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行业壁垒是影响企业进出效率的重要因素。自Orr (1974)首次提出规范研究企业进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以来，制造业一直是主要的研究对象，而对服务业进入与退出的研究相对较少。Hannan (1983)指出市场平均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分别构成银行业的主要进入壁垒和激励因素。Curry and Rose (1984)认为银行年平均存款增长率与行业进入率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Anderson等 (2000)剖析了医疗许可证制度对私人进入美国医疗服务业的阻碍作用。Nystrom (2007)指出传统研究行业进入与退出的理论体系在密集使用资本的制造业中更为有效，而行业特征更能解释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的进出行为。Yuan (2008)关于在线中介服务的实证研究表明，进入门槛过低将造成信息生产者的过度投入和信息产品的超额供给，因此，适度的进入壁垒是必要的。陈艳莹等 (2008)从行业和地区两个维度实证了盈利可能性、进入壁垒和政府干预等因素对中国服务业进入退出的具体影响，指出政府的过度管控严重扭曲了服务业的进入和退出机制。杜传忠和郭树龙 (2010)的研究强调外资经济比重与企业进入正相关，而国有经济比重与企业退出正相关，并且，在国有经济比重越高，越不利于企业的进入。刘丹鹭 (2013)研究了我国服务业管制政策对行业生产率的影响，认为管制强化了垄断，不利于高效率企业的进入和在位企业的创新。

以上研究成果不乏真知灼见，尤其是国内学者考虑到中国转轨时期的特殊国情，探讨了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等制度因素对中国服务业进入与退出效率的影响，发展和延伸了传统理论体系。但是，现有研究普遍照搬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分析模式，并没有考虑到服务业区别于制造业的产业特性。服务的无形性、异质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以及难以储存性等特征，决定了服务生产、交易和消费过程的顺利实现不仅需要优质的制度环境，还要保证素投入的专用性，形成服务业典型的制度密集型 (Institution-intensive) 特征和高昂的要素使用成本 (Clague等，1999；黄少军，2000；邵骏和张捷，2013)。因此，研究服务业的进入与退出问题，必须考虑服务业发展对制度环境的要求及服务业本身的要素禀赋特征。

因此，基于中国转轨时期的特殊国情和服务业的产业特性，本文从制度环境质量、要素使用特征以及政府干预等方面探讨中国服务业进入壁垒的形成原因及影响企业进入的理论机制，并利用中国2008年40个二位数服务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二、 中国服务业进入壁垒的形成机理及其影响 (一) 制度环境构成服务业进入壁垒的理论机理及其影响

首先，无形性决定服务生产并不形成一个可交换的静态“物”，而是产生一种过程形态的使用价值。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商业服务业 (Business Service Industry) 的快速发展，无形性特征促使服务通常以非实物的“知识”形态存在 (如品牌设计、广告策划、营销计划等)，而知识的使用和传播必须借助实物的媒介，因此，只有对附着于实物媒介上的知识产权进行排他性的限定才能实现对服务产品的所有权和价值等进行有效的界定和保护。

其次，异质性突出了服务生产和交易过程的定制性和差异化特征，决定了服务业的产出增长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必须建立在不断创新以满足消费者对产品差异化和个性化需求的基础之上，这种个性化的生产必须依靠外部环境对创新的支持和保护。因此，服务的无形性和异质性特征对一国的创新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要求很高。

最后，难以储存和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决定了服务品属于后验品。后验品为了避免交易成本过高而导致交易失败，往往需要在交易之前对交易的细节和双方的权利、义务做出详细的规定，即服务品的交易客观上需要更为详细复杂的契约安排以及高效的契约执行制度。

因此，服务的生产和交易需要比制造品更为复杂的契约设计和制度安排，制度密集型的产业特征决定服务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软性基础设施投入。^①如果制度供给不足、制度环境质量不高，服务业的发展将陷入低效困境，削弱新企业进入的积极性。

① 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概念引自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一书，前者指实物或有形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公路、机场、港口、电信系统、电力设施和其他公共设施等；后者主要包括金融体系、监管体系、教育体系、司法体系、社会网络、价值体系以及其他无形的基础设施。

据此，得到待验证的假说1：服务业的制度密集型特征要求高质量的制度环境，如果制度环境质量低于服务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将构成服务业的进入壁垒。

(二) 要素使用特征构成服务业进入壁垒的理论机理及其影响

产品内分工的不断深入加速了价值链上制造环节和服务环节的分离，促进了密集使用知识、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相对于传统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知识和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专用性更强，使用成本也更高。

