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微型金融作为普惠金融最重要的实现形式之一, 其资金配置的社会绩效(即公益性)和财务绩效(即盈利性)受到了国际发展社会的瞩目, 已经成为金融理论研究人员、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进行深度探索的重要领域。自1998年联合国53/197号决议将2005年确定为“国际小额信贷年”, 主题是“建立普惠性的经济部门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目的是使国际社会团结一致, 促进金融多样性服务, 帮助贫困人口改善生活, 国际微型金融进入发展新阶段, 一个以为全社会各阶层人士和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为宗旨, 构建能有效地、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特别是中低收入人口和微型企业)提供服务的普惠金融体系被提上日程。有关微型金融的相关文献也不断涌现, 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关注福利主义者所强调的微型金融社会绩效, 认为微型金融在减少社会贫困、促进就业、增加收入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并且应该始终坚持该目标, 继续扩大服务贫困人员的覆盖面(Morduch, 2000; Schreiner, 2002; Simanowitz and Walter, 2002; Copestake et al., 2005; Armendáriz and Morduch, 2005; Hiatt and Woodworth, 2006; Matovu, 2006; Kudi et al., 2009; Islam, 2009 and Herani, 2010); 二是关注福利主义者强调的客户覆盖面与制度主义者强调的可持续性存在某种替代关系, 即认为微型金融机构(MFIs)的商业化转变在维持其盈利性和财务稳定, 进而保证自给自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需要以牺牲覆盖面为代价(Weiss and Montgomery, 2005; Cull and Morduch, 2007; Aubert et al., 2009; Kai, 2009; Manos and Yaron, 2009; Hermes et al., 2011)。Morduch(2000) 研究中就曾把福利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的争论称为“微型金融的分裂”, 分裂的原因正是人们普遍认为贫困覆盖深度和金融自足之间存在某种替代关系。

但应注意的是, 随着微型金融理论的逐渐完善以及金融发展制度的创新, 许多学者不再只是局限于分别对微型金融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进行评估, 而是更加注重研究“微型金融机构的资金结构、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之间的共赢、影响资金配置绩效的因素及其提高资金配置有效途径”等现实问题, 进而取得了新的实质性进展。由于这些进展的针对性更强, 且能给中国微型金融下一步的发展提供重大启示, 所以对这些新进展进行综述就显得极其必要。

需提及的是, 国内外许多学者已经进行过相关的文献综述(张润林, 2009; 谭险峰, 2010; 朱乾宇, 2011; 陈银娥和师文明, 2011; 张正平等, 2012; Brau and Woller, 2004; Hermes and Lensink, 2011; Van Rooyen et al., 2012), 可以说, 以上这些综述提供了很好的理论线索。但由于这些综述没有围绕“微型金融资金有效配置”这一主线来进行文献梳理, 特别是许多文献综述没有将最新很多富有建树的研究成果包括进来, 因此本文力图解决以上问题以做出新的贡献, 并为中国微型金融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建议。

基于以上考虑, 本文其他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进行微型金融资金配置主要测量指标及评价方法的论述; 第三部分说明微型金融资金配置绩效状况, 包含MFIs资金结构、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 第四部分分析微型金融资金配置绩效影响因素; 第五部分阐述微型金融资金配置有效途径选择; 最后是评析与展望。

二、 微型金融资金配置主要测量指标及评价方法

微型金融机构(MFIs)与传统金融机构(CFIs)不同, 其是受双底线约束的特殊金融机构:履行社会义务(第一底线)和获得金融自足能力(第二底线)。在之前对CFIs绩效测量研究中, Hartarska(2005) 发现测量企业绩效指标包括财务比率、股市回报率和波动性, 除此之外, 托宾Q比率也被广泛用于不同代理成本假说的预测(Berger and Bonaccorsi, 2006)。然而Armendáriz and Morduch(2005) 研究认为, 初期成立的MFIs就与以前发展的传统银行有所不同, 其采取以市场为基础和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为穷人提供小规模贷款, 其中主要是无抵押物和以妇女为重点的贷款, 它们希望通过金融服务产品和方法的创新来解决信贷市场上两大典型问题——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 以有助于更好地履行自己的社会和财务义务。因此, MFIs并不是普通的金融机构, 它们的特殊之处在于其资金配置绩效通常包括两大方面——减少贫困和维持自身可持续发展。Maes and Reed(2012) 也在2012年《微型金融高峰会议运动报告》中指出, MFIs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系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而测量MFIs资金配置绩效需考察多方面内容, 涉及到的评价指标也是相当之多, 但是还没有一套标准的指标体系来衡量MFIs资金配置的有效性。

