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吸引外资外资包括外商直接投资 (FDI)、银行贷款和股权投资等各种形式，不同的外资形式对东道国对外投资的影响是不同的。一般情况下，FDI在外资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所以，本文研究的外资主要是指FDI。与对外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实施开放战略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都获得了快速的增长。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 (UNCTAD) 的统计，2013年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流量占当年全球流量的53.6%，连续第二年超过发达国家 (2012年为52.1%，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同期，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流量占当年全球流量的32.2%。1990年跨国公司100强企业中没有发展中国家的身影，2013年跨国公司100强企业中发展中国家占据了17个席位，其中，新兴经济体中的中国就占据了11个席位。

那么，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什么？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外资政策是否促进了本国对外投资能力的形成？吸引外资是否促进了对外投资？这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问题。国际上对于一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之间关系研究，源于Dunning (1981)提出的投资发展周期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ycle, or,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IDP) 理论。该理论认为，一国企业拥有的优势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资本输出，和吸引外资作为资本输入一道，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伴随，并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减去吸引外资后的差额) 由负转正，并呈不断加强之势。

IDP理论提出后，国内外学者 (包括邓宁本人) 对IDP理论在不同国家的适应性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大都支持IDP理论的，例如，Dunning (1986)对25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Buckley and Castro (1998)对葡萄牙的实证研究；Dunning et al.(2001)对韩国和台湾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Gorynia et al.(2007)对波兰的研究；Boudier (2008)针对中、东欧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Narul and Guimon (2010)在“广义IDP”的基础之上对东欧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进行了研究。刘红忠 (2001)、高敏雪等 (2004)、Liu et al.(2005)和李辉 (2007)等学者对中国的投资发展路径是否符合IDP理论进行了研究。

为数不多的学者研究了吸引外资对东道国对外投资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来源于知识和技术转移的溢出效应使得吸引外资能促进东道国的对外投资 (Aitken, Hanson and Harrison, 1997；Kneller and Pisu, 2007)。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外资的进入对东道国产生了强烈的竞争效应，削弱了东道国的对外投资 (Ruane and Sutherland, 2005)。Chang and Xu (2008)认为吸引外资对东道国的影响既有技术溢出的正向作用，又有竞争的负面作用，以往的研究把这两个方面割裂来考虑，得出了矛盾的结论。Gu and Lu (2011)利用全球1985-2007年的风险投资行业为研究对象，同时考虑了吸引外资的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结果表明，吸引外资中的合资 (co-investments) 对东道国对外投资产生了正向的溢出效应，而独资 (standalone investments) 则对东道国的对外投资产生了不利的竞争效应。

上述研究文献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影响奠定了基础，但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大都利用多国横截面数据或单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在IDP原有模型基础之上进行的实证分析，更多的集中在宏观经济发展和产业总体发展分别与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关系方面，而对于“吸引外资”对于“对外投资”的影响鲜有关注。第二，即使是注意到了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影响，也都是集中行业层面或者是进行简单的定性论述，缺乏进一步的实证检验。为此，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之上，从跨国面板数据层面入手，以14个主要新兴经济体^①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原有IDP理论模型进行必要的转换和拓展，来分析“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影响。

①新兴经济体，是指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蓬勃发展，成为新兴的经济实体。目前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英国《经济学家》将新兴经济体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为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也称为“金砖国家”；第二梯队包括墨西哥、韩国、菲律宾、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埃及等“新钻国家”。由于本文的研究区间从1980年开始，所以，从数据的完整性出发，剔除了俄罗斯。本文最终的这14个新兴经济体包括：阿根廷、巴西、中国、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南非、泰国和土耳其。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吸引外资促进对外投资的机制分析；第三部分为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

二、 吸引外资促进对外投资的机制分析

根据IDP理论的论述，我们可知，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和吸引外资的不断扩大，其对外投资也会随之发展壮大，因此在IDP理论的基础之上，一个自然的引申就是：吸引外资会对一国的对外投资产生促进作用。那么，吸引外资促进对外投资的机制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上加以论述。

