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各大湖泊和重要水域的水体污染，特别是水体的氮、磷富营养化问题凸现 (张维理，2004)。2007年夏季大面积爆发的太湖蓝藻事件甚至已经影响到社会稳定，关乎民生问题，引起全社会的极大关注。为此，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每年都投入巨资，2008年，包括水污染治理的环境整治投资达4490.3亿元，比2000年增长3.4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49%(国家统计局，2009)。2009年，国家开始启动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 (简称水专项)，该项目投资总预算超过300亿元人民币，是中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投资最大的水污染治理科技项目。虽然治理水体污染的救赎行动一直在进行，但效果甚微。国家环保部于2014年6月公布的《201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长江、黄河等十大流域的国控断面中水质最差的劣Ⅴ类断面达到9.0%，湖泊 (水库) 中富营养化的比例为27.8%，水质与上年相比并无明显变化。水质下降造成的水质性缺水加剧了中国本已严峻的水资源紧缺形势。根据世界银行2009年的一份报告，中国每年约有250亿立方米的水因受污染而不能使用，这成为用水需求得不到满足和地下水耗竭的部分原因 (Xie，2009)。
水污染按其来源可分为点源和非点源 (或称作面源) 两大类。点源污染主要来自工业和生活污水的集中排放，非点源污染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的来源比较广泛，如水土流失、农业化学品过量施用、地表径流、禽畜养殖和农业与农村废弃物排放等。非点源污染是个全球普遍存在的严重的环境问题。根据美国2000年的《全国水质现状》(National Water Quality Inventory) 数据，农业生产是美国非点源污染的最大贡献者，也是造成全美河流湖泊水质损害的最主要来源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2000)。而墨西哥湾农业非点源污染氮负荷的输入比例已经超过90%(Diaz et al., 1999)。我国2010年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农业非点源污染排放对水环境影响较大，其化学需氧量占排放总量的43.7%，总氮、总磷分别占排放总量的57.2%和67.4%。数据表明，农业非点源污染已经成为我国水体污染的重要来源。
对于点源污染的治理来说，由于污染源的可追溯性，因此通常采用命令-控制、庇古税等传统的政策工具进行管控。而对非点源污染来说，由于污染物复杂的迁移过程，自然因素的随机干扰这里的迁移过程体现在地表径流、土壤入渗等，自然因素的随机干扰包括降雨、地形和土壤类型等。，以及技术或财力制约下委托人 (规制者) 对代理人 (污染者) 污染排放和污染削减行为的不可观察性，因此选择何种政策以应对一直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Shortle and Dunn, 1986；Segerson，1988；Braden and Segerson, 1993；Tomasi et al., 1994；Shortle and Abler, 1997)。污染物排放的随机性、扩散性、不可追溯性和地点-特征 (site-specific) 特性，使得规制者往往只能观察到一定水域的总体污染程度而无从推断个体贡献，由此导致传统的用于控制点源污染的基于个人排放水平的政策工具在控制非点源污染方面失效 (Griffin and Bromley, 1982；Segerson，1988；Shortle and Dunn, 1986)。而生产投入、污染者的个体特征等作为个人排放水平的替代观测指标往往也较难估计，即便可行，不可靠的估计值也很难被实际的政策设计所接受 (Shortle et al., 1998；Shortle and Horan, 2001)。
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学家开始探寻理论上更加可行的政策机制作为对传统工具的替代。例如，引入基于周围环境污染物水平 (ambient pollutant levels) 的集体激励工具 (group incentive instruments) 包括环境税 (ambient tax)、环境补贴 (ambient subsidy)、集体罚款 (collective fines)、自愿-威胁 (voluntary-threat approaches) 和非正式机制 (informal mechanism，如污染者之间相互惩罚 (peer punishment)) 等。，以解决非点源污染中普遍存在的集体道德风险问题 (Segerson，1988；Xepapadeas, 1991, 1992, 1994；Cabe and Herriges, 1992；Herriges et al., 1994；Hansen，1998；Horan et al., 1998, 2002；Shortle and Horan, 2001；Karp，2005；Segerson and Wu, 2006；Suter et al., 2010；Cason and Gangadharan, 2013)。引入拍卖机制揭示农户响应环境友好技术 (典型的如最佳管理实践，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BMPs) 的私人机会成本 (Talor et al., 2004；Cason et al., 2003；Cason and Gangadharan, 2004，2005)，以解决政府和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然而，这些理论上可行的工具推广到复杂的现实世界是否可行，其政策效率和稳健性如何？在缺乏自然发生的数据的情况下，可以借助实验经济学 (experimental economics) 研究方法对潜在可行的政策设计进行检验 (Suter and Vossler, 2013)，这是确定哪些政策可能在现实中有效推行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Suter et al., 2010)。因此，作为社会科学一个主要的获取知识来源的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 (Falk and Heckman, 2009) 近年来逐渐被引入到非点源污染控制的政策设计和评估上来。
值得说明的是，Spraggon (2002)开创了非点源污染控制政策实验研究的先河，自此涌现出一批该领域的学者，如Cason，Suter，Poe和Vossler等，他们多采用实验室实验 (lab experiment) 的方法进行研究。相比之下，中国对非点源污染控制的政策研究非常缺乏，相关的实验研究成果还未见正式发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早在2004年就指出，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解决农业非点源污染问题的关键既不在于缺乏了解非点源污染的相关知识，也不缺少污染控制的技术，问题的关键在于缺少政策框架和配套制度 (农业面源污染课题组，2004)。中国农业非点源污染的严重程度以及污染控制政策的长期缺位为政策的实验检验提供了广阔平台。通过梳理文献我们发现，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各种集体激励工具的实验检验①，这占据了较大比重，二是对拍卖机制的实验评估。由于前者主要依赖于集体表现 (group performance)②(Segerson，1988；Xepapadeas，1991；Horan et al., 1998)，后者主要对个人进行激励，因此我们将上述两类研究分别称为基于集体表现的非点源污染控制政策的实验研究和基于个人表现的非点源污染控制政策的实验研究，这在接下来的第二和第三部分中将进行详细梳理。第四部分则归纳研究结论并结合中国农业非点源污染的实际情况提出中国开展此类研究的初步设想。
①这些集体激励工具 (group incentive instruments) 建立在周围环境污染物水平 (ambient pollutant levels) 的基础上，通常又被称为以周围环境为基础的工具 (ambient-based instruments)(Spraggon，2002)。
②即将污染排放者作为集体来考察 (the dischargers as a group，Xepapadeas，1991)。
二、 基于个人表现的实验研究进展：引入拍卖机制试图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一) 理论基础非点源污染控制与管理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信息不对称。现实中，受观测技术或财力的约束，以及自然因素的随机干扰，规制者几乎很难准确识别污染源和个体污染程度。作为污染源的农户和污染的规制者政府各自具有不同的私人信息，农户持有更多关于生产计划和污染削减成本方面的私人信息，政府则对农户因土地使用方式改变所产生的环境收益能够进行比较精确的估计，因此存在着双向的信息不对称 (dual information asymmetry)。此外，农户所提供的环境收益作为交易的商品，是一种不存在标准市场价值的非市场物品 (Baneth，1995)。因此有必要引入激励机制诱使农户揭示真实的成本信息，使政府识别那些具有更大环境收益且更低私人成本的土地利用方式。
拍卖作为一种市场机制，可以诱使农户“说真话”，有效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拍卖机制在自然资源保护领域具有十分广泛的运用。例如美国农业部将歧视性密封价格拍卖机制运用到土地休耕计划 (Conservation Reserve Program，CRP) 中以获取农户将土地从农业生产转变为其他用途的私人成本 (Latacz-Lohmann and Hamsvoort, 1997)。澳大利亚的灌木拍卖试点项目 (Bush Tender) 同样采用歧视性密封价格拍卖机制来获取农户为保护现有原生动植物所产生的管理成本 (Cason et al., 2003)。
对于单一物品的交易来说，存在四种基本的拍卖形式，分别是英式拍卖、荷式拍卖、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 (McAfee and McMillan, 1987)。那么，究竟哪种拍卖机制适用于非点源污染问题的控制与管理？Vickrey (1961)通过比较不同的拍卖流程所产生的激励差异，提出了著名的收入等价定理 (Revenue Equivalence Theorem，RET)，该定理被认为是拍卖理论的研究起点。具体来讲，收入等价定理是假定在竞拍者对称且风险中性、独立的私人估价、单一单位的物品需求、不存在交易费用以及最终的支付额只取决于报价额的前提下，所有不同形式的拍卖机制对于拍卖者来说都具有相同的期望收入。
这里将结合Latacz-Lohmann和Hamsvoort (1997)的理论成果对非点源污染控制的拍卖模型进行介绍。假定农户具有农业生产收益的私人信息，在传统耕作实践和为控制非点源污染而采取最佳管理实践 (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BMPs) 情形下农户的收益分别是π0和π1。通常来讲，0 < π1 < π0，π0-π1是农户响应最佳管理实践的机会成本。如果农户所提交的价格b竞价成功，那么农户获得的效用为U(π1+b)。如果竞价失败，则农户效用为保留效用U(π0)。假定农户的竞价需在可被政府接受的最高支付水平β以下，但农户对具体值并不了解。此外，由于现实中的农户通常被认为是风险规避的，因此这里将分别对风险中性和风险规避两种情况进行考察。
对于风险中性的农户来说，当参与竞价获得的期望效用超过保留效用时，农户将以价格b参与拍卖，用下式 (1) 来表示：
| $U\left( {{\pi }_{1}}+b \right)P\left( b\le \beta \right)+U\left( {{\pi }_{0}} \right)\left[ 1-P\left( b\le \beta \right) \right]>U\left( {{\pi }_{0}} \right)$ | (1) |
式 (1) 中的P为概率。假定每个竞价者都对β持有一个期望值，这可以用密度函数f(b) 和分布函数F(b) 来刻画。因此，农户竞价成功的概率可表示为：
| $P\left( b\le \beta \right)=\int\limits_{b}^{{\bar{\beta }}}{f\left( b \right)db=1-F\left( b \right)}$ | (2) |
式 (2) 中的β代表农户对β的估值上限。将 (2) 式代入 (1) 式可得下式 (3)：
| $U\left( {{\pi }_{1}}+b \right)\left[ 1-F\left( b \right) \right]+U\left( {{\pi }_{0}} \right){{F}_{b}}>U\left( {{\pi }_{0}} \right)$ | (3) |
对拍卖机制来说，更高的出价在增加净收益的同时会降低竞价成功的可能性，反之亦然。因此，农户面临着最优出价的决策难题，即需要最大化期望效用 ((3) 式左边) 与保留效用 ((3) 式右边) 的差值。
若假定农户是风险中性，则他的目标仅仅是最大化期望净收益，从而 (3) 式可表示为：
| $\left( {{\pi }_{1}}+b-{{\pi }_{0}} \right)\left[ 1-F\left( b \right) \right]>0$ | (4) |
从上式 (4) 可得到最优竞价brn*：
| $b_{rn}^{*}={{\pi }_{0}}-{{\pi }_{1}}+\frac{1-F\left( b \right)}{f\left( b \right)}$ | (5) |