在社会绩效评价方面, Navajas et al.(2000) , Schreiner(2002) and Hartarska(2005) 认为衡量MFIs减少贫困等社会绩效有两个进一步的延伸维度——服务客户广度和深度。广度实际上意味着MFIs提供服务的客户数量以及服务地域、产业和群体的扩展, 由于市场占有率是按客户数量占总额的百分比计算, 所以MFIs的广度拓展显然不同于CFIs中测量的市场占有率。又因为MFIs受到双底线的约束, 所以一般来说, 积极接受竞争者的挑战、扩大覆盖面或是贫困客户的规模都非常重要。深度是指所服务客户的贫困程度, 一般由三个变量测量——人均贷款额、由国民总收入(GNI)或国内生产总值(GDP)调整后的人均贷款额和贷款客户中女性客户所占比例组成。Cull et al.(2007) , Kai(2009) , Mersland and Strøm(2010) , Hermes et al.(2011) and Quayes(2012) 在研究中更关注覆盖深度的测量, 其认为由于大多数贷款客户是妇女, 所以覆盖深度已经成为衡量社会绩效的实际维度。在充分信息可用性的假设情况下, 人们会通过聚合每个借款人的个人权益以及测试MFIs是否确实提供贷款给那些没有大量个人财富的借款人来衡量覆盖深度, 而使用平均贷款规模(人均贷款额/人均国民总收入)这一指标往往能达到测量目标, 平均贷款规模越小可能意味着服务深度越强。而Lønborg and Rasmussen(2014) 则发现平均贷款规模可能并不是一个好的指标, 它可能会出现跨越的情况, 因为MFIs可以把大额贷款提供给贫困人群, 也可能把小额贷款提供给富裕家庭。其中农业贷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其可能比一般贷款规模大, 而客户却很可能比一般人群更加贫苦。

在财务绩效评价方面, Hartarska(2005) , Mersland and Strøm(2009) , Kar(2012) 研究表明MFIs资金配置自身可持续性的衡量标准包括盈利效率和成本效益, 所以MFIs的盈利能力或可持续发展主要是由财务自足率(FSS)、经营自足率(OSS), 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四个指标测量。FSS和OSS这两种指标是衡量MFIs如何通过财务和经营收入弥补其成本, 而ROA和ROE指标则是用来衡量MFIs如何利用好其总资产和股权资本分别产生收益。另外, 每借出1美元所花费的成本费用(OELP)这个变量也常被用来测量成本效益, 它是营业成本与贷款组合总额的比值。由于通常MFIs贷款规模较小, 这笔款项有可能是每个借款人的其他固定成本, 因此从每个借款人(CPB)的营业成本中区分此成本就显得非常重要。

三、 微型金融资金配置绩效状况 (一) 微型金融机构(MFIs)资金结构与资金配置绩效间关系

在MFIs的早期发展中, 其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和政府资金。由于受资金规模的限制, 大部分的MFIs并没有实现“社会扶贫”这一目标, 因此随着经济发展, 作为融资服务金字塔底端的微型金融出现了多样化、差别化的探索和演绎, 其本身的融资情况即资金结构也受到了更大的关注。对于MFIs来说, 存款、债务(商业债务、资助债务或债券发行)及权益(股东权益及捐赠股权)是外部资金的三个主要来源(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CGAP), 2010 and Hoque et al., 2011)。MFIs债务的不同不仅是因为它的类型和它所采用工具的差异, 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它的成熟度。基于289家MFIs样本的研究, Cull and Morduch(2009) 总结出了MFIs筹资手段的框架, 商业资金及存款是以股东为基础的MFIs主要资金来源, 而非商业性的借款和捐赠是MFIs如非政府组织(NGO)的主要资金来源。