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微观层面的影响主要是指吸引外资产生溢出效应，从而更直接地提高了行业与企业的对外投资能力。现有的FDI溢出效应的研究文献表明，吸引外资的溢出效应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第一，示范和模仿作用，外资企业的进入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从而对当地企业产生了示范作用；或者是通过增加竞争压力，迫使国内竞争对手谋求提高技术水平，并引起当地企业的模仿 (Wang and Blomstrom, 1992)。第二，通过人员流动实现的技术溢出，当跨国公司培训当地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而这些员工后来为当地企业雇佣或者是自办企业时，可能把由此获得的技术、营销、管理知识扩散出去 (Fosfuri et al., 2001)。第三，通过前向联系和后项联系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外资的进入与东道国不同产业间的企业产生了产业链上的上下游关系，并通过自身的技术优势而对东道国企业产生溢出效应 (Blomstrom and Kokko, 1998；Javorcik，2004)。因此，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外资的进入产生了溢出效应，进而提高了东道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能力。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外资的进入通过溢出效应来促进东道国企业对外投资能力的形成。但外资的溢出效应并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溢出效应能否发生以及发生的大小都依赖于东道国自身的特点 (Kokko，1994)。一般而言，东道国的人力资本状况、市场规模、市场关联程度等是外资的溢出效应能否发生和发生作用的大小的重要决定因素。Borensztein et al.(1998)认为，FDI的流入并不一定会对东道国企业带来技术溢出效应，这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 (absorptive capacity) 密切相关。其中，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的大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Narula, 2004)。东道国能够吸收多少FDI和当地企业是否能够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都有东道国的人力资本状况决定 (Blomstrom and Kokko, 2003)。所以，人力资本存量越丰裕、质量越高，对FDI的吸收能力就越强，对对外投资能力形成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

另外，FDI流入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除了和东道国的吸收能力有关外，还会因FDI的进入动机不同而不同 (Narula and Dunning, 2000)。关于FDI的进入动机主要有市场导向型、成本导向型和市场关联型。市场导向型理论强调，市场规模的扩大不仅有利于企业实现规模经济，而且通过技术外溢、劳动力共享、有效的产业分工等途径，能够降低企业生产和交易成本 (Markusen and Venables, 2000)。所以，市场导向型FDI更加关注东道国的市场需求，同时会更多的采购东道国企业的中间产品，更容易形成和东道国企业的良性互动，有利于东道国企业的模仿和学习，从而促进溢出效应的发生，对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能力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成本导向型理论则更加注重东道国要素禀赋的差异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差异 (Helpman, 1984; Markusen and Maskus, 2002)。东道国只有具备足够的廉价劳动力和较低的出口成本才能吸引FDI的流入。因此，成本导向型FDI往往是资源寻求型的，把东道国作为原材料生产和供应的基地，生产和销售与东道国企业的关联程度不高，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不强，从而对东道国对外投资能力的形成产生的作用微弱。

市场关联作为FDI进入动机的另外一个决定因素，主要强调跨国公司的进入与东道国已有的外商企业密切相关，东道国的外商企业越多，新的跨国企业越是倾向于向该东道国投资。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包括向其国外的子公司转移已经成熟的技术。东道国已有的外商企业通常具有较先进的技术水平，因此，后进入的跨国企业可能为了接近技术源，通过与已有外商企业合作，或者吸收已有外商企业的员工，利用已有外商企业的新技术，产生新的技术组合，或研发出新的技术，以生产新的产品。因此外商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很容易吸引其他跨国企业的进入。随着东道国外商企业的增多，劳动分工更加细化，专业化程度更加深化，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不同产业之间的联系也更为密切，通过前向联系和后项联系给东道国企业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更为明显且层次更高，进而对东道国开展对外投资的促进作用也更强。

