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随着近年来人口变化和劳动者代际转换，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对转型期劳资关系发展起着关键作用。按照2010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本文新生代农民工指1980年及以后出生且16周岁及以上的进城务工农村青年。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劳资冲突行为呈现出一系列新型演变特征，作为我国农民工群体聚集的区域之一，2010年起，珠三角地区不断爆发类似南海本田集体停工事件等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群体性劳资冲突事件，本文拟用佛山数据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层次变化与劳资冲突行为选择的相关问题。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当劳动权益受损时利益抗争的冲动更为激烈，由利益抗争冲动转化为客观的利益抗争行动的可能性也更大 (银锋，2014)，这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为强烈的权利意识和更为敏感的被剥夺感。马斯洛需求理论告诉我们，需求对行为起决定作用。新生代农民工生长在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明显改善，生存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与上一代相比，他们对工作和生活有着更高和更多的诉求，并且更注重发展需求和自身利益的维护 (蔡禾，2010；李艳和曹芳，2015)。由于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加之信息时代带来的多元化价值观的冲击，使新生代农民工开始追求权利、民主和平等等精神层次需求，从而产生较为强烈的权利意识和被剥夺感。因此当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劳资冲突时隐忍与无奈的选择比例要明显低于老一代农民工。由于我国特殊国情和劳动关系领域准公共性特点，转型时期常规合法合规利益表达渠道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处于严重不足的状态 (王晴锋，2010；唐鑛，2010；李艳, 2011)，同时企业管理方式调整滞后和有效沟通对话机制缺位，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需求结构转型与维权意识提升，暴力反抗、集体停工、找媒体帮忙等显性劳资冲突行为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应对劳资冲突的新手段 (蔡禾等，2009；李培林和田丰，2011)。

综上所述，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的选择与演变是内部和外部多重动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各种动力因素中，内部因素起决定作用。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个体需求层次的满足是个体行为选择最主要的内生驱动力。随着需求层次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的劳资冲突行为将逐渐呈现出新型演变特征。但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层次与劳资冲突行为选择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分析的层面，缺乏经验证据。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珠三角地区是国内最早聚集农民工群体的区域之一，对珠三角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选择的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基于此，本文将利用佛山的调查数据通过有序logit模型将劳资冲突行为设定为有序变量，同时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整合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层次划分，并以工资收入、职业发展诉求、法治平等意识等指标实现各需求层次的量化，在此基础上分析各需求层次对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选择的影响方向及影响程度，进而判断现阶段对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选择起主导作用的需求层次，以弥补当前经验研究缺乏的不足，并为珠三角地区乃至全国和谐劳资关系的构建提供意见参考。

二、 理论构建与研究假设

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本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对劳资关系的满意目标来源归纳为生存需求、发展需求和精神价值需求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的需求共同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更高的劳动关系满意目标水平，如图 1：

三个层次的需求与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的关系如下：

1. 生存需求与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

新生代农民工和上一代农民工同样拥有在务工城市生存的基本需求。生存需求主要体现在对工资报酬等经济收益方面的追求，以及对工作环境、工作强度和工作安全等基本工作条件的追求等方面。生存需求是一种来自本能的目标驱动，一旦生存环境的压力缓解，这种驱动也会减弱。根据经验可知，如果农民工在务工城市中的基本生存需求越容易得到满足，那么他们面对劳资争议等问题时就越倾向于选择诸如忍耐、体制内求助等较为平和、隐性的冲突行为，而不会产生太多激烈的冲突愿望；反之，如果他们在城市中生存的基本需求越难以获得满足，那么面对劳资争议等问题时就越容易倾向于选择激烈、显性化的冲突行为。近年来珠三角地区出现的集体停工事件大多是由工资报酬过低问题引发，且劳动者主体集中为80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正值“血气方刚”的青年阶段，当生存需求无法满足时，相比上一代农民工更容易催发过激的冲突行为。由此可得：

假设1：对生存需求的满足程度越低，新生代农民工越倾向于选择激烈的劳资冲突行为。

2. 发展需求与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

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和成长在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大多数人自小就随父辈在城市中生活，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明显改善，更习惯于城市务工的生活方式和职业定位，对城市生活的认同感和期望值比上一辈更高。因此，他们不再只满足于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产生了更高层次的发展诉求。这种发展需求主要包括他们对职业生涯发展的期许、对安全归属感的渴望、以及在工作场所参与管理的愿望等。这些需求主要由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危机和社会心理需求驱动而形成，也是他们劳资冲突行为变异的主要来源。

根据经验可知，如果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发展的需求越容易获得满足，即使与资方发生矛盾、产生不满时，对劳资争议问题也将更倾向于寻求较为温和的方式来解决劳资冲突；反之，若他们的发展需求越难以获得满足，面对劳资争议，他们就更容易采取激烈的显性冲突行为。由此可得：

