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收入差距是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高度关注的问题。国内以往文献就外在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做了大量研究，比如教育程度 (简必希和宁光杰，2013)、社交网络 (王春超和周先波，2013)、性别 (李实等，2014)、户籍 (余向华和陈雪娟，2013) 等个体特征，工会参与 (李明和徐建炜，2014)、公司治理结构 (钟宁桦，2012)、所有制 (张义博，2012)、行业 (叶林祥等，2011) 等企业特征和城市特征 (宁光杰，2014)。然而在控制住这些外在因素后，收入差距仍然存在，这表明一些内在因素被忽略了。风险偏好可能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在生活与工作中，人们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其各种决策往往涉及风险，所以风险偏好是影响众多风险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表明风险偏好对人力资本投资 (Hartog and Serrano, 2005；丁小浩等，2009)、金融投资 (Guiso and Paiella, 2008；王聪和田存志，2012)、保险购买 (肖芸茹，2000；顾孟迪等，2010)、创业选择 (Dohmen等，2011；陈波，2009)、国有与私有部门选择 (Pfeifer，2011；丁小浩等，2009；廖娟，2011) 等风险决策均有重要影响。上述研究总体上表明越喜好风险的个体越可能偏好风险水平更高的选择，比如进行金融投资和选择创业。个体众多的风险决策会影响其职业生涯发展。由于往往存在风险溢价，所以越喜好风险的个体通过做出风险水平更高的选择从而期望收入可能更高。

更偏好风险的个体，更可能去创业 (Djankov等，2006)；接受不确定性的社会更可能出现创新 (Shane，1995)。创业和创新是经济不断增长的源泉。实证研究表明大多数个体是风险厌恶者，个体间风险态度存在差异 (尹海员和李忠民，2011；周业安等，2012)。风险厌恶者在社会中过高的比例不利于创新创业，将妨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人们过度恐惧风险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对风险偏好与收入的关系没有科学的认识。所以关于风险偏好与收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一方面可以加深对风险偏好收入效应的认识，从而减少个体对风险过度的恐惧，指导其科学地进行风险决策，另一方面也可以为风险教育及涉及风险决策的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总之，只有对风险偏好的收入效应有了客观的认识，更多的个体才会勇于创新和创业，经济社会才有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

然而，相关的研究却非常有限且比较分散。理论上，Knight (1921)提出越偏好风险的个体越可能成为创业者但表现越差。风险厌恶者有更低的保留工资 (Pissarides，1974)。越偏好风险者将分配更高比例的财富和人力资本进行风险投资从而工资越高且增长越快 (Shaw，1996；Budría等，2009)。杨继军和张二震 (2009)在技术内生构架下，通过理论建模发现由于收入来源和资产分布的多样化，高技能部门生产者风险厌恶度较低，将把更多的资源投资于风险水平高的研发活动，从而取得高于低技能部门的技术进步率和工资。越厌恶风险的创业者要求更高的期望工资 (Cho，2011；Hvide and Panos, 2014)，而越厌恶风险的工资就业者要求越低的期望工资 (Cho，2011)。

实证研究总体上表明越偏好风险的个体收入越高。Bonin等 (2007)分析the German Socio-Economic Panel数据 (SOEP) 后，发现越偏好风险者越可能选择风险水平高的职业且工资水平会更高。Budría等 (2009)利用美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相关数据，发现越喜好风险的个体在各国工资水平均越高。Le等 (2011)利用the Australian Twin Study of Gambling数据，发现更喜好风险者收入更高。Cho (2011)通过对美国the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 79 (NLSY79) 数据的分析，发现越偏好风险的男性创业者和男性工资获得者收入越低，但女性工资获得者收入越高，风险态度对女性创业者收入没有显著影响。Frijters等 (2011)利用2009年中国农村—城市移民调查数据 (RUMIC2009)，研究发现越偏好风险的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的对数小时收入均更高，但风险偏好与农民工小时收入只有轻度正相关，与城镇居民没有显著关系。Hvide and Panos (2014)利用股市参与和个人负债情况代理风险偏好，研究发现股市参与者相对非参与者更可能创办公司，但股市参与者创办的公司销售率和资产回报率均更低，运用个体负债情况分析时结论一致。董保宝 (2014)基于新企业样本，发现新企业冒适度风险时会有较佳的绩效，规避风险和过度承担风险都会导致绩效的降低。另外还有少数文献对风险态度与工资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Shaw (1996)通过理论模型构造回归方程，发现在美国，越偏好风险的个体工资增长越快。Brown and Taylor (2005)在Shaw (1996)的分析框架上，发现在英国，拥有更多金融资产的个体收入增长越快。Budría等 (2009)利用多国数据对Shaw (1996)的模型与结论进行了严格检验，在使用风险偏好的直接测量方法时，发现Shaw (1996)的结论在德国和美国中均显著成立，但在西班牙中不成立；使用资产拥有量代理风险偏好时，发现Shaw (1996)的结论只在美国和西班牙中显著成立，但在意大利中不成立。还有一些文献发现越偏好风险的个体收入风险 (方差) 更大 (如Diaz-Serrano，2005；Bonin等，2007；Hryshko等，2011)。

