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电影作为核心文化产品，具有文化和经济的双重属性。一国电影的对外贸易状况不仅仅彰显其产业竞争力，也反映一国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所处的地位。2012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国内电影总票房收入达171亿人民币，其中进口电影票房收入88亿人民币，而中国电影海外销售和票房收入仅11亿人民币，中国电影贸易存在着巨大逆差^①。进口电影满足了一国消费者的多样化选择需求，与此同时进口电影所传递的思想观、价值观将潜移默化影响消费者的意识形态，甚至有可能侵蚀一国的文化主权。

①数据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电影统计数据库，网址 http://www.uis.unesco.org/Culture/Pages/movie-statistics.aspx

由于担心自由贸易导致全球文化趋同，世界贸易组织(WTO) 基于GATT1994第4条“电影片的特殊规定”并没有将电影纳入自由贸易轨道，甚至在各领域广泛存在公共道德例外条款^①。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也颁布了《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公约》。这意味着为了维护国家文化主权，政府有权利采取措施以保护一国文化产业。在此背景下，各国都对进口电影采取了较一般商品更为严格的贸易限制措施，但是在许多国家进口电影票房占国内总票房之比仍居高不下，电影自给率非常低^②。贸易保护主义在电影产业失效了吗？

①在货物贸易领域，GATT第4条“电影片的特殊规定”允许缔约方制定或维持电影片的放映限额，从而使其成为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义务的例外。

②电影自给率即国产电影票房在国内总票房收入中的占比。

消费成瘾性指消费者过去对某种商品的消费会增加其现在对这种商品的消费，即在成瘾性消费中消费者的边际效用不是递减而是递增。该观点可追溯到马歇尔，他认为对音乐的品味会随着暴露在音乐中的时间增加而提升。消费成瘾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非理性行为，从而游离于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之外。时间偏好的引入对将消费成瘾性纳入到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内起到革命性作用。随着消费成瘾性的理论框架不断完善，学者们对消费成瘾性展开了经验研究，研究范围从烟草、酒精、咖啡因拓展到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产品。进口电影票房占比的居高不下是否与进口电影消费的成瘾性相关呢？

本文利用19个国家2005-2011的电影进口数据，重点探讨了贸易壁垒、消费成瘾性对电影进口的影响，我们试图厘清以下问题：贸易壁垒是否抑制了电影进口，而消费成瘾性是否促进了电影进口。实证研究电影进口的影响因素，将为我国提高电影自给率、发展电影贸易和对外贸易谈判提供参考和建议。

二、 文献综述

随着文化贸易的不断壮大，近年来在文化贸易的理论构建和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电影是最典型的文化产品，这些进展也启迪了本文的研究。

在文化贸易的理论研究方面，考虑文化产品不同于传统制造业的特殊属性，不少学者关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能否适用于文化产品贸易。Mas-Colell(1999)认为，由于文化产品如现场表演、古董等不可贸易或可贸易度程度较低，比较优势理论所提倡的专业化分工不适用于文化贸易。Schulze(1999)将艺术品分为可复制艺术品和独特艺术品两大类，指出现有贸易理论既没有充分考虑可复制艺术品的消费成瘾性特征，也忽视了独特艺术品贸易交易主体通常为个人的特点，因而修正和扩展现有国际贸易理论才能更好地解释文化产品贸易。Hoskins and Mirus(1998)认为先行者优势、规模经济是美国能够主导全球文化贸易的主要原因。Throsby(1999)认为大部分文化产品贸易属于产业内贸易，需求偏好相似理论可以用来分析文化产品贸易。Gorden and Chong(2011)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扩展到电影贸易，发现与制造品贸易不同，电影贸易主要沿着内生性边界展开。

有关文化贸易的实证研究主要围绕文化贸易流量的影响因素展开探讨。虽然有关贸易流影响因素的国际贸易文献十分丰富，但这些文献多以传统的制造品为分析对象，并未充分考虑文化产品的特殊属性。因而有关文化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文献，大都深入挖掘文化产品的特性，纳入贸易壁垒、消费成瘾性、文化距离等变量。

电影与传统制造品的区别在贸易壁垒上也有所体现。Marvasti(1994)考察了关税、资本-劳动比率、市场份额、国内市场规模、品味相似性等对电影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电影行业普遍存在外部规模经济，关税是该行业的有效贸易壁垒。Gorden and Chong(2011)扩展了Meltz(2003)模型，实证研究表明电影贸易与地理距离、语言距离和其他种类贸易壁垒负相关。然而，Marvasti and Canterbery(2005)搜集了1991-1995年美国与33个国家之间的电影贸易数据，其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壁垒无法减少电影进口。