为对brn*进行定量分析，必须对分布类型进行设定。为了便于分析，这里假定竞价者对于β的期望估值在[β, β]内呈均匀分布。事实上，这一模型设定与主流的拍卖模型存在偏差。在主流的拍卖模型中，竞拍策略由参与竞拍的人数内生给定。而在非点源污染控制的拍卖模型中，政府对农户所提议价格的最大可接受水平不仅由竞拍人数所确定，同时受到外部因素如政府的拍卖预算和政策目标等的影响。因此，这里假定β是外生确定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模拟不同拍卖条件对于拍卖行为的影响。均匀分布的密度函数和分布函数可表示如下：
| $\begin{align} & f\left( b \right)=\left\{ \begin{array}{*{35}{l}} 0 & \text{if}\ b<\underset{\raise0.3em\hbox{$\smash{\scriptscriptstyle-}$}}{\beta } \\ \frac{1}{\bar{\beta }-\underset{\raise0.3em\hbox{$\smash{\scriptscriptstyle-}$}}{\beta }} & \text{if}\ \underset{\raise0.3em\hbox{$\smash{\scriptscriptstyle-}$}}{\beta }\le b\le \bar{\beta } \\ 0 & \text{if}\ b>\bar{\beta } \\ \end{array} \right. \\ & F\left( b \right)=\left\{ \begin{array}{*{35}{l}} 0 & \text{if}\ b<\underset{\raise0.3em\hbox{$\smash{\scriptscriptstyle-}$}}{\beta } \\ \frac{b-\underset{\raise0.3em\hbox{$\smash{\scriptscriptstyle-}$}}{\beta }}{\bar{\beta }-\underset{\raise0.3em\hbox{$\smash{\scriptscriptstyle-}$}}{\beta }} & \text{if}\ \underset{\raise0.3em\hbox{$\smash{\scriptscriptstyle-}$}}{\beta }\le b\le \bar{\beta } \\ 0 & \text{if}\ b>\bar{\beta } \\ \end{array} \right. \\ \end{align}$ | (6) |
将式 (6) 代入式 (5) 可以得到下式 (7) 中风险中性的农户的最优出价决策：
| $\begin{align} & b_{rm}^{*}=\max \left\{ \frac{{{\pi }_{0}}-{{\pi }_{1}}+\bar{\beta }}{2},\underset{\raise0.3em\hbox{$\smash{\scriptscriptstyle-}$}}{\beta } \right\} \\ & \ \ \ \ \ \ \ \ \text{s}\text{.t}\text{.}\ b_{rm}^{*}>{{\pi }_{0}}-{{\pi }_{1}} \\ \end{align}$ | (7) |
而对于风险规避的农户来说，需确保农户采取最佳管理实践的支出在收入中是非随机的。由于效用本身并不是有形的，因此用下式的确定性等价值 (期望收入-风险保费RP) 来替代，这样式 (3) 可表示如下：
| $\left[ {{\pi }_{1}}+b-R{{P}_{1}}\left( b \right) \right]\left[ 1-F\left( b \right) \right]+\left( {{\pi }_{0}}-R{{P}_{0}} \right)F\left( b \right)>{{\pi }_{0}}-R{{P}_{0}}$ | (8) |
其中风险保费RP是收入的期望值和标准差的函数。重新整理上式 (8) 可得：
| $\left\{ \left[ {{\pi }_{1}}+b-R{{P}_{1}}\left( b \right) \right]\left[ 1-F\left( b \right) \right]-\left( {{\pi }_{0}}-R{{P}_{0}} \right) \right\}\left[ 1-F\left( B \right) \right]>0$ | (9) |
从式 (9) 可以得到风险规避农户的最优竞价：
| $\begin{align} & b_{ra}^{*}=\max \left\{ {{\pi }_{0}}-{{\pi }_{1}}-\left[ R{{P}_{0}}-R{{P}_{1}}\left( b \right) \right]+\underbrace{\left( 1-\frac{\partial R{{P}_{1}}\left( b \right)}{\partial b} \right)}_{factor<1}\cdot \underbrace{\frac{1-F\left( b \right)}{f\left( b \right)}}_{premium},\underset{\raise0.3em\hbox{$\smash{\scriptscriptstyle-}$}}{\beta } \righ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s}\text{.t}\text{.}\ C{{E}_{1}}\left( b_{ra}^{*} \right)>C{{E}_{0}} \\ \end{align}$ | (10) |
比较式 (5) 和式 (10) 可以发现，风险规避的农户要比风险中立的农户选择更低的报价。
(二) 实验研究尽管Latacz-Lohmann和Hamsvoort (1997)对拍卖机制用于解决环境问题的理论优势进行了深入剖析，然而将拍卖理论运用到复杂的非点源污染现实环境中却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由于很难通过社会调查的方式获取农户响应非点源污染控制拍卖计划的实地数据，使得规制者在进行拍卖机制的具体参数设置时面临诸多难题。所幸实验方法可以为制度与政策的设计和检验提供经验证据，从而为政策向现实的推行迈近了一步。
在Cason和Gangadharan (2005)的实验中，作为卖方的农户 (被试) 提供可以带来环境质量改善的项目，这些项目具有不同的成本和环境收益。每一个项目都代表着一种特定方式的土地利用改变。作为买方的规制者 (电脑) 其目标就是用一笔固定的货币预算从农户那里购买到尽可能多的环境收益。因此这是个采购拍卖 (Glebe，2008)。作者比较了两种形式的密封价格拍卖机制 (统一价格拍卖和歧视性价格拍卖) 的实验表现。在统一价格拍卖中，竞卖成功的项目所获得的每单位环境收益价格相同，都等于规制者所拒绝项目中的最低报价。而在歧视性价格拍卖中，竞卖成功的项目获得卖家实际提议的价格，然而卖家却面临着买家接受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并非来自价格本身，因为项目的成交价就是卖家实际提议的价格。不确定性来自项目能否竞卖成功。在歧视性价格拍卖下，农户有充足的激励提议一个高于项目成本的价格，因为不这样做的话就无法获取任何交易剩余，而相应的代价便是该项目竞卖成功的可能性下降。与之相反，在统一价格拍卖下所有竞卖成功的项目都获得了相等的、超出卖家实际报价的市场出清价格，因此卖家更有激励揭示项目的真实成本。提交一个更高的报价只会降低项目被成功卖出的可能性，却不会改变成交价。
Cason和Gangadharan (2005)共组织了30场实验，每场36轮。每场实验都有8名被试。在每轮实验中，每名被试 (卖方) 都持有3个具有不同成本和环境收益的项目①。卖方的私人信息是项目成本，而买方的私人信息是项目的环境收益。该实验未向卖方透露环境收益信息，以防卖方猜测到买方的购买意向——环境收益高的项目，从而有意提高报价，最终导致污染总削减的减少 (Cason et al., 2003)。同时，为增加实验的外部有效性，卖方对于他人的项目成本和环境收益的信息全然不知，他们仅仅被告知各人的项目成本和环境收益存在差异，而且会随着轮次而变化。此外，卖方也不知道买方的货币预算，他们仅仅被告知买方在每轮当中都有一笔固定预算，买方只会购买那些每单位环境收益价格低的项目。在每轮实验结束时，卖方可以获知自己卖掉了3个项目中的哪一个 (如果有卖掉的话) 以及相应的交价。
①需要注意的是，在每一轮实验中，尽管卖家可以对自己所持有的3个项目进行同时报价，但由于不同项目的环境收益存在交互，因此实验规定规制者从每个农户那里最多只能购买一个项目。环境收益存在交互的原因是，不同的项目有可能带来同一方面的环境改善，如减少养分负荷。而施加这一限制的另一原因是旨在调动农户参与拍卖的积极性，这一限制显然提高了每一卖方竞拍成功的可能。
Cason和Gangadharan (2005)的实验结果表明，尽管统一价格拍卖机制更有助于揭示卖家的真实成本信息，然而其整体市场表现却不如歧视价格拍卖机制出色。具体来说，统一价格拍卖下项目的成交价与成本之差控制在2%的范围内，而歧视性价格拍卖下成交价要比成本高出至少8%。尽管统一价格拍卖下卖家的报价接近真实成本，但由于实际成交价是第一个被拒绝卖家的报价，这高于竞卖成功的项目的实际报价，显然也高于项目成本，而且所有竞卖成功的项目都将按此价格获得支付。因此规制者购买到的项目数量可能减少，从而效率损失不可避免。相比之下，尽管歧视性价格拍卖下卖家的报价高于成本的做法也致使不能实现全部的政策效率，但由此造成的效率损失要低于统一价格拍卖的情形。
Cason等 (2003)则选取密封性歧视价格拍卖机制，考察了环境收益信息可能造成的影响①。实验中，作为卖方的农户同样要通过竞价从规制者那里获取一部分货币支持以补偿相应的污染削减成本。在一个实验局中，规制者会向农户揭示项目的环境收益信息，而在另一个实验局中，项目的环境收益信息对农户保密。尽管Cason和Gangadharan (2004)、Ferraro (2008)和Glebe (2013)一致认为信息披露有助于增加拍卖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从长期来看可以提高竞拍者的政策参与度和执行力。然而，Cason等 (2003)的实验表明，当规制者向农户揭示环境收益信息时，农户对环境高收益项目的报价与成本的偏离更大，导致更低的污染削减总量和更高的农户收益。因此，隐瞒环境收益信息对于提高政策效率更加有利。
①Cason和Gangadharan (2005)、Cason等 (2003)实验设计的相同点在于，项目成本和环境收益等参数都取自现实数据，而且被试在每轮中最多只能卖掉一个项目。不同的是，前者是对两种不同的拍卖机制进行比较研究，且买方不向卖方透露环境收益的信息，后者则主要考察了环境收益信息的揭示对拍卖结果的影响。前者每轮实验只进行一个回合的报价，后者每一轮都会进行多回合拍卖，这样在项目最终成交前被试可以不断修改报价。此外，前者不允许被试间有任何交流，后者则允许被试在轮次之间进行口头交流以验证拍卖机制在合谋情况下依然表现稳健。
尽管以上研究致力于解决非点源污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然而一些学者就拍卖机制本身提出质疑，认为它在引入外部激励诱使农户做出亲环境行为的同时，可能因此减少了农户自愿保护环境的行动。为此，Kits et al.(2014)在实验中着重关注了两点，一是拍卖是否挤出了自愿的环境友好行为，二是这种挤出效应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即是基于利他的个人动机还是基于社会规范和互惠的社会机制。为此作者进行了一个2×2的实验设计，即是否引入拍卖和是否存在社会互动。结果表明，拍卖机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挤出效应。而且，不论是否被提供社会互动的机会，被试在拍卖结束之后的9-12轮都要比未引入拍卖时的1-4轮支付更低的成本来响应最佳管理实践活动。这意味着，政策规制者在设计和实施拍卖项目时应充分考虑挤出效应的可能影响并将其降至最低。对于那些较少存在自愿的亲环境行为的社区来说，拍卖计划的实施可能会带来更大程度的环境质量改善。
三、 基于集体表现的实验研究进展：引入集体规制试图解决道德风险问题集体激励是建立在集体表现基础上的政策工具。用实验方法来研究基于表现的政策工具始于Nalbantian和Schotter (1997)，他们发现当政策目标被外生给定时，其对集体的激励效果较差。相比之下，建立在相对表现基础上的由集体成员所确定的内生性政策目标，对于激发集体产出效果更好。该部分基于集体激励的实验研究与Nalbantian和Schotter (1997)的早期发现有很大不同。该部分研究表明，诸如税收等外生性政策工具对于既定的环境目标达成具有良好的政策表现。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的这类实验研究中通常采用下述标准化的效率方法进行政策效率的比较。
| $E=\frac{W-{{W}^{LF}}}{{{W}^{OPT}}-{{W}^{LF}}}$ |
该方法建立在社会福利 (即集体报酬减去社会损害) 的基础上。这里的W表示实验中所达到的社会福利，WLF是缺乏政策监管时的预期社会福利水平，WOPT是理论推导、最大可达到的社会福利。因此，W-WLF表示实验条件下某种政策所带来的福利增加，WOPT-WLF表示理论可得的最大福利。
(一) 理论基础企业诱导工人选择最优的努力水平，政府诱导企业达到最优的污染排放量，或是各个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行动，居民对公共资源的消费等，这些都属于集体道德风险问题。这一普遍的社会问题的特征是，社会最优行为和个人最优行为之间存在差异，而且委托人很难观察到代理人的个人行为 (Spraggon，2002)。非点源污染控制过程中存在着普遍的集体道德风险，需要恰当的机制设计来诱使代理人做出社会最优的选择。
Holmström (1982)对道德风险的解释是，当代理人的行为不能被委托人直接观察到时，委托人诱使代理人提供合适数量的生产投入的难题。Segerson (1988)从Holmström (1982)对道德风险的分析 (非预算平衡的合作生产模型) 中得到启示，最早提出了基于集体表现的非点源污染控制模型。其基本思想就是，委托人 (规制者) 仅仅观察特定观测点的污染情况，当非点源污染削减量达到事先设定的标准时，集体中的每个代理人 (污染者) 都将获得委托人所提供的补贴；如果污染削减达不到标准，每个代理人都将被课以罚金或税收，金额等于治理超出标准外污染物的成本。而标准是由规制者制定的。由于每个污染者都要对集体排放而非个人排放负责 (List and Price, 2013)，因此该政策是预算不平衡的。
Segerson (1988)政策设计的初衷是，降低非点源污染控制的信息要求和监督成本，并消除污染者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该政策表示如下：