上述研究加深了对风险偏好与收入关系的认识，但这些研究没有深入研究风险偏好与收入关系的理论基础，很少考虑不同群体在风险项目发现、获得和实现方面的能力和条件上存在差异的事实，忽视了风险偏好的收入效应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性。再者，已有文献没有考虑风险偏好与收入间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最后，尚未见基于中国国情并以风险偏好和收入为研究对象的相关文献。本文试图弥补上述文献的不足。

本文首先通过理论分析提出关于风险偏好与收入关系的四个研究假设，然后利用2009年中国农村—城市移民调查数据 (RUMIC2009) 研究了风险偏好对城镇居民和农民工个人收入的影响，并分创业者和工资获得者、性别和不同年龄组，考察了风险偏好对个体收入的影响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表现，最后采用父母的风险偏好作为子女风险偏好的工具变量纠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其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通过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介绍数据、变量并对核心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第四部分对风险偏好与个体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第五部分得出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风险厌恶者要求风险溢价，越厌恶风险，风险水平越大，则溢价要求越高；而风险偏好者宁愿减少期望收入而选择风险项目，越偏好风险，宁愿付出的代价越高 (蒋殿春，2006；Berkhout等，2010)。实证研究表明多数个体为风险厌恶者，非常喜好风险的个体最少 (尹海员和李忠民，2011；周业安等，2012)，所以只有在风险越大，溢价 (期望收益) 越高时，风险项目才能吸引不同风险厌恶度的个体参与。同时大量研究表明越偏好风险的个体越可能做出高风险水平的选择，比如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Hartog and Serrano, 2005；丁小浩等，2009)、金融投资 (Guiso and Paiella, 2008；王聪和田存志，2012) 和从事创业活动 (Dohmen等，2011；陈波，2009)。由于存在风险溢价，即风险越大期望收益越高，越偏好风险的个体期望收入越高。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平均而言，越偏好风险的个体期望收入越高。

本文把风险项目全过程分为机会发现、机会获得和机会实现三个环节。机会发现指通过自身或社交网络发现风险项目及其获得方式等信息；机会获得指获得参与风险项目必须的权利和条件；机会实现指参与风险项目后的最终结果。显然，个体在风险项目机会发现、机会获得和机会实现方面能力越强、条件越好，风险偏好的收入溢价越高。现实中，人力资本、财富资本，尤其是社会资本 (张玉利等，2008；刘兴国等，2009) 在如创业等风险项目的机会发现、获得和实现中均发挥重要作用。一般而言，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财富资本越丰富的个体收集风险项目信息的能力越强，面临的可选风险项目种类和数量越多，质量更高，也能更好地实现风险项目的潜在收益。

因此，个体拥有的发现、获得和最终实现风险项目的人力资本、财富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与个体最终实现的风险溢价成正比。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个体发现、获得和实现潜在风险项目的人力、社会和财富资本水平越高，风险偏好的收入溢价越高。

