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始，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风起云涌。新知识社会学既在科学哲学之外找到了审视科学的新视角，又打破了曼海姆式的知识社会学与默顿社会学传统，逐步成为科学社会学的主流。它以强纲领为先导，以科学争论研究、实验室研究及文本与话语分析为研究场点，从多个方面解构科学知识是“自然之镜”的信念，突出科学的社会建构性。与此同时，应用SSK内部纲领分析技术的尝试也在慢慢展开。但无论从认识论还是方法论而言，新的知识(技术)社会学都遭遇到了多重困境。导致这些困境的直接原因是SSK将社会学置入了它之前一直绕过的领域——科学知识与技术，却又在说明策略上延续了传统社会学模式。

巴黎学派以此为契机，重新审视科学技术研究(STS)^①的特殊性，提出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在本体论上，ANT用广义对称性原则打破现代性的主/客二分，瓦解传统社会理论说明模式的根基；在方法论上，ANT借助常人方法论，由“Why”问题转向“How”问题，即注重跟随行动者并描述行动中的科学，而非给予既定科学技术以静态说明；在认识论上，ANT由“How”问题再次转向“Why”问题，在细致经验研究基础上为科学技术乃至整个社会提供非因果还原说明范式，力图塑造完善、成熟的理论话语。所以，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不仅从SSK困境中发现了新的可能性，避免了STS走入死胡同的尴尬结局，而且极大地推进了强纲领所怀有的建构一种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知识的一般社会理论抱负，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以科学技术为中心却又不局限于此的广泛社会理论。

① STS，既是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简称，也是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简称。按照西斯蒙多在《科学技术学导论》中的观点，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将科学技术理解为话语，社会与物质活动，而后者侧重理解由科学技术发展所引发的问题，以及如何用民主平等理念治理这些问题(Sismondo S.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Oxford: Blackwell. 2010:viii)。本文在提到STS时，是指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但又按照拉图尔的界定，把它看做从属于社会学的理解什么是自然科学及社会的微小子领域^[20]。

一. ANT的双重契机：SSK困境与科学技术研究

从历时性角度讲，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概念最初由卡龙等人^[1]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进一步的理论提升与扩展工作则是由拉图尔(B. Latour)完成的。需要注意的是，卡龙是通过对技术的分析切入ANT^[2-3]，其视角并没有局限于科学知识领域；而拉图尔之所以能够颠覆传统世界观与社会理论，也是借助对科学技术的经验分析才获得启发。从共时性角度讲，虽然拉图尔宣称自己开始实验室研究时，并不知晓同时代科学社会研究的存在^[4]，但他的早期工作无疑是围绕着强纲领主旨展开的^[5]，这点拉图尔自己也不否认^{[4, 6]}。因此，ANT的提出与发展，一方面以SSK尤其是它遭遇的困境为背景；另一方面，是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技术给它提供了最好的例证与经验分析资源。

1. SSK困境

18世纪的大多数启蒙思想家或许不会想到，曾作为人类进步文明代表的科学在20世纪却饱受怀疑与批判。成规模开启批判之门的当属20世纪之初的法兰克福学派，他们对工具理性、现代工业文明以及为之提供动力的科学技术进行了持久批判。然而，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还是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加之科学哲学中逻辑经验主义的兴起与广泛传播，科学知识在一段时间内依然被看做“自然之镜”，科学的成功也在于它拥有独特的方法论优势。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社会思潮风生水起，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广泛传播，科学哲学中标准的逻辑经验论观点逐步瓦解，以至于费耶阿本德宣称“科学只不过是众多推动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之一”^[7]，将启蒙运动时期被洗练出来的科学重新放到了与神话、宗教等意识形态对等的位置。

同以上过程几乎并行，社会学也将视角也慢慢投向科学，其早期代表人物是卡尔·曼海姆(K. Mannheim)与罗伯特·默顿(R. K. Merton)。但如果说科学哲学家一开始就从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角度维护科学的合理性与独特地位，那么曼海姆式的知识社会学和默顿科学社会学传统则有意绕开科学的具体内容，认为科学知识本质上是社会无涉的。这种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到了以欧洲，特别是英国为中心的新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批判。