| $T\left( x \right)=\left\{ \begin{array}{*{35}{l}} k+{{t}_{i}}\left[ x-\bar{x} \right] & x>\bar{x} \\ {{s}_{i}}\left[ x-\bar{x} \right] & x\le \bar{x} \\ \end{array} \right.$ |
x表示集体污染水平，x是规制者所设定的政策目标。k代表固定数额的罚款，ti和si分别代表特定比例的税收和补贴。由此看出，基于集体表现的政策工具依赖于可以反映集体决策的集体污染水平k。参数k、ti和si的变化可以衍生出各种政策变体。Hansen (1998)，Horan (1998, 2002) 等在Segerson (1988)基础上发展出诸如税收 (k=0，si=0)，补贴 (ti=0，k=0) 和集体罚款 (ti=0，si=0) 等政策工具。需要注意的是，在税收/补贴 (k=0) 政策中，税率低于补贴率的预算不平衡状态会激发生产者过度削减污染，生产者甚至为了最大化集体报酬而达成合谋，使政策效率大大降低 (Holmström，1982)。相比之下，税收、集体罚款和随机罚款等政策可以防范合谋 (collusion-proof)，因为在这些政策下集体报酬的最大化与社会最优目标的达成是一致的 (List and Price, 2013)。
Segerson (1988)正式的、目标导向的集体激励工具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规制者能够以最低的监督成本或最少的信息搜集要求达到经济理想的结果。然而，经济理想结果的达成必须服从一系列严格的约束条件，如污染者是风险中性、同质且非合作的，小规模的污染群体，污染者对非点源污染相关的随机事件分布具有相同的治理决策等。Horan等 (1998)，Xepapadeas (1991)以及Cabe和Herriges (1992)等研究对Segerson (1988)经济理想的结果能否轻易达成提出了质疑。譬如，Xepapadeas (1991)认为Segerson (1988)非预算平衡政策的主要缺陷在于不能防范合谋行为，他进而提出了一种将补贴与罚款相结合的政策，并比较了两种罚款机制的效率①。尽管Xepapadeas (1991)的罚款机制实现了预算平衡的目标，然而Kritikos (1993)、Herriges等 (1994)受到Holmström (1982)和Rasmusen (1987)的启发，认为当污染者风险中性且面临相同的被罚款几率时，Xepapadeas (1991)所提出的预算平衡的随机罚款机制就不是激励相容的。相反，当污染者是充分的风险规避者时，Xepapadeas (1991)的随机罚款机制就可以发挥作用，从而实现纳什均衡。
①在集体罚款情形下，当规制者观测到集体污染排放超过设定的目标时，所有人都将被罚款。而在随机罚款机制下，某个人会被随机选中承担集体所有的罚款，即使他本人并未超标排放。
随后，Xepapadeas (1995)考察了将个人税收和集体税收相结合的机制，认为个人税收的单独执行需要很高的监督成本，当引入集体税收后可以迫使污染者揭示全部或部分的污染排放信息，从而降低政策执行成本。Shortle和Horan (2001)则对非点源污染的经济学特征、政策设计所面临的特有挑战以及既有的理论和实证成果进行详细梳理，并认为是时候开展基于集体表现政策的实验研究了。与此同时，Ozanne等 (2001)通过理论推导得出如果监督成本忽略不计或农户是高度的风险规避者，那么非点源污染的集体道德风险问题就可以消除。Horan等 (2002)则推出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结论，他对Segerson (1988)的基本假设适当放开，对污染者的选择和信息集进行更加一般化的假设，并考察了风险规避的污染者的情形。他认为，Segerson (1988)的政策工具在以下情形下失效，即污染者和规制者对于非点源污染过程具有不对称的信息和多样化的预期，以及存在风险规避的污染者。在这些情形下，政策设计对于污染者和规制者的信息要求都将变得极端，存在逆向选择的潜在可能，并容易带来更高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等。此时最优的税收设计就必须针对每一个特定的污染者进行，且需要引入额外的激励机制来配合基于集体表现的政策工具。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当污染损害D(x) 是污染水平x的线性函数时，在不包含罚款政策的情形下，规制者只需知道污染的边际损害就可以确定最优线性税收，即ti=D′(x*)，从而实现占优策略的单一纳什均衡。而在罚款政策存在时，由于个人排放的多种组合都可以达到政策目标，因此存在多重的纳什均衡 (List and Price, 2013)。与之对应，当污染损害D(x) 是污染水平x的非线性函数时，规制者只需要知道污染损害函数，就仍然可以确定最优税率或补贴率。正如Hansen (1998)所言，当T(x)=D(x) 时社会最优排放可作为纳什均衡得以实现。然而，在缺乏税收起征点时，由于每个生产者所面临的边际税率都会受到其他所有生产者决策的直接影响，因此纳什均衡就不是由占优策略所诱使的。并且税率的相互依赖性也为生产者之间达成合谋从而过度削减污染以实现个人报酬最大化的行为提供了激励。由此看出，这和Xepapadeas (1991)的观点是一致的。为减少这种合谋行为，Hansen (1998)对Segerson (1988)的政策设计做出改进，这样，污染损害的进一步削减就不会引起征税的减少。从而污染损害函数D(x) 非线性时信息有效的集体税收政策表示如下：
| $T\left( x \right)=\left\{ \begin{array}{*{35}{l}} D\left( x \right)-D\left( {\bar{x}} \right) & x>\bar{x} \\ 0 & x\le \bar{x} \\ \end{array} \right.$ |
值得说明的是，当征税门槛x远远低于社会最优污染排放x*时，无论污染损害函数D(x) 是线性还是非线性的，该政策都可以将社会最优作为占优策略的纳什均衡来实现，这源于个人排放决策和集体污染水平之间的随机关系。因为当生产者污染削减不足时，充分低的税收门槛槛x削弱了达到门槛的可能性。而当集体污染水平和个人排放是确定性的关系时，将税收门槛槛x设定为社会最优的排放水平x*从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社会最优排放的，不论生产者之间是否达成合谋。这对于集体罚款和随机罚款的政策情形也同样适用 (List and Price, 2013)。
(二) 实验研究相关学者对公共品 (public goods) 和公害品 (public bads) 两类不同框架的实验研究表明，被试在公害品框架下会更加频繁地选择占优策略 (Andreoni，1995；Park，2001；Sonnemans et al., 1998；Willinger and Ziegelmeyer, 1999)。非点源污染就被认为是公害品。该部分对基于Segerson (1988)理论模型的实验成果进行详细梳理。这些研究表明，在不允许集体成员相互交流的非合作情形下，对于税收/补贴和税收政策来说，集体排放与社会最优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而在补贴、罚款和税收/补贴+罚款政策下，集体排放要显著高于社会最优水平。税收/补贴和税收政策表现更好的原因是，它们都存在单一对称的纳什均衡，而其它政策存在多重均衡。Spraggon (2002)指出，在集体成员缺乏交流的情况下，多重均衡的后果便是代理人之间存在协调的难题。而在允许集体成员相互交流的合作情形下，对于那些包含补贴的政策 (组合) 来说，集体成员往往为了获得补贴而形成合谋，从而过度削减污染，导致政策效率的降低，相比之下，税收、罚款等政策的效率普遍较高。下表 1列出了主要文献的实验目的、实验类型、参数设置和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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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文献的基本信息 |
Spraggon (2002)最早开展了基于集体表现的非点源污染控制政策的实验研究，他对税收/补贴、税收、补贴和集体罚款四种外生性政策工具进行检验。Spraggon (2002)共组织了24场实验，每场6人一组参加，每场实验重复进行25轮。每轮实验都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对应着两种不同的政策工具。这样，4种政策工具共有12种配对结果。顺序效应和经验效应在实验中都得到了控制。值得说明的是，实验引入了现实中普遍存在的随机性，反映了气候、地形等自然条件对地表径流量和流速等造成影响，导致生产行为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物理不确定性关系，从而阻碍了规制者从对结果的观测直接推断实际发生的行为，由此个体污染消减与环境质量改善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确定，反之亦然。作者将其设定为随机误差ε~U[-40, 40]。Spraggon (2002)的实验结果表明，在税收/补贴和税收政策下集体排放都比较接近社会最优排放水平，税收/补贴政策的效率相对更高。随后在Camacho和Requate (2004)的研究中，尽管实验设置与Spraggon (2002)有所差异，但进一步证实了Spraggon (2002)的结论，即集体罚款和随机罚款的效率都要低于税收/补贴政策，作者同时证实了罚款政策下多重纳什均衡协调问题的存在这一理论推导结论。
Alpizar等 (2004)则比较了集体罚款和随机罚款的政策效率，该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被试类型的选取。作者同时选取了学生和真实的污染者 (咖啡厂经理) 两类被试进行对比研究。遗憾的是，由于邀请真实的污染者参加实验存在很大难度，因此实验仅仅限定为两人一组进行。咖啡厂经理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生产活动所造成的负外部性。这两类被试都要参加两个实验局，首先集体罚款然后随机罚款，顺序效应在学生组中得到了控制。结果表明，罚款政策的效率普遍偏低，且两类被试的行为表现存在差异。具体来说，两类被试达到有效率污染削减的比率都不足50%。经理组在两种政策下都表现出过度削减污染的现象，学生组过度和不足削减的几率基本一样。而随着轮次的进行，学生组未达到污染削减目标的几率在增加，经理组则表现更为稳定。此外，学生组的实验结果还证实了顺序效应的存在，先随机后集体罚款要比先集体后随机罚款具有更高的效率表现。
以上研究的共同点在于，都是针对污染所造成的外部损害所进行的政策效率比较。所谓外部损害，是指生产活动对污染者以外的其他经济体造成的损害。例如2007年的太湖蓝藻事件，作为污染者的农户过量施肥等行为对城市居民的饮水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与外部损害相对应的便是内部损害，即生产活动对其他污染者造成损害。例如滨海含水层附近的农民对灌溉水源过度汲取可能会导致海水入侵，从而使地下水不再适宜灌溉，农民因此遭受损失。诸多实验研究表明，在外部损害情形下，税收/补贴政策和税收政策都表现出较高的效率，而在内部损害情形下税收政策的效率较高 (Spraggon, 2002, 2004；Cochard et al., 2005；Suter et al., 2008；Camacho and Requate, 2012)。由于多重纳什均衡协调问题的存在，集体罚款和补贴等政策对于两种损害情形通常都表现出较低的政策效率 (List and Price, 2013)。
Cochard等 (2005)的研究即针对内部损害的情形。实验比较了个人投入税、集体税收/补贴、集体税收和集体罚款四种政策的效率，而缺乏政策监管作为控制局以模拟“现状”情形。Cochard等 (2005)共组织了5场实验，每场安排1个实验局。每场实验都采用固定搭配的方式重复进行20轮。共有80名被试参加了实验，被试扮演“污染者”的角色。每场的16名被试被分成独立不关联的4组。每轮实验开始时，被试都将获得20实验币的初始禀赋，他们要做的决策是在0-20之间选择一个整数，表示对污染活动进行投资并从中获取收益。实验结果表明，税收政策远比税收/补贴政策效率高。这和Spraggon (2002)外部损害情形下两种政策都表现出较高效率的结果明显不同。而对集体罚款政策来说，作者特意安排了一个非常高的罚款数额f=600。结果表明，集体平均排放水平x=51.68非常接近于社会最优排放x*=52。可见，足够高的罚款额起到了很好的威慑作用，从而规制者基本不用实施该政策就能实现社会环境目标。然而从个人排放水平来看，有些被试的污染排放低于社会最优的个人排放标准x*=13，有些被试则高于x*=13，作者推测这可能是一部分被试预期风险规避者 (选择低排放水平) 的存在从而“放心地”过渡排放。因此与其他政策相比，罚款政策导致更加不公平的个人报酬。结果显示罚款政策的效率约为60%，这和Spraggon (2002)以及Camacho和Requate (2004)中f=600的结果比较接近。总的来说，Cochard等 (2005)的研究表明，在内部损害情形下集体罚款与集体税收的政策效率比较接近，都远高于税收/补贴的效率。
Spraggon (2004)首次比较了异质性和同质性的污染者在平均排放和政策效率方面的差异。这里的异质性是指污染者具有不同的污染排放能力。在6人一组的同质性实验设置中，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污染排放能力 (ximax=100)，每个人的社会最优排放水平都是25，社会最优总排放是150。在6人一组的异质性实验设置中，低排放者 (ximax=75) 和高排放者 (ximax=125) 各三人，其社会最优排放水平分别为0和50，因此社会最优总排放同样为150。这两种情形均远远小于缺乏政策监管时的集体总排放600。结果表明，税收/补贴政策下的集体排放接近于社会最优排放，说明该政策是非常有效的。而且，集体平均排放和政策效率在异质性和同质性两种不同的实验设置下并没有显著差异。