农民工相对城镇居民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财富资本上均处于明显的劣势 (邢春冰，2008)。更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由于在相对陌生的城市工作和生活，其旧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交网络在城镇中作用远小于在农村，新的人力资本和社交网络又尚未建立。同时，农民工除了农业经营机会成本外，还有工作搜寻成本、住宿成本、夫妻可能异地生活、无法照顾子女和老人的成本。在就业机会和报酬上受到诸多歧视 (王美艳，2005；余向华和陈雪娟，2013)、较低的可用人力资本及社交网络及较高的生活工作成本，导致农民工相对城镇居民，在发现、获得和最终实现城镇潜在风险项目时处于明显的劣势，农民工通过冒险提升收入和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较低。而城镇居民相对农民工，一般而言，面临的风险项目的范围更大、质量更高，同时实现风险项目的能力和条件更好。因此，本文通过比较风险偏好对城镇居民和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来验证假设2，如果城镇居民的风险偏好收入溢价高于农民工，则假设2成立。

只有非常偏好风险的个体才会选择高风险项目。然而，现实中，非常偏好风险的个体特别少 (尹海员和李忠民，2011；周业安等，2012)，这导致在某一风险决策的高风险项目市场上非常偏好风险的个体供不应求。只有通过提高风险溢价水平吸引较低风险偏好程度的群体才能解决高风险项目参与者不足的难题。个体越厌恶风险，要求的风险溢价水平越高 (Cho，2011；Hvide和Panos，2014；蒋殿春，2006；Berkhout等，2010)。因此，越偏好风险的个体对高风险项目要求的溢价水平越低。然而，假设1在高风险项目的参与者中仍起作用，这将使越偏好风险的个体收益越高。因此，面临高风险项目时，风险偏好与风险决策后的期望收益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在面临低风险项目的人群中，只能提升期望收入才能吸引那些拥有低风险项目相关能力且风险偏好程度较高的个体加入，且个体越偏好风险，要求的期望收入补偿越高 (Cho，2011；蒋殿春, 2006; Berkhout等, 2010)。基于此，提出如下有待实证验证的假设3和假设4：

假设3:当面临高风险项目时，越偏好风险的个体期望收入越高。

命题4：当面临低风险项目时，越偏好风险的个体期望收入越高。

关于假设3和假设4，本文利用创业和工资就业分别表示高风险项目和低风险项目，如果创业者风险偏好的收入溢价为正，则假设3得证；如果工资获得者风险偏好的收入溢价为正，则假设4得证。

三、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2009年中国农村—城市移民调查数据 (RUMIC2009)，部分数据来自RUMIC2008。RUMIC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昆士兰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发起，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专业调查公司协助实施的全国范围大型追踪调查。RUMIC调查开始于2008年，每轮包括城镇住户调查 (UHS)、农村住户调查 (RHS) 和农民工住户调查 (MHS)。各年RUMIC均包括与收入相关的详细数据，但只有RUMIC2009包涵受访者风险偏好的问题^①。为了检验上述关于风险偏好与收入的假设，本文把样本限定于2009年的处于创业或工资就业状态的城镇劳动力，即城镇居民和农民工。UHS2009调查了4735户家庭，14859个个体；MHS2009调查了5243户家庭，9347个个体。

①自2008年起，RUMIC共进行了4次UHS和RHS、5次MHS，但目前只有RUMIC2008和RUMIC2009可以申请获得。数据申请网址http://idsc.iza.org/?page=27&id=58。

(二) 变量选择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核心变量是风险偏好和收入。在RUMIC2009中，风险偏好的问题是“一般而言，有些人喜欢冒险，有些人却尽量避免风险。如果把风险偏好程度从低到高定义为0到10，0表示从来不冒险，10表示有特别大的可能去冒险，您觉得自己属于什么水平？请用0到10中的一个数字表示”。风险偏好虽然受年龄、财富等影响，但成年人间的性格差异在基本方面是保持稳定的 (McCrae，1993)。因为风险偏好是一种基础个性，成年个体的风险偏好在影响个体收入的各决策时点差异较小，故在下文分析中，本文用调查时的风险偏好代理个体各决策时点的风险偏好。虽然存在一定的误差，但这是在追踪数据不可得时研究者常用的方法。本文使用的收入为受访者目前主要工作的平均月收入。对于工资就业者，收入包括工资、资金、津贴等；对于创业者，收入指净收入。为消除异方差，本文研究中均选用月收入对数值。