假设2：对发展需求的满足程度越低，新生代农民工越倾向于选择激烈的劳资冲突行为。

3. 精神价值需求与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

新生代农民工成长和生活在信息开放的年代，网络和通讯科技的飞速发展令他们容易接触到多元化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推动其认知逐渐进化，并促使部分个体的认知开始显现出超越狭隘个体和群体观念意识的端倪，开始追求法治、民主和平等等更高层次的追求。具有法治平等意识需求的新生代农民工在面临劳资争议时将具备更强的理性认知与合理判断能力，这将促使他们不再满足于单次激烈冲突行为可能带来的短期利益最大化结果，而更希望尝试通过可持续的理性抗争行为来争取长期利益最大化，推动整个分配制度重塑获得彻底改变。因此，可以得到：

假设3：具有精神价值需求的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选择合法维权等温和的劳资冲突行为。

三、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计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3年7月华南师范大学对广东民营企业的实地调查，课题组选择在近年国内首例新生代农民工集体停工事件——南海本田事件的发生地佛山市南海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所使用的问卷是由劳动经济学领域的多名专家共同设计完成，针对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发放问卷共1821份，有效样本为1790份。问卷内容不仅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劳动合同、薪酬与社保，还包括劳动保护、员工发展与民主管理、劳动争议及调解等问题。

对于被解释变量的设计，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的选择按照冲突的激烈程度由弱到强依次设置为4个有序选项：

1.自己忍耐；2.体制内投诉 (包括找工会、企业内申诉和去劳动部门投诉等)；3.辞职或个体冲突；4.集体行动或其他群体性冲突

对解释变量的设计，根据研究假设分为生存需求、发展需求和精神价值需求三组解释变量，每组解释变量由若干子变量组成:

1.生存需求变量。其包括工资收入、安全生产评价两个子变量。工资收入是新生代农民工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工资收入的多少直接决定他们能否在城市实现稳定生活，从而影响他们对劳资冲突行为的选择。工资收入水平越高，对所在企业劳动关系满意度就越高，那么采取辞职或者体制外抗争等显现冲突行为一旦失败所带来的成本就会越大，因此通常工资收入较高的劳动者较倾向于选择较温和的体制内行为。安全生产满意度体现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场所基本的生理和安全诉求，较低的安全生产满意度容易触发显性的劳资冲突行为。

2.发展需求变量。本部分引入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诉求、企业归属感、对企业管理制度评价三个变量，根据本文的假设，这三个变量都属于发展需求变量。关注职业发展和追求归属感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心理需求层次的上升，对劳资冲突的收益结果期望更高，不容易满足于弱者的隐性行为，一旦对应需求得不到满足，将倾向于采取激烈的劳资冲突行为；而对企业管理制度越满意的新生代农民工通常越不容易发生激烈劳资冲突。因此可以预期，发展诉求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选择有正向影响。

3.精神价值需求变量。本部分引入新生代农民工对法治和平等态度的虚拟变量来表征其意识形态的追求。认可法治平等的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高的认知和理性程度，既不容易满足于过去上一代隐忍的逻辑，又不会轻易采取过激的行为，因此可能会更偏向于体制内的合法维权，希望通过推动制度的重塑获得相应需求的满足。因此预期拥有法治平等观念的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选择合法维权等温和的劳资冲突行为。

表 1对因变量和所选择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做了详细说明。

表 2给出了因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分布情况。从表 2可见，在新生代农民工对劳资冲突行为的选择中，有约58%的受访者选择采取“体制内投诉”的维权行动，约20%的受访者选择“辞职”，而选择“忍”或“体制外投诉”的人数均为11%。这意味着与上一代农民工隐忍为主的弱者逻辑不同，随着劳动者选择力量的增强，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面对劳资冲突已经开始积极采取行动，而且其中大部分维权行动都以体制内合法、合理的途径为主。工资收入、安全生产评价和管理制度评价三个变量的分布情况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偏低，但对于安全生产情况、管理规章等的评价较为积极。另外，多数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学到更多的本事”作为职业发展诉求，并有七成的新生代农民工都认可法治和平等。

四、 研究方法与实证结果 (一) 研究方法

由于研究问题的限制，个体劳资冲突行为的选择无法用连续性变量来衡量，只能用分类变量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的个体选择。对于被解释变量类别多于两类的需要选取多元概率模型。由于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劳资冲突行为根据冲突的显性程度由低到高可以分为四个等级，取值存在较强的排序关系，因此可以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来量化分析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选择的主要因素。