Poe等 (2004)则改变了Segerson (1988)理论模型中非合作这一前提假设，考察了集体成员通过“廉价的交谈”(cheap talk)①形成合作的情形下对于税收/补贴，税收/补贴+罚款，税收和罚款四种政策的响应。在“廉价的交谈”实验局中，集体成员可以讨论污染削减的策略以便更有利地应对强加给他们的各种环境政策。结果表明，在税收/补贴和税收/补贴+罚款这两种政策情境下，由于过度削减污染可以获得补贴，而且合作和非合作的理论最优结果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廉价的交谈”导致集体过度削减污染。更糟糕的是，Segerson (1988)理论的非预算平衡特性使得政府对集体的补贴金额远远超过从污染减少中获得的收益。相比之下，对于税收政策和罚款政策来说，尽管合作和非合作的理论结果仍然存在差异，然而从政策规制者的角度来看，合作条件下的结果更令人满意。因为在合作情形下税收政策使得集体达到社会最优排放的频率有所增加，而对罚款政策来说，其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也保证了排放目标的恰好实现。类似地，Vossler等 (2006)的实验也引入了“廉价的交谈”，考察了其对税收/补贴、集体罚款和组合政策的影响，进一步证实了Poe等 (2004)的结论。
①“廉价的交谈”(cheap talk) 是由Farrell (1987)最早提出的，是指集体成员在做出实际的许诺之前所进行的无成本、无限制的相互交流。
随后，Suter等 (2008)对集体税收政策的稳健性进行了实验检验。具体来说，作者着重比较了线性和非线性的税收政策的效率差异，并考察了污染排放和税收门槛之间的关系①从理论推导结果来看，税收门槛的改变会对代理人 (污染者) 选择集的“合作结果”(即合谋结果) 产生影响。基于这样的考虑，Suter等 (2008)考察了三个水平的税收门槛：无税收门槛 (x=0)，介于中间水平的税收门槛 (x=18) 和社会最优排放的税收门槛 (x=30)。此外，为更接近现实情况，作者同样引入了“廉价的交谈”，以考察个人决策和集体表现是否会受影响。结果表明，从集体排放水平来看，线性税收和非线性税收在达到预期的社会排放目标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而从个人排放水平来看，非线性税收政策下个人排放表现出更大的波动。这和非线性税收政策下社会最优不能作为占优策略而仅仅是纳什均衡策略这一理论预测结果相一致。就税收门槛来说，结果表明，从集体排放水平来看，税收门槛的高低并不会影响到集体达到社会最优排放的行为。但从个人排放水平来看，个人排放的变动和税收门槛与理论预测的差值呈正相关。
①具体的实验设置是：6人一组进行生产决策，生产者的利润函数π(yi, ai)=6yi-(0.02yi2+0.05ai2)，生产者的产出yi和污染削减水平ai共同决定了污染排放r(yi, ai)=0.0004(yi2+20(ai0.5)。集体污染水平x由集体排放和随机因素e~U[-4, +4]共同决定。污染损害函数D(x)=x2/3是非线性的。从理论推导来看，在线性税收情形下，当x>x时T(x)=E[D'(x*)[x-x*]。在非线性税收情形下T(x)=E[D(x)-D(x)=1/3(x2-(1/3)x2。而两种情形下当x≤x时T(x)=0。当设定的税收门槛低于社会最优排放时，两种政策都可以实现社会最优。而当征税门槛刚好等于社会最优排放水平，由于污染随机因素e~U[-4, +4]的存在，预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污染消除不足。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非点源污染控制的经济学文献多集中于强制性手段②，如上文中的集体税收、集体罚款这些政策，然而美国历史上对非点源污染的控制几乎完全采取自愿手段，如给予农户教育培训、技术援助和财政支持等 (Ribaudo，1998)③。总的来说，尽管这些纯粹的自愿计划已经被农户广泛接受，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却被证明是无效的 (Shortle et al., 2001；Kling，2011；Ribaudo，2009；Shortle et al., 2012)。基于对纯粹自愿政策工具效果的关注，以及所观察到的自愿工具在强制性政策存在时更加有效这一事实 (Ribaudo，1998)，Segerson和Wu (2006)最早从理论上论证了自愿手段和强制手段作为互补性政策组合的效果。他们由此提出了自愿-威胁 (voluntary-threat approaches) 的政策工具，并首次将其运用到非点源污染控制的分析中。即集体成员基于自愿原则达成社会环境目标，否则他们将被集体征税。这里的环境税政策是外生给定的。Suter等 (2010)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内生性的自愿-威胁机制，并首次运用实验的方法对内生和外生两种机制分别进行检验。与Segerson和Wu (2006)的外生性工具相比，Suter等 (2010)内生性工具的理论优势在于，当税收无法被追溯性地加以征收时，外生性工具在集体自愿削减阶段就会出现多重纳什均衡，其中也包括零污染削减均衡的情形。而内生性工具却可以消除这个零污染削减均衡。此外，在内生性工具下最低成本的集体自愿服从作为单一的纳什均衡得以实现。
②环境政策通常被分为命令-控制式、基于市场的工具 (如税收、限额交易计划) 和自愿的手段三类 (Segerson，2013)。
③尽管美国1972年就颁布了清洁水法案 (Clean Water Act，CWT)，为水污染的治理提供了一个政策框架，然而它主要是针对点源污染的治理，如强制性规定了严格的联邦污水排放标准。而对于非点源污染的治理来说，环保署极少发挥作用，而是将监管职责下放到了州政府 (Craig，2000)。州政府对于非点源污染的监管多采取自愿服从的机制 (Ribaudo，1999)，主要是由污染者自愿参与的众多联邦财政激励计划所支撑。
Suter等 (2010)的实验结果表明，无论内生还是外生的自愿-威胁机制，环境税的威胁程度和集体成员之间相互交流的可能性都是决定政策效果的关键因素。当引入了具有威胁性的、更低的征税门槛时，集体更有激励增加自愿服从的行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当集体没能自愿达成环境目标而被征税时，集体排放水平将会偏离社会最优水平。而对于集体成员的相互交流来说，与以往基于集体表现的正式机制的一些实验研究所得到的污染者不受限制地相互交流会大大降低税收和税收/补贴的政策效率这一结果不同，Suter等 (2010)的研究表明，污染集体在不受限制相互交流的情况下，对自愿-威胁政策 (无论内生还是外生) 表现出最低成本的自愿服从①。而当集体成员被禁止交流时，自愿服从行为只在低征税门槛下实现。可见，在自愿-威胁政策下，交流可以激励污染者以最低的成本自愿达成集体环境目标。为此，Suter等 (2010)提议在水域范围内建立某些类型的农户组织是增强集体间相互交流的一个可行途径。
①原因是，由于过度削减污染的做法不会带来额外的经济利益，因此集体成员出于最大化集体收益的考虑会选择刚好达到环境目标的排放。这与Vossler等 (2006)、Suter等 (2008)的研究中由于过度削减污染会使污染者获得补贴或减免税收，因此允许成员间相互交流就为集体达成过度削减污染的协调策略提供了激励，从而降低了政策效率是不同的。
当大多数学者都将研究兴趣放在比较不同的实验设置下不同政策的效率时，Spraggon和Oxoby (2010)探究了某些政策效率偏低的内在原因。低效率的产生是政策设计本身的缺陷还是被试没能完全理解政策规则造成的？正如Cabe和Herriges (1992)所认为的，对规制者来说，首要的一点便是使污染者认识到遵从政策的重要性。而Spraggon和Oxoby (2009)的实验表明，那些越熟悉博弈理论的被试就越有可能在实验中做出与标准的理论预测相一致的决策。因此，Spraggon和Oxoby (2010)试图通过实验来验证被试所掌握的最优决策方面的信息越多就越倾向于遵从政策这一假设。作者选取了税收/补贴和税收两种政策进行考察，共安排2个实验局，实验局1与同类实验类似，实验局2则在实验说明中详细列出了被试所有可能的决策所对应的报酬情况。结果表明，当向被试提供更多的关于如何执行政策以及相应报酬的有效信息后，被试达成政策目标的几率会显著提高。因此对规制者来说，提高被试对决策行为和相应后果关联性的理解有助于提高政策效率，从而实现政策目标。
近年来，风险偏好成为实验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门主题。在非点源污染控制领域，Camacho和Requate (2012)首次运用实验方法考察了污染者的风险偏好类型对政策效率的影响。Camacho和Requate (2012)选取了三种集体政策进行研究，分别是Segerson (1988)的税收/补贴政策、Xepapadeas (1991)的集体罚款政策和随机罚款政策。结果表明，集体罚款政策的效率不受被试风险偏好类型的影响，而随机罚款政策的效率对风险偏好者来说会显著下降。这也印证了Herriges等 (1994)所分析的，Xepapadeas (1991)的随机罚款政策对于风险规避者才会有效。而在税收/补贴政策下，高度的风险规避者会避免为获取集体补贴而降低政策效率的合谋行为。总的来说，集体罚款和随机罚款的政策效率并没有显著差异，但它们都明显低于税收/补贴政策的效率。随后Vossler等 (2013)的实验主要考察了动态的税收政策，结果证实它要比以往的静态税收政策具有更好的效率表现。
此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是，在一些相近的研究领域，如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领域 (Ostrom，1990；Casari and Plott, 2003；Kathruia and Sterner, 2006)，已有学者对非正式机制如社会监督和社会制裁等展开了实验研究，证实了非正式机制有助于培育有益的社会规范 (Ostrom et al., 1992；Fehr and Gaechter, 2000)。而社会规范对于促进环境友好的行为表现可能发挥着重要作用 (Allcott，2011；Valiñas et al., 2012)。那么，非正式机制是否也适用于非点源污染控制的情形？正式机制和非正式机制哪个更有效？二者结合效果如何？这在以往的研究中鲜有涉及。Cason和Gangadharan (2013)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答。
Cason和Gangadharan (2013)通过实验方法评估了两种得以降低集体污染水平的激励机制的效率表现。在正式机制下，当集体排放超过了环境标准时，小组中每个成员都将被处以罚款。而在非正式机制下，组内成员可以观察到他人的排放水平，并可选择有代价地相互惩罚。文章对这两种机制各自的以及组合的效率表现进行考察。作者设计了四组实验，分别是基准组，正式机制组，非正式机制组，正式机制+非正式机制组。在实验1基准组中，代理人面临着一个没有任何监管的外部环境。在正式机制和非正式机制都缺失的情况下，集体污染水平的理论均衡值高达201.6。实验2引入了正式机制即集体罚款。即当特定监测点的集体污染水平超过了政府预先设定的环境目标时，每个人都将被处以等额罚款，罚款额度为差值的线性函数。此时社会最优集体污染水平的理论值为84.6。实验3在实验1的基础上引入非正式机制，即代理人之间可进行有代价的相互惩罚①。实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组内成员选择各自的排放水平，这一水平可被组内其他成员观察到。第二阶段组内成员可对他人进行惩罚。惩罚他人与自己为此遭受损失的成本比为3：1。为避免不公平厌恶，组内成员只能对与自己处于同一位置的那两人实施惩罚。实验4则将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相结合。第一阶段即实验2的正式罚款机制，第二阶段非正式机制即实验3中的阶段二。
①非正式机制在现实中可能是可行的，因为相比于政府对每个农户“遥远的”监督，农户之间更方便观察到“邻居”的污染行为。因此，非正式机制要比正式机制具有信息优势 (Romstad，2003)。
Cason和Gangadharan (2013)实验设计的创新之处在于引入了地理位置的异质性这一重要的现实因素，这在以往研究中均未得到体现。现实中，由于距河流远近的不同，农户农业生产所造成的水污染程度具有显著差异。例如，距离河流较近的农户施用的过量农药化肥随地表径流稀释的程度更低，从而汇入受纳水体时污染物浓度更大。作者创新性地引入了转换系数Tk来表示农户距离固定监测点的距离为k时，每多排放一单位污染所致的监测点污染浓度的增加值②Cason和Gangadharan (2013)的实验结果表明，在减少污染和提高经济效率方面，正式机制比非正式的成员间惩罚更有效。非正式机制只能作为正式机制的有益补充，而在单独使用时效果并不显著①。这一结论提醒后续学者对社会规范在不同情境下促进合作的效力和稳健性给予关注。不过，在两种机制组合的情况下，非正式机制可以提高正式机制的效能，从而实现最高的效率②。事实上，在现实中容易观察到的现象是，非正式机制的成功往往依赖于一个得以规制集体成员的外部代理人的存在。外部代理人的威慑作用有助于建立和维持集体内部的社会规范，这样，政府就可以通过巧妙运用外部代理人这一角色来缓和环境损害。
②具体来说，实验采用6人一组的固定搭配模式，每组中3人距离固定监测点较远，设定Tf=0.24，3人距离监测点较近，Tn=0.36。
①具体来说，实验3(非正式机制) 与实验1(基准组) 相比，集体污染水平并无显著差异 (Mann-Whitney p值为0.248)，而无论非正式机制存在与否，只要引入了正式机制就可以显著降低集体污染损害 (两种情况下的Mann-Whitney检验p值均小于0.05)。
②与基准水平 (实验1) 相比，正式与非正式机制相结合 (实验4) 是最有效率的 (达到90%左右)，超过了单独的正式机制的效率 (86.8%)。并且二者均通过了Mann-Whitney检验 (P < 0.01)。
正如实验经济学之父弗农·史密斯 (1982)所言，(经济) 理论如果在多次的反复运用中未被证伪，那么人们就要关注这一结果是否可被推广到不同的被试群体和现实环境中。出于对政策关联性的考虑，人们将实验室实验和田野实验结合起来研究经济行为，从而得到更清晰和更有说服力的推断，这也成为了方法论发展的趋势 (Harrison and List, 2004)。这表明，有必要将非点源污染控制的实验研究从实验室推广到田野。Suter和Vossler (2013)引入了有背景的田野实验 (Framed Field Experiment) 验证集体税收政策的效果，而集体税收已被实验室试验所证实是最有效和最稳定的非点源污染控制政策。这是迄今为止非点源污染实验研究的最新成果。