一些学者认为，消费成瘾性是文化产品拥有的重要特征之一。McCain(1995)指出，相较其他产品，文化产品的需求更取决于品味的培养，而品味的培养主要通过在消费中学习和理性上瘾这两条途径来实现。Kim and Park(2010)以韩国数据作为分析样本，发现电影需求与票价、收入无关，成瘾性是电影需求的重要决定因素，电影消费不仅仅是成瘾的，而且成瘾性还是理性的。刘杨等(2013)基于11个OECD国家2001-2010年文化产品出口数据，对影响文化产品贸易的相关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认为文化产品的消费成瘾性对文化贸易量有着持续的、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反，Cameron(1996)采用1965-1983年英国电影需求的截面数据，用人均观影次数作为因变量，相对电影票价、实际收入、电影荧幕数量和彩色电视机作为自变量，最小二乘回归估计结果无法支撑理性上瘾模型。

国内外不少学者研究了文化距离对文化贸易流量的影响，但是学者们对此尚未达成共识。Guiso，Sapienza and Zingales(2005)、Linders(2005)认为两国间的文化距离越大，投资成本越大，企业将选择出口替代跨国投资，故而文化距离越大，文化贸易额越高；而Boisso and Ferrantino(1997)、Tadesse and White(2008)、曲如晓和韩丽丽(2010)认为文化距离越大，越难理解、掌控及预测对方的行为，从而增加了贸易成本，文化距离对贸易存在着抑制效应。

综上，我们发现关于消费成瘾性、贸易壁垒、文化距离对文化产品贸易流影响的既有研究并未获得一致结论。可能的原因在于：一、当前国际组织、各国在文化产品概念及统计口径问题上并未统一，各研究文献通过不同的数据来源获取的数据存在差异，这直接导致文化贸易研究得出不同结论。二、文化产品涵盖多种特点迥异的产品，既有可复制的电影、音乐类、也有不可复制的古董类。既然各类文化产品的特点不同，那么其贸易流的影响因素恐怕也不一样。有鉴于此，本文将充分考虑不同统计口径的合理性，在总体考察的基础上区分大市场国家和小市场国家，考察贸易壁垒、消费成瘾性对电影进口的影响。

三、 模型设定、变量和数据选取 (一) 模型设定

引力模型是研究国际贸易流量的最主要方法。Tinbergen(1962)率先采用引力模型研究国际贸易流量，该模型解释了两国经济总量、地理距离对国际贸易流量的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为了更好地对现实世界的国际贸易进行刻画与模拟，学者们逐渐将共同语言、边界效应、优惠贸易协定、贸易壁垒、殖民关系等指标纳入到引力模型中，从而更为全面地考察国际贸易流量的影响因素。

电影产业的重要特征与引力模型的假定一致，比如非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引力模型假定存在由于空间距离带来的交通运输成本，虽然电影的运输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存在着来自其他距离比如文化距离导致的成本。考虑到电影的文化属性，对Tinbergen(1962)一般形式的引力模型做出以下修正和拓展：第一，我们假定观众更偏好采用本国语言拍摄、反映本国价值观的电影，据此我们在模型中引入文化距离变量；第二，考虑到进口电影消费的成瘾性，将消费存量纳入模型；第三，本文的目标之一是研究贸易壁垒对电影进口的作用，故模型的自变量也囊括了贸易壁垒变量。模型的最终形式为：

$\begin{array}{l} Ln\left( {IM{S_{i,t}}} \right) = {\beta _0} + {\beta _1}Ln\left( {TB{I_{i,t}}} \right) + {\beta _2}Ln\left( {C{C_{i,t}}} \right) + {\beta _3}Ln\left( {C{D_i}} \right) + \\ {\beta _4}Ln\left( {DI{S_i}} \right) + {\beta _5}Ln\left( {RI{N_{i,t}}} \right) + {\beta _6}Ln\left( {PR{O_{i,t}}} \right) + {\varepsilon _{i,t}} \end{array}$

(1)

其中，IMS_{i, t}代表第t年i国的电影进口规模，TBI_i,t表示第t年i国对进口电影设置的贸易壁垒，CC_i,t代表第t年i国拥有的进口电影消费存量。控制变量包括CD_i代表i国与贸易伙伴的文化距离，DIS_i代表i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地理距离，RIN_{i, t}代表i国在第t年的市场规模，PRO_{i, t}代表i国在第t年的电影产量，ε_{i, t}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

