实地考察等方式提高创业者的创业能力，使其成为创业集群成长的主导力量，为集群成长提供经验和智力保障。总的来说，由于有政府的介入扶持，使创业机制逐渐完善，创业主体也逐渐扩展到其他有创业动机的村民甚至是外地人，并且创业主体之间进行了资源优化配置，开始抱团式发展，创业集群效应显现。

五、 案例讨论

下面对编码整理后得到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和讨论，具体分析揭阳市政府在推动军埔电商村包容性创业的过程中是如何推动相关政策措施，并最终成功实现包容性创业。根据对收集到的案例资料进行分析，本文归纳了当地政府在推动军埔淘宝村包容性创业中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分别是：创造创业条件，提高创业能力，激发创业动机，扶持创业活动。

(一) 通过资源支持创造创业条件

创业机会是未明确的市场需求或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或能力(Kirzner, 1997)。通过对创业机会的两个维度——机会盈利性和可行性，进行编码发现，以淘宝网为代表的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为农民提供了低成本的网络创业途径。较低成本的创业途径促使以淘宝村为代表的农村电子商务创业者有机会以较低的创业成本直接对接全国甚至全球大市场，并且有很大的盈利机会。本文的调查发现：政府支持主要给潜在创业者创造抓住创业机会的可行性条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基础设施支持和降低创业门槛。揭阳市政府在网络、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上大力支持，同时通过简化企业工商登记注册、贷款手续等手段来降低创业门槛。这反映了政府为军埔村潜在的包容性创业者开发创业机会提供了基本前提和基础支持。

(二) 通过能力培训提高创业者能力

在黄梅英等人的调查研究中，军埔村创业群体的受访者有78.5%为高中及以下学历(黄梅英等, 2014)，学历层次较低成为制约创业者自身能力的重要因素。本文的案例研究发现，军埔电商村创业者的创业能力主要体现在组织能力维度上。政府主要通过培训创业者的技术管理能力和关系能力来帮助提高其整体的创业管理水平。近年来，揭阳市政府通过开设青年创业培训班、电商精英培训班等来提高创业者的技术管理能力；此外，市政府还定期组织创业者到外地进行考察参观学习，通过借鉴来提高创业者的管理能力。可见，政府支持可以通过提高创业者的技术管理能力和关系能力，这样可以有效提高包容性创业者的组织能力，这也符合包容性电商创业技能提升的基本要求。

(三) 通过社会支持激发创业动机

创业动机有三个维度：自我实现、社会支持、生活需求。本文通过编码发现，案例中自我现实的条目较少，而社会支持和生活需求是军埔村大部分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尤其是社会支持。从社会支持角度分析政府对创业者创业动机的影响机制，本文发现政府对军埔村创业者的社会支持型创业动机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部分：第一，政府提供租金、网费、厂商对接、物流等必要的配套服务，显而易见，这些配套服务提升了电商创业的环境和条件，有效激发了潜在创业者的创业动机；第二，政府营造崇尚“青年创业”的社会文化, 揭阳市政府通过媒体、会议和社会团体来介绍军埔村的电商创业, 发扬军埔创业精神，通过对典型创业案例进行多次报道，从而在社会认知方面激发了包容性创业者的创业动机。

(四) 通过政策扶持推动包容性创业活动

基于创业期望可把创业活动分为高创业抱负活动和低创业抱负活动(Estrin et al., 2006)。高抱负创业活动更多是利用主动创新的战略，采用公司制度，并面向全国或全球的市场，而低抱负创业活动则是依靠被动和模仿战略，主要以个人独资形成，并以当地市场为导向(黎常, 2011) 。据此，本文对军埔村的包容性创业活动进行编码，通过编码发现军埔电商村的案例中低抱负创业活动占85%比例。政府针对低抱负创业活动进行了相关政策扶持，这些创业扶持措施是保证创业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揭阳市政府对于创业活动的扶持主要有三种类型：经济扶持、服务扶持、社会扶持。融资困境是大多数军埔村具有创业动机的社会底层创业者面临的突出问题，政府为军埔创业活动的经济扶持主要方式是贴息的金融贷款；其次，政府建立专门的新创企业服务中心，军埔金融服务站对新创业者提供一站式服务进而扶持创业活动；再者，市政府加大对军埔村村容的规划力度，积极改善军埔村的社会环境，也为部分务农村民转型升级做网商开创了便利条件。在军埔电商村的发展过程中，当地政府推出了一揽子扶持措施，推动军埔村电商创业的跨越式发展。

通过上述的案例讨论，本文进一步归纳了案例研究结果，提出政府支持情境下的包容性创业模型(如图 1)。而对于农村电商创业集群具体而言：集群里的潜在创业者的创业机会包括机会的可盈利性、可行性，其中创业机会可行性是整个包容性创业活动最重要的切入点，而政府激发的社会支持型创业动机是推动更多包容性主体进行创业的前提，再者，创业者的组织能力是推动整个电商创业活动的主要因素，并且政府为创业活动提供的政策扶持是推动包容性创业的关键举措。

据此，本文归纳出政府支持情境下通过“激发创业动机——提升组织能力——扶持创业活动”的农村电子商务包容性创业路径模式(如图 2)，在整个路径过程中，政府激发包容性创业群体并提升其组织能力，培育和强化有利于创业的情境因素，进而推动区域内创业集群的发展，研究结论证明当地政府在推动区域集群内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

六、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揭阳军埔农村电商创业集群为研究案例，分析归纳了基于电商平台的包容性创业及其集群发展的过程机制。我们发现，集传统集群创业与新时代互联网创业优势于一体的电商创业集群的形成过程中，政府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案例分析，本文提出了一个政府支持情境下包容性创业的过程模型，结合该模型认知和案例研究结论，政府在推动包容性创业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创造创业条件、提高创业能力、激发创业动机以及扶持创业活动。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从政府支持角度分析包容性创业行为及其集群形成机制，这为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的创业模式提供了理论参考架构；第二，以军埔淘宝村创业模式为对象进行的案例研究，对于推动我国农村转型与地区经济发展，特别是政府在推动农村电商创业的政策设计方面具有借鉴意义；第三，本文的研究结论也丰富和发展了在政府政策支持情境下的创业理论，同时也为包容性创业相关课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此外，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军埔电商村包容性创业有两个现实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创业者的同质化竞争问题。大部分的淘宝创业者主要经营是服装、玩具等低档产品，且以模仿设计为主，下一步应该要发展产品的多元化，比如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产品。因此，该集群发展的现实表明包容性创业的可持续性是值得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二是政府支持的可持续性问题。包容性创业在发展初期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较大，如何将部分创业支持职能从“看得见的手”逐渐过渡到“看不见的手”，即下一步应该如何依托市场来完善管理，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话题。

最后，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是单案例研究，如果后续研究可以对命题进行实证验证，或者比较不同区域情境的“淘宝村”，不仅可以使研究更加深入，研究结论将更具有普适性。其次，本研究主要从政府方面来分析包容性创业，而没有考虑到包容性创业主体及其它社会组织之间的网络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问卷等多种方法采集多方数据以进一步完善研究结论。最后，本研究主要探索出以包容性创业为核心的农村电商创业集群的过程路径，后续的研究可以深入探究其中的调节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