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9日，我国科学社会学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学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召集，来自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余个单位的近30位科学社会学相关领域的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科学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李真真研究员主持。在简短的开幕致辞中，她明确了本次会议的议程与形式，希望专业委员会通过这次沙龙式的研讨以规划我国科学社会学领域的未来发展，或者能够为我国科学社会学的未来发展形成一个较为明确的预期，并基于此商讨第五届全国科学社会学学术会议的议题设置等事宜。围绕学科发展主题，与会专家进行了热烈而深人的讨论，总体讲，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强化学科基础建设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自然辩证法通讯》编委会主任委员范岱年先生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系统回溯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在我国发展的历史脉络。他指出，从梁启超时期算起，社会学可以说是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发展最早的学科，在上世纪30年代我国还曾是社会学国际三大活跃中心之一。但1949年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国的社会学一蹶不振，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得以重新恢复学科建制。科学社会学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由《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首先倡导的研究领域。《自然辩证法通讯》的副标题“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的综合性、理论性刊物”，即已体现了科学社会学的内容构成。从1986年开始，我国科学社会学界陆续组织了四次全国性的科学社会学学术会议，在著作引介、教科书编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也有颇多进展。在学科发展的战略问题上，范先生特别提出，一个学科的发展跟整个社会、整个时代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不能只孤立地考虑一个学科，而是要考虑到整个社会怎么发展。他同时建议，在推动学科发展过程中，应当把各个相关学派的经典著作系统引人进来，以迎合理论界的发展需求。范先生的建议得到了与会者的积极响应。其中，金城出版社潘涛总编辑在回顾自己参与科学社会学相关经典著作出版经历的基础上，也强调指出，有计划地引进经典学术著作，是扎实推进学科建设的必要举措。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袁江洋研究员认为，在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问题上，首先箱要弄清楚几个基本问题:第一，学科的基本问题域在哪儿？第二, 标志学科特色的研究纲领在哪儿？第三，学科发展的推动力量在哪儿？在学科问题的标定上，他指出要从“大问题”入手。在默顿所处的冷战时期，主流问题都关乎意识形态，西方学者始终在论证科学和西方民主是最好的组合，但实际上社会主义实践也表明科学在这种体制下也是可以运转的。当前学界最关心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以及怎样去做，他认为在研究中应当采用平权的方式，而不是泛泛地去把西方看成理想状态，西方也是现实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考虑日本、中国引人现代科学的情况，这应该是学界关注的“大问题”。他进一步论述指出，学术纲领的构建是学科制度化进程的内在理据，因此我们需要有行之有效的、能够解决问题的研究纲领。他建议在理淸默顿、后默顿等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独立思考中国的问题，并且可以放在世界社会学史和科学文化整体发展的进程中来形成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可以把现实问题升级为学术问题，从纯学术的角度去完成探讨，然后还需要切换回现实, 把一些可操作的东西反馈到社会中去。在学科发展的推动力方面，他建议《科学与社会》在内容编排上更加突出专业化内容，以更好地体现作为科学社会学领域机关刊物和主阵地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大学肖显静教授在发言中提出，在具体化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中，学界之前更关注研究方法的范式，但科学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趋向如何，同样是值得思考的内容。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我们面临的几个问题是:第一，当下如何对待默顿的传统社会学？他建议要有方法上的坚守和信念上的扬弃。坚守传统本身没错，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以默顿的社会学所奠基的科学观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第二，如何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正名？他指出，现在社会舆论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偏见，甚至认为它是非理性的反科学的思潮，因此有必要为其正名，澄清这一领域的早期发展状况、具体发展过程是怎样的，该领域学术观点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又是怎样的，以减少社会的偏见。第三，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到底应该怎样？科学社会学研究在我国迄今不受社会学界重视，面临的局面有些尴尬，但科学哲学对它还是非常看重的，在这样的状况下，这个学科要走什么样的道路，需要学界思考。他希望形成学术上的包容、凝聚、探求和批评，在这样的支点上将科学社会学与社会学、科技哲学以及科学技术研究结合起来。第四，科学技术论(或称为科学技术研究)从上世纪70年代兴起后，已经在西方主流学术期刊中占据了主导性地位，学界需要思考这些研究内容属不属于科学社会学的范畴，能不能将其称作综合的科学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段伟文副研究员认为，科学社会学是我国学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的领域，当时的研究目的在于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在于给科学找到一个更好的社会结构，来推进中国的发展。从当下的情境来讲，科学社会学研究在考虑怎么让科学产生更大效益的同时，也要考虑科技伦理问题，关注科学的负面影响，这和以前一味去推进它是不一样的。他认为科学社会学实际上应该被称作科学学，是一个以科学和技术作为对象的研究领域。这种科学学或科学技术学的范式，是关于科学技术的跨学科研究的范式，既然是跨学科研究，就不一定要完全按照社会学的进路。他进一步指出，科学社会学的规范取决于其研究群体将要去做的事情，而不应拘泥于过去的标准。在学科发展的战略问题上，他特别提出，对于科学社会学研究群体而言，最为重要的战略举措，第一是游说，学界需要形成系统的游说政策; 第二是要让学生进人决策机构; 第三是要不断地设置研究议题。

