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数十年“量”的增长，但是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我国现行的经济结构已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相比经济总量的增加，发展质量的提升显得更为关键。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了“调整经济结构，促进转型升级”的经济发展战略。

随着经济社会全球化的不断扩张，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 开始成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促进转型升级的一种有效方式。作为外来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的集合体，FDI一方面能够有效地缓解企业的资金不足问题，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国外的先进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模式。这些都是政府投资、国内商业银行贷款所不具备的优势，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社会习俗、地理环境等地区差异，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流动存在着区域隔离现象，使得各省、各地市的外资流入量截然迥异(许冰，2007；王轩等，2012)。在区域特色明显的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如何促进当地经济效率？进一步地，对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FDI作用又将如何变化？

通过梳理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文献，笔者发现，学者们一般关注FDI的区位分布(Kimino，2007；黄肖琦和柴敏，2006) 和溢出效应问题(Ledyaeva，2009；钟昌标，2010；王轩等，2012)，较少讨论FDI效率评价问题。即使有所涉及，也只是从宏观国家和省市层面(刘辉煌等人，2009；文东伟，2013)，抑或微观企业层面(张会清和王剑，2011)，分析FDI对经济增长或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鲜有学者基于地级市这个中观层面研究FDI与当地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从地级市层面深入探讨FDI与地区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不仅能够揭示出我国经济迅猛发展背后的经济效率变化规律，从而解释高速增长能否持续的问题，而且还可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巨大中的影响，对当地政府更好地招商引资、合理利用外资来发展本地经济提出针对性建议。

基于此，本文使用非参数DEA方法测量我国246个地级市在2003-2012年间的经济效率，然后控制基础设施、外贸依存度等经济效率影响因素，探讨了FDI与地方经济效率间的关系。研究发现，FDI、外贸依存度和市场化程度能够显著提升我国总体经济效率，固定社会资产投资有明显负作用，而基础设施和吸收先进技术变量的影响则不太明显。为分析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FDI对经济效率的作用规律(李杏和Chan，2009)，我们把样本数据分成东部、中部和西部三组^①，结果表明，在经济越发达，经济效率越高的地市，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贸依存度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而市场化程度则越不显著；政府干预对当地发展效率有负面影响。

①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 省；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等12个省、市、自治区。

本文的内容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进行相关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主要介绍文章使用的模型方法、以及数据变量等内容；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借助DEA-Malmquist方法测量出各个地市历年的经济效率数值后，接着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探究外资直接投资与地区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第五部分总结研究结论，并给出相应政策建议。

二、 文献回顾及评述

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用钱纳里模型(Chenery et al., 1975) 进行解释。通过缓解资本短缺、促进技术进步等途径，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能够促使当地企业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还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各地政府部门也会大力建设基础设施、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和完善法治信用环境，努力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因此在理论上，除了促进经济增长之外，FDI流入会提升地区的经济效率。同时，直观上，由于每个地区拥有不同的地理位置、风俗习惯以及基础设施等，这些因素肯定也对FDI的各种溢出效应和促进作用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实证研究方面，Haskel et al.(2007)发现外资企业会影响本地的生产率，而Huang(2003)认为外资进入不仅满足当地企业的资金需求(Steingress and Vandenbussche, 2008)，并且对包括政治在内的不完善经济社会系统起到了很好的补充替代作用，从而减轻社会资源扭曲程度(Guariglia and Poncet, 2008)。国内学者王文剑等人(2007)也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有效缓解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亟需的资金短缺状况、给当地企业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然而东中西部地区吸引外商投资的相对比较优势各不相同。为获得更多FDI，中西部省市侧重于税收优惠及财政支出等手段、而东部地区则是全方位竞争。李青原等(2010)在资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Wurgler，2000) 基础上，研究外商直接投资、金融发展与我国28个省市的27个工业行业资本配置效率之间关系，结果表明，尽管FDI和金融发展都能显著提高地区资本配置效率，但两者还存在相互竞争挤压作用，尤其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省市。此外，文东伟(2013)分析1999年-2008年期间我国30省市的产业增长情况，并认为各省的产业增长与该省地理位置、行业市场依存类型等因素相关，整体来说，东部省市大多数工业行业的产业增长要高于中西部地区；此外，王晶晶和黄繁华(2013)借助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和SYS-GMM方法，探究了FDI 结构变迁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作用。他们发现，FDI 结构性转变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有显著地域差异，具体为在东部和西部地区，该正向影响更加明显。还有学者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数理和特征角度，讨论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郭熙保和罗知(2009)就认为，在外资较多的地区，技术含量高的FDI对当地经济增长有利，然而在FDI 吸收较少的地方，只有适当技术水平的外商投资能够促使经济增长。