为了研究风险偏好对收入的准确影响，本文还控制了影响收入的其它因素，尤其是同时影响收入和风险偏好的共同因素，如财富资本和性别，具体包括：

1.教育。本文用受教育年限代理人力资本。

2.社交网络。在RUMIC2009中，关于社交网络，询问个体在受访时过去12个月里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大概人数，包括借钱、介绍工作、照顾小孩，或者在遇到困难时与其谈心、给予建议。还询问了在2009年春节期间，受访者通过各种途径大约合计给多少人发送过问候，进一步询问了其中亲戚、朋友和熟人、现居住在城镇和拥有城镇户籍的人数分别有多少。作者认为，相对其它指标，朋友和熟人一方面是个体可以真正利用的社交网络，另一方面在个体成年后变化较小。因此，本文用朋友与熟人数量代理社会资本。

3.健康水平。关于健康，RUMIC2009询问受访者，“相比同龄人您的身体状况如何，非常好、好、一般、差，还是非常差？”。本文把答案分为健康优于平均水平、健康差于平均水平和健康处于平均水平三类，以健康处于平均水平为参照组，定义健康优于平均水平和健康差于平均水平两个虚拟变量刻画个体健康水平。

4.创业。RUMIC2009把工作状态为成8类：(1) 终身制；(2) 长期劳动合同工作者 (1年及以上)；(3) 短期劳动合同工作者 (1年以下)；(4) 无劳动合同临时工作者；(5) 无酬的在家庭企业工作者；(6) 自雇者；(7) 临时工；(8) 其它。据此，本文把回答为自雇者的个体 (选项6) 定义为创业者，赋值为1，其它回答的个体定义为工资获得者，赋值为0。

5.人口统计学因素。除了年龄，本文还控制了性别、婚姻和民族。其中，分别把女性、已婚和汉族赋值为1，把男性、未婚或离婚和其它民族赋值为0。

6.地区因素。本文以东部为参照组，定义中部和西部两个虚拟变量刻画地区因素。

7.除以上因素外，本文还控制了行业、职业和单位所有制。

综上，本文最终选择人力资本 (用受教育水平代理)、社交网络 (用过年问候的亲戚朋友数代理)、健康水平、创业与否、年龄、性别、婚姻、民族、地区、行业、职业和单位所有制作为控制变量研究风险偏好对个体收入的影响。去掉数据缺失样本后，本文最终的分析样本包括9612个城镇劳动力，4209个城镇居民，5403个农民工。

表 1为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 1所示，城镇居民在受教育水平和社交网络上相对农民工均占优势，这表示城镇居民相对农民工更有发现、获得和实现风险项目的条件。此外，城镇居民在月收入、年龄、女性占比和已婚占比方面均高于农民工；农民工在风险偏好、健康水平和创业者占比方面均高于城镇居民。

四、 实证检验 (一) 基本回归结果

为了检验假设1、假设2、假设3和假设4，本文对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群体分创业者和工资获得者进行OLS回归分析，估计结果见表 2。

首先讨论风险偏好对个体收入的影响。表 2回归结果显示，风险偏好对城镇居民和农民工个体收入在1%水平上均有正向显著影响且风险偏好对城镇居民个体收入的影响大于农民工，这与Frijters等 (2011)的研究结论一致。在城镇居民和农民工中，风险偏好度每提升一个单位，个体期望收入分别提升1.9%和0.8%，最偏好风险的个体相对最厌恶风险的个体期望收入分别提升19%和8%^①。因此，假设1和假设2均得到验证，即平均而言，越偏好风险的个体期望收入越高；个体发现、获得和实现潜在风险项目的人力、社会和财富资本水平越高，风险偏好的收入溢价越高。