宏观层面的影响主要是指吸引外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对外贸易以及外汇储备等宏观变量都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进而再通过这些宏观变量的正向变动来刺激东道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增长。FDI是后发型经济体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FDI通过资本形成和技术进步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而东道国经济增长又进一步带动FDI的流入 (何菊香和汪寿阳，2011)，FDI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作用为东道国企业对外投资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外，吸引外资还促进了东道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东道国企业依托对外贸易，通过出口的“干中学”效应实现规模经济，从而提高了东道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效率，为本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提供技术保障。在经济全球化和主导货币多样化存在的情况下，开展对外投资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拥有相当数量的外汇储备，而后发型经济体或经济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的外汇短缺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从根本上限制了这些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和对外投资的发展。而FDI的流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汇储备短缺的困境，并且随着东道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增长，外汇储备逐渐从短缺转为丰裕，这为东道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提供了货币保障。

结合上述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述结论：从总体上来看，吸引外资会对对外投资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但在现实情况下，不同的国家由于要素禀赋、市场环境、制度机制设置和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上述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传导机制能否顺利推进则与每个国家特有的属性休戚相关。Narula (2010)在狭义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广义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broad version of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该理论认为，狭义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强调对外投资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广义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强调应该从国家间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和对外投资的多样性属性角度来考虑，指出一国投资发展周期的转折点是一个复杂的、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结果，一国在阻止或者促进对外投资时，要更多的从历史、社会和政治的视角去思考。

三、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根据吸引外资促进对外投资的微观传导机制和宏观传导机制，并结合Liu et al.(2005)的研究方法，本文的模型设定如下：

${\text{ln}}OFD{I_{it}} = {c_{it}} + {\beta _1}{\text{ln}}IFD{I_{it}} + {\beta _2}{\text{ln}}PN{I_{it}} + {\beta _3}{\text{ln}}E{X_{it}} + {\beta _4}E{R_{it}} + {\varepsilon _{it}}$

(1)

式中，下标i、t分别表示国家和时间，ε_it为随机扰动项，OFDI_it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表示第i个国家在时间t的对外投资存量额。IFDI_it是本文重点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表示第i个国家在时间t的吸引外资存量额。PNI_it、EX_it和ER_it是本文的控制变量，分别表示第i个国家在时间t的人均国民收入、出口和汇率。除汇率外，其他变量均采用对数形式。

IFDI_it是吸引外资额。Dunning et al. (2001)认为，如果外资的流入是由东道国的区位优势 (L-advantages) 所驱动的，那么将导致东道国所有权优势 (O-advantages) 的逐渐累积，进而促使东道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带来对外投资的扩张。所以，吸引外资对于对外投资的影响更多的缘于存量方面的积累，因此，本文采用样本期内各个国家的FDI存量来表示各个国家的吸引外资额。

EX_it为样本期内各个国家的出口金额。Dunning et al.(2001)还指出，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之间关系紧密，如果将对外贸易纳入到投资发展路径，则东道国可以通过“出口的干中学”效应获得对外投资的所有权优势 (Liu et al., 2005；李辉，2007)，增强东道国的对外投资能力。本文采用样本期内各个国家以当期美元衡量的出口金额来表示出口。

ER_it是样本期内各个国家的汇率。Kyrkills and Pantclidis (2003)的研究发现，汇率也是影响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一国货币的升值意味着以本币表示的国外资产与产品变得比较便宜，从而刺激一国的对外投资水平。本文所采用的汇率是名义汇率，且用美元表示的直接标价法来衡量。

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促进作用的大小还与东道国吸收能力的强弱密切相关，不同的国家由于要素禀赋条件、经济发展状况和市场环境等各不相同，所以，其对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也存在着差异，这又会对对外投资能力的形成及对外投资战略的展开带来不同的影响。因此，本文进一步将东道国的特有属性纳入到实证检验之中，那么，我们对计量模型 (1) 进行了如下修改：

$\begin{gathered} {\text{ln}}OFD{I_{it}} = {c_{it}} + {\beta _1}{\text{ln}}IFD{I_{it}} + \sum\limits_{j = 1}^k {{\alpha _j}lnIFD{I_{it}} \times {A_{jit}}} + \hfill \\ {\beta _2}lnPN{I_{it}} + {\beta _3}lnE{X_{it}} + {\beta _4}E{R_{it}} + {\varepsilon _{it}} \hfill \\ \end{gathered} $