Suter和Vossler (2013)的实验招募了两类被试，即来自康奈尔大学的本科生和纽约州北部的奶农，各48人。实验中6人一组，每组扮演小、中、大规模奶农的被试各2人。被试被告知在一片公共水域附近饲养奶牛，并且该活动会造成水污染。每名被试都要选择自己的污染排放量，而这对个人收益和集体排放都有影响。当集体排放超过了政府规定的标准时，每个人都将被征收集体环境税。实验中学生被试的养殖规模被随机给定，农民被试的养殖规模则依据现实中该农民的实际饲养量进行归类。实验还设置了两种不同的污染削减成本，即引入了异质性，一种情况下小规模奶农的污染削减成本函数最具弹性，从而他们理论上承担着最大比例的污染削减，另一种情况下大规模奶农的污染削减成本函数最具弹性。而中等规模奶农的污染削减成本函数始终不变。因此，这是个2×2的实验局。作者共组织了8场实验，4场学生实验和4场农民实验。每场12人 (2组) 参加，这样每个实验局就有24名被试 (4组)③与Alpizar等 (2004)的实验设计不同的是，这里的农民被试可以像学生被试一样很好地理解实验说明，政策制定需考虑的重要现实因素如污染发生的随机性、污染者的异质性等在实验设计中都有体现，这使得Suter和Vossler (2013)的研究更贴近现实。
③具体来说，被试要完成至少17轮的实验。尽管电脑屏幕上列出的总轮数是30，但每场实验实际的轮数由电脑随机决定，并且各轮之间相互独立。前5轮是没有政策监管的情况，从第6轮开始就引入了环境税。在没有政策监管的情况下，奶农之间没有行为互动，从而理论上每个奶农都会选择最大化个人所得的排放水平。根据给定的参数，推导出小、中、大规模奶农的理论最大排放分别为10、20和30，因此集体排放为120。在环境税情景下，政府设定的环境标准是72，税收门槛66略低于环境标准，边际税率是2500。作者之所以设定税收门槛是考虑到现实中普遍存在的随机因素的干扰，如气候、地形等自然条件会对地表径流产生影响，从而政府在监测点观测到的污染值并不必然等于个人排放的加总。税收门槛的设定可以较好地避免由随机因素所致的个人排放总和达标但监测点的观测值超标，从而集体被征税的情况。实验中用参数e来表示随机因素，e~U[-4, +4]。
该实验再次印证了以往实验中的一个主要结论，即从集体排放水平看，基于集体表现的政策可以激发污染者集体达成减排目标。这对于不同类型的被试群体 (学生，农民)、不同成本的同类被试以及不同程度的污染随机性都表现稳健。然而，从个人排放决策来看，不同的被试类型存在差异。对学生被试来说，小规模经营者往往污染削减不足而大规模经营者削减过量。这和Suter等 (2009)、Spraggon (2004)的结论相一致。而对于农民被试来说，却是小规模农户污染削减更多而大规模农户污染削减更少。由于小规模农户承担环境税的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实验中有2轮都出现了小规模农户不堪税负而破产的情况，这就为政策的现实推行提出了警示。作者认为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征税的同时给予小农户必要的经济补贴。此外，农民被试在没有政策监管时的集体排放水平显著低于理论预测值，这与该文中学生被试的表现和以往的研究结论 (如Vossler等 (2006)) 都不一致。
农民被试所表现出的上述与理论预测有明显差异的行为暗示着可能与其带入实验的生产生活背景直接相关。于是作者通过实验后问卷调查的方式探明了以上行为差异的本质原因。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缺乏政策监管时，那些认为可以更准确估计个人减排成本、可以观察并确定其他农民的污染程度以及认为自己的农场降低了水环境质量的农民，在实验中倾向于选择更低的污染排放。这就解释了实验中所出现的因政策缺失从而农民之间通常不存在行为互动的情况下，为何有些农民仍表现出环境友好的亲社会性行为。而在环境税政策下，有两个变量显著影响农民的排放决策，即认为可以确定其他农民的污染程度和认为农业是水域污染最大贡献者的农民，在实验中会选择更低的排放水平。
四、 结论与讨论本文对国外非点源污染控制政策的实验研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详细梳理和归纳。其中，基于个人表现的实验研究主要是运用拍卖机制来解决非点源污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相关的实验成果还很不完善，因此在未来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环境物品和服务违背了收入等价定理的诸多前提假设，因此拍卖机制的相对效率和效能可能就会对具体的参数设置比较敏感，这就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实验研究中多加考虑。譬如，交易成本 (项目的实施成本和规制者的监督成本) 是影响拍卖机制成本有效性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Glebe，2008)。农户的风险偏好类型也不容忽视。尽管已有的实验研究都假定农户风险中性 (如Cason和Gangadharan (2005))，但现实中农户可能是风险规避的 (Bond and Wonder, 1980；Smith，1982)，从而报价更低。对于那些高度风险规避的农户来说，他们可能因此而拒绝参加拍卖。因土地使用方式的改变所产生的私人成本和环境收益对不同的农户来说具有差异，因而农户之间是非对称的 (Latacz-Lohmann and Hamsvoort, 1997)。此外，以往的研究都暗含着农户完全理性这一假定，然而现实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农户在做出对环境友好的土地利用改变的行为时，往往无法确知对他们来说利润最大化的个人投入，因此在今后的实验中有必要考虑有限理性这一因素从而更接近现实情况。
而从基于集体表现的实验研究来看，相关学者主要运用Segerson (1988)非预算平衡的激励机制及其政策变体来解决非点源污染控制中普遍存在的集体道德风险问题。毋庸置疑，基于集体表现的政策评估在非点源污染控制的实验研究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自Spraggon (2002)以来的十多年间，诸多学者运用实验方法评估和拓展了Segerson (1988)的理论内涵。这些研究通过各种实验设置选取不同的政策进行效率和稳健性的检验，如引入自然因素的随机性、不同的污染损害类型、不同的被试群体、廉价的交谈、生产行为的异质性、税收门槛和非线性税收等，得到的一致性结论是集体税收在各种实验设置中都具有很好的政策表现。而有关正式机制的拓展性研究——自愿-威胁机制和正式-非正式机制——在实验中也都具有较高的政策效率。
值得说明的是，由于集体污染水平依赖于所有生产者的排放行为，因此基于集体表现的政策工具使得生产者之间的报酬相互依赖。而在内部损害情形下，这相当于对生产者施加了第二层的策略互动，因为代理人 (生产者) 的报酬已通过内部损害相互关联。由于基于集体表现的政策工具对生产者造成了“负外部性”，因此最大化个人报酬之和并不必然导致分别最大化每个人报酬时的结果，即使在内部损害不存在时。因此，如果生产者为最大化集体报酬而达成合谋，他们就可以比不合作的情形获得更多的个人报酬。正因如此，基于集体表现的政策工具在生产者之间创造了一个囚徒困境的场景，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实证问题，因为许多社会困境实验都证实了被试通常会选择合谋而不是标准的非合作策略 (如Ledyard (1997)的例子)。换句话说，当基于集体表现的政策工具在一群表现出非合作行为的污染者之间进行时，将显著降低他们自身的效率 (Millock and Salanie'，1997；Hansen，1998)。
当前，农业非点源污染已经成为我国地表水污染的主要来源。研究认为，控制氮磷负荷是控制我国农业非点源污染的关键，而化肥施用与畜禽养殖同为两大最重要的氮磷负荷来源 (杨顺顺等，2014)。诸多国际经验表明，激励型政策辅之以标准、规制等强制型工具，往往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张蔚文，2011)。然而，鉴于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户的特殊情况，不可能完全照搬国外成功的政策和规制，已开展的一些实证研究 (刘飞，2010；吴丹，2011；张蔚文，2011；褚彩虹等，2012) 也表明，中国农户行为及其对激励型政策工具的响应机理具有不同于国外同类研究的特质；加之非点源污染显著的地点-特征 (site-specific) 特性，因此，如何设计、安排适合中国特定地点和特殊情况的有效的政策框架和管理制度，是摆在环境与资源管理者面前的一项巨大挑战。近年来，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对于国外非点源污染控制的政策设计与评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相比之下，我国对非点源控制的政策的研究非常匮乏，有关非点源污染控制政策的实验研究还未见正式发表，如能结合我国非点源污染控制的实际情况尽快开展实验研究，不仅有助于填补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同时也将为政策的现实推行提供启示。
我们认为，国外有关拍卖机制的实验研究对于中国非点源污染控制的政策设计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长期以来，我国对农业实行多种补贴，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是我国的农业补贴大多没有和环境保护挂钩，有的甚至起反作用。相关研究表明，在不影响农户生计的前提下，将农业支持与环境保护相捆绑，逐步将农业补贴转化为农业环境补贴①，是解决我国农业非点源污染问题的理性选择。例如，对因限额使用农药、化肥所造成的农业产出减少，政府可以给予生产者适当的经济补偿。在此基础上，通过实验方法选取特定的地点进行拍卖机制的设计和评估，以提高环境补贴的成本有效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环境收益。需要说明的是，拍卖机制要和当地的非点源污染控制技术相结合，如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养分拦截技术等，这样才能够将非点源污染控制的实验研究真正落到实处。
①即所谓的绿色补贴，见Horan等 (1999)。
其次，尽管基于集体表现的政策检验在国外的实验研究中占据了很大比重，然而一些政策是否适合中国非点源污染的具体情况值得斟酌。中国农业今天正处于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减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之中 (黄宗智、彭玉生，2007)，农业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稀缺程度的不断提高促使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对劳动力投入的替代，而土地流转则加剧了农业生产的短期利益最大化 (朱燕妮、刘平养，2012)，这些都对非点源污染的治理造成了较大影响。就短期来说，农业比较收益低和农民抗风险能力弱的状况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因此，尽管集体税收政策被国外实验证实是最有效和最稳定的基于集体表现的政策工具，但可能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事实上，基于集体表现的政策工具在国外也尚未得到广泛推行。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政策制定者担心一旦实施会造成不公正的后果 (List and Price, 2013)。的确，奖惩的盲目性极有可能使那些努力削减污染的个体遭受处罚，而污染大户有可能获得奖励，这一问题在随机罚款政策下会更加严重，从而与现行的政策法规不相容。
我们的团队对于太湖流域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与管理的长期研究表明，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科学的农业生产技术是农民所偏好的激励措施，而在影响农户参与非点源污染计划的因素中环境认知情况起着正向作用。因此，可就宣传教育对控制农户非点源污染行为的效果进行实验检验。在具体的实验设计中，有必要区分农户不同的经营规模，即引入农户行为的异质性这一参数。建议优先对大规模和中等规模的农户进行考察。我们还注意到，当前不确定性对于 (农业) 技术推广的影响的实验研究②已成为国际上一个新的研究热点，而在农业非点源污染问题中同样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如前文提到的自然因素的随机干扰、最佳管理实践的现实推行等，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比较贴合实际的研究思路。
②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即风险 (risk) 和模糊性 (ambiguity)。所谓风险型决策是指决策者对未来情况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但可以预测到不同自然状态发生的概率和条件收益。而模糊性决策所处的条件和状态都与风险型决策相似，不同的是各方案在未来将出现哪种结果的概率不能预测，因而结果不确定。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很难对不确定性 (风险和模糊性) 进行测度，而实验方法的引入为不确定性测度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解决思路。有关不确定性的文献可参阅Pratt (1964)，Klibanoff等 (2005)，Halevy (2007)等，不确定性对新技术推广影响的实验研究如Ross等 (2010)，Barham等 (2014)等。