(二)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19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国、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墨西哥、荷兰、挪威、韩国、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据UNESCO的统计数据，2011年19个国家电影产量为4380部，占全球电影产量的70%，这表明国家样本的选取有相当大的代表性。时间样本为2005-2011年。

1. 电影进口规模(IMS)

联合国的Comtrade数据库将电影贸易限定为商品贸易，其对应的编码是SITC8830，指的是通过边境运输的有形电影的价值，即电影胶片的价值。对有形的电影胶片运输的统计大大低估了电影收入，Comtrade的电影进出口统计数据无法真实地反映电影贸易状况。例如据Comtrade统计，2000年美国出口到法国、德国、英国的电影金额分别是0.5百万、0.5百万、6.5百万美元，然而UNSECO数据显示，2000年美国电影在这三个国家的电影票房收入分别是513百万、615百万、429百万美元。

消费者可以通过电影院、租赁和购买影碟、付费电视来消费电影。通常分销商首先在电影院发布电影，在一段时间后再通过租赁影碟和付费电视来销售电影，通过互联网提供的电影服务只占电影收入的一小部分。由于非影院的电影收入数据无法获得，故本文将电影收入限定在电影院放映所获得的票房收入。票房收入相当于电影院电影服务的CIF价值，包括进口关税、运输成本和其他将服务送达消费者所产生的费用，还有消费税和电影院的展览费用。我们用进口电影票房占一国总票房收入之比来衡量一国电影进口状况，数据来源为UNESCO。

2. 贸易壁垒指数(TBI)

除了保护本国文化产业以外，捍卫文化主权也是各国在实施文化产品进口限制措施时经常援引的理由之一。因此，进口电影普遍面临较传统商品更为严格的贸易限制措施。各国除了采用传统的关税、配额、补贴来限制电影进口，还有外资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种类繁多的服务贸易壁垒。表 2列出了19个样本国家2005-2011年间实施5种较为常见的电影贸易壁垒的情况，其中包括关税(TAR)、进口配额(QUO)、荧幕配额(SRQ)、补贴(SUB)、配音管制(DUB)，其取值为0、1，其中1代表存在该贸易壁垒，0代表不存在该贸易壁垒。在实证研究中纳入代表各种具体贸易壁垒的哑变量，将导致多重共线性，因此我们采用贸易壁垒指数来衡量各国对电影贸易的限制程度。

OECD的STRI数据库发布了全球40个国家各服务部门的贸易壁垒指数，其中电影贸易壁垒指数是依据62种贸易限制措施计算而来，OECD将这62种限制措施归为5大类：市场准入限制、人员流动限制、其他歧视性措施、竞争壁垒和透明度壁垒。电影贸易壁垒指数取值在0到100之间，取值越大，代表贸易壁垒越严格。

3. 消费成瘾性指标(CC)

检验进口电影消费成瘾性假设，即验证消费者的现期消费是否依赖于前期消费。针对电影的特征，我们采用观影人次代替贸易额来计算消费存量。我们用一国历年进口电影票房收入除以该国平均电影票价，得到一国历年进口电影观影人次，即表示该国观众接触进口电影的频次，这累积而成消费存量。计算消费存量的方法为：

$CC\left( t \right) = \sum\limits_{i = 0}^{t - 1} {{\beta ^{t - 1 - i}}C\left( i \right)} $

(2)

其中，CC(t) 表示由前期的消费形成的第t期消费存量，C(i) 表示第i期观看进口电影人次，β代表前期消费对现在消费的影响程度，其取值范围0 ＜ β＜ 1，较低的β意味着一期消费完成后所带来的效用持续的时间更短。一般而言，β的取值位于0.1-0.4之间，即一期消费完成后其效用持续时间为2-5 年。参考刘杨等(2013)，本文将β设定为0.4来进行分析，即一期消费的效用约在5年后消失。

4. 文化距离(CD)

长期以来，美国在全球电影贸易中居于主导地位，几乎所有国家绝大部分进口电影来自美国，因此一国与美国之间的文化距离可以代表文化因素对一国电影进口的影响。文化距离是根据霍夫斯泰德(Hofstede) 的六个文化维度指数计算得来的，这六个文化维度分别为：权力不平等接受度、个人主义倾向、男性主义指数、不确定性规避、实用主义倾向、放纵度。这6个文化指标尽可能地反现了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刻画了一国的行为准则及价值观。据Kogut and Singh(1988)，文化距离的计算公式如式(3)。