国际上探讨MFIs资金结构与资金配置绩效间关系的文献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从MFIs融资惯例和其发展阶段资金来源的角度来描述(Fernando, 2004; Ledgerwood and White, 2006)。Fernando(2004) 认为, 大部分已转化为正规金融机构的MFIs都受到了鼓励, 它们拥有了新的股东, 股权资本也得到了增加, 同时还提高了机构治理的可持续性以及扩大了客户覆盖面。公众储蓄数额和商业化及半商业化资金来源的增加促进了MFIs的转化, 而后者的效果更明显。同时商业化资金的增加也可能会降低MFIs对补贴依赖度, 并且现在这些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的税收收入做出了贡献。Ledgerwood and White(2006) 研究表明, MFIs有其理想的资金结构和金融发展计划, 并逐渐开始与外部出资者进行谈判, 所以它们需要开发一个融资战略以考虑资金可供选择的范围, 这个范围包括存款、商业贷款和股权。而已转化为正规金融机构的MFIs所需资金结构则往往变化得相当显著, 特别是作为一个刚成立的持续经营的正规金融机构。第二类是调查评级是否能有效降低融资成本, 并且是否能够帮助MFIs筹集资金(Hartarska and Nadolnyak, 2008; Garmaise and Natividad, 2010)。Hartarska and Nadolnyak(2008) 研究表明, 评级机构在它们对MFIs筹集资金能力影响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同时还认为, 补贴评级不利于MFIs筹集更多资金。Garmaise and Natividad(2010) 则表示, 评级显著降低了融资成本, 而且对数量有一个综合的影响。他们发现评级并没有使MFIs来自外部债权人的贷款金额有显著增长。第三类是探讨资金结构是否能够提高MFIs金融效率和财务可持续性(Kyereboah-Coleman, 2007;Hoque et al., 2011; Hudon and Traca, 2011; Bogan, 2012)。Kyereboah-Coleman(2007) 通过对1995-2004年10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固定和随机效应技术框架分析, 得出结论:大多数MFIs会采用高杠杆率和长期融资来应付短期债务, 另外, 高杠杆率的MFIs往往通过获得更多客户和更好地利用规模经济能够运营得更好, 因此也能够更好地应对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这也就提高了它们应对风险的能力。Hoque et al.(2011) 则采用稳健估计方法, 对2003-2008年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Tobit回归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 表明杠杆影响了客户覆盖深度的扩展, 增加资金成本将会导致更高的借款成本、违约率和风险, 而增加利用商业债务和股权融资将会降低以客户最大化MFIs的生产力。Hudon and Traca(2011) 使用评级机构的原始数据库给出了补贴力度对MFIs工作效率影响的实证证据。他们发现, 补贴对效率产生积极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 获得补贴的MFIs比那些没有获得的MFIs效率要更高。但是, 补贴超过一定数额也会产生对效率的负面边际效应。在他们的研究样本中, 26％领取补贴高于一定数额的MFIs表明削减补贴力度将提高其效率。Bogan(2012) 认为资金的限制阻碍了微型金融项目的扩展和微型金融组织不同程度的可持续性, 而大型MFIs使用拨款数额的增加将会降低经营上的自给自足。作为商业化的支持者, 其鼓励MFIs减少对补贴和基金的依赖。第四类考察微型金融国际资金的决定因素, 并且论证了盈利能力好和覆盖面广更能增加MFIs吸引国际商业债务的机会(Mersland and Urgeghe, 2013)。Mersland and Urgeghe(2013) 研究说明, 在MFIs商业资金似乎遵循消极的筛选方法且主要被财务绩效和其专业化程度驱使的同时, 其补贴资金则似乎遵循一种积极的方法, 主要被社会扶贫和包容的目标所驱使。而MFIs的国际商业债务主要涉及财务绩效和专业化水平, 其国际资助债务主要是以妇女为目标, 所以如果MFIs所在国家拥有好的制度框架, 那么将会增加MFIs从外部获取更大资金的吸引力, 这也更有利于提高贷款的可用性以及获得更好的贷款合同条款。

有研究表明, 大量的微型金融项目资金仍然依赖于捐赠者的捐助以抵冲成本。2010年MFI指标(The MIX, 2011)说明1300家MFIs中50％是财务上自给自足, 这表明仍有50％的MFIs依赖于补贴。Hermes and Lensink(2011) 指出, 根据德意志银行2007年的统计, 在国际上约150个组织中大概有1%~2%的MFIs达到财务可持续, 而这些MFIs大多是较成熟和经营较规范的机构, 8％的MFIs是几乎盈利的, 另外20%的MFIs主要为非政府组织, 70％MFIs的资金仍主要来自捐赠者或从政府领取补贴等, 这些机构均没有实现财务可持续。D' Espallier et al.(2013) 则通过对2010年国际上98个国家1074家MFIs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只有23％的MFIs没有补贴, 同时MFIs补贴的缺乏也可能会降低其社会绩效。对于那些没有补贴的机构而言, 其实现财务自给自足战略出现了极大的地区差异性, 非洲和亚洲的MFIs通过收取更高的利息抵冲成本, 在东欧和中亚地区, 无补贴的MFIs更容易产生目标群体漂移现象, 而无补贴的拉丁美洲MFIs则往往会降低它们女性借款人的比例。因此可以看出微型金融发展和资金配置绩效严重受到资金结构和规模的限制。

以上研究都论证了MFIs资金结构对其资金配置绩效存在较大的影响。在世界各地, MFIs资金来源绝大多数都是非存款, 而其他融资渠道又并不成熟, 这种缺乏短期资源再加上一些国家国内信贷市场发展缓慢的事实,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MFIs融资渠道。此外, MFIs依赖于补贴的融资方式也受到限制。为了克服这种获得外部资金的融资限制, MFIs积极拓展本地或跨境的商业资金来源渠道, 以达到其减轻贫困的目标。因此微型金融商业化为MFIs分散资金来源、减少补贴依赖提供了机会。

(二) 微型金融资金配置社会绩效

MFIs社会绩效可以分成两部分, 一是客户覆盖面, 即服务的客户数量及客户的贫困程度; 二是微型金融项目带来的社会福利影响, 包括与减贫有关的方面, 如家庭收入、消费、投资增加, 还有女性权利地位提高等其他方面(Schreiner 2002; Brau and Woller 2004) 。

1. 客户覆盖面

在微型金融发展早期, 扩大对服务穷人的覆盖面是MFIs主要目标。“福利主义者”强调社会绩效, 认为目标客户的覆盖程度比财务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 MFIs不需要自给自足就能可持续发展(Woller et al., 1999;Morduch, 2000)。随着微型金融的快速发展, 客户覆盖广度无论是在行业层面还是在个别MFI水平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扩展。因此, 外展的深度则受到了来自所有关心微型金融社会覆盖面各方群体的更多关注。尤其是随着MFIs商业化的深化, 使得相对于因盈利目标而借款给非极贫困人群的盈利性MFIs来说, 非盈利性的MFIs则将面临新的挑战。McKim and Hughart(2005) 通过对MFIs进行全球性调查, 表明近70%的MFIs在本次调查中承认正在减少极贫困人口的目标客户群。Weiss and Montgomery(2005) , Aubert et al.(2009) and Kai(2009) 研究认为, 为了应对新的竞争压力, MFIs逐渐降低了扩展覆盖深度的力度, 并且也同时提高了大额贷款的比例。

