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科技面临全方位的封锁和打压，科技领域“卡脖子”问题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和激烈的讨论。目前，通过提升基础研究能力突破科技发展瓶颈被认为是“卡脖子”问题最根本的解决途径。^[1]然而“卡脖子”问题的背后是我国原始创新薄弱、高端科技人才缺失、学术生态恶化等一系列发展瓶颈，映射出的其实是我国科技发展的体系性问题，是科技后进国家迈向科技强国必须面对的共性问题，也是我国科技发展从“跟踪”到“引领”必须要跨越的鸿沟。如果把问题简单归因于基础研究，不去进行更深入细致的探究，则不仅难以从源头上解决“卡脖子”和科技瓶颈问题，还可能会错失未来30年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窗口期。因此，有必要以基础研究为基点，继续深挖我国科学体系性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根源。

科技发展的问题是在历史中产生、发展和演化的，要找到“卡脖子”问题和我国科技体系问题的根源，既要从西方科学源头和科技强国建设的历程中寻找可资借鉴的经验，也要从我国科学发展的历史中去探寻问题的线索。

19世纪末美国科技日益繁荣，特别是在电报、电灯等应用技术方面取得了诸多有广泛影响的重大突破，但美国在纯科学研究方面还与欧洲相去甚远。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著名物理学家亨利•罗兰（Henry A. Rowland）1883年在美国科学促进会上发表了“呼唤纯科学”（A Plea for Pure Science）的演讲，^[2]该演讲后来发表在1883年8月24日出版的Science杂志上，并被誉为“美国科学的独立宣言”。他在文中一针见血的指出，为了应用科学，科学本身必须存在。美国要伟大和富强必须要加强“纯科学”这个“面包”，而不是执着于应用技术研究这个“富人餐桌上掉下来的面包屑”。这一振聋发聩的理念激励和引领了美国的科学发展，使得美国在30多年后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并一直维持至今。

亨利•罗兰提出的“纯”（pure）科学，是指那种为知识而知识、不抱有任何功利性动机的探索活动。“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划分出现在19世纪初，后来，一些在工业领域和工程领域的研究者觉得，“纯科学”这一概念明显带有某种偏见，让他们难以接受，于是“基础”（basic）科学的概念被引入，逐步取代了“纯”科学的概念。^[3]到了20世纪，“基础研究”作为一个政策范畴和政策术语，又牢固地树立了其地位。^[4]纯科学、基础科学、基础研究本质上都可以看作是“以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为根本指向的研究活动”，^[5]所以，单从表面内涵来看，美国19世纪末的纯科学与我国当前的基础研究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深层内涵是否一致，还需要从西方科学的起源和本质来进行深入研究。

许多学者认为，西方现代科学体系脱胎于哲学，正是在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概念形而上学、形式逻辑以及笛卡儿和培根的认识论和实验哲学奠定的哲学基础之上，科学才得以在近代问世。^[6]1994年，美国学者兰西•佩尔斯（Nancy Pearcey）和查理士•撒士顿（Charles Thaxton）在《科学的灵魂：500年科学与信仰、哲学的互动史》一书中以详实的论据提出哲学是科学的本源和灵魂，认为科学家们的信仰和哲学立场是“孕育现代科学的沃土”。^[7]而斯蒂芬•F•梅森认为科学的历史根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技术传统，一个是哲学传统，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两个传统是分开的，直到中古晚期和近代初期才开始汇拢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即科学的传统。^[8]由此可以理解为哲学是科学的灵魂，科学起源于哲学，并在与哲学、技术的互动中不断向前发展。