有序logistic模型主要用于处理被解释变量为有序多分类变量的情况。假设被解释变量Y为K个等级的有序变量，K个等级分别用k=1, 2, …K表示，第k类的概率为﹛P₁，P₂，…P_K﹜。Y取决于影响因素X, X为包含n个解释变量的一组量，X=(x₁, x₂, …x_n)^T，x_i(i=1, 2, …n) 可以是连续变量、无序或有序分类变量。那么有序logistic模型可以表示为

$ \log it{{P}_{j}}=\log it\left[ P\left(Y>j\left| x \right. \right) \right]=\ln \frac{p\left(Y>j\left| x \right. \right)}{1-p\left(y>j\left| x \right. \right)}=-{{\alpha }_{j}}+\sum\limits_{i=1}^{p}{{{\beta }_{i}}{{x}_{i}}} $

(1)

在模型中将K个等级分为两类：﹛1，…j﹜和﹛j+1，…, k﹜, 在这两类的基础上定义的Logit表示属于后k-j个等级的累积概率与前j个等级的累积概率的比数的对数，所以该模型也称为累积胜算比模型 (comulative odds logit model)。对于K类有序反应变量，可产生K-1个累积logit模型。每个累积胜算比模型均可看作一个一般的二分类logit模型，只不过是将1至j类合并为一类，而将j+1至k类合并为另一类，并通过合并将原来的多个类别转置为一般的二分类反应。式 (1) 中，待估参数α_j表示解释变量均为0时，在某一固定j下的两类不同概率之比的对数值；回归系数β_i表示自变量x_i每改变一个单位，被解释变量Y值提高一个及一个以上等级的胜算比的对数值，即反映解释变量对反应类别Y>j的效应大小。对于被解释变量的K类反应，K-1个累积Logit模型各有一个不同的参数估计；而对于x_i, K-1个模型的回归系数均相同。

(二) 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部分构建了两个计量模型，模型一中解释变量为工资收入、安全生产评价、职业发展诉求、企业归属感、管理制度评价、法治平等意识六个变量；模型二则增加了控制变量，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属性 (性别、教育程度和岗位类型) 和所在企业属性 (企业类型和企业所有制性质)，回归结果见表 3。

从回归结果来看，两个模型的LR统计量P值均显著小于0.05，因此模型整体是显著的。模型一中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为工资收入、职业发展诉求和法治平等意识三个解释变量。而安全生产评价、企业归属感、管理制度评价三个解释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二增加了个人属性和企业属性等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工资收入、职业发展诉求和法治平等意识三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依然显著，而性别、教育程度、岗位类型、企业性质、企业类别五个控制变量和剩余的三个自变量均不显著。对比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可见，模型一和模型二中显著变量完全一致，说明工资收入、职业发展诉求和法治平等意识三个变量是模型中最主要的解释变量，而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属性和企业属性对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的选择并未产生明显影响。另外，达到显著的三个变量分别为生存需求、发展诉求和精神追求三组解释变量中的子变量，说明这三个层次的需求的确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符合我们的总体假设目标。从两个模型中可以看出：

(1) 工资收入变量系数均显著为负，安全生产评价变量不显著。工资收入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越低，个体选择激烈劳资冲突行为的概率越大。追求工资收入增长依旧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最主要诉求，对于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工资收入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物价水平的持续显著上涨与工资缓慢增长形成强烈反差，因此在劳资争议发生时，工资收入越低的个体更倾向于选择激烈的显性劳动冲突行为。反之，工资越高的新生代劳动者比较珍惜这个能带来较高经济收益的工作，因而越不会采取激烈的冲突行为，这与“效率工资”的情况十分类似。

而安全生产评价的系数不显著，可能原因之一是我们的样本企业主要来自于南海高新技术开发区，园区中的企业安全生产状况普遍良好，被调查的企业样本中均不存在明显的安全生产隐患，这从表 3所对应的变量值分布中可得以体现。表 3中，对安全生产评价表示满意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接近80%。另外，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更接近城市人的消费观念和收入愿望，令他们对工资收入的关注远高于对安全生产等环境条件的重视。因此，安全生产评价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需求变量的代表性不强。基于此，假设1可以得到佐证。

(2) 职业发展诉求系数均显著为正，企业归属感和管理制度评价变量不显著。职业发展诉求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职业发展诉求越高，选择激烈的显性劳资冲突行为的概率越大。这是因为对职业发展诉求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在面对劳资争议时，越难以满足于“忍耐”等隐性劳资冲突行为所带来的低收益结果，因而愈加有动力尝试激烈显性的劳资冲突行为。企业归属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原因主要是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从事普通流水线的一线生产性工作，工资报酬长期偏低，这种情况下他们更看重经济收益，并不注重所在企业的归属感。因此，企业归属感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选择的解释力也就自然被弱化。管理制度评价与企业归属感变量面临同样的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收入尚未获得满足的情况下，对企业的管理规章并不看重，因此该变量无法具备足够的解释力。这意味着在新生代农民工发展需求的各子变量中，职业发展诉求变量更具代表性，该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正向影响结果令假设2得到印证。