Quayes(2012) 则表明, 把覆盖广度作为衡量借款人贫困程度标准的最大限制是缺乏有效信息。理想情况下, 人们更希望用一定的收入水平和财富水平下个人借款者数量来衡量覆盖广度。由于通常收入和财富信息并不由单独的MFI搜集, 同时由于隐私问题这些有价值的数据也不会被提供给研究人员, 所以最终每个借款人的平均贷款额就成为了被最广泛用来测量覆盖深度的指标。虽然它不是衡量贫困水平的完美指标, 但却可以较好的测量覆盖深度, 该指标说明了收入水平和贷款规模之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即越穷的借款人, 贷款的规模越小。

2. 社会福利影响

一些研究表明, 缺乏获得资金的渠道是人们消除贫困、减少收入不平等的一个主要瓶颈(Hulme and Mosley, 1996; Beck and Demirgüç-Kunt, 2008; McKenzie and Woodruff, 2008)。他们认为, 改善金融服务在生产投资方面为贫困人群提供了很多投资机会, 然而由于金融市场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以及他们没有足够担保和信用记录的存在, 贫困人群通常不能获取资金或者获取资金有限。通常情况下, 融资渠道采取以下两种方式减少贫困:一是经济增长效应; 二是分配效应(Bourguignon, 2004)。经济增长效应是指在一个国家的所有收入按比例增加的情况下, 相对收入的分配并不发生改变。分配效应是指当相对收入出现变化时, 平均收入水平并不改变。因此, 减少贫困的目标可以通过人均收入的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改变来实现。Saad-Filho(2004) 认为由于贫困人群落后的经济地位, 其可能从金融发展中就业机会的增加、市场规模和收入的扩大和工资的提高中获利。同时, 部分学者也通过实证研究, 分析了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和减轻贫困的影响。Clarke et al.(2006) 研究了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关系, 发现金融发展同比增长1％, 收入不平等程度就降低0.31％。Beck et al.(2007) 提出较高的金融发展会导致穷人的收入增长比平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更快。而微型金融对贫困人口的影响可能比正规金融体系对其的影响更强, 因为微型金融目标客户主要集中在那些被正规金融服务排斥的贫困人群。因此, 微型金融在减少收入不平等方面有更强的效果。特别是, 微型金融可以让贫困人群有机会通过自谋职业或通过其他生产活动来增加收入以帮助其摆脱贫困, Ahlin and Jiang(2008) 在理论上也对这点进行了说明。同时Beck et al.(2007) 也指出微型金融发展可能有助于减少收入不平等, 因为其能够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 如支付工具、信贷和保险等, 由于贫困人群一般无法享受这类服务, 所以这些金融服务的供应将会对贫困人群脱贫产生积极的影响。另外, 获得资金将会减少信贷约束, 为现在贫困人群可利用的增收活动创造投资机会。而Hermes(2014) 在研究中专注于把收入分配作为减少贫困的一种手段。其通过对70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 表明较高水平微型金融的参与能够减少贫富收入差距, 但这些影响相对较小, 因此微型金融并不能作为减少收入不平等的“万能钥匙”。

另外, 也有较多的文献关注微型金融对妇女赋权的效应, 其通过对家庭内部研究发现, 由于女性在家庭里拥有更多的权利, 所以外生性增加女性收入的比重能够更好的反映女性在资源配置上的偏好(Duflos, 2003; Rangel, 2006), 这也往往导致教育、住房、儿童营养等方面所占的投资比例更大(Thomas, 1994; Strauss and Thomas, 1995; Duflos, 2003)。Rai and Ravi(2011) 在他们的论文中侧重于通过采用印度2.8万位微型金融贷款者独特的数据集来研究微型金融对妇女赋权影响这个问题, 其分析发现, 这些借款人一旦获得贷款必须购买医疗保险, 借款人与他们的合作伙伴相比将更加充分使用健康保险。此外在赋予妇女权力方面, 更重要的是, 自己本身是借款人的妇女要比那些通过配偶才能取得保险的妇女更多的使用健康保险, 这就为微型金融赋予妇女权力这一结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三) 微型金融资金配置财务绩效