哲学对科学的核心引领作用在历次科学革命和科技强国的形成中都有体现。刘则渊和王海山通过计量学分析提出，历次科学高潮之前都出现了一个哲学高潮，哲学革命是科学革命的先导。^[9]比如，16世纪意大利成为科学中心的主要动力在于古希腊哲学复兴之后带来的思想解放，带动了科学活动和科学思想的极大繁荣，初步形成了与中世纪神学与经验哲学完全不同的新兴科学体系；17世纪英国成为近代科学强国，主要是因为培根关于实验哲学及知识价值的新理念成为科学大发展的基石，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科学；18世纪，法国科学强国地位的确立与笛卡尔数学演绎法、理性主义文化以及启蒙运动密切相关，形成了法国自由理智主义传统，推动了怀疑主义、逻辑主义方法论的传播；19世纪，科学中心转移到德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哲学的突破和指导作用”，哲学从康德开始，直到黑格尔等，率先脱离机械论和绝对论的束缚。^[10][11]

那么哲学何以会成为科学革命的先导，又是如何推进科技强国形成的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哲学是系统的反思，同一般具体学科相比，哲学的视野及关注的问题比较抽象、普遍，可以为科学家原始创新提供新颖的视角、批判性的思辨能力和深刻的洞察力，拓宽观察问题的深度与广度，从而有利于激发原始性和颠覆性创新。第二，哲学洞见带来的独立性是把单纯的手艺人或专家与真正在追寻真理的人区别开的标志，^[12]科学家的哲学素养决定了其科学视野和科研境界，也决定了他能够发现、提出并解决什么样的科学问题，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科学家，如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爱因斯坦等，大多都是哲学家型的科学家。第三，哲学能够提高人的心灵，有助于科学家跨越智力愉悦型和功利型的层次，进入哲学境界，自发地、永无止境地探索自然奥秘，关怀人类命运，成为终极关怀型科学家。^[13]科学家群体对哲学境界的追求，可以促进科学精神的群体孕育和发展，改善学术生态。实际上，在原有科学理论出现危机时，科学家常常转向哲学分析，以作为解开他们领域中的谜的工具。^[14]哲学方法的探索和运用会带来哲学高潮，哲学革命的爆发可以极大地解放人们的思想，为科学提供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根本上为科学发展扫清思想障碍，^[15]进而推进科学理论危机的解决和科学革命的发生。而哲学高潮和科学革命往往更容易在传统理论统治薄弱的、具备一定条件的新兴国家形成突破，从而促使新的科技强国的出现。

美国19世纪末开始发力到20世纪上半叶成为科技强国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表面上是由于对“纯科学”的倡导，但实质上是其背后的哲学在发挥核心引领作用。美国的文化哲学基础与西方同脉同宗，通过学习欧洲的“纯科学”，继承了英国的科学传统和德国的科学体制，形成了实用主义哲学，^[16]特别是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吸引了爱因斯坦、费米、冯•诺依曼等大批哲学家型的科学大师，更是直接移植了欧洲最顶尖的哲学和科学思想，这样就完整地继承和吸收了欧洲科学的形式与哲学的灵魂，进而崛起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因此，美国19世纪末的“纯科学”更偏向于哲学的一端，是具有丰厚哲学精神和灵魂的基础科学。其后，随着技术的飞跃式发展，科学整体上逐渐偏向技术的一端，与哲学渐行渐远。技术不同于哲学，哲学会将科学推向质的突破，而技术则主要是加速科学的量变积累，没有哲学的引领，知识与技术体系内在的驱动很难自行取得革命性突破。所以，我们甚至可以推断，20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的沉寂”很可能与近百年来科学逐渐远离其哲学“灵魂”有关。