$C{D_{iu}} = \frac{{\sum\limits_{k = 1}^6 {{{\left( {{I_{ik}} - {I_{uk}}} \right)}^2}/{V_k}} }}{6}$

(3)

其中，I_ik、I_uk分别为样本国家i与美国在第k维度上的取值，k=1，2…6，V_k为所有国家在第k维度上取值的方差。文化距离为i国与美国各维度指标差的平方与所有国家在各维度指标的方差(V_k) 之商的平均值。该值越大，表明i国与美国之间的文化距离越大。

5. 本地市场规模(RIN)

不少学者论述了本地市场效应对电影贸易的影响，即拥有大规模本地市场的国家倾向于生产出多品种、高质量的电影，也更容易在国内外市场获得票房收入，从而拥有较高的国产电影自给率，进口电影票房占比较低(Pool，1977；Wildman and Slwek, 1988；Hoskins and Mcfadyen，1998；Marvasti，1994；孙晰晶，2014)。本文用实际可支配收入(RIN) 作为本地市场规模的代理变量，数据来源为BVD宏观经济数据库。

6. 地理距离(DIS)

地理距离(DIS) 用两个国家首都之间的测量距离表示，不受语言、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样本国家的地理距离与文化距离的相关系数仅为0.59，这说明两变量之间相关性不大。数据来源为国际展望与信息研究中心(CEPII Research Centre) 的地理及距离数据库。

7. 国产电影数量(PRO)

放映电影数量的增加会使消费者选择更加多样化，消费者选择的增加，反过来会刺激需求，当然这不一定成立。比如电影选择的多样化，可能分散消费者的选择。但毫无疑问，电影自给率是各国政府较为关注的问题。除了限制电影进口以外，增加国产电影数量不失为提高电影自给率的一个选择，但其效果如何有待考察。

四、 实证结果 (一) 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 3展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在2005-2011年期间，不包括美国，样本国家进口电影票房占国内总票房之比(IMS) 最高值为98.3%，最低值为40.5%，平均值为82.23%^①，这表明除美国外各国进口票房占比普遍较高。贸易壁垒指数(TBI) 最高值为44.7，最低值为6，平均值为17.5。消费存量(CC) 最高值为115.06，最低值为3.32，均值为35.703。文化距离(CD) 最高值为5.008，最小值为0.026，均值为2.062，与美国文化距离最大的样本国家为韩国，其次是中国，与美国文化距离最小的是澳大利亚，其次是加拿大。本地市场规模(RIN) 最高值为10454.2，最小值为62.97，均值为1125.785。地理距离(DIS) 最高值为16180，最低值为548，平均值为8802。国产电影数量(PRO) 最高值为1325，最低值为6，平均值为196。在2005-2011年期间印度以年均电影产量1203部遥遥领先，紧随其后的是美国757部，中国432部，日本414部。

①由于进口电影票房占美国国内票房份额很小，美国没有统计该指标，故美国该指标为缺省状态。

(二) 计量模型分析

首先我们进行OLS回归，对标准误的估计采用聚类稳健的标准误方法，回归结果见表 4第(1) 栏。Silva and Tenreyro(2006)指出由于简森不等式(即E(Lny)≠LnE(y)) 的存在，对方程两边取对数可能导致异方差，此时最小二乘法可能是有偏的。他们指出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Poisson Pseudo Maximum Likelihood，PPML) 方法可以纠正异方差导致的估计偏误问题，从而得到更可信的结果。在OLS回归之后，我们进行异方差检验，结果显示出非常明显的异方差。在此情况下，相较OLS回归方法，应该选择更合适的PPML估计方法，PPML回归结果见表 4第(2) 栏。OLS、PPML回归方法都是将面板数据当做截面数据来进行混合回归，其基本假设是不存在个体效应，我们借助LM检验对是否存在个体效应进行统计检验。在对模型进行随机效应GLS估计后，进行LM检验，LM检验强烈拒绝“不存在个体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即认为在随机效应与混合回归之间，应该选择随机效应。表 4列出了对全样本进行OLS、PPML、随机效应GLS回归的结果。

在全样本回归模型中，贸易壁垒指数(TBI)、消费存量(CC) 和国产电影数量(PRO) 的回归系数皆不显著，这意味着总体而言，贸易保护主义在电影行业失效，进口电影不具备消费成瘾性特征，与此同时，国产电影数量无法影响电影进口。文化距离(CD) 与地理距离(DIS)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文化距离、地理距离抑制了一国的电影进口。本地市场规模(RIN) 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一国本地市场越大，进口电影票房占比越小，在电影行业本地市场效应十分明显。