“制度主义者”强调财务绩效, 关注MFIs自身可持续性问题, 认为应以盈利为主要目标, 将微型金融纳入整个金融体系监管框架中。我们注意到许多最初为非盈利性组织的MFIs, 在后来的商业化过程中其利益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大量的MFIs(特别是在拉丁美洲)自愿在不超越金融监管的范围下, 转变成接受存款的盈利性金融机构。根据Christen and Cook(2001) 的研究认为, 拉丁美洲有大约53%的MFIs被归类为盈利商业性金融机构。微型金融商业化的另一个标志性案例是在2007年, 康帕图银行(Compartamos Banco)(一个专门从事小额信贷的墨西哥银行)通过首次公开募股, 出售其持有部分的30%后, 其市场价值立刻达到惊人的16亿美元(Rosenberg, 2007;Malkin, 2008)。Cull et al.(2009) 通过研究他们的样本数据, 表明57％的MFIs和54%的非盈利性MFIs实际上都是盈利的企业, 而87％的借款人是由这些盈利性企业提供服务的, 这一事实证明, 规范的微型金融行业也存在追求财务可持续性的同时追求适当盈利的现象。部分学者将MFIs商业化的趋势称为使命漂移, 即MFIs从追求减少贫困的最初目标到以追求盈利为现有目标的转换(Copestake, 2007; Mersland and Strøm, 2010; Hermes et al., 2011; Armendáriz; Szafarz, 2011)。Augsburg and Fouillet(2010) 讨论了捐赠者和国际组织通过推动MFIs偏离为穷人提供金融服务的最初目标对微型金融行业所产生的影响程度, 他们认为这种使命漂移可能会造成负面影响。Mendoza(2011) 则研究表明, 借款人遵循具有厚尾和长尾帕累托分布的特征可以对这些缺乏社会承诺的MFIs使命漂移趋势进行解释。其通过对使命漂移的驱动程序和长尾操作的相关MFIs抑制性提出假设, 进而建立小额信贷业务模型。在该模型中, 客户是贫困人群且贷款金额很小。由于经营成本高和缺乏存款任务的MFIs需要补贴或者是收取高利息, 因此贫困人群往往承担较高的成本。另外, Quayes(2012) 认为, 大多数MFIs像非盈利组织一样以减贫为目标给穷人提供信贷。而另外一个由基金会集体发动的以帮助MFIs实现财务可持续性的项目则更加强调MFIs财务绩效中重点关注的两个方面:一是捐助机构可以利用资金的有效配置获得既得利益; 二是金融效率对未来MFIs自给自足和最终摆脱对外部补贴的依赖是一个必要条件。部分非盈利性MFIs之所以取得了更好的财务绩效, 不仅包括实现自给自足, 同时还有减少对捐助资金的依赖。因此, 财务可持续性已发展成为MFIs的重要目标。

(四) 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间潜在关系

许多微型金融实践者和学者都认为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间可能存在替代关系(Otero and Rhyne, 1994; Morduch, 2000; Woller, 200; Mersland and Strøm, 2010; Hermes et al., 2011)。Von Pischke(1996) , Conning(1999) , Navajas et al.(2000) and Schreiner(2002) 认为, 由于小额贷款所产生的成本相对较高, 因此要想覆盖更多的贫困借款人(即扩大MFIs覆盖面)是需要代价的, 即财务绩效的降低。Von Pischke(1996) 解释说, 根据常理判断, 由于一些借款人既没有良好的信誉也没有偿还的承诺, 所以覆盖面和可持续性之间还处于一个中期的权衡中。他指出在某些时候, 覆盖面这双鞋开始挤可持续性这双脚, 并进而削弱它, 因此正规信贷并不是一个人拥有的基本权利。Christen(2001) 认为, 拉丁美洲的商业化已经导致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和明显增加的贷款余额, 这表明MFIs可以把目标扩大到更贫穷的客户。Paxton(2003) 则通过使用贫穷覆盖面指数说明, 能够自立自足的MFIs可能会拥有更多贫困客户的还款承诺。Olivares-Polanco(2005) 采集了28家拉丁美洲MFIs数据进行分析, 最后发现法律体制结构对贷款规模并没有影响, 不过同时他也发现, 金融效率越高, 覆盖深度越低。

在2007年以前, 大部分关于MFIs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之间可能存在替代关系的学术文献主要局限在理论体系上的讨论。而之后部分学者开始通过实证分析进行探讨, Cull et al.(2007) 对1999-2002年间49个国家124家MFIs的数据进行综合研究发现, 规模大的贷款与较低的平均成本是有关系的, 并且贷款类型是财务上自给自足和潜在覆盖面权衡的主要决定因素,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表现越好的MFIs, 其在覆盖面方面就会更差。Hermes et al.(2011) 使用1997-2007年间435家MFIs的样本数据分析了MFIs成本效益(测量可持续性的一种指标)和用人均贷款额及女性借款人比例测量的覆盖深度之间的关系, 认为覆盖面和金融效率呈负相关关系, 更具体地说, 具有较低人均贷款额的MFIs效率也较低, 此外, 女性借款人比例越高的MFIs效率也越低。另外他们还指出, 金融效率只能通过覆盖面的缩小而得到提高。