首先，异质性决定服务必须按照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进行定制生产，而不能如制造品一般进行大规模的批量生产，决定了服务的生产要素具有很强的专用性特征。要素的专用性越强，因交易失败而成为沉淀成本的风险就越高，要素所有者所要求的风险补偿也就越大。

其次，为满足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服务提供者必须增加研发和创新投入，尤其在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领域，只有大量投入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 (如品牌、专利、精英团队等) 才能获得核心竞争力。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往往要求高回报，因而需要支付很高的要素使用成本。

最后，服务本质上是一种“人对人”的生产活动，服务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离不开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然而，人力资本具有很强的流动性，需要有好的制度安排和具有竞争力的报酬才能增强对人力资本的积累。

总之，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其密集使用的知识、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均需付出较高的成本，在生产过程中为保证要素使用的排他性和独占性，还必须投入高昂的制度成本 (如构建知识产权保障制度和从业规则等)，这些都可能抬高服务业的进入门槛。

据此得到理论假说2：较高的生产要素使用成本决定了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具有较强的垄断特征，构成企业进入的壁垒。

(三) 政府行政干预构成服务业进入壁垒的理论机理及其影响

服务业由于其特殊的产业属性，始终是政府行政干预的重点领域。一方面，部分公共服务领域 (如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 存在典型的市场失灵问题，仅仅依靠市场机制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甚至造成社会两极分化，因此需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干预来保障公共服务的效率和公平 (吴方旭，2015)。另一方面，部分现代服务业由于同时兼具生产功能和社会属性 (陈艳莹等，2008)，是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性部门，政府通过行政规制对其实行垄断经营，形成国内现代服务业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所有制结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1)。行政垄断不仅极大限制了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服务业，长期的竞争不足和保护还滋生出效率低下和寻租腐败等问题，造成资源浪费和社会福利的损失。

提出理论假说3：政府的过度干预造成服务业浓重的行政垄断色彩，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所有制结构不利于新企业的进入。

三、 中国服务业进入壁垒影响行业进入率的实证研究 (一) 样本选择、模型设计和变量说明

国内有关服务业各细分行业的统计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经济普查年鉴》，前两者主要提供交通运输、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旅游以及金融等大类行业的产业发展和业务指标，未涉及各细分行业企业进出和营业状况方面的统计。为了能够全面反映制度环境质量、要素使用特征以及行政干预等因素对国内服务业进出效率的影响，我们以《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8》中13个大类服务行业 (不包括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等行业) 下属的41个两位数产业为基础，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证券业，并引用《中国金融年鉴2009》、《中国保险年鉴2009》、《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2009》以及银监会网站等相关统计资料对银行业、保险业、其他金融活动以及房地产业等普查数据缺失严重的二位数行业数据进行补充，得到2008年国内40个二位数服务业相对完整的横截面数据，构成实证研究的数据基础。^①

① 如需具体行业分类，请与通讯作者联系。

在实证模型的选择上，我们借鉴了产业组织领域中经典的Orr模型。Orr (1974)关于加拿大71个制造行业的实证研究综合考虑了前人关于企业进入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将其置于规范的实证模型下，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方法借鉴。Orr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 {\pi ^*} = {f_1}\left({X, K, A, R, r, C} \right) $

(1)

$ E = {f_2}\left({{\pi _p} - {\pi ^*}, \mathop Q\limits^g } \right) $

(2)

其中，π^*表示基于进入壁垒水平的长期行业利润率预测值；X表示最小生产规模企业的市场份额；K代表实物资本需求；A和R分别为广告和研发密度；r为行业风险；C为行业集中度；E表示行业进入水平，即每年进入行业的企业数；π_p表示过去行业的利润水平；${\mathop Q\limits^g }$表示过去行业的产出增长水平。

借鉴Orr模型的方法，我们将基本的实证检验模型设定如下：

$ Entr{y_i} = f\left({Profi{t_i}, Growt{h_i};In{s_i};Fa{c_i};Go{v_i}} \right) $

(3)

进一步将各变量进行自然对数转换，分别检验制度环境、要素使用特征以及政府干预等进入壁垒对中国服务业进入率的影响，最终确定实证检验模型为 (4)~(6) 式。

$ LnEntr{y_i} = {\alpha _0} + {\alpha _1}lnProfi{t_i} + {\alpha _2}lnGrowt{h_i} + {\alpha _3}lnIn{s_i} + {\varepsilon _i} $