原始模型假定对于任意水平的本地市场规模，贸易壁垒对电影进口的影响是相同的。由于在电影行业本地市场效应十分明显，存在这样一种可能：随着本地市场规模的变化，贸易壁垒对电影进口的影响不同。为了考察该效应，在模型中加入贸易壁垒指数Ln(TBI) 与本地市场规模Ln(RIN) 的交叉项，实证结果显示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TBI与RIN之间相互影响。加入交叉项后，贸易壁垒指数的系数为0.158-0.074Ln(RIN)。当Ln(RIN) 大于2.135时，Ln(TBI) 系数为负；当Ln(RIN) 小于2.135时，Ln(TBI) 系数为正。这意味着，在不同的本地市场规模国家中，贸易壁垒对进口电影的影响不一致，也启迪我们分别探讨大市场国家、小市场国家电影进口的影响因素。

(三) 区分大市场、小市场

按照2005-2011年间各国本地市场规模大小，以中位数为分界点将样本划分为大市场国家样本和小市场国家样本。大市场样本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中国、意大利、西班牙、印度；小市场样本包括加拿大、巴西、荷兰、澳大利亚、挪威、瑞士、瑞典、韩国、智利、墨西哥。我们发现除韩国以外，大市场国家的年均电影产量普遍高于小市场国家的年均电影产量。表 5列出了对大市场样本和小市场样本采用PPML、随机效应GLS回归得到的估计结果。

贸易壁垒指数(TBI)系数在大市场样本和小市场样本回归模型中的符号截然相反。在大市场样本回归模型中，TBI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大市场国家采取较严格的贸易限制措施可以降低进口电影票房占比，提高电影自给率。而在小市场模型中TBI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贸易保护主义在小市场国家的电影行业失效，严格的贸易限制措施不仅不能降低进口电影票房在本国总票房收入中的占比，反而使之上升。可能的原因有如下两点：第一，与电影的消费特点相关。即使政府对进口电影贸易采取了更严格的贸易壁垒，诸如配额或外资股权限制或服务贸易壁垒，但这些都无法限制国内消费者的观影人次。消费者在国产影片与进口影片之间的观影选择，直接决定了进口电影票房占比。第二，与电影的生产特点相关。电影的特点是生产成本巨大，但是拷贝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效应，同时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本地市场较大的国家在对进口电影实施限制后，足够大的本地市场为电影行业发挥规模经济优势提拱了基础，支撑电影的高额投资预算，吸引优秀的编剧、著名导演、明星加盟，从而拍摄出受消费者青睐的国产大片，这使得进口电影票房占比下降^①。而小市场国家即使加强对进口电影的限制，由于本国市场规模较小，无法发挥电影行业的规模经济，不能给予电影高投资，而且严格限制进口电影反而导致竞争效应的缺失，国产电影无法提高质量，消费者便倾向选择进口电影，从而导致进口电影票房占比反而上升。电影在生产、消费方面的特殊属性决定了，贸易保护主义在小市场国家行不通。

①从实证数据来看，在2005-2011年间中国贸易壁垒指数(TBI) 为非时变变量，面板数据模型只能从横截面识别TBI对进口电影的影响，样本国家中中国对电影进口设置了最严格的贸易壁垒，进口电影票房占比也最低，这符合本文实证结果。从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历程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贸易政策不断放松：1994年起在电影进口买断放映权的基础上每年进口10部分账大片；2001年之后配额增加至每年20部；2012年起在原有配额基础上每年新增14部3D或IMAX影片。随着进口配额放松，中国进口电影票房占比出现阶段性变化：1994-2001年间，放松电影贸易壁垒的竞争效应不明显，受进口大片冲击，国产电影进入萧条期，进口电影票房占比上升；从2002年起，中国电影配额继续扩大，国产电影票房逐渐获得优势并以微弱多数超过进口电影票房。这主要源于体制改革冲击，即2002年中国电影开始真正的产业化之路，国产电影从文化事业向市场产品转变，这极大提高了中国电影的质量，从而降低了进口电影票房占比。