与以上研究结果相比, Gutiérrez-Nieto et al.(2009) , Mersland and Strøm(2010) , Quayes(2012) and Louis et al.(2013) 拥有不同的观点。Gutiérrez-Nieto et al.(2009) 通过研究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绩效与其他指标如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绩效、机构类型如NGOs及业务区域重要性的关系表明覆盖面广的MFIs也具有良好的财务绩效。Mersland and Strøm(2010) 采用1998-2008年间74个国家379家MFIs的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分析, 认为总体上来说整个行业的平均贷款规模没有扩大, 同时也并没有转为更多个人贷款或提高城市借款人比例的趋势。其回归分析显示, 平均利润和平均成本的增加与平均贷款的增加有关, 因此更应该关注MFIs的成本效益。Quayes(2012) 从83个国家702家MFIs经营数据的研究中找到了财务可持续性和覆盖深度之间积极互补关系的实证证据。其发现, 对于高披露(即能为被审计财务报表提供更加准确信息)的MFIs而言, MFIs的覆盖深度和财务自给自足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覆盖深度的增加将会引起财务可持续可能性的增加, 而对低披露(即不能为被审计财务报表提供准确信息)的MFIs却没有影响。Louis et al.(2013) 则对650家MFIs满足多种数据质量要求的样本数据进行了评估, 并使用自组织映射(SOM)以图形绘出MFIs之间不同考察指标的异质性, 其结果显示, 财务绩效和覆盖深度之间存在关联, 但是两个维度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 相反是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 微型金融形式的目标差异主要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性质上的, 福利主义微型金融也注重机构的可持续性, 而制度主义微型金融也关心扩大面向贫困人口的服务。因此国际微型金融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是将制度主义和福利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 以福利主义为宗旨, 以制度主义为手段, 追求既为贫困人口提供有效金融服务又实现机构自负盈亏和可持续发展的双赢目标。

四、 微型金融资金配置绩效影响因素

国际MFIs发展迅速, 不管是在公益性即缓解地区贫困、增加收入、促进教育、增就业、保医疗和扶持女性发展, 还是在商业性即保持自身可持续性发展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从MFIs发展的实践经验中, 学者们也研究发现了存在着大量影响微型金融资金配置绩效的影响因素, 不得不引起其重视。这些因素分为内部因素(如利率水平、融资渠道、女性领导人比例、机构组织形式等)和外部因素(如MFIs间竞争程度、信息不对称、行业发展环境和相关法律制度等)。

(一) 内部因素 1. 利率水平

贷款利息率的提高成为微型金融在世界范围内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人认为由于微型金融主要服务目标都是贫困人群, 而这些贫困人群往往受经济条件制约无法承担高成本, 所以保持低贷款利息率是非常重要的。然而Morduch(1999) , Rosenberg et al.(2009) and Campion et al.(2010) 研究认为, 大多数MFIs会产生较高的营业费用特别是管理小额贷款的成本。因此, 收取适当高的利息是必要的, 这样才能确保MFIs在无补贴的情况下持续提高其产品的质量和增加其产品的多样性。Cull et al.(2009) 也研究表明, 虽然贫困个人或家庭对高利率十分敏感, 但并一定就需要很低的贷款利息率, 适当提高利息率可以使MFIs通过营业收入和收费抵冲大部分成本。Roberts(2013) 则认为MFIs依赖于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贷款前审核和贷款发放, 这必然增加了机构的运营成本,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MFIs的高贷款利息率也是必要的, 部分MFIs机构倾向于提高利息率, 但这并不属于转化为更高的盈利能力。利率作为一个重要的配给机制, 可以影响MFIs资金配置的效率。

2. 融资渠道

对于MFIs来说, 存款、债务和权益仍然是外部资金的三个主要来源(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CGAP), 2010; Hoque et al., 2011)。融资渠道的缺乏使得MFIs发展规模受到限制, 一旦捐赠者资金出现变动或者借款者由于各种原因推迟偿还甚至不偿还贷款, 就会严重影响MFIs正常运行, 进而影响其资金配置绩效。Callaghan et al.(2007) 则研究表明, 微型金融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融资, 同时他们指出MFIs有四种融资渠道。第一种是捐赠资金, 在微型金融行业发展的初期, 捐助者的捐赠资金是其核心资金来源; 第二种是存款, 由于公共储蓄存款不仅金额充足而且相比外部借款而言成本较低, 因此也就成为了较具成本效益的筹资方式。但受监管影响, MFIs要吸收存款就必须发展成为银行或金融机构合并为营利性公司; 第三种是本地债权人和投资者, 当地融资的显著优点是它既减少了MFIs所需应对的外汇风险又鼓励了MFIs采用商业方法以实现财务可持续; 第四种是国际投资者和银行, 民营资本积极追求市场回报率的现状引起了大量商业资金的供给,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MFIs初期对捐赠资金的依赖性。Hoque et al.(2011) 也在文中对MFIs融资渠道的改变进行了两种解释, 一是认为来自MFIs内外部的压力减少了其对补贴和捐赠资金的依赖, 急需另外通过商业化继续融资; 二是认为MFIs融资渠道的改变顺应了MFIs发展的生命周期理论。