(3) 法治平等意识系数均显著为负。法治平等意识系数显著为负，表示这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选择具有负向影响。即不具备法治平等意识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激烈显性劳资冲突行为的可能性更大；反之，具有追求法治和平等等较高层次精神价值需求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合法维权等温和的劳资冲突行为，假设3得到佐证。

值得注意的是，在法治平等选项中，体现出法治平等意识的个体占了总样本的69.8%，这意味着具有高层次精神价值需求的这部分人群正在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主流，他们的行为将对未来劳资关系的发展产生关键性作用。当新生代农民工拥有了法治平等意识后，他们将不再停留在短期过激冲突行为的选择，而将更多在体制内搜寻更为长期有效的行动，通过持续的理性抗争打破现有不公的利益分配格局，进而推动制度本身的变迁。

(4) 三个解释变量的系数排序为:工资收入>法治平等意识>职业发展诉求。对比模型中三个显著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工资收入变量的系数最大，其次是法治平等意识变量，职业发展诉求的系数最小，反映出工资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选择的影响最为明显。这说明工资收入等基本生存需求仍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劳资冲突行为起决定性作用，但是与上一代农民工完全由生存本能驱动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更高层次的发展需求和精神价值需求，这两种需求同样对其劳资冲突行为的选择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初级、中级和高级三种需求的共同作用下，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选择的动力来源更加复杂化，选择结果也更加多样化，这导致了珠三角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的多路径演化。

五、 结论

结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并利用佛山的调查数据，本文对珠三角地区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层次变化与劳资冲突行为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一) 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选择的偏好特征

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的劳资冲突行为选择以“体制内投诉”为主，在本次样本中，选择“体制内投诉”的比例占57.7%，成为他们当前阶段在劳资冲突中最主要的行为偏好。而剩余的三种行为比例较低，其中“自己忍耐”占20.1%，“辞工与个体冲突”和“群体冲突”均为11.1%。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比上一代农民工明显提高，维权意识觉醒，法制观念增强，在面对劳资争议时，难以一味忍耐，同时也不愿意轻易采取过激行为。近年来，由于劳动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加上政府对社会管理的不断重视，通过体制内投诉而成功维权的比例也明显上升，众多成功案例所带来的示范效应和学习效应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不断扩散，吸引更多的个体尝试采取找工会、企业内申诉或者找劳动部门投诉等体制内维权，体制内投诉逐渐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选择的主流。

(二) 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的目标函数由生存需求、发展需求和精神价值需求三种不同层次的需求共同构成，并对他们的劳资冲突行为选择都有着显著影响。其中：

1.基本生存需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劳资冲突行为选择起决定作用。对比三组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层次相比上一代农民工明显提升，但是对工资收入等方面的生存需求却依然在其劳资冲突行为选择中起决定作用。他们在城市中长期稳定生活的困境和问题依旧明显，而他们对城市的习惯和认同却远比上一代增强，在低收入和高物价的强烈反差下，他们对经济收益的增长更加渴望，成为他们劳资冲突行为选择的基本生存动机驱动。在生存危机的驱动下，他们本能的选择以往产生较高经济收益的显性劳资冲突行为，避免低收益行为。这是一种无意识的条件反射和本能的逐利避害行为倾向，并没有对除经济利益之外的其他合意性结果做更多的考量。这种生存本能下的行为选择是上一代农民工最主要的行为模式，但是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依然延续。

2.精神价值需求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选择的第二驱动。在以上分析中发现，具有高层次精神价值需求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该群体的主流人群，并对他们的劳资冲突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精神价值需求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最高层次的需求，对行为影响的显著性却高于处于中级层次的发展需求，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当新生代农民工拥有了法治平等的精神价值追求后，他们将更多在体制内寻求长期有效的维权途径，而不会轻易采取过激行为，这有利于劳资关系的转型和长足发展。

3.发展需求对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也有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他们希望在城市中获得职业发展和实现自我价值，获得身份的彻底转变并融入城市。因此，若他们的发展需求无法获得满足，劳资冲突行为也必然会受到影响。发展需求的满足程度与劳资冲突行为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劳资矛盾凸显的背景下，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不能忽视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诉求。

总之，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需求目标的提升，他们的平等意识、维权意识和集体意识等各种意识形态不断觉醒，劳资冲突行为也将持续演变。在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众多劳资冲突行为策略可选集中，体制内维权将成为未来较长时期内的主要路径选择，甚至有可能成为主导模式。而体制内维权所带来的正反馈效应也将进一步加强珠三角地区劳动关系系统的变化与开放程度，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社会的深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