山东大学林聚任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制度化是特别重要的方面。社会学在中国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逐步发展起来的，但科学社会学一直处在边缘的状态。虽然默顿等人也思考过为什么这-学科长期被忽视, 但是在中国社会学界，科学社会学被忽视的情况更为明显。他认为，一个学科能否制度化发展，首要的决定因素是整体环境，特别是学术环境的影响; 其次取决于学科发展的资源条件。默顿学派能够发展起来，从宏观背景看，是因为人们对他们很重视，认为科技问题是值得关注的社会议题，另外他们组成了学术团队，培养了一批学术力量。林教授提出，资源条件的核心内容包括学会、人才、会议和研究经费。其中学会能够起到共同体的引领作用，科学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的组建，是国内科学社会学界在制度化建设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从人才培养方面来看，目前社会学专业培养的科学社会学研究者并不是太多，清华大学在社会学系设立科学社会学专业方向的尝试，以及未来怎样进一步设立博士点和基金项目，值得学界关注和探讨。

清华大学李正风教授强调指出，当前虽然在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社会学会下都设置了主题较为相近的专业委员会，但总体上的学术圈子其实并不大，大家应当相互支持，在不同的学会之下共同寻找存在的空间和价值。他结合自己的体会认为，社会学界对科学社会学领域抱有很大的期待，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以前使得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主要是社会权力，但是现在科学技术将会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在学科建设方面，他介绍了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引人社会学教学的尝试，认为这是一个科学社会学与社会学相互靠拢的过程。他还指出，由于科学社会学研究群体比较小，研究者的问题感好像不是特别强，这个领域中比较敏锐的研究往往不是从科学社会学角度展开的，而是从伦理学和科技政策角度展开的。另外他认为，科学社会学界受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影响，有正面的，也有部分过度的方面, 技术本身也是很强大的推动社会的力量，对于技术是如何推动社会结构变化的研究，是社会学界非常关注的内容。

河北师范大学韩来平教授提出，默顿传统产生的背景和语境是科学的建制化，而建制化本身现在并没有变化，我们目前的状态，实质是关于科学建制化的前范式竞争。而作为一个学科，必定要形成范式和研究纲领，没有范式不利于大家团结起来，但研究范式的形成并非是人为规定的。身处在后现代科学的语境下，他认为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议题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宏观层面上科学与政治的关系，科学的建制化体现为决策者、科学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三角结构体系；另一个是微观的社会学方向，要接纳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并最终落脚到实践上。他建议把宏观的科学社会学和微观的科学社会学很好地衔接起来，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科学社会学研究自身的范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方卫华教授指出，为了科学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如何更好地吸引研究人才，特别是吸引有兴趣的年轻人，是很重要的问题。他认为，从学科角度来说，从文科学生中吸引人才不够现实，因为他们对科学的了解不足，兴趣点不在这里，因此科学社会学在社会学圈子里不容易做大，从理工科引进优秀人才是更加现实的做法。他还进一步指出，学界关注的不应仅仅是科学的社会学，而应该是科学的社会科学，即怎样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科学问题。过去我们的研究是把科学看作一种社会建制，但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应该落实到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需要把科学工作者看作一个个的人，以人作为研究对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方法应该是比较偏重于实证主义的。而且，当前社会科学中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几个学科也在融合，这意味着多种研究方法的统一，回过头来看科学社会学，同样需要依靠一致的方法基础上的多学科融合。