(4)

$ LnEntr{y_i} = {\beta _0} + {\alpha _1}lnProfi{t_i} + {\beta _2}lnGrowt{h_i} + {\beta _3}lnIn{s_i} + {v_i} $

(5)

$ {\rm{LnEntr}}{{\rm{y}}_{\rm{i}}}{\rm{ = }}{{\rm{\eta }}_{\rm{0}}}{\rm{ + }}{{\rm{\eta }}_{\rm{1}}}{\rm{lnProfi}}{{\rm{t}}_{\rm{i}}}{\rm{ + }}{{\rm{\eta }}_{\rm{2}}}{\rm{lnGrowt}}{{\rm{h}}_{\rm{i}}}{\rm{ + }}{{\rm{\eta }}_{\rm{3}}}{\rm{lnGo}}{{\rm{v}}_{\rm{i}}}{\rm{ + }}{{\rm{\upsilon }}_{\rm{i}}} $

(6)

以下对模型中各变量的设置方法和数据来源进行简要说明：

1.行业进入率Entry_i。借鉴杜传忠和郭树龙 (2010)的方法，根据《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8》按经营状态对企业法人数的分类，将“筹建”项目下的企业法人数作为各行业新增企业的数量，再计算新增企业数占全行业企业法人数的比重得到该行业的进入率指标。

2.行业利润水平Profit_i和市场增长率Growth_i。利润最大化目标决定了行业内的平均利润水平是刺激企业进入行为的最直接的因素；市场增长率反映了潜在进入者对行业未来发展的预期，Siegfried and Evans (1994)指出，如果潜在进入者预期未来的市场需求增长将超过在位企业的估计水平，即使行业目前的利润水平很低甚至在下降，进入行为也会发生。根据《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8》的数据，分别用2008年的营业利润与全年营业收入的增长率衡量各两位数服务行业的利润水平与市场增长率。^①

① 市场增长率通常用产业销售收入的历史增速进行度量，而《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8》仅提供了各服务行业当年营业收入的绝对值，因此，结合《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的相关统计，计算得到各服务行业2004~2008年营业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作为市场增长率的度量指标。

3.制度环境变量集合Ins_i。基于服务业的制度密集型特征，考虑到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主要从放松行业准入管制Reg_i和税负水平Tax_i两方面来衡量。

在中国，对服务业的进入管制主要实行肯定式准入。^②许多服务领域的进入管理依然沿袭行政性审批方式，不仅准入标准不明确，而且审批程序较为复杂且透明度低，严重阻碍了服务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和自由竞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1)。因此，放松对服务行业进入的行政管制有利于企业的进入。截止2008年，国务院先后四次对原有的行政审批项目进行取消和调整，我们将针对各服务行业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数设置为放松行业准入管制变量。

② 国际上对服务业的准入主要存在肯定式和否定式两种方式。所谓肯定式准入，指规定企业在具备一定要求或获得许可的情况下方能进入某行业或领域；而否定式准入，则是划定企业 (通常以立法形式明确) 不能进入的行业，除此之外的行业均可自由进入。通常而言，肯定式准入主要适用于具有自然垄断特性和市场失灵较多的服务领域，而在一般竞争性的服务领域多采用否定式准入。

税负水平一方面直接构成进入企业的税收负担，另一方面通过影响企业税后利润间接影响企业再投资和创新的积极性。就国内的税收制度而言，服务业的税负水平相对于制造业更重，且存在税收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不仅增加了服务业的交易成本，还打击了新企业进入的积极性，目前已经成为针对服务业的主要制度性歧视政策之一 (刘丹鹭，2013)。税负水平变量由各服务行业上缴的税收总额占其全年营业收入的比重表示，数据来自《中国税务年鉴2009》和《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8》。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税务年鉴2009》中没有提供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行业的税收收入情况，我们用其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数据替代。

4.要素使用特征变量集合Fac_i。主要从资本密度Cap_i、人力资本密度HR_i和研发密度RD_i等三个方面考量，分别反映了各服务行业对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研究开发等要素使用的密集程度。一般而言，要素投入越多、使用成本越高，产生的进入壁垒越高。各服务行业的资本密度由其资产总额与就业人数的比值反映，人力资本密度则由从业人员中高级技术人员数所占比重表示，数据均来自《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8》；研发密度由各服务行业“科技经费内部支出总额”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重来衡量，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9》和《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8》。