(2)

其中，A为国家特征向量信息集，A_jit表示第i个国家在时间t所具有的j特征。根据前面吸引外资促进对外投资的机制分析，我们可以知道，j=1, 2, 3。j=1表示特定国家的人力资本状况；j=2表示特定国家的市场规模；j=3表示特定国家和世界市场的关联程度。其他的变量同 (1) 式。

关于市场规模，本文采用样本期内各个国家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记为GDP) 来表示。

就人力资本状况而言，本文采用样本期内各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来表示，具体的测度沿用Barro and Lee (2012)的做法，把就业人员受教育的构成分为：未接受过正规教育 (no formal education)；小学 (primary education); 中学 (secondary education); 高等教育 (tertiary education)。其平均受教育年限为t₀年、t₁年、t₂年和t₃年。而根据Psacharopoulos and Patrinos (2004)对教育回报率的估算，小学阶段全球的平均教育回报率为0.189，中学阶段全球的平均教育回报率为0.131，高等教育阶段全球的平均教育回报率为0.108。则教育年数在0到t₁年之间的平均教育回报率为0.189，t₁年到 (t₁+t₂) 年之间的平均教育回报率为0.131，(t₁+t₂) 年以上的平均教育回报率为0.108。如果受教育年数为T，则人均人力资本的计算方法为：lnhc=0.189×t₁+0.131×t₂+0.108×(T-t₁-t₂)。最后就可以利用以上数据计算出各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HC_it=exp (lnhc_it)×L_it。其中，hc_it为样本期内第i个国家在t年的人均人力资本存量，L_it为样本期内第i个国家在t年的劳动力就业人数。

市场关联对跨国企业选址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已经成为东道国企业吸引跨国企业进入的一个重要因素。沿用Mucchielli and Puech (2004)的做法，用FDI关联指数来衡量市场关联效应。一般情况下，FDI关联程度较强的国家，其跨国企业也较多，新的跨国企业则更倾向于投资于该国家。东道国跨国企业的增多以及跨国企业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使得市场信息和技术信息的共享更为顺畅和快捷，并通过技术溢出渠道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传递给东道国企业，促进了东道国技术水平的提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体的测算公式如下：

$M{R_{it}} = \frac{{FD{I_{it}}/\sum\limits_{J = 1}^N {FD{I_{jt}}} }}{{GD{P_{it}}/\sum\limits_{J = 1}^N {GD{P_{jt}}} }}$

(3)

其中，MR_it为第i个国家在时间t的市场关联程度。$\frac{{FD{I_{it}}}}{{\sum\limits_{j = 1}^N {FD{I_{jt}}} }}$表示第i个国家在时间t的FDI流量占全球FDI总流量的比重；$\frac{{GD{P_{it}}}}{{\sum\limits_{j = 1}^N {GD{P_{jt}}} }}$示第i个国家在时间t的GDP占全球GDP总量的比重。MR_it越大，表明市场关联程度越强。

鉴于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可比性和一致性，计量检验的研究样本为1980-2013年14个新兴经济体的数据资料。2013年这14个主要新兴经济体吸引外资的流量占发展中国家当年吸引外资总流量的51.2%，对外投资流量占发展中国家当年对外投资总流量的43.4%，因此，这14个新兴经济体在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最终的面板数据集包含14个截面数据和34个时间序列数据，样本观测值共计476个。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 (UNCTAD)、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表 1提供了各个变量的统计描述。