然而，正如引言中所述，现有与FDI相关的文献，多关注FDI的区位分布(Kimino，2007；黄肖琦和柴敏，2006) 和溢出效应问题(Ledyaeva，2009；钟昌标，2010；王轩等，2012)，较少讨论FDI效率评价问题。刘辉煌等人(2009)、文东伟(2013)和张会清等(2011)虽有所涉及，但主要从宏观国家和省市层面或微观企业层面，缺少从中观地级市层面的分析。因此，本文在2003-2012年我国246个地级市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并对东中西部地区在经济效率方面的差距是否有所收敛进行了详细分析。

三、 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本文建立如下面板模型，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经济效率关系。

$\begin{array}{l} {\eta _{i,t}} = {\alpha _0} + {\alpha _1}Fd{i_{i,t}} + {\alpha _2}Fr{a_{i,t}} + {\alpha _3}Ope{n_{i,t}}\\ + {\alpha _4}Inn{o_{i,t}} + {\alpha _5}Marke{t_{i,t}} + {\alpha _6}Invegd{p_{i,t}} + {\varepsilon _{i,t}} \end{array}$

(1)

其中，η_{i, t}为第i个地级市第t年的资本配置效率，控制变量有基础设施Fra、对外开放度Open、市场化指数Market和固定资产投资比重Invegdp。在模型(1) 中，主要关注回归系数α₁，根据前面分析，我们预期该项系数为正。考虑可能存在的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也就是说，地方经济效率越高，吸引的FDI流入量越多(路江涌，2008)，我们将滞后一期解释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用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固定(随机) 效应模型重新估计参数。

(二)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1．外商直接投资(Fdi)。采用各个地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万美元)，根据当年人民币兑美元基准汇率转换成等值人民币。

2．地区经济效率(η)。限于我国地市层面不同行业效益数据的不可得性，无法借助Wurgler(2000)资本逐利模型的投资反应系数、转而用技术进步率反映地区经济效率。从技术角度出发，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 方法计算各个地级市的Malmquist指数。同时借鉴以往学者的做法(王文剑等，2007；许冰，2007；路江涌，2008；李青原等，2010)，我们还控制下列影响因素：

3．基础设施(Fra)。用市辖区年末实有铺装道路面积(万平方米)，反映运输成本。当地基础设施越完善，经济交易成本越低，从而促使生产要素高效率配置，当地经济效率越高，预期回归系数为正。

4．对外贸易依存度(Open)。利用转换成人民币的地市进出口总额除以当地GDP表示，是地方政府对待外资及国际贸易态度的重要体现，也是FDI有效发挥作用的制度保障，预期回归系数值大于0。

5．高等教育学生比例(Inno)。使用每万人口中的高等教育在校人数代表，人力资本是当地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的前提，高素质人才是FDI产生技术外溢效应的一个重要条件，预计该项系数为正。

6．当地市场化程度(Market)。采用樊纲和王小鲁连续编制的市场化指数(2011)，考虑到市场化进程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按照樊纲和王小鲁计算方法推算出2012年我国各省市的市场化指数。当地市场化经济程度越高，资源越能有效利用，因此我们预期该项回归系数大于0。

7．固定资产投资比重(Invegdp)。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GDP的比值表示，由于我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很大部分是政府投资，所以该变量反映了政府发展经济的态度以及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预期为负值。表 1给出了本文所用变量的符号表示、含义和预期符号。

由于我国地市层面披露的数据信息不太一致，所以本文剔除数据缺失较多的地市，而对个别缺失值，则用当地前后年份的平均值代替，这样一共获得246组地市样本。因为大部分地市的进出口贸易额数据只能追溯到2004年，因此研究区间选为2003-2012年^①。另外，出于量纲不同的考虑，所有模型数据都进行自然对数处理。本文数据来源于CEIC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并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年鉴》交叉匹配。

①因为运用DEA方法计算各地市Malmquist指数，所以经济效率数据起始于2004年。

四、 经验分析 (一) 地区经济效率度量

在测量我国地市历年的Malmquist指数时，我们采用产出导向型评价方法，并假定规模技术报酬可变。图 1提供了我国地市2003-2012年间的经济效率平均值。

图 1中，横坐标是年份，纵坐标为全要素生产率(TFP) 平均值，表示经济效率。总体而言，除2009年之外，其他年份的经济效率都大于1，也就是说，大多数时间，全国经济效率是逐渐上升的，自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效率约累计提高了37.1%。另外东中西部的经济效率不同，而中部地区最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这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处于我国一般水平”的直观认识一致。尽管西部地区的经济效率数值波动比较大，但整体上高于全国平均值，说明西部大开发战略有效提高了西部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接下来，本文将讨论FDI与经济效率间的关系。

(二) FDI与地区经济效率实证研究 1. 基本分析

经过Hausman检验，发现P值为0.000，显著拒绝“建立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因此选择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由于不同地市间还存在个体差异，我们还采用了截面个体加权方法。表 2前两列汇报了参数估计情况。