5.政府干预变量集合Gov_i。政府对服务业的行政干预主要通过实行国有垄断经营来实现，因此，国内学者大多将服务行业内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作为反映政府行政干预程度的替代指标 (陈艳莹等，2008；杜传忠和郭树龙，2010)。为了全面反映国有经济对服务业进入率的影响，我们从营业额比重Grev_i、就业比重Glab_i和资产比重Gcap_i三个方面度量国有经济比重，前两者可直接从《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8》中计算得到，但《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8》没有提供有关交通运输、邮政和仓储业，金融业以及房地产业等部门的总资产和国有资产数据。对此，采取的解决办法是：将交通运输、邮政和仓储业实收资本中国有资本的比重作为国有企业资产比重的替代变量；剔除金融业下属的证券业，并从中国银监会网站、《中国金融年鉴2009》以及《中国保险年鉴2009》获得银行业、保险业以及其他金融活动等二位数行业的资产总额及国有资产数据；最后从《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2009》中得到房地产业国有企业资产比重的相关数据。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变量构成方法的不同 (包括计数、比例和直接引入等)，造成各变量指标在量纲上存在差异，可能会对模型的稳定性和有效性造成不利影响；此外，部分变量指标中存在大量负值 (如利润水平变量Profit_i和市场增长率变量Growth_i等)，将出现取自然对数无意义的情况。因此，我们借鉴樊纲等 (2011)提出的“中国市场化指数”的编制方法，对各变量数据进行再处理，不仅消除了各变量量纲上的差异、将负值转化为正值，还能将各变量在不同服务行业的分布特征凸显出来，有助于获得更好的实证检验结果。^①

① “中国市场化指数”主要采取打分方法对各变量的原始数据进行再加工。具体来说，预期对企业进入有正向影响的变量在基期 (即2008年) 的取值由式$\frac{{{V_i} - {V_{\min }}}}{{{V_{\max }} - {V_{\min }}}} \times 10$给出；预期对企业进入存在负向影响的变量取值由式$\frac{{{V_{\max }} - {V_i}}}{{{V_{\max }} - {V_{\min }}}} \times 10$给出，其中，V_i表示第i个变量的原始取值，V_min是所有服务行业中该变量原始取值中最小的一个，V_max则是最大的一个。通过这种方式，各变量指标的取值被限定在0~10之间，且不存在量纲差异和负值的干扰。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分别对利润水平Profit_i、市场增长率Growth_i和政府放松行政管制的强度Reg_i等变量采用前一种方法进行处理，对于其余变量均采用后一种方法进行处理。

(二) 实证检验结果

基于模型 (4)~(6) 的设定，我们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方法 (WLS) 对中国2008年40个二位数服务行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估计结果如表 1所示。

回归 (1)、(4) 和 (5) 检验结果均表明，利润率水平变量LnProfit_i虽对行业进入率LnEntry_i的影响为正，但都没有达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其原因可能是国内现代服务业的市场化程度低，许多高利润的垄断行业由于准入管制，外部企业即使想进入亦不得其门而入，而在竞争性很强的传统服务业，行业利润已经持平甚至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了。^②相反，市场增长率变量LnGrowth_i显著促进了国内服务业进入率的提高，说明服务行业的发展前景是激励企业进入的重要因素，反映出潜在进入企业对国内服务业未来的发展持较乐观的态度。

② 我们把“筹建”中的企业作为新进入企业，是因为这类企业已经拿到了营业许可。据统计，2012年中国500强企业中5家国有商业银行收入仅占比为6.2%，利润却占到35.6%；相反，500强企业中268家制造业企业收入占比为41.1%，利润却仅占20.2%。众所周知，银行业的利润畸高主要来源于垄断，而低利润的民营企业要想进入银行业，在现行体制下是不可能的，因此，高利润的现代服务业在强准入管制下，利润的进入诱导机制已经失效。另一方面，准入管制较松的传统服务业由于过度竞争，利润水平十分低下，已丧失对进入者的吸引力。以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为例，2011年，全国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企业平均利润率仅为2.5%，同期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企业平均利润率为2.6%。