与北美默顿社会学不同，后起的爱丁堡学派不再将科学家的行为规范、组织形式以及奖励系统等方面放在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首位，而是将关注点放在科学观念、方法、程序和实践等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和生产过程方面。他们所持方法论原则或者价值观就是“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布鲁尔(D. Bloor)明确地将它总结为四个信条(Four Tenets)：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反身性。^[8]由此，以强纲领为先导，SSK内部相继出现了一系列基于不同研究场点的亚纲领，其中包括：基于科学争论研究场点衍生出利益分析纲领、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和批判史学纲领；基于文本与话语分析场点衍生出话语分析纲领和反身性纲领；基于实验室研究场点衍生出社会建构论纲领。^[9]这些亚纲领都或多或少地践行着强纲领主旨，从不同角度打开科学知识的黑箱。除此之外，也有学者跟随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理论，将SSK内部研究纲领应用到技术领域，分析技术的社会建构因素^[10]，在互补中形成整体的科学技术社会建构理论。

毫无疑问，将社会学置入一直以来被视作禁区的科学知识与技术领域，SSK学者取得了诸多成果。它不仅打破了科学知识客观、理性的信念，而且在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之外，塑造出另外一套针对科学技术的解释性话语。然而，SSK取得相应成就的同时，也遭遇到重重困境。可以说，强纲领信条在多大程度上引导SSK取得相应成果，它也在多大程度上为SSK制造了麻烦。

首先，SSK最为人诟病的是其认识论相对主义与社会实在论之间的矛盾。遵循公正性与对称性原则，SSK宣称公正地对待正确与错误信念，并用同一类型的原因做出相应解释。这一方面导致了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即所谓的正确与错误信念都是相对的，没有任何认识成果可以被客观、理性地保证；另一方面，由于SSK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是找到社会因素对认识过程的决定性影响，将科学知识视作一种或多种社会因素建构的结果，社会便成了因果链条始端的实体性存在。因此，“就像科学家错误地用自然实体说明科学家的信念一样，社会学家也错误地用社会实体朝向那一终结。”^[11]明显的矛盾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用相对主义的眼光看待一切——唯独排除自身，他们在打开科学黑箱的同时，却又将SSK黑箱化。

其次，反身性问题始终环绕SSK，威胁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实际上布鲁尔提出反身性信条的本意是维护SSK的合理性，认为原则上社会学家的解释模式同样可以应用于自身。但这仅仅是一种姿态而已，试想，“如果经验事实和逻辑论证对于科学知识实际上并无重要影响，那么为什么赞成这种观点的建构论者还要去从事经验研究呢？”^[12]在反身性问题上，SSK学者并没有找到一个既可以应用到研究对象，又能够应用到自身的最优解释模式。

再次，SSK的宏观与微观分析视角始终不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围绕着强纲领提出的广泛论题，SSK内部出现了宏观与微观两种研究科学知识的视角。其中，爱丁堡学派与巴斯学派尤其偏重以科学争论为场点的宏观利益分析，他们或者将科学争论看作是利益(认知利益、社会利益)负载的^[13]，或者将科学争论的结束机制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政治利益相关联起来^[14]。但是，纯粹的宏观分析进路，如核心群研究，在描绘日常科学活动方面并不够细致^[15]，未能够把握丰富多彩的科学实践过程，而招致科学家的强烈反感；此外，利益分析视角下的科学知识成了纯粹的工具，似乎“知识是用来使用的，不只是用来沉思的；行动者具有自己的利益，作为知识的工具能够成功促进或阻碍这种利益的实现”^[16]。于是，以实验室研究为代表的微观分析进路逐渐兴起。相对宏观进路，微观研究更注重经验地描述科学实践活动，细致的实证研究极大削弱了人们对SSK的质疑，取得了诸多成就^[17]。但实验室研究的微观进路弱点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因果性解释，而更侧重描述主义，以至于“忽视了社会学家研究兴趣指向的‘更宽广’现象域”^[18]。总之，SSK同样遭遇了社会学经典的微观-宏观困境，“要么社会科学足够精致到解释科学的内容，而将整个社会的制造置于黑暗当中；要么宏观社会学归来，但科学的细节从视野中消失”^[19]。这也是SSK最为致命的一个弱点，因为如果它不能把科学家的微观实践、认知活动与宏观社会因素有效地结合，那么几乎可以宣告整个SSK在其原初目标上的失败。