此外，有必要尽快开展田野实验，这对于非点源污染的控制与管理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田野实验对于政策检验的实验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与实验室实验相比，田野实验的突出特点便是更贴近真实世界，当然，田野实验的开展也有困难之处，如很难重复、不容易得出精确的结论、独立收集数据的代价太高、可能受到合作方制约等 (罗俊，2012)。这些都需要在未来的实验设计中慎重考虑。总的来说，正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尽管背景丰富的实验在其他的实验设置中只能产生有限的行为推断，然而这一方法对于政策设计研究却是相当有效的行为推断方式 (Plott and Porter, 1996；Lowenstein，1999)。
| [] | Allcott, H. 2011, "Social Norms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5(9), 1082–1095. |
| [] | Alpizar, F. , Requate, T. and Schram, A. , 2004, "Collective versus Random Fining: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Controlling Ambient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 Resource Economics, 29(2), 231–252. |
| [] | Andreoni, J. 1995, "Warm-Glow versus Cold-Prickle: the Effect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Framing on Cooperation in Experiment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1), 1–21. |
| [] | Baneth, M. H., 1995, "Auctions as a means of creating a marke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 the countryside, " Gjφlberg O.(ed), pp.8-9. |
| [] | Barham, B. L. , Chavas, J. P. , Fitz, D. , Salas, V. R. and Schechter, L. , 2014, "The roles of risk and ambiguity in technology adop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97, 204–218. |
| [] | Bond, G. and Wonder, B. , 1980, "Risk Attitudes amongst Australian Farmers". 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4(1), 16–34. DOI:10.1111/j.1467-8489.1980.tb00367.x |
| [] | Braden, J. B. and Segerson, K., 1993, "Information Problems in the Design of Nonpoint-Source Pollution Policy, " In Theory, Modeling and Experience in the Management of Nonpoint-Source Pollution: Springer US. |
| [] | Cabe, R. and Herriges, J. A. , 1992, "The Regulation of Non-Point-Source Pollution under Imperfect and Asymmetric Informat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2(2), 134–146. DOI:10.1016/0095-0696(92)90010-T |
| [] | Camacho, E. and Requate, T., 2004, "Collective and Random Fining versus Tax/Subsidy Schemes to Regulate Non-Point Pollution: An Experimental Study, " Economics working paper/Christian-Albrechts-Universität Kiel,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o. 2004, 10. |
| [] | Camacho-Cuena, E. and Requate, T. , 2012, "The Regulation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nd Risk Preferences: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Ecological Economics, 73, 179–187. DOI:10.1016/j.ecolecon.2011.10.019 |
| [] | Casari, M. and Plott, C. R. , 2003, "Decentralized Management of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s: Experiments with a Centuries-Old Instit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51(2), 217–247. |
| [] | Cason, T. N. , Gangadharan, L. and Duke, C. , 2003, "A Laboratory Study of Auctions for Reducing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46(3), 446–471. DOI:10.1016/S0095-0696(03)00026-3 |
| [] | Cason, T. N. and Gangadharan, L. , 2004, "Auction Design for Voluntary Conservation Program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86(5), 1211–1217. DOI:10.1111/j.0002-9092.2004.00666.x |
| [] | Cason, T. N. and Gangadharan, L. , 2005, "A Laboratory Comparison of Uniform and Discriminative Price Auctions for Reducing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Land Economics, 81(1), 51–70. DOI:10.3368/le.81.1.51 |
| [] | Cason, T. N. and Gangadharan, L. , 2013, "Empowering Neighbors versus Imposing Regulations: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Pollution Reduction Schem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65(3), 469–484. DOI:10.1016/j.jeem.2012.09.001 |
| [] | Cochard, F. , Willinger, M. and Xepapadeas, A. , 2005, "Efficiency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struments: An Experimental Study". Environmental & Resource Economics, 30(4), 393–422. |
| [] | Craig, R. K. 2000, "Local Or National? The Increasing Federalization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Regulat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and Litigation, 15, 179–295. |
| [] | Diaz-Hermelo, F., Howard, C., Heimlich, R., Hitzhusen, F., Kazmierczak, R., Lee, J., ... and Ribaudo, M., 1999, Evaluation of Economics Costs and Benefits of Methods for Reducing Nutrient Loads to the Gulf of Mexico, NOAA Coastal Ocean Office. |
| [] | Falk, A. and Heckman, J. J. , 2009, "Lab Experiments are a Major Source of Knowledge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cience, 326(5952), 535–538. DOI:10.1126/science.1168244 |
| [] | Farrell, J. 1987, "Cheap Talk, Coordination, and Entry".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8(1), 34–39. DOI:10.2307/2555533 |
| [] | Fehr, E. and Gachter, S. , 2000, "Cooperation and Punishment in Public Goods Experimen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4), 980–994. |
| [] | Ferraro, P. J. 2008,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nd Contract Design for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Ecological Economics, 65(4), 810–821. DOI:10.1016/j.ecolecon.2007.07.029 |
| [] | García-Valiñas, M. A. , Macintyre, A. and Torgler, B. , 2012, "Volunteering, Pro-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Norms".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41(4), 455–467. DOI:10.1016/j.socec.2011.07.001 |
| [] | Glebe, T. W. 2008, "Scoring Two-Dimensional Bids: How Cost-Effective are Agri-Environmental Auctions?". European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35(2), 143–165. DOI:10.1093/erae/jbn024 |
| [] | Glebe, T. W. 2013, "Conservation Auctions: Should Information About Environmental Benefits be Made Public?".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95(3), 590–605. DOI:10.1093/ajae/aas120 |
| [] | Griffin, R. C. and Bromley, D. W. , 1982, "Agricultural Runoff as a Nonpoint Externality: A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64(3), 547–552. DOI:10.2307/1240648 |
| [] | Halevy, Y. 2007, "Ellsberg revisited: An experimental study,". Econometrica, 75(2), 503–536. DOI:10.1111/ecta.2007.75.issue-2 |
| [] | Hansen, L. G. 1998, "A Damage Based Tax Mechanism for Regulation of Non-Point Emissions". Environmental & Resource Economics, 12(1), 99–112. |
| [] | Harrison, G. W. and List, J. A. , 2004, "Field Experiment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2(4), 1009–1055. DOI:10.1257/0022051043004577 |
| [] | Herriges, J. A. , Govindasamy, R. and Shogren, J. F. , 1994, "Budget-Balancing Incentive Mechanism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7(3), 275–285. DOI:10.1006/jeem.1994.1039 |