回归 (1) 的结果表明，放松行业准入管制 (LnReg_i) 有利于提高服务业进入率，并且在1%的水平上达到显著；税负水平变量 (LnTax_i) 显著为负，构成服务业重要的进入壁垒，与刘丹鹭 (2013)的结论一致。为了进一步反映准入规制和征税强度对不同服务行业进入率的影响，我们分别将放松行业准入管制变量取值最高和税收水平变量取值最低的前25%的行业样本设置为制度质量高的组别，将放松准入管制强度变量取值最低和税收水平变量取值最高的前25%的行业样本设置为制度质量低的组别，并分别用虚拟变量Hi和Lo表示。回归 (2) 和 (3) 的检验结果表明，制度质量越高 (即行业准入管制越放松、税负水平越低)，越能够促进服务业进入率提高；相反，制度质量越低 (即行业准入管制越严、税负水平越高)，越不利于服务业进入率的提升。

回归 (4) 的检验结果表明对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研发等要素的投入构成了服务业的进入壁垒，与理论假说2相符。具体来看，资本密度LnCap_i和研发密度LnRD_i是构成国内服务业要素成本型进入壁垒的主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密度LnHR_i虽然也不利于服务业进入率的提高，但并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因此，从全行业来看，相对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服务业在资本和研发活动上的投入是构成行业进入壁垒的重要原因。

最后，政府干预对企业进入的阻碍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庞大的资产和营业规模上。一方面，国有企业依托与政府的天然联系，能够轻易、快速地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并充分利用各种政策便利和利润留成优惠实现大量留存资本，因此，国有企业凭借其庞大的资产规模，通过调整价格和产量等手段，提高了外部企业进入服务行业的最低投资门槛；另一方面，依托于行政垄断，国有企业还在关键生产要素的获取、运营规则的制定以及营销网络的构建等关键环节具备先天优势，实现了对服务市场的控制。值得注意的是，国有企业就业变量LnGlab_i对服务业进入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我们认为，这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社会属性和中国为抵御全球经济危机采取的经济刺激计划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该目标往往受到政府其他社会目标 (如解决就业) 的影响 (杜传忠和郭树龙，2010)，而服务业比农业和制造业的就业弹性更大，劳动力需求结构更加多样化，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因此，国有服务企业在吸纳劳动力、缓解就业压力方面的重要性得到凸显。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的统计，2008年中国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增速仅为0.64%，较上年同期下降0.13个百分点，其中，第二产业就业增速大幅下降5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就业增速上升2%，其中，国有单位就业增速上升1.32%。因此，服务业成为吸收金融危机造成对制造部门就业减少的缓冲器。由于肩负更大的社会责任，国有服务企业成为降低失业率、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密集使用知识和技术等新型生产要素的现代服务业是当今全球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主要方向，也是中国服务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目标。我们进一步实证检验了制度环境、要素使用特征以及政府干预等进入壁垒对中国20个典型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二位数服务业进入率的影响，检验结果如表 2所示。^①

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2011)指出，中国典型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主要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察业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等社会服务业。根据这一分类标准，选取了20个二位数服务业作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研究样本，具体参见附录B。

与表 1的结果比较发现，所有变量系数的符号都没有发生变化，且各模型的拟合优度有所提高，除少数变量的显著性有所改变外，针对20个知识与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回归结果与全行业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模型的设定是稳健的。

首先，行业利润水平对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进入率的促进作用依然不显著，但对行业未来发展的预期仍是激励企业进入服务业的主要动机之一。此外，放松对行业准入的行政管制显著促进了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进入率的提高，而税收负担依然是重要的进入壁垒。并且，行业准入管制越放松、税收负担越轻，越能够提高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进入率，反之则构成进入壁垒。

其次，对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研发活动的投入依然构成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重要的进入壁垒。值得关注的是，相较全行业而言，人力资本密度变量LnHR_i的系数及其显著性大幅提高，而资本密度变量LnCap_i的影响大幅下降。我们认为，这一方面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对人力资本和研发活动的投入有更高要求有关；另一方面，选择的行业样本中资本规模庞大的国有经济占据很大比重，且大部分社会服务业可以获得政府各种形式较为稳定的资金支持，因而实物资本的约束被大大削弱。

最后，政府干预对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进入率提高的阻碍依然集中在国有企业的营业额和资产规模两个方面。为进一步反映政府干预强度对不同服务业进入率的影响差异，在原有40个二位数服务行业的样本基础上，获得其下属的147个三位数子行业的横截面数据，根据各行业国有企业营业额和资产比重的大小进行重新排序，分别检验营业额和资产比重最大和最小的前15%、10%以及5%的子样本对全行业进入率的影响 (见表 3)。^①

