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很多社会经济因素对于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及增强其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有些理论强调劳动条件和人力资本(Barro and Sala-i-Martin, 2004) 的重要性，也有一些聚焦在资本条件如外国直接投资的有效性(Balasubramanyam et al., 1996; Borensztein, et al., 1998; Hermes and Lensink, 2003)，有一些也指出其他市场因素如原材料或消费者的进入渠道的重要性。当然，政府政策也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一些研究提到，政府除了投资于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竞争性的税收政策，运行严明的财政纪律，创造健康的金融条件，都有力地吸引投资，而投资又反过来推动经济增长(Cooray, 2009; Easterly and Rebelo, 1993; Helms, 1985)。同时，政府官僚体制的高效效运行对经济增长都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Evans and Rauch, 1999)。

除了具体的公共政策和影响条件，研究政治经济的学者和倡导政府改革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都提出，善治给市场经济提供必要的组织环境，使市场经济得以有效、良好运行(Chong and Calderen, 2000; Kaufmann, etal., 1999, 2004, 2005)。这些治理因素包括法治、保障人权、政府透明、社会平等。这些因素常常相互促进各自的发展。举例来说，提高政府的透明度有助于政府廉洁和加强财政纪律，这些对经济增长都有重要作用。(Kopits and Craig, 1998) 政府运行过程和结果的透明，也是公众监督的基础，而反过来它又能够制止诈骗和权力的滥用，提高政府机构的效能，并为有效的决策制定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Rosenbloom, 2007)。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也需要健全的法律法规、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对腐败的有效控制以及法律效力适用的公平。最终，人力资本的发展、对人才和企业家的的有效吸引，也需要我们去保护基本人权，给所有人提供公平竞争和彰显才能的机会。在如今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如果这些因素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高学历、创新型阶层和企业家就会逐渐流失，这个国家或地方的政府就很容易丧失其竞争力。

二、 理论假设

考虑到上述文献的研究结果，本文主要探讨政府透明度等善治因素对当今中国的地方经济发展有无显著影响。在过去的40多年，中国的经济经历了剧烈的转型期。许多地方政府相互竞争，积极引进外资，追求出口导向型增长。近年来，随着高学历的中产阶级和地方企业家越来越多，很多地方政府也在人民生活质量和促进政府透明、政策公平、执法公正、廉洁方面展开竞争，给创新性人才提供更有吸引力的环境，并引导其在所居住的城市或者县域进行投资。

在竞争的经济环境下，治理因素越来越成为当前中国发展关心的议题。阿伦等人(Allen, et al., 2005) 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公开透明、公正廉洁等政府治理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商业领袖往往要求更加透明的公共政策过程，特别是税收、财政和经济发展规划等领域的政策。如果一个地区不能清晰的公开当地的政策信息、方向和办事流程，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封闭作业，政府机构甚至以售卖公共信息寻租牟利，投资者往往会敬而远之。或者，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商人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内幕”信息，因此获得市场机会并牟取暴利，践踏市场公平原则，衍生财富分配严重不公，进而催生各种社会怨恨情绪乃至不稳定问题，从而伤害长远的经济繁荣。

因此，我们假设：政务公开、政府廉洁、政策公平、执法公正等治理因素与地方经济发展正相关。

三、 变量、数据与方法 (一) 变量

1. 因变量：2011年广东省各县的GDP水平。

2. 自变量：治理因素。

治理因素变量操作化为以下四个具体指标：一是居民对4项治理因素的满意度，包括政府透明度、政府廉洁性、政策公平性和执法公正性的满意度。考虑到治理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本文分别使用2009和2010年的数据。二是政府网上信息公开。测量指标是2010年度行政首长简历信息网上公开和政府预决算信息网上公开。三是人大网上信息公开。测量指标是2010年度人大网站、政府人事任免信息网上公开、政府预决算信息网上公开。四是政府的回应性。测量指标是2010年度政府网上投诉栏目设立、网上投诉回复率。

3.控制变量

考虑到工业水平、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选取工农业产值比(2010年)、大学或以上学历人口比例和65岁或以上人口比例(2010年) 作为控制变量。

(二) 数据

本文以广东省121县(市、区) 为研究对象，需要收集各县GDP、工农业产值比、人口变量(学历与年龄)、政务信息公开和居民满意度数据，分别采用不同的数据收集方法。首先，GDP和工农业产值比源自2012年的《广东统计年鉴》。其次，人口变量中的学历(大学或以上学历人口的比例) 和年龄(主要是65岁或以上人口比例) 的数据来自广东省各地2010年人口普查公报。再次，政务公开和政府回应性数据。通过浏览广东省121个县(市、区) 人大和政府的公众门户网站，收集领导人简历、人事任免、财政预决算和等重要信息公开情况以及投诉栏目设置及回复情况，获得该数据的信息。最后，居民满意度数据。该数据来源于郑方辉教授主持的“广东省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课题组”对广东省成年常住人口所实施的年度(2007年至今) 抽样问卷调查，收集居民的基本情况和满意度的数据。具体抽样方法是多阶段分层抽样与偶遇拦截访问相结合。调查地域覆盖广东全省所有县(市、区)。调查问卷由以下内容组成：①被调查者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户籍、文化程度、收入6项内容。②公众对政府产出的满意度，包括收入、工作、治安、环保、医疗等问题。③公众对政府过程的满意度，包括政务公开、政策公平、执法公正等问题。按满意程度分为10个级别，分值越高表示越满意，“1”表示最不满意，“10”表示最满意。由于难以获得反映治理因素的客观信息，本文采用这些主观数据进行测量。正如长期从事治理测量的专家所指出的，由于缺少目标和可靠的信息，基于感知的测量在特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显得极为重要。(Kaufmann, et al., 2004) 由于这些治理因素关系密切，因此我们用主成分分析法来进行集聚，然后分为几个独立的要素小组。表 1的结果显示，广东省的居民对治理因素的评价总体上可以被归为三大类：总体治理的看法(Prin 1)，对政务公开的看法(Prin 2), 以及对政策公平的看法(Prin 3)。这些主要的构成部分在下文的回归分析中会被使用到。