四、 实证分析 (一) 未考虑东道国特征的回归结果

Blonigen (2005)认为用宏观数据很难避免对外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因而内生性问题比较严重。结合本文的数据特性，出口能促进对外投资，而对外投资反过来也能促进出口，这种出口和投资的双向因果关系就产生了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另外，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国民收入和对外投资之间也可能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进而产生内生性问题。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将导致最小二乘估计有偏和不一致。工具变量 (Instrumental Variable) 估计是计量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估计方法之一，它可以有效地解决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实证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因此，本文将采用工具变量来克服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大样本条件下，增加工具变量通常会得到更为有效的估计结果 (Wooldbridge，2002)，具体的我们选用出口的滞后一期和人均国民收入的滞后一期作为本文的工具变量。并采用多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 估计。另外，吸引外资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了得到可靠和稳定的估计结果，我们以核心解释变量为基础，然后依次加入其他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2。

在使用工具变量法时，必须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如果工具变量无效，则可能导致估计不一致，或估计量的方差过大。从表 2中可以看出，多个检验统计量表明我们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首先，最小特征值统计量为5419.10远远大于10的临界值，则可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假设，表明所选取的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之间的具较强的相关性。其次，Durbin-Wu-Hausman检验在1%水平上拒绝“工具变量是外生的”的原假设，表明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内生的。Anderson正则相关性检验在1%水平上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Anderson-Rubin Wald检验在1%水平上拒绝“内生回归元的系数之和为零”的原假设，这进一步说明了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最后，由于内生变量的个数大于工具变量的个数，所以，不存在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

既然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回归模型的设定和估计结果就具有相当的稳健性和可靠性。接下来，我们将对回归的结果进行分析。从表 2中的估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从第 (1) 列的回归结果来看，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呈现正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吸引外资的系数估计值为1.381，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通过检验，这意味着吸引外资每提高1个百分点，对外投资就增长1.381个百分点。显然，吸引外资越多，对外投资的规模和水平就越大。从第 (2) 列到第 (4) 列在依次纳入其他控制变量之后，虽然吸引外资的系数估计值的大小有所变化，但其与对外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却没有发生改变，并且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通过检验。这一结果支持了我们上文的逻辑推断：即吸引外资能促进东道国的对外投资。从微观层面上来看，东道国企业凭借丰富的要素禀赋状况和区位优势，通过吸引外资获得了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产业组织管理能力和生产技术水平，扩大了内部化优势，增强了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为东道国企业开拓国外市场和对外投资提供了技术支撑。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吸引外资促进了东道国企业出口的增加、外汇储备的丰裕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为东道国企业对外投资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所以，吸引外资通过提供技术保障和资金支持促进了东道国企业的对外投资。

就控制变量而言，从第 (2) 列到第 (4) 列的回归结果来看，人均国民收入的系数估计为正，并且至少在1%的水平上显著通过检验，这意味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是促进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这与Dunning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相吻合，也与我们的理论假设相一致，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对外投资的能力和步伐也会不断加快，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是决定一国对外投资能力强弱的关键决定因素。从第 (3) 列到第 (4) 列的回归结果来看，出口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通过检验，这意味着出口的扩张对对外投资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对外贸易也是一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这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出口企业可以从国外竞争者和顾客处获得新知识，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Lucas (1993)认为，通过“干中学”而累积起来的人力资本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因此，一国企业通过出口的“干中学”效应而获得了对外投资的所有权优势，增强了该国对外投资的能力。从第 (4) 列的回归结果来看，汇率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通过检验，因为我们采用的是各国货币兑美元的直接标价法，估计系数为负，说明了随着一国货币的升值，该国将扩大对外投资。这一研究结果与现有文献研究相一致。Cushman (1985)检验了1963-1978年期间美国流向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的FDI数据，Cushman (1988)进一步检验了1963-1986年期间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流向美国的FDI数据，双向数据都表明本币升值会带来更低的海外生产成本，因而对直接投资流出具有推动作用。Blonigen (1997)运用日本企业收购美国资产的产业层面的数据，发现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日本公司大量增加对美国企业的收购，且这些并购主要针对拥有大量专有资产的高科技产业。所以，随着一国货币的升值，其以本币表示的外国资产和产品的价格就会下降，本国货币对国外资产的购买力就会增强，这会促使一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尤其是新兴经济体，比如中国，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推动下，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而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购买国外资产和开展对外投资是一个必然和现实的选择，这样既可以实现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又可以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这反过来又会为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活动带来便利，促进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因此，汇率也是影响一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 考虑东道国特征的回归结果