| [] | Holmstrom, B. 1982, "Moral Hazard in Teams".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3(2), 324–340. DOI:10.2307/3003457 |
| [] | Horan, R. D. , Shortle, J. S. and Abler, D. G. , 1998, "Ambient Taxes When Polluters Have Multiple Choic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36(2), 186–199. DOI:10.1006/jeem.1998.1041 |
| [] | Horan, R. D. , Shortle, J. S. and Abler, D. G. , 1999, "Green Payments for Nonpoint Pollution Control".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81(5), 1210–1215. DOI:10.2307/1244109 |
| [] | Horan, R. D. , Shortle, J. S. and Abler, D. G. , 2002, "Ambient Taxes under M-Dimensional Choice Sets, Heterogeneous Expectations, and Risk-Aversion". Environmental & Resource Economics, 21(2), 189–202. |
| [] | Karp, L. 2005,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Taxes and Excessive Tax Burden". Environmental & Resource Economics, 31(2), 229–251. |
| [] | Kathuria, V. and Sterner, T. , 2006, "Monitoring and Enforcement: Is Two-Tier Regulation Robust?—a Case Study of Ankleshwar, India,". Ecological Economics, 57(3), 477–493. DOI:10.1016/j.ecolecon.2005.05.004 |
| [] | Kits, G. J. , Adamowicz, W. L. and Boxall, P. C. , 2014, "Do conservation auctions crowd out voluntary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ctivities?,". Ecological Economics, 105, 118–123. DOI:10.1016/j.ecolecon.2014.05.014 |
| [] | Klibanoff, P. , Marinacci, M. and Mukerji, S. , 2005, "A smooth model of decision making under ambiguity,". Econometrica, 73(6), 1849–1892. DOI:10.1111/ecta.2005.73.issue-6 |
| [] | Kling, C. L. 2011, "Economic Incentives to Improve Water Quality in Agricultural Landscapes: Some New Variations on Old Idea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93(2), 297–309. DOI:10.1093/ajae/aaq190 |
| [] | Kritikos, A. S. 1993, "Environmental Policy under Imperfect Information: Comme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5(1), 89–92. DOI:10.1006/jeem.1993.1028 |
| [] | Latacz-Lohmann, U. and Van der Hamsvoort, C. , 1997, "Auctioning Conservation Contract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an Applic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79(2), 407–418. DOI:10.2307/1244139 |
| [] | Ledyard, J., 1997, Public goods: A survey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No. 509), David K. Levine. |
| [] | List, J. A. and Price, M. K., 2013, "Using Field Experiments in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w19289. |
| [] | Loewenstein, G. 1999, "Experimental Economics from the Vantage-Point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The Economic Journal, 109(453), 25–34. DOI:10.1111/ecoj.1999.109.issue-453 |
| [] | McAfee, R. P. and McMillan, J. , 1987, "Auctions with entry,". Economics Letters, 23(4), 343–347. DOI:10.1016/0165-1765(87)90142-X |
| [] | Millock, K. and François S., 1997,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Regulation when Polluters Might Cooperate, " Fondazione ENI Enrico Mattei. |
| [] | Nalbantian, H. R. and Schotter, A., 1997, "Productivity under Group Incentives: An Experimental Stud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p.314-341. |
| [] | Ostrom, E.,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 | Ostrom, E. , Walker, J. and Gardner, R. , 1992, "Covenants with and without a Sword: Self-Governance is Possibl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2), 404–417. DOI:10.2307/1964229 |
| [] | Ozanne, A. , Hogan, T. and Colman, D. , 2001, "Moral Hazard, Risk Aversion and Compliance Monitoring in Agri-Environmental Policy". European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8(3), 329–347. |
| [] | Park, E. 2000, "Warm-Glow Versus Cold-Prickle: A Further Experimental Study of Framing Effects on Free-Riding".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43(4), 405–421. DOI:10.1016/S0167-2681(00)00128-1 |
| [] | Plott, C. R. 1996, "Market Architectures and Institutional Testbedding: An Experiment with Space Station Pricing Polici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31(2), 237–272. |
| [] | Poe, G. L. , Schulze, W. D. , Segerson, K. , Suter, J. F. and Vossler, C. A. , 2004, "Exploring the Performance of Ambient-Based Policy Instruments When Nonpoint Source Polluters Can Cooperate,".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86(5), 1203–1210. DOI:10.1111/j.0002-9092.2004.00665.x |
| [] | Pratt, J. W., 1964, "Risk aversion in the small and in the large,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pp.122-136. |
| [] | Rasmusen, E. B. 1987, "Moral Hazard in Risk-Averse Teams".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8(3), 428–435. DOI:10.2307/2555607 |
| [] | Ribaudo, M. O. 1998, "Lessons Learned about the Performance of USDA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Programs,".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53(1), 4–10. |
| [] | Ribaudo, M. O., 2009, "Non-Point Pollution Regulation Approaches in the US, " The Management of Water Quality and Irrigation Technologies, pp.84-101. |
| [] | Ribaudo, M., Horan, R. D. and Smith, M. E., 1999, "Economics of water quality protection from nonpoint sources: theory and practice (No. 33913),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
| [] | Romstad, E. 2003, "Team Approaches in Reducing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Ecological Economics, 47(1), 71–78. DOI:10.1016/j.ecolecon.2002.10.002 |
| [] | Ross, N., Santos, P. and Capon, T., 2010, "Risk, ambiguity and the adop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a developing economy, "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 [] | Segerson, K. 1988, "Uncertainty and Incentives for Nonpoint Pollution Contro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5(1), 87–98. DOI:10.1016/0095-0696(88)90030-7 |
| [] | Segerson, K. 2013, "Voluntary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Annual Review of Resource Economics, 5, 161–180. DOI:10.1146/annurev-resource-091912-151945 |
| [] | Segerson, K. and Wu, J. , 2006, "Nonpoint Pollution Control: Inducing First-Best Outcomes through the Use of Threat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51(2), 165–184. DOI:10.1016/j.jeem.2005.04.007 |
| [] | Shortle, J. S., Abler, D. G. and Ribaudo, M., 2001, "Agriculture and Water quality: The Issues, " Environmental policies for agricultural pollution control, pp.1-18. |
| [] | Shortle, J. S. , Horan, R. D. and Abler, D. G. , 1998, "Research Issues in Nonpoint Pollution Control". Environmental & Resource Economics, 11(3), 571–585. |