二、 立足本土经验研究

清华大学刘兵教授阐述了自己对科学社会学与社会学之间关系的看法。他认为, 从观念、理论到方法等各方面来看，科学社会学与印象中的主流社会学还有很大的差异。从“反科学倾向”的角度来说，主流的研究强调一定要做实验、做数据，但很多很有意义的问题并不是做数据就可以解决的，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都存在这样的情况。他以科技人类学研究为例指出，人类学的田野调査方法更强调个体化、多样化，更注重文化相对主义，这和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方法存在比较大的区别。在当前的科技人类学研究中，虽然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涉人实验室研究等当代前沿问题，但与此同时，非西方式的、面向非当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也值得关注，例如对于传统技术的研究就是很有价值的。在这个意义上，刘兵教授认为, 从科学社会学学科的长久发展来说，研究学的方法应当是多元的，不应一味追求当前主流研究中偏好数据的做法，从这个意义来讲，既便我国科学社会学界没有形成一套能够被社会学界接受的研究规范，也不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中国科学院大学张增一教授介绍了中国科学院大学开展传播学研究和专业教育的情况。他介绍说，目前我们着重围绕科学传播议题，不仅偏重于基础科学的传播，还致力于扩展健康传播、环境传播等与公众生活较为贴近的国际热门领域开展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则强调实证性、经验性的研究，这与科学社会学关注的内容有许多交叉之处。张教授强调指出，在研究的方向性上，网络环境中的复杂社会现象是当前跨领域的热点问题; 在学科发展问题上，从学术方面来讲，需要利用国际通用的方法来研究具有中国特殊性的问题，这些年积累的一些材料，例如中国科协调宣部的科技工作者调査、南开大学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中科院自然史所开展的科学家谱系调查等材料，都有可能会成为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基础资源，立足于这些材料的研究问题对我国的科技发展具有建设性意义; 从后续人才培养方面来讲，应该让学生在培养阶段接受社会学的训练，在进行论文时去关注科学社会学的议题，这样能够逐步在社会学界产生影响。虽然这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在一级学科的领域内获得承认，对于学科的持续发展很重要。

南京大学蔡仲教授指出，从国外经验来看，科学社会学研究实际是夹缝生存的状态。目前国外学界更关注的并不是科学的社会建制，而是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例如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4S学会）期刊《科学、技术和人类价值》的稿源，就来源于很多个学科，其前任主编林奇来自于康奈尔大学的科学技术研究系，现在的主编则是哲学背景。在怎么做的问题上，蔡仲教授认为，应当借鉴台湾STS期刊《East Asian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 (EASTS)》的经验，这本刊物最近几年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非常大。之所以成功，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采用的研究方法比较规范，每一期设置的主题都符合东亚社会需要的经验研究。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髙，易于立足东亚经验参与国际对话。在这本刊物之前，台湾曾经也有一本《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但内容上基本都是在模仿，4S学会涉及什么研究，它就关注什么内容，一直无法形成自身的特色，最终影响也不大。而《EASTS》主编傅大为明确将刊物的研究空间定位于东亚的地缘政治空间，将研究的问题域定位于东亚的问题，逐步造就了刊物特色。蔡仲教授还基于自己对《EASTS》文章研究主题的统计分析表明，后经验转向的研究方法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因为利用这种方法去看待东亚问题的研究思路，更为西方学者所熟悉，更易于与国际学界对话。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杜鹏副研究员表示，尽管上世纪90年代末以后，科学社会学在国内开始渐渐式微，但从我们从事的具体工作来看，实际上还是很有用的。他援引相关研究指出，政策科学在我国本土化过程的主要体现，一是学科化培养人才，二是发展决策分析、科学决策方法，三是为我国的部门政策提供咨询建议。以此为借鉴，科学社会学要想更好地本土化，首先必须是有用的。科学社会学落地的内容、具体的用处主要体现为对部门政策的咨询建议，但政府相关部门的需求和我们研究的内容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偏差，他认为，科学社会学研究者应当在一定程度上主动设置一些议题——例如可以是侧重技术社会学，特别是网络技术社会学的议题，需要主动加强设计研究议题的能力。