亨利•罗兰在演讲中把中国古代科学作为反例，认为古代中国人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从不探寻其深层原因（纯科学），所以才导致落后于世界进步。^[2]其观点也许有失偏颇，但从我国古代科学的起源来看，我国的科技发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确实更偏向于技术传统，与哲学传统关联较弱。而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道）内向的、自足的气质使得我们缺乏对科学的强烈需求，^[17]进而也没有发展出“科学的形而上”，即与科学相关的形式逻辑和实证思维。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与交汇，接受过西式科学教育的精英群体带来和普及了形式逻辑和实证思维，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科学的形而上”要素的缺失，在民国时期出现了一个哲学发展的小高潮，极大推动了西方科学在中国本土的生根与发展，初步完成了若干专业领域的奠基，并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大师。但这一时期，中西方科学和哲学的融合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科学的功利主义倾向。我们吸纳西方科学的目的还是重在其“用”，即富国强兵的物质性功效，而对科学的理性、求真等精神价值重视不够。新文化运动时期，虽然大力弘扬科学精神，破除封建迷信，但又过于推崇科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科学主义的误区，^[18]异化了科学精神。同时，“打倒孔家店”的倡导，还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构成了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断裂。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科学发展延续了这种工具主义路线。在“向科学进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等国家发展战略和方针的引领下，科学发展取得了辉煌的进步，但也进一步强化了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而文革时期，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教育革命和文化革命，也加剧了我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衰落和断裂。

回顾我国科学发展的历程，早期偏向技术传统，缺少“科学的形而上”，引入西方科学之后，哺育科学成长的西方哲学与科学精神又受到了曲解和有意无意的遏制，中国传统哲学也在激进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影响下日渐衰弱和崩溃，以哲学为核心的价值理性逐渐式微。这种科学精神和中国传统哲学衰弱导致的价值理性和哲学精神的严重缺失，可以称为“哲学的贫困”。需要注意的是，此处“哲学的贫困”不仅是指“科技哲学的贫困”，更是涉及伦理道德、人生观、世界观、方法论等各个方面的一般哲学层面的贫困；不仅是西方哲学中“科学的形而上”的贫困，更是中国传统哲学“艺术和道德形而上”的贫困。这种“哲学的贫困”对我国科技发展的影响与制约不可小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哲学的贫困”影响孕育健康的科学文化和自主的科学体系。科学文化发端于西方哲学，并生长、运作于特定的本土文化之中。^[19]然而，我们当前既缺乏对孕育科学文化的西方哲学和科学精神的深入了解，也缺乏对承接科学文化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发展。“哲学的贫困”使得我们无法从哲学中汲取营养去构建科学文化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制度约束、行为准则和社会规范，导致科学文化远远迟滞于我国科技的发展。同时，“哲学的贫困”及其带来的科学文化的缺失，致使我们的科学研究往往囿于现有的理论方法和体系框架，虽然有点状的突破，但却难以形成整套的思想、方法、技术，更无法形成引领未来发展的自主的科学体系。

（2）“哲学的贫困”导致我国缺乏原始创新。我国科学家迄今未能提出引领性的重大原创理论或者科学思想，与缺乏哲学精神和哲学思维的导引关系密切。王春法认为，我国原始创新缺失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科学价值观上过分看重科学技术的功利性，缺乏探索科学真理的激情和坚持科学真理的执着；在思维方式上尚未完成从原始思维向逻辑思维和科学思维的转变”，^[20]这些都与“哲学的贫困”紧密相关。此外，哲学是系统的反思，其本性在于提出问题，“哲学的贫困”导致我们无法对科学进行适当反思，无法提出颠覆性、原创性的问题，也就无法从源头上形成原创性的理论和思想。

（3）“哲学的贫困”使得我们培养不出科学大师。理想状态下，科学家是一个能够有时间、有兴趣和有能力“仰望星空”的群体，而“仰望星空”需要具备足够的哲学素养。一般讲，科学的最高境界体现在科学与哲学的对话，但在我国的基础教育中，科学与人文的过早分离，使得科学家群体的哲学素养明显不足。同时，由于体制机制等原因，多数科学家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仰望星空”，缺乏对科学的深层哲学反思。这就使得我国培养的科研人员大多只是工具化了的“擅长专门智识之学者”^[21]或是工匠型人才，而鲜有哲学型的科学大师。