(三) 方法

本文使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来分析治理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log \left( {GD{P_t}} \right) = {\alpha _0} + \sum {{\beta _j}} {G_j} + {\alpha _1} \times IN{D_{2010}} + {\alpha _3}AGE{65_{2010}} + \sum {{\delta _k} - {T_k}} $

其中，GDP_t 是指年份t的地区DGP，G_j是指治理因素j，IND₂₀₁₀ 是指年份t的县域工农业产值比，UNIV₂₀₁₀ 是指2010年大学学历人口比例，AGE65₂₀₁₀ 是指2010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T_k 是指年份k的固定影响。

三、 分析结果 (一) 变量的描述统计说明

首先是因变量的说明。广东省有103个县(市、区) 公布了2011年GDP，均值为399.11亿元。其次是自变量的说明。一是居民对治理因素的满意度。总体上，广东居民对不同的治理因素的满意度大约是50%。详见表 2。

二是政府网上信息公开情况。2010年的政府网上信息公开结果是，在广东省的121个县(市、区) 里，39个县(市、区) 公布了关于行政首长的履历信息；69个县(市、区) 发布了政府预决算的信息；其中，只有27个县(市、区) 在这两个方面都有做到。三是人大网上信息公开情况。2010年，广东省的121个县(市、区) 中有57个拥有了独立的公众网站，只有18个网站对政府预决算信息进行公开；有31个网站公布人事变动信息。三是政府回应性。我们使用政府网站上是否有居民的投诉或者互动反馈的栏目，以及政府是否对居民投诉或者网上申请进行回应并公开这些回应，来测量政府回应性。2010年，在121个县(市、区) 中，70个的政府网站上有居民网上投诉栏目，59个对居民的回应率达到100%。最后是控制变量。2010年，广东各县的工农业产值比均值是10.1，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均值为6.75%，大学或以上学历人口比例均值为7.01%。

(二) 回归过程与结果

本文使用SAS进行回归分析。具体过程是，先把控制变量和2010年的治理因素满意度代入回归模型，得到前一年的治理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模型1)；然后把控制变量和2009年的治理因素满意度代入回归模型，得到前两年的治理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模型2)；最后是把控制变量、2010年的治理因素满意度、政府网上信息公开、人大网上信息公开和政府回应性代入回归模型，得到前一年的治理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模型3)。回归结果见表 3。

模型分析发现，在各项治理因素中，政府透明度(政府网上信息公开、居民对政务公开的满意度) 与经济发展显著正相关(分别在1%和5%的水平显著)，而政策公平性、执法公正性等治理因素没有通过检验。这一关系贯穿表中3个模型。本文假设部分成立。本文的研究结果凸显了政府透明度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透明度能带来直接的经济贡献。通过使用模型3的回归结果，我们计算了不同变量对GDP水平的实质性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居民对政务公开的满意度每提高一个标准差，GDP就会增加1.1亿；而政府网上信息透明度的每增加一个特征，GDP就有1.27亿的上涨；大学或以上学历人口比例每提高1个标准差，GDP就增加1.389亿元；65岁或以上人口比例每下降一个标准差，GDP就会增加1.472亿元；1.389；工农业产值比每增加1个标准差，GDP就效应相应增加1.205亿元。这些结果和很多经济学家以及决策者们倾向于关注的结论相似，即人力资本和工业化因素影响巨大。

因此，政府的透明度能带来直接经济红利。政务透明，可以减少投资者、公众和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升政府的可问责性，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投资与消费信心，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从而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对善治也有更多的需求，如法治、政府廉洁、更公平的发展环境，以及对滥用权利和欺诈更严格的审查等。从经济竞争角度来看，地方政府也需要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使投资者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在其政治环境里更有安全感，并感受到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更公平地施展才能。因此，经济增长和治理因素，特别是政府透明度和市场监管的有效性，是紧密相连的，并必须同时发展。当今，中国的地方主官应该更专注于治理因素的改善，推进在财务透明、决策过程开放、行政权约束、打击腐败和欺诈、垄断等领域的深入改革。

四、 结论与讨论

本文使用广东省的数据对治理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分析。研究证实，政府透明度是治理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但两者的因果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探索。正如有关透明度的国际研究(Wehner, 2007) 显示，具有较高GDP的中国地方政府会选择更大的透明度，因为这些政府更有能力分析预算信息、制止欺诈和权力滥用，使部门更能公开面向公众负责。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试图通过使用公众对政府透明度、政策公平性和执法公正性等治理因素的看法在不同的时间中的滞后变量，来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即使关于透明度与促进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仍属不确定，但透明度和经济发展很可能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发展可能会引发公众和投资者的透明需求，也会使政府组织趋向更高的透明度，这又反过来为商业发展和人力资本创造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环境，从而推动更多的经济增长。虽然确定这些因素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很困难，然而这两者看上去的确密不可分，应该被视为推动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