①最厌恶风险和最偏好风险者的风险偏好度分别为0和10，二者的期望收入差距为 (10-0)*1.9%(0.8%)，即19%(8%)。

从表 2可以看出风险偏好对城镇居民工资获得者和农民工工资获得者个体收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假设4，即当面临低风险项目时，越偏好风险的个体期望收入越高得证。风险偏好对工资获得者收入的影响在城镇居民中大于在农民工中，这进一步验证了假设2。风险偏好对城镇居民创业者和农民工创业者个体收入均有正向影响，不过影响只在农民工创业者中显著，在城镇居民创业者中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假设3，即当面临高风险项目时，越偏好风险的个体期望收入越高成立。假设3在农民工创业者中显著成立表明高风险偏好者通过选择更高风险水平的风险项目带来的收入溢价高于高风险偏好者由于更偏好风险而放弃的部分收入溢价；假设3在城镇居民创业者中不显著成立表明高风险偏好者通过选择更高风险水平的风险项目带来的收入溢价与高风险偏好者由于更偏好风险而放弃的部分收入溢价差距不明显。城镇居民相对农民工，厌恶风险的个体占比更多，因此城镇居民对由于厌恶风险要求的风险溢价平均水平更高，该水平与通过选择更高风险水平的风险项目带来的收入溢价相当；农民工对由于厌恶风险要求的风险溢价平均水平更低，该水平显著低于通过选择更高风险水平的风险项目带来的收入溢价。

如表 2所示，在影响收入的其它变量中，男性相对女性、创业者相对工资获得者、东部群体相对中西部群体收入显著更高。教育水平和社交网络 (朋友熟人) 对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与收入呈倒“U”型关系，城镇居民的年龄转折点 (收入最大时的年龄) 大于农民工，具体而言，城镇居民、农民工、城镇居民创业者、城镇居民工资获得者、农民工创业者和农民工工资获得者的年龄转折点分别是36、21、42、33、17和22岁。分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看，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和创业者相对工资获得者的收入溢价均高于农民工，但自评健康水平较好的农民工收入更高，自评健康水平较差的城镇居民收入更低，社交网络对收入的提升作用在城镇居民和农民工间差异不明显。此外，在城镇居民中，已姻者相对未婚或离婚者、汉族相对其它民族收入显著更高，婚姻和民族对农民工收入没有显著影响。教育水平、社交网络和性别对创业者和工资获得者收入的影响在城镇居民和农民工中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而言，创业者社交网络的收入溢价和男性相对女性的收入溢价在城镇居民中均大于工资获得者，在农民工中反而小于工资获得者。此外，创业者教育收益率在城镇居民中小于工资获得者，在农民工中大于工资获得者。

(二) 风险偏好对不同性别和年龄组群体收入的影响

以上分析表明假设1、假设2和假设4得证，假设3只在农民工中显著成立，在城镇居民中不成立。下面分城镇居民和农民工进一步考察风险偏好对不同性别和年龄组群体收入的影响，回归结果分别见表 3和表 4。

首先考察风险偏好对不同性别群体收入的影响。如表 3和表 4所示，无论在城镇居民还是在农民工中，风险偏好对男性和女性个体收入均有显著影响，且无论男女，风险偏好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均大于农民工。然而，风险偏好对女性收入的影响在城镇居民中大于男性，在农民工中稍小于男性。在发现、获得和最终实现潜在风险项目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财富资本均相同时，女性相对男性而言，做事更加认真、更加谨慎，在参与风险项目前一般会对风险项目的可行性和自身能力及条件进行仔细分析。再者，由于女性中喜好冒险的个体供给相对需求较少，从而可以获得超额收入。以上二点均导致了女性在最终风险项目中获利可能超过男性，这使得女性相对男性风险偏好收入溢价更高。然而女性相对男性在发现、获得和最终实现潜在风险项目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财富资本上均处于劣势且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就业机会和薪酬方面的歧视，这使女性相对男性风险偏好收入溢价更低。女性城镇居民由于其做事谨慎等带来的相对男性的风险偏好收入溢价的正效应强于由于歧视等带来的相对男性的风险偏好收入溢价的负效应；女性农民工由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财富资本较低且受到性别和户籍双重歧视，这导致其做事谨慎等带来的相对男性的风险偏好收入溢价的正效应被由于歧视等带来的相对男性的风险偏好收入溢价的负效应所抵消。

下面分析风险偏好对不同年龄组群体收入的影响。如表 3和表 4所示，无论在城镇居民还是农民工中，风险偏好对过低的年龄组收入没有显著影响，且随着年龄的提升，风险偏好对个体收入的作用越强。具体而言，在城镇居民中，风险偏好度每提升一单位，31-40岁、41-50岁和51-60岁年龄组群体收入分别提升2.1%、2.3%和3.2%；在农民工中，风险偏好度每提升一单位，41-50岁和51-60岁年龄组群体收入分别提升2.2%和8.0%。过低的年龄组群体虽然有强烈的冒险意愿，但在人力资本、财富资本和社会资本上积累均较少，缺乏参与风险项目的机会、能力和经验；处于41-60岁间的各年龄组群体具备参与风险项目的各相关条件，他们不仅身体状况良好，而且经验丰富、财富充足、社交网络发达。