3. 女性领导人比例

由于女性借款人在MFIs客户中占据大比例, 所以贷款给女性借款人也被认为是微型金融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Mersland and Strøm(2009) 研究表明, 女性领导人能够更好地利用当地的资源, 如女性资讯网, 并且女性领导者设计的产品和程序能够更好地满足女性用户的需求。Armendáriz and Morduch(2010) 认为, 女性的目标定位和微型金融财务上的可持续性是完全兼容的, 女性在微型金融的目标常由于其在借款人中拥有高的还款率而被定位为高效率。 D'Espallier et al.(2011) 也研究证实, 以女性为主要服务目标的MFIs将会在交易双方和客户方面都产生更高的还款率。另外, Strøm et al.(2014) 通过对全球73个国家329家MFIs在1998-2008年间女性领导力、企业绩效和公司治理之间关系的探讨, 发现女性领导人对微型金融财务绩效起着积极的提高作用。

4. 机构组织类型

尽管微型金融在扶贫领域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地位(Banerjee and Duflo, 2011), 但许多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仍然质疑其对穷人社会和经济状况以及MFIs机构长期可持续性的影响(Morduch, 1999; Hermes and Lensink, 2007、2011) 。Gutiérrez-Nieto et al.(2009) 发现虽然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之间存在较弱的积极关系, 但NGOs比其他MFIs具有更高的社会绩效。Périlleux et al.(2012) 研究认为, 非政府组织(NGOs)的行为与合作社相比, 在自筹经费保持自负盈亏方面更像持股公司, 进而能够推动目标的实现。Barry and Tacneng(2014) 则进一步根据实证研究, 得出以下两个结论:一是NGOs在社会和财务上的表现比其他组织形式的MFIs更好, 这意味着它们可能是实现微型金融减少贫困目标的最佳渠道; 二是NGOs能够获得来自为中小企业和贫困人群提供小额信贷服务的最大好处, 机构组织形式的质量问题关系着股份制MFIs在激励措施等行为的改变, 比如银行和合作社在扩展客户覆盖面上的决定。

(二) 外部因素 1. MFIs间竞争程度

接受MFIs所提供金融服务的贫困人群和低收入家庭数量增长较快, 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以商业化为导向非政府组织MFIs由于被微型金融模式所吸引进入市场。但是, MFIs数量的强劲增长也导致了客户和市场的激烈竞争,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微型金融供应商的贷款量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出现了饱和状态, 因此, MFIs资金配置绩效受到了其日益激烈竞争的影响。但是相关学者在研究该影响的结果上出现了分歧, 一方面有学者指出, 竞争的环境有助于降低产品生产成本、服务价格和扩大覆盖面, 此外, 它也可能鼓励新产品和高效技术创新以吸引更多的客户(Navajas et al., 2003; Motta, 2004)。在另一方面,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 MFIs之间的激烈竞争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 例如可能导致MFIs选择借款人标准的降低及机构与客户关系的弱化, 使还款率下降, 进而产生债务和还款问题(Vogelgesang, 2003; McIntosh and Wydick, 2005)。Assefa et al.(2013) 运用1995-2009年间73个国家362家MFIs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MFIs之间的竞争越激烈, 客户覆盖面越窄, 同时还款水平也越低。

2. 信息不对称

Armendáriz and Morduch(2010) 认为, 一般情况下, MFIs希望可以对高风险的客户收取高于低风险客户的利息, 但由于MFIs通常无法正确对借款客户进行风险判断, 即不能够轻易地确定哪一个客户可能拥有更高风险, 所以为了补偿增加的违约概率, 只有普遍提高平均利率水平, 而这样做往往就把低风险客户挤出了信贷市场, 即产生了逆向选择问题。而当MFIs不能确保客户在获得贷款后会付出更多努力以使他们的投资项目成功时, 则可能增加道德风险。在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情况下, 提高利率可能会使贷款激励问题恶化, 但反过来又将减少那些为贫困社区提供服务的MFIs利润, 因而制约了MFIs试图进一步扩大服务的力度, 毫无疑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微型金融资金配置绩效。

3. 行业发展环境和相关法律制度

在行业发展环境和相关法律制度方面, Harstarska and Nadolnyak(2007) 提出, 尽管随着时间增长, 其对MFIs资金配置绩效的影响会变小, 但是成长时间长或者资金规模大的MFIs无论是在业务拓展还是盈利能力方面都有更好的绩效表现。由于较多MFIs都转变成了商业机构, 而非政府组织的MFIs具有更广的覆盖面, 所以有一种机构分类方法则是以MFIs的法律地位作为划分标准。在微型金融行业中, 非政府组织仍然拥有大多数客户, 它们的法律地位并不限制其覆盖面。Cull et al.(2009) , Chahine and Tannir(2010) 研究证实, 属于MFIs中的银行拥有最高的平均贷款规模。

Vanroose and D' Espallier(2013) 还探讨了行业发展环境的宏观经济因素, 即通货膨胀率、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外商直接投资(FDI)。首先, 在覆盖面和盈利能力方面, 通过对相关变量做回归分析指出通货膨胀和MFIs的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其结果表明, 未受到严重高通胀国家的MFIs会产生更好的绩效。更准确地说, 在遭受严重通货膨胀的国家, 银行灵活性趋于降低, 通货膨胀对总借款人的数量以及对盈利能力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其次,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对MFIs绩效会产生积极影响。不断发展的经济将提高MFIs的绩效, 它可以帮助MFIs更容易地收回成本并刺激对小额贷款的需求。最后, 外国直接投资(FDI)与MFIs覆盖面和盈利能力有关。这意味着, 有更多开放的国家已经在拓展其微金融市场。总而言之, 未来金融业即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与否将对微型金融资金配置绩效问题产生较大影响。