上海交通大学李侠教授指出，科学社会学研究者应当如何设置议题，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当前我国科学社会学研究存在着对国内议题关注不足、对决策层影响有限的问题。李真真研究员对此回应认为，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之一，是当前开展相关问题的研究还缺乏必要的平台支持，科学社会学者难以获得足够的研究资料。中国科学院大学赵超博士进行了补充分析，指出问卷成本也是制约相关研究开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在调查研究过程中，由于科学家与研究者的社会地位通常并不对等，容易造成二者间交流的不顺畅。张增一教授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并指出，有些问卷设计本身也存在问题，例如问卷内容过于繁杂，导致占用受访者时间过度，也是影响科学家参与度的重要方面。

三、 保持对新兴社会议题的敏感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龚旭研究员从用户的角度阐释了自己的看法。她指出在研究范式问题上，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传统在西方政策研究中出现得已经非常少了。默顿的研究主要是从结构功能主义出发，把科学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因为在默顿所处的时代，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并非像今天这样密切。而今天我们关注的都是现实中的科学，科学不再是独立于社会的。另外，她结合自身的工作经历提出，在科学社会学中经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经验研究的学术规范性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没有接受过严格的社会学研究训练的人，在问卷设计上往往会存在很大的问题。她在发言中还专门强调了翻译科学社会学经典著作的必要性，指出有许多科学家对于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方面的内容很感兴趣，但他们接触相关经典著作却往往并不容易。

对于这一主题，范岱年先生认为，过去四百年来科学的变化很大，从小科学时代走向大科学时代的过程中，科学和技术的关系变得愈加密切，与经济的联系也更加深人。库恩和默顿虽然已经生活在大科学时代，但他们的认识、他们提出的模型还局限于基础科学，当涉及到应用科学、社会科学的时候，箱要把实践理性、审美判断等内容考虑进来，仅靠库恩和默顿等人的理论和既有的研究肯定是不够的。范先生强调，相关学科中最根本的还是哲学，例如哈贝马斯的哲学研究，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人类旨趣的三种类型等内容，继承和发展了康德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范先生提出，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在21世纪一定要有所突破。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科学史三个学科是互相影响、互相交融的，他建议《科学与社会》不要局限于科学社会学，这样便于突破。

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王德禄所长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最新成果，包括口述史著作《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和社会学著作《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后者以朱克曼等人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为基础，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探讨了高新区发展和跨区域创业问题。在随后的发言中，他提出科技和社会的改变带来了很多很新鲜的研究议题，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最基本层面——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即社交化。现在社交化不仅仅是互联网创业的行为，而且正在深刻影响着所有的企业和行业。他基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以及舍基在《未来是湿的》中阐述的观点（即人和人之间需要通过交互、沟通去创造），指出社交化的本质是去中心化和信任背书，这能够使得企业的民主化提髙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此基础上，他以众包模式、APP研发和科技博客为例，论述了网络社交化背景下科学本身社会行为的变化。他还进一步提出，互联网大幅扩展了我们原本有限的公共空间，这促进了我国在互联网上的创新，但其中也会有很多社会问题, 需要社会学家，尤其是科学社会学家去研究。

东北财经大学的徐祥运教授提出，以科学社会学探求最新的技术对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着眼于科学技术，将交往方式、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等研究议题，按照这一思路开展研究，科学社会学将会面临着很好的前景，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并可能产生效益的学科领域。他强调指出，面对社会的最新发展，社会科学研究要及时跟进，积极利用学术的力量来推动社会进步。学术如果对社会没有影响力的话，社会对学术的关注度也将大幅降低。

南开大学王阳副教授在发言中强调了科学和技术的规范具有差异性。西方学者通常会把科学和技术分得很清楚，而国内学者习惯上把科学和技术联系在一起，不区分科学和技术，或者模糊两者的界线。我们谈论科学规范的时候，我们往往只关注默顿规范，但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已经发生了变化，这里并不是默顿规范错了，而是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回应这种变化。

李真真主任委员对与会专家的讨论进行了总结。她指出，社会学及科学社会学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像物理学那样有一个统合性的范式。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验的或实证的研究，研究者应当立足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及风格。这意味着我们应当明确本学科的基本问题域，在问题域的定位上应该首先关注我们自身的问题，同时应当保持对新兴社会议题的敏感性，主动设置和提出我们的研究议题; 意味着我们的研究结果首先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我们还应当在产出大童的地方性知识基础上，致力于形成我们自己的研究纲领。因为本土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