消费成瘾性(CC)系数在大市场样本和小市场样本回归模型中皆不显著，即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进口电影不具备消费成瘾性特征，这与Cameron(1999)的结论一致。消费存量的确在消费者理解、欣赏如歌剧、古典音乐、爵士等高雅表演艺术中发挥重要作用。而电影虽然也是一种表演形式，但更加通俗易懂，欣赏门槛较低，更何况好莱坞电影的国际化水平日益提高，这使得进口电影不存在明显的消费成瘾性。

文化距离(CD) 系数在大市场样本和小市场样本回归模型中皆显著为负，这表明文化距离抑制了本国电影进口。文化距离越大，表明两国的风俗、价值观差异越大，认同感越低，观众也很难从进口电影中获得效用。美国之所以能主宰全球电影贸易，与其文化软实力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美国文化软实力十分强大，文化的强势认同规则使得美国文化对他国民众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包括对好莱坞电影的趋之若鹜；另一方面，好莱坞大片的输出进一步将美国的文化渗透到其他国家，增加他国对美国文化的认同感，并潜移默化影响他国文化。

地理距离(DIS) 系数在大市场样本和小市场样本回归模型中并不显著，但在全样本中系数显著为负。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由于子样本容量比较小，子样本中的某些数据很容易成为异常值，因此子样本中变量系数的显著性下降。从经济意义上来讲，由于电影的运输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控制了文化距离变量的情况下，地理距离对电影贸易流量的影响不显著，子样本回归结果更符合理论预期。

本地市场规模(RIN) 系数在大市场样本回归模型中皆显著为负，即在大市场国家本地市场规模对进口电影产生显著影响，而在小市场样本回归模型中并不显著，即小市场国家的电影进口对本地市场规模并不敏感。其可能的原因是，本地市场规模影响电影进口存在“门槛效应”，当一国的市场并不足以支撑国产电影发展时，其市场规模无法影响进口电影票房占比。

国产电影数量(PRO) 系数在大市场样本和小市场样本回归模型中皆不显著，这说明无法通过增加国内电影产量来减少进口电影票房占比，提高电影自给率。

(四) 稳健性 1. 剔除日本、印度样本

由于印度不进口好莱坞电影、日本进口电影的来源多样化，我们在回归样本中剔除印度、日本，我们发现解释变量系数符号、规模、显著性没有实质变化，回归结果见表 6模型(1)。

2. 更换消费成瘾性的衡量指标

参考Becker and Murphy(1988)、Kim and Park(2010)的做法，将现期消费的滞后一期消费作为成瘾性的代理变量，我们采用进口票房收入占总票房收入之比的滞后一期作为成瘾性指标，实证结果表明消费存量的回归系数依然不显著，这表明进口电影不存在消费成瘾性，回归结果见表 6模型(2)。

五、 结论和启示

本文基于19个国家2005-2011年电影进口数据，对影响电影贸易的相关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重点探讨了贸易壁垒和消费成瘾性对电影进口的作用。大市场国家提高贸易壁垒可以限制电影进口，而在小市场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失效；无论是在大市场国家还是在小市场国家，皆未发现进口电影消费成瘾性的证据，文化距离抑制了一国的电影进口，地理距离、国产电影数量不是一国电影进口的决定因素。

基于电影的经济、文化双重属性，提高国产电影自给率、降低进口电影票房比率是各国政府所追求的目标。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1．将电影产业作为我国的战略性产业，努力提高电影质量。鉴于电影产业的规模经济和资本密集型特征，电影具备成为中国战略性产业的潜质。然而以量取胜在电影产业行不通，仅仅扩大国产电影产量无法抵御进口电影的冲击。拓宽电影的融资渠道，拍摄出符合消费者品味的高质量电影，才能用国产电影替代进口电影，提高电影自给率。

2．在WTO框架下，采取适当的电影贸易限制措施。虽然进口电影消费不具备成瘾性特征，但也不应该贸然放松电影限制措施。考虑中国目前仍旧处于电影贸易逆差的局面，中国应该充分利用GATT1994第4条“电影的特殊规定”、公共道德例外条款，采取适当的电影贸易限制措施，给国产电影提供一定的成长空间，充分发挥本地市场效应，培育国产电影竞争力。

3．加强对外文化交流，降低中国电影出口的文化折扣。长期来看，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与宣传，如在海外举办中国文化年、播放国家形象广告片等，让外国消费者了解中国文化，加强外国消费者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减少中国与他国之间的文化距离，这是降低中国出口电影文化折扣的根本途径。短期而言，调整电影产品制作内容、形式与营销策略，使之匹配进口国的文化环境，从而减少中国电影出口的文化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