上面实证检验的隐含假设条件是吸引外资对所有东道国都产生了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且这种溢出效应是相同的。但从前文吸引外资促进对外投资的机制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溢出效应能否发生以及发生的大小都与东道国所拥有的特征密切相关。在本文我们主要关注了三类东道国特征：人力资本、市场规模和市场关联。接下来，我们在估计过程中分别引入人力资本与流入FDI的交叉项 (lnIFDI×lnHC)、市场规模与流入FDI的交叉项 (lnIFDI×lnGDP)、市场关联与流入FDI的交叉项 (lnIFDI×MR)，以考察受到东道国特征约束的FDI对对外投资的所产生的影响。

从表 3的回归结果来看，当单独引入人力资本因素时，人力资本与流入FDI的交叉项的系数估计值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通过检验，表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显著影响着东道国对流入FDI的消化吸收能力，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越容易把FDI产生的外溢技术转化为自身的技术，越容易形成所有权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当单独引入市场规模因素时，市场规模与流入FDI的交叉项的系数估计值也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通过检验，表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越大，其市场的发展空间就越大，外资进入对本国企业的“挤出效应”就越小，更有可能与东道国企业形成良好的竞争与互动，从而对东道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能力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当单独引入市场关联因素时，市场关联与流入FDI的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值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通过检验，表明东道国与世界市场的关联程度越强，跨国公司越是倾向于向该地区进行外商直接投资，跨国公司进入数量的扩张和流入FDI的增多，使得东道国行业和企业与跨国公司的联系日益密切，专业化分工日益细化和深化，并进一步加速了向东道国技术外溢的速度和规模，促进了东道国技术水平的提高，积累了东道国开展对外投资的所有权优势。

国家的特征因素往往是同时发生的，我们上面的分析仅仅从国家特征的一个因素分析，难免会出现以偏概全的情况，为此，我们同时引入人力资本与流入FDI的交叉项、市场规模与流入FDI的交叉项、市场关联与流入FDI的交叉项。从回归结果来看，三个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值都为正，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通过检验，表明人力资本、市场规模和市场关联等国家特征因素确实能够与流入FDI产生相互影响，并对东道国的对外投资产生影响。这与我们前面的机理分析相一致，也与既有的研究文献相吻合，Narula (2010)认为，应该从国家间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和对外投资的多样性角度来考虑流入FDI与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流入FDI与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结果，应更多的从历史、社会和政治的视角去考虑。

五、 结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开放战略的实施，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出现了双双快速增长的态势，那么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什么，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政策能否促进本国对外投资的增长？这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以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IDP) 为基础，分析了吸引外资促进对外投资的内在机制，并运用14个新兴经济体1980-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吸引外资能显著地促进东道国的对外投资；并且吸引外资对东道国对外投资促进作用的大小与东道国的特征密切相关:人力资本存量越丰裕，对FDI的吸收能力就越强，对对外投资能力形成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市场规模越大, 其市场的发展空间就越大，就越有可能与跨国公司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和竞争关系，从而对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能力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市场关联程度越高，跨国公司的进入就越多，与当地行业的前向联系和后项联系就越紧密，越有利于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促进作用。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进一步细化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安排生产和进行营销，扩大利润空间、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而对外投资无疑是跨国公司进行全球生产布局的主要载体，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提升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时，要注意对本国对外投资能力的培养，逐渐扩大对外投资的速度和规模，而利用吸引外资的政策来促进本国的对外投资是一个现实和理想的选择，为此，需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投入，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以全球化的视野进行高端人才的培养，以此来增强对吸引外资所产生的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充足而优质的人力资本能更好的吸收外资的溢出效应，进而增强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为本国的对外投资提供技术支撑。另外，实施积极的开放战略，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法制环境，加强与国际市场的关联程度，吸引更多的、产业关联性更强的跨国公司的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