从表 2前两列看出，FDI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整体上，FDI对当地经济效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考虑不同地市的个体差异后，影响程度更大。控制变量方面，政府的对外开放态度、投资意愿与地方经济效率之间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其他变量的效果都不太明显。

考虑到变量内生性问题，我们运用IV-FE方法重新拟合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2后两列。发现回归系数依然都显著、并且系数绝对值变大。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符合我们的预期。伴随外资而来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有效提升了我国经济效率。另外，反映政府对待外资态度的外贸依存度和反映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程度，系数都显著大于0，说明它们对经济效率有明显促进作用，也与我们直观上的认识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会显著抑制经济效率的增长，由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很大部分是政府投资，表明政府积极干预经济发展的做法会扭曲资源配置，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明显下降。

2. 进一步分析：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

上述所有模型中，尽管基础设施变量和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变量的系数为正，但都不显著，这不太符合常理，可能原因是上述模型基于全国整体角度来分析。为此，我们把数据分成东、中和西部地区三组，研究在不同区域，基础设施等变量对经济效率的作用是否会变得显著。众所周知，由于政府政策、地理位置和历史等原因，我国经济发展格局呈现区域化，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发达，西部相对落后，所以通过划分不同区域，我们可以详细探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FDI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由前面分析可知，不考虑内生性问题时用截面个体加权FE、考虑内生性问题时用截面个体加权的IV-FE，所得的参数估计结果更合理、模型拟合度和整体显著性更高，所以下文只采用这两种方法。相关回归结果见表 3。

表 3显示，在10%水平下，外商直接投资变量显著为正，其中东部子样本组的回归系数值最大，也就是说，经济越发达，FDI对发展效率的促进效果越明显。同时，基础设施变量也是只在东部地区子样本中显著大于0，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都为负值但不显著，说明基础设施对经济效率发挥正向作用，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条件。有趣的是，外贸依存度和市场化程度的作用规律截然相反：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外贸依存度能够显著提升当地经济效率，其他地区(尤其是西部) 则不显著；而经济相对不发达的西部，市场化程度有明显促进作用。另外，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变量仍然在1%水平下显著小于0，说明无论是在全国范围、还是在各个区域，政府干预经济对当地的发展效率都有负作用，并且经济越不发达，负面影响越大。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在校人数占比变量回归系数还是不显著，这反映出我国没能有效吸收国外技术，先进技术对当地经济效率的溢出作用很有限。

3. 进一步分析：经济效率高低程度

考虑到可能存在的第三方共同影响因素，我们以地市全要素生产率中位数为界，将各个地市分成高经济效率和低经济效率两组，但发现仅有少数几个地市一直位于某一组别。由于本文全要素生产率的时间跨度是9年，为此用下列规则进行划分：若某地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有5年或以上时间处于某一效率组别，就认为其属于该效率行列，这样我们获得了110个高效率地市和136个低效率地市。类似前面处理过程，表 4提供了参数估计情况。

在表 4，我们发现高经济效率组别的FDI回归系数值要大于低组别系数，说明经济效率越高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越明显。控制变量上，对外开放度仅在经济效率高的地市发挥显著正向影响，市场化改革进程只在低效率地区有正面效果，而政府干预则还是明显负作用于当地经济效率。另外，还可以发现，高低经济效率地区的比较结论与东、中和西部不同区域的结果大体一致，这印证了“经济发达地市的经济效率一般较高”的观念。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FDI是资金、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的集合体，因此地市间FDI利用水平各异是导致我国地区经济效率差距悬殊的重要原因。首先，我们使用非参数DEA方法测量2003-2012年我国246个地级市的Malmquist指数，发现自2003年以来，全国经济效率逐渐上升，约累计提高了37.1%，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的经济效率提高程度并不相同，其中东部效率上升最快。然后，通过基于工具变量的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本文讨论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外商直接投资能有效促进当地经济效率，特别是东部地区。当地经济越发达，经济效率越高，那么FDI和外贸依存度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越显著。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我国应该继续大力引进外商投资，以有效缓解我国现有金融体系对广大“中小微”企业的供血不足状况，同时也给当地企业带来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率。与此同时，政府应适当减少经济干预活动，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更多地提供公共服务产品，减少资源扭曲程度，让市场这只无形之手起到应有的资源配置作用。

第二，对于东部发达地区，尽管其经济效率相对较高，但是东部省市消化吸收国外技术的效果不太明显。考虑到东部省市的教育程度已经较为发达，所以建议这些地区着力引进那些本地企业能够吸收消化的适用性技术，避免盲目一味地追求高新尖端科技，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出“干中学效应”，进而有效提升当地经济效率。

第三，就中西部相而言，需要要在市场环境、投资环境和人力资本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和教育投资，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资力度，还要进一步扩大当地的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以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此外，国家也应对中西部地区加大扶持政策力度，使外商直接投资在全国的分布趋于最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