实际上，即使抛却具体的方法论与认识论困境不言，仅就强纲领之后不同亚纲领之间的辗转挪移来看，也能反映整个SSK的尴尬处境。造成以上困境的直接原因是，SSK学者将社会学置入它之前从未涉足的科学知识或技术领域，却又在说明方法上沿用了传统社会学模式。因此，认识到“新的科学社会学使用一些熟悉的社会科学术语和解释策略，使他们也陷入了一些与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寻常语言相关的习惯性错误”^[18]，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毕竟，社会学曾经顺利解释了诸多社会现象。真正首先需要澄清的是，科学技术研究到底有何特殊性，以致屡试不爽的社会科学研究模式在其中突然失效？社会学在科学技术分析上的失效，是否意味着科学技术能够逃离社会学解释？进而，如果继续STS事业，怎样才能不重蹈覆辙？

2. 科学技术研究的特殊性

按照严格的学科划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自然或纯客体，后者则研究与人类社会相关的一切有意识行为。从时间维度讲，社会科学的产生要远远迟于自然科学，后者最先形成了自己严格、独立的学科分析方法与解释系统。社会科学产生早期，占据主流的一直是自然主义进路，它认为我们可以像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现象那样研究人类行为，以肯定的方式回答了社会科学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所以，自然科学是社会科学各学科得以成立的基础，后者在方法论上借用了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其学科目标也是尽力仿照自然科学，对人类行为及社会现象做出准确说明与预测，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直到STS兴起，自然科学本身成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布鲁尔强纲领的四个信条，一直引导着之后的SSK学者寻找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根据，用相对主义认识论解构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信念。但是，这也使得STS一开始就隐含了双重悖论：要么自然科学与技术的社会说明取得成功，社会学连同其它社会科学同样因为失去科学性而失败；要么社会学直接宣告失败，因为它根本没有成功解释自己的对象。^[20]如此看来，无论哪种情况，只要STS用传统社会学介入自然科学领域，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失败境地，或者用拉图尔的话说：“像参孙大力士一样，愚蠢地被自己从神庙上摇下的石头砸死”。^[20]

此外，科学技术研究的特殊性还在于，它的研究对象直接参与了整个自然与社会形态的塑造，是现代世界的始作俑者。较之宗教、艺术、大众文化等社会现象，科学技术同时面向自然与人类社会，它比任何一种活动都明显地将人与非人要素混合在一起，极大拓展了“社会”的内涵。当科学技术把非人要素连同人类要素重新组合后，社会便再也不是与自然对立的纯粹人类集合体，恰恰相反，“每种人类互动都是社会技术的(sociotechnical)”^[21]。所以，在SSK学者使用传统理论框架分析科学技术的过程中，才显得极不适应：一方面，它无法完全论证科学技术的社会决定性，关闭进一步争论的可能，因为主流社会学所擅长的是分析纯粹属人的社会现象，而科学技术的本质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的或社会的；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塑造了整个现代社会，假如再用受到科学技术影响的社会去分析科学技术，无疑是在循环论证。

归根结底，STS的特殊性，实质上是它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首先，前STS时期(pre-STS)，自然科学一直充当解释项，拥有独立的解释方法与解释系统，STS出现以后，自然科学又成为社会科学的被解释项，而且后者既借用又解构前者的解释策略。其次，“社会是建构的，却非仅仅是社会地建构的，只有斯特拉姆的狒狒，才社会地建构了他们的社会”^[21]，与社会学研究的其它对象不同，科学技术将自然与社会混合在一起并嵌入到整个社会系统之中，重新界定了社会的范围，导致纯粹属人的社会荡然无存。