| [] | Shortle, J. S. and Abler, D. G., 1997, "Nonpoint Pollution, " The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pp.114-155. |
| [] | Shortle, J. S. and Dunn, J. W. , 1986,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Source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Poli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68(3), 668–677. DOI:10.2307/1241551 |
| [] | Shortle, J. S. and Horan, R. D. , 2001, "The Economics of Nonpoint Pollution Control".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15(3), 255–289. |
| [] | Shortle, J. S. , Ribaudo, M. , Horan, R. D. and Blandford, D. , 2012, "Reforming Agricultural Nonpoint Pollution Policy in an Increasingly Budget-Constrained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46(3), 1316–1325. |
| [] | Smith, V. L. 1982, "Microeconomic Systems as an Experimental Scienc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2(5), 923–955. |
| [] | Sonnemans, J. , Schram, A. and Offermans, T. , 1998, "Public Good Provision and Public Bad Prevention: The Effect of Framing".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34(1), 143–161. DOI:10.1016/S0167-2681(97)00042-5 |
| [] | Spraggon, J. 2002, "Exogenous Targeting Instruments as a Solution to Group Moral Hazard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4(3), 427–456. DOI:10.1016/S0047-2727(01)00088-3 |
| [] | Spraggon, J. 2004, "Testing Ambient Pollution Instruments with Heterogeneous Agent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48(2), 837–856. DOI:10.1016/j.jeem.2003.11.006 |
| [] | Spraggon, J. M. and Oxoby, R. J. , 2009, "Game Theory for Playing Games: Sophistication in a Negative-Externality Experiment". Economic Inquiry, 47(3), 467–481. DOI:10.1111/ecin.2009.47.issue-3 |
| [] | Sprggon, J and Oxoby, R. J. , 2010, "Ambient-Based Policy Instruments: The Role of Recommendations and Presentation".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Review, 39(2), 262–274. DOI:10.1017/S1068280500007280 |
| [] | Suter, J. F. , Vossler, C. A. and Poe, G. L. , 2009, "Ambient-Based Pollution Mechanisms: A Comparison of Homogeneous and Heterogeneous Groups of Emitters". Ecological Economics, 68(6), 1883–1892. DOI:10.1016/j.ecolecon.2009.01.004 |
| [] | Suter, J. F. and Vossler, C. A., 2013,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erformance of Ambient Tax Mechanisms in the Field: Evidence from Upstate New York Dairy Farmer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t66. |
| [] | Suter, J. F. , Segerson, K. , Vossler, C. A. and Poe, G. L. , 2010, "Voluntary-Threat Approaches to Reduce Ambient Water Pollu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92(4), 1195–1213. DOI:10.1093/ajae/aaq042 |
| [] | Suter, J. F. , Vossler, C. A. , Poe, G. L. and Segerson, K. , 2008, "Experiments on Damage-Based Ambient Taxes for Nonpoint Source Polluter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90(1), 86–102. DOI:10.1111/ajae.2008.90.issue-1 |
| [] | Taylor, M. A. , Sohngen, B. , Randall, A. and Pushkarskaya, H. , 2004, "Group contracts for voluntary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reductions: evidence from experimental au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86(5), 1196–1202. DOI:10.1111/j.0002-9092.2004.00664.x |
| [] | Tomasi, T., Segerson, K. and Braden, J., 1994, "Issues in the Design of Incentive Schemes for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Control, " Springer Netherlands. |
| [] |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2000, "National Water Quality Inventory Report, " chapters 2 and 3, Washington DC. |
| [] | Vickrey, W. 1961, "Counterspeculation, auctions, and competitive sealed tender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6(1), 8–37. DOI:10.1111/j.1540-6261.1961.tb02789.x |
| [] | Vossler, C. A. , Suter, J. F. and Poe, G. L. , 2013,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Dynamic Pollution Tax Polici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93, 101–115. |
| [] | Vossler, C. A. , Poe, G. L. , Schulze, W. D. and Segerson, K. , 2006, "Communication and Incentive Mechanisms Based on Group Performance: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Nonpoint Pollution Control,". Economic Inquiry, 44(4), 599–613. |
| [] | Willinger, M. and Ziegelmeyer., A. , 1999, "Framing and Cooperation in Public Good Games: An Experiment with an Interior Solution". Economics Letters, 65(3), 323–328. DOI:10.1016/S0165-1765(99)00177-9 |
| [] | Xepapadeas, A., 1994, "Controlling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ies: Observability and Optimal Policy Rules," Springer Netherlands. |
| [] | Xepapadeas, A. P. 1991, "Environmental Policy Under Imperfect Information: Incentives andMoral Hazard,".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 113–126. DOI:10.1016/0095-0696(91)90045-K |
| [] | Xepapadeas, A. P. 1992, "Environmental Policy Design and Dynamic Nonpoint-Source Pollut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3(1), 22–39. DOI:10.1016/0095-0696(92)90039-Y |
| [] | Xepapadeas, A. P. 1995, "Observability and Choice of Instrument Mix in the Control of Externaliti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56(3), 485–498. DOI:10.1016/0047-2727(94)01441-P |
| [] | Xie, J., 2009, Addressing China's Water Scarcity: Recommendations for Selected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Issues, World Bank. |
| [] | 褚彩虹、冯淑怡、张蔚文, 2012, 《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行为的实证分析——以有机肥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为例》, 《中国农村经济》, 第 3 期, 第 68–77 页。 |
| [] | 黄宗智、彭玉生, 2007, 《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 《中国社会科学》, 第 4 期, 第 74–88 页。 |
| [] | 刘飞, 2010, 《用自愿激励政策减施化肥农药》, 浙江大学硕士论文. |
| [] | 罗俊, 2012, 《实验经济学的新发展——田野实验》,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 WP200. |
| [] | 吴丹, 2011, 《太湖流域畜禽养殖非点源污染控制政策的实证分析》, 浙江大学硕士论文. |
| [] | 杨顺顺、栾胜基, 2014, 《基于多主体模型的种植业面源污染控制模拟:化肥税-环境服务付费功效比较》,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第 3 期, 第 777–786 页。 |
| [] | 张维理、武淑霞、冀宏杰、KolbeH., 2004, 《中国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估计及控制对策Ⅰ.21世纪初期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的形势估计》, 《中国农业科学》, 第 7 期, 第 1008–1017 页。 |
| [] | 张蔚文、刘飞、王新艳, 2011, 《基于博弈论的非点源污染控制模型探讨》,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第 8 期, 第 142–146 页。 |
| [] | 张蔚文, 2011, 《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与管理》, 科学出版社. |
| [] | 朱燕妮、刘平养, 2012, 《农村空心化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影响探析》, 《农村经济与科技》, 第 8 期, 第 5–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