（4）“哲学的贫困”制约了科学精神和学术生态的孕育发展。我国学术生态问题突出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不仅是个人的道德素质、政策导向、制度安排等造成的，更是文化层面的问题，“哲学的贫困”才是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哲学的贫困”导致科研活动的功利化和追求个人或小群体利益的最大化偏好，阻滞了科学精神的群体孕育和发展过程，使得仅仅通过倡导科学精神、呼吁科研道德、改革评价体系、严格监督制度等外在的约束或引导，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综上，“哲学的贫困”是我国无法建立自主的科学体系、原始创新匮乏、科学大师缺失、学术生态恶化等瓶颈问题的根源，也是消解我国科技改革成效、制约科学发展的核心阻力。所以，美国科技打压下凸显的“卡脖子”问题，只是把我国科技发展的潜在问题暴露出来，真正卡住我国科技发展“脖子”的根本原因不仅是基础研究的薄弱，更是其背后“哲学的贫困”。

以上分析可见，我国当前的基础研究与美国19世纪末的“纯科学”的根本差异就在于哲学内涵的不同。美国在科学追赶期所倡导的“纯科学”是具有丰富哲学精神和灵魂的基础科学，而我国当前的基础研究则存在严重的“哲学的贫困”，缺乏哲学内核。靶定了这种差异，可以为我国未来科学发展指明方向，但全然照搬美国当时哲学型的“纯科学”策略是行不通的。一则，我国的文化哲学基础与西方存在巨大差异，不可能像美国那样直接继承欧洲科学中的哲学传统；二则，我国目前也不具备吸引欧洲顶尖哲学型科学大师，进而直接移植其哲学传统的机会和条件；此外，近百年来，西方科学也与哲学渐行渐远，出现了哲学危机，我们能借鉴吸收的东西也极其有限。

所以，我们要突破科学发展的瓶颈、建成世界科技强国，就必然不止要强化“基础研究”这个“面包”，而是要更向前一层，追溯到哲学这个“制作面包的方法和文化”上来，不仅要“呼唤纯科学”，更要“呼唤哲学”。

一是，要在哲学界呼唤哲学理念的革新。鼓励哲学家在辩证吸收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优势因子的基础上，突破专业性的哲学学术问题研究，更加关注科学理论危机和重大社会问题，并在与科学和人文的互动中革新发展，形成引领性的哲学理念。

二是，要在科学界呼唤哲学的系统反思。引导科学家积极吸收、发展和运用新的哲学理念，将哲学思想注入科学实践，聚焦科技发展和科学前沿中的基本哲学问题开展研究，探索构建以哲学理念为核心引领的科学文化，进而使得哲学反思成为科学家群体的习惯，内化于其思维模式之中。

三是，要在教育界、文化界、全社会呼唤哲学的普及与传承。哲学理念必须在特定社会文化的土壤中孕育发展，需要大多数人理解、接受、内化为相对固定的思维模式，自觉或不自觉地践行，成为群体性的社会文化，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才能发挥引领作用。因此，哲学建设仅仅依靠哲学界和科学界在象牙塔内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在教育界、文化界、全社会广泛地探索哲学普及大众的方式，包括设立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全面贯通的、系统分级的哲学教育体系，构建以哲学为引领的创新文化和制度体系，系统推进优秀传统哲学文化的传承和复兴等。

总之，为了从源头上、体系上突破我国科学发展的瓶颈，实现向科技强国的跃进，我们需要在各个层面“呼唤哲学”，推进哲学理念的更新发展，加强哲学与科学的融合，并通过加强哲学教育和文化传承，扩大哲学的社会影响，系统消除“哲学的贫困”。当然哲学建设是一个无法立竿见影的慢功夫，在当前国际环境剧烈变化和“卡脖子”问题的紧迫压力下，我国科技工作很容易走向“极端功利主义”，陷入“执象而求、咫尺千里”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尤其要放下急功近利的焦虑心态，摈弃一些短期目标行为，在加大力量集中攻关的同时，凝心定力，围绕哲学建设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可能见效慢，但有利于科技长远发展的基础性、系统性的工作，引领我国科学体系走上一条以哲学为导引的、自主进化的全新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