① 由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9》和《中国税务年鉴2009》等只能提供二位数服务行业的相关研发和税收数据，因此，实证检验制度环境质量、要素使用特征以及政府行政干预等对服务业进入率时只能基于二位数行业样本。但是，仅考虑政府行政干预对服务业进入率的影响时，可根据《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8》获得40个二位数服务行业下属的147个数据较为完整的三位数服务行业的相关数据，具体参见附录C。

检验结果从纵向上看，无论在15%、10%还是5%的样本区间内，国有企业营业额和资产规模最大的行业对行业进入率的阻碍作用也最大，而比重最小的行业则最有利于行业进入率的提高；从横向上看，国有企业营业额和资产规模越大，形成的进入壁垒作用越强 (体现为系数绝对值的上升和显著性的增强)，相反，随着国有企业营业和资产规模的降低，对行业进入率的促进作用越强。因此，政府干预对服务行业进入率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庞大的营业额和资产规模上，政府干预程度越深，形成的进入壁垒作用越强，反之，则越有利于行业进入率的提高。

四、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从制度环境、要素投入特性以及政府干预等方面讨论了中国服务业进入壁垒的形成机理及对行业进入率的具体影响，得到如下结论。首先，由于高利润行业过强的准入管制，行业利润水平未能成为吸引企业进入服务业的主要因素，而对服务业未来发展的预期则促进了服务业进入率的提高。其次，现行以行政审批制度为核心的行业准入管制的放松显著促进了服务业进入率的提高，管制越放松，越有利于企业进入；相反，较高的税负水平构成国内服务业重要的进入壁垒，税负水平越高，产生的壁垒作用越强。再次，资金短缺和研发投入的不足构成了服务业重要的进入壁垒，而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进入壁垒则主要体现在对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的更高要求上。最后，政府行政干预形成的进入壁垒主要体现在国有经济庞大的营业额和资产规模上，规模越大，形成的阻碍作用越强。

事实上，较高的进入壁垒造成服务业成为当今中国存在进入管制和垄断问题最集中的行业 (江小涓和李辉，2004)，行业竞争长期不足，市场份额过度集中于大企业 (见表 4)。

因此，促进中国服务业的健康发展，必须改变国内服务业壁垒林立的现状，建立市场化的行业进出机制。具体来说，应该重点解决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转变政府职能，打破政府对服务业的行政垄断，加大服务业的开放力度。首先，通过严格界定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行为边界，逐步减少政府对服务业的直接干预，强化市场在行业准入机制中的基础性地位。其次，加快中国 (上海) 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通过推广“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给予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等措施，打破国有经济对服务行业的垄断，并逐步将服务业的开放对象扩大至民间资本，倒逼以行政审批制度为核心的传统市场准入机制的改革和创新，推动服务业市场主体多元化建设进程，释放市场主体的生产和创新热情。

第二，进一步推进和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降低服务业准入的行政门槛。截止目前，国务院先后六次对原有的行政审批项目进行集中清理，累计取消行政审批项目1992项，其中，针对服务业的行政审批项目数量达1372项，占总数的68.9%，针对5个典型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 (不包括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 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数量达到716项，占全行业总数的52.2%，说明国内针对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准入的行政管制力度大大放松。然而，服务业准入的行政管制依然存在，根据戚聿东和范合军 (2009)的推算，国务院各部门原有的行政审批项目总数约为3604项，反映出中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未来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应与优化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相结合，通过降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的进入门槛，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第三，进一步推广“营改增”的税制改革，并针对不同行业的产业特征实行有差别的税制管理。“营改增”的税制改革虽降低了服务业的税负，但并未充分考虑各行业的产业特性和发展水平。如节能环保服务业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新兴服务业是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产业，税收政策应考虑其“幼稚产业”的地位，进一步降低这类新兴服务业的税负水平，充分调动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第四，拓宽服务行业的融资渠道，加大对服务企业创新活动和人才培训的投入力度。由于缺乏能够抵押的固定资产，国内金融机构普遍不愿意向服务企业提供资金，尤其是服务业中的新企业和私人投资的小企业 (陈艳莹等，2008)，不利于新进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一定程度上固化了服务业垄断型的市场结构。因此，除必要的税收减免和优惠政策外，还应充分发挥多层次金融市场的作用，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更多适应服务企业需要的金融产品，并适度降低金融机构对服务企业贷款的门槛，实现资金来源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