五、 微型金融资金配置有效途径选择

不管是福利主义者还是制度主义者, 虽然在强调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重要性的次序上有所争论, 但毫无疑问的是, 他们都主张提高微型金融资金配置绩效, 充分发挥其功能, MFIs的绩效管理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许多学者就选择怎样的途径去有效提高微型金融资金配置即如何既实现MFIs“社会扶贫”目标又达到其可持续发展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度讨论, 从而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建议。

首先, Hartarska(2005) and Bassem(2009) 研究表明, 合适的公司治理机制对MFIs资金配置绩效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显性和隐性的激励计划, 如薪酬、津贴等对管理者的激励作用越来越弱化, 在首席执行官更难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 极需要拥有专业知识的员工来帮助其做出更好的决策, 因此强大的董事会往往对微型金融的资金配置绩效起积极作用。可以看出, 这时作为内部治理机制的董事会就显得很有效, 其独立性应该得到鼓励, 即董事会的独立性越强, MFIs的社会扶贫功能和可持续性能力也都越强。

其次, Kyereboah-Coleman(2007) 建议应当推行适当的金融政策使MFIs能够获得长期债务, 拓展其融资渠道, 进而提高金融业务, 同时MFIs也可以通过上市争取获得股权资本运作的机会。此外, 由于该行业信息不对称, MFIs在过度被揭露的情况下, 其可持续发展往往受到阻碍, 因此政府和捐助机构应考虑到这点并为MFIs制订一个独特的融资方案。其研究结果显示, MFIs在融资方面使用债务多于权益, 融资渠道的拓展能够扩大MFIs规模, 使其在资金配置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能力, 进而提高配置效率。

再次, Gajjala et al.(2011) 研究了一个在线的网络借贷网站——Kiva.org, 其利用互联网进行小额信贷服务, 该模式与传统模式相比显示出了明显优势。因此他们认为, 作为一个动态发展领域, 微型金融最初是在线下开展业务, 然而随着移动通讯设备和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 现代微型金融可以选择充分利用这些创新的交易方式, 在不忽略风险控制的情况下既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扩大覆盖面, 又可以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最后, Assefa et al.(2013) 从竞争力的角度进行了研究, 其通过对1995-2008年间73个国家的362家MFIs面板数据做实证分析, 得出结论:MFIs在该期间服务客户数量的迅速增加也引起了微型金融提供者之间日趋激烈的竞争, 在其可能产生降低金融服务价格等正面影响的同时也可能导致MFIs对借款人选择标准的降低等负面影响。因此, 要确保使行业竞争加剧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MFIs必须采取可行的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改进监管措施、降低MFIs贷款标准风险、提高市场占有率等, 它们可能会刺激推进MFIs之间信息共享举措的实施, 这也有助于降低拖欠率。

六、 评析与展望

基于以上综述, 我们可以发现要实现微型金融资金的有效配置, 首先不能脱离其“社会扶贫”的目标, 其次更不能缺少保持可持续发展这个必要条件。如果以微型金融资金配置绩效研究的以上进展为参考来检讨中国目前微型金融发展状况, 并运用这些进展来思考中国下一步的金融改革和微型金融发展, 本文认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 中国要有效的促进微型金融发展并以此推动中国金融改革和经济长期持续发展, 就必须不断拓展MFIs融资渠道, 推进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破除现有政策法律方面的体制机制隐形障碍, 进一步优化其发展的外部环境;二是, 中国在研究微型金融资金配置绩效时不能仅仅以社会绩效或财务绩效为评价标准, 而是需要双管齐下, 并同时结合短期和长期效果综合考虑;三是, 微型金融是一个动态发展的领域, 中国要发展微型金融, 从而实现普惠金融, 必须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创新。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如大数据、云计算等的逐渐成熟, 其高效和便利的特征满足了微型金融快速便捷和降低成本的需求, 如果两者能够成功结合, 则可能会加强MFIs的市场地位, 使其经营之路更加宽广, 同时也可能会极大地促进金融服务模式内容和工具的创新, 这也为破解普惠金融服务的难题提供了较大的机遇。

虽然学术界对微型金融绩效的评估仍然存在一些争议, 但这并不影响其双重目标的实现。在微型金融逐渐商业化的背景下, 未来微型金融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方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由于往往缺少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贷款技术, 微型金融机构在运营过程中会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和财务成本, 如何保证微型金融机构正常运营, 实现微型金融规模经济, 建立微型金融发展的长效机制成了研究微型金融可持续发展不得不寻求的答案; 二是, 微型金融融资渠道的局限性严重影响了其在竞争环境中的表现力, 如何形成融资规模的多元化和国际化, 增加资本实力, 使其在合理竞争中顺利完成商业化转型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三是, 完善的微型金融体系有利于实现普惠金融理念, 所以未来的研究有必要探讨微型金融创新与传统金融之间如何互容互补, 在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高质量金融服务的同时加强微型金融在全球普惠金融建设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