此外，男性教育收益率和创业者相对工资获得者的收入溢价在城镇居民中均大于女性，而在农民工中均小于女性。创业者相对工资获得者的收入溢价均随着年龄的提升而不断下降；总体上，教育收益率在城镇居民中随着年龄的提升而不断下降，在农民工随着年龄的提升而不断上升。

(3) 工具变量模型估计结果

以上回归模型可能面临内生性问题。比如不仅风险偏好对个体收入有影响，而且个体收入也可能反向影响个体风险偏好。虽然包括风险偏好在内的成年人间的性格差距大体上是保持稳定的 (McCrae，1993)，受个体后天收入的影响较小，但是反相机制也可能带来一定的误差。因此，本文选择父母的风险偏好作为个体风险偏好的工具变量来纠正这一问题。Dohmen等 (2012)研究发现子女与父母的风险偏好存在较强的相关性。父母对风险的态度及其风险行为将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的风险偏好。此外，父母的风险偏好相对子女收入具有较强的外生性，子女收入对父母的风险偏好影响非常小。RUMIC2009询问了户主、配偶、子女和户主父母及岳父母等家庭成员的风险偏好，因此可以分别使用户主父母、户主岳父母和户主及配偶的风险偏好作为户主、配偶和子女风险偏好的工具变量。由于问卷中没有区分户主母亲与户主岳父母，因此只能使用户主及配偶的风险偏好作为其子女的风险偏好的工具变量。然而，农民工中满足关键变量不缺失的子女样本量过少，因此下面只利用户主及配偶的风险偏好作为其子女风险偏好的工具变量考察风险偏好对城镇居民个体收入的影响。

从表 5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父亲风险偏好和母亲风险偏好对子女风险偏好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初步证明了父母的风险偏好作为子女风险偏好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Wald F统计量 (72.21) 远远大于对应临界值 (11.59)，这表明可以拒绝“父母的风险偏好为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因此，父母的风险偏好可以很好地解释子女的风险偏好且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此外，Sargan统计量的p值为0.180，因此可以接受“父母风险偏好与回归方程误差项无关”的原假设，即父母的风险偏好是外生的。因此，父母的风险偏好作为子女风险偏好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从而确保了相应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 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从表 5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利用父母的风险偏好作为子女风险偏好的工具变量修正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风险偏好依然对城镇居民个体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风险偏好的确对个体收入具有提升作用。

五、 结论及政策建议

基于2009年的农村—城市移民调查数据 (RUMIC2009)，本文研究了风险偏好对个体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风险偏好对城镇居民和农民工收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城镇居民的影响大于对农民工的影响，因此假设1和假设2得证。分创业者和工资获得者来看，风险偏好对城镇居民工资获得者、农民工创业者和农民工工资获得者收入均有显著正向作用，对城镇居民创业者收入影响虽为正但不显著，因此假设4成立，假设3只在农民工中成立。此外，风险偏好对男性和女性个体收入均有显著影响，风险偏好对女性收入的影响在城镇居民中大于男性，在农民工中稍小于男性。风险偏好对过低的年龄组收入没有显著影响，且随着年龄的提升，风险偏好对个体收入的作用增强。采用父母的风险偏好作为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风险偏好对个体收入的正向影响存在显著的因果属性。

为了促进个体通过风险项目提升收入，本文有三点政策建议：一是考虑到多数个体为风险厌恶者，必须通过风险教育，收益、成本和风险分担机制的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才能消除个体对风险的过度恐惧，减少因风险损失带来的冲击，从而提升个体的冒险意识; 二是不断丰富各种风险项目并加强风险项目信息的宣传，比如提供满足不同风险偏好度个体的金融投资品和教育培训服务，加强金融、培训和劳动力等市场的信息化建设和宣传工作并逐步消除各种机会歧视; 三是通过对如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在信息获得、技能培训和金融支持等方面提供倾斜性支持，提升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财富资本，进而增强其获得、参与和实现风险项目机会的能力，从而提升其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