对STS而言，这些特殊性既造就了一系列障碍，也蕴含了新的可能性。因此，拉图尔喜欢将STS先前的失败看作是因祸得福(felix culpa)^[20]，认为它打破了社会学的美梦，引导我们重新思考科学技术与社会，并借此机会对整个世界观与社会理论作出调整。在同科林斯和耶尔莱的论战中，卡龙与拉图尔敏锐地指出：“这场论战出现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文化研究之中，而且只出现在这里，因为只有在社会科学中，‘自然’与‘社会’之间大量的边界研究才会打破两者的分离状态。古典的社会学理论或科学哲学绝不会面临着这一问题，因为它们忽视了事物或社会。”^[16]也是在此意义上，拉图尔才抱怨一直以来STS对主流社会学的贡献甚少，而事实本不该如此。他甚至把社会学家塔尔德(Gabriel Tarde)看作是STS的鼻祖，因为早在STS产生的80年前，塔尔德就将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完全放到了社会理论的中心。^[22]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最先提出行动者网络概念的卡龙等人会借助技术研究切入ANT，以及为什么拉图尔会以科学技术研究为中心重构现代世界观与社会理论。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以及以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的STS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社会科学研究如果不把科学技术因素考虑在内，就不能完全理解社会。缺失了科学，我们无法理解现存文化之间以及现代-前现代之间的巨大差异^[23]；缺失了技术的人类社会就如同狒狒一样，相应的社会理论也与“狒狒社会学”无异^[24][25]。

以此为契机，巴黎学派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审视科学技术及其塑造的现代社会，不把STS遇到的困难看成是为自己设立的牢笼，而是将其看做改变传统世界观与社会理论的绝佳机会——ANT便应运而生

二、 ANT的本体论澄清：广义对称性原则

林奇在评论以SSK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进路时，曾指出：“对建构主义研究进行评价的部分困难在于，其术语中经常包含着他们的观念所无力支撑的更鲜明的形而上学锋芒。”^[18]这一观点与拉图尔不谋而合。早在其成名作《实验室生活》第二版的序言中，拉图尔就预感到他的实验室经验研究工作不会改变任何观点，因为大多数科学社会研究的内外学者，都是立足于深刻的本体论承诺，而非对科学的任何经验说明。^[4]事实的确如此，假若我们仔细审视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对科学知识的分析，会发现他们的工作中带有很强的目的论成份，即所有的经验研究似乎都是为了得到一个结果：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是社会而非自然因素最终决定了科学家的信念。他们只不过是把因果链条上归之于自然的科学知识解释要素，全都转移到社会一级，把非人因素决定转换为人类因素决定，把客观的事实决定转换为主观决定。因此，所谓的“形而上学锋芒”、“本体论承诺”实际上就是本体论上的主客或者人与非人二分。

本体论上的主客二分，造成的结果是自然科学家、哲学家以及社会学家围绕实在论、认识论问题争吵不休，SSK的认识论相对主义与社会实在论矛盾，反身性悖论等缺陷，都可以归结到本体论上的不对称性。为了避免再次陷入SSK困境，卡龙首先提出广义对称性原则^[26]，把它作为ANT的三个方法论原则之一，解决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在说明科学知识过程中的不对称性。广义对称性原则是布鲁尔对称性原则的进一步拓展，但它不是指认识论上用同样的术语解释正确与错误信念，而是同等看待自然与社会中的人与非人要素。

这一原则最为直接的表现在巴黎学派对“行动者”(actor)的界定上。为了打破人类行动者的中心地位，拉图尔更习惯于用“actant”或者“agency”表示“行动者”概念。遵循对称性原则，它同时指称人与非人行动者，即在科学技术或者其它社会活动中，我们不去先验地规定是人还是非人，是自然还是社会塑造了现状，它们都有可能在稳定化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任何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了事物状态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为行动者。这也是卡龙方法论不可知论原则的必然推论，因为不可知论强调行动者的身份不能事先确定，而是在协商中暂时稳定下来的，每个行动者都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所以必须坚持对称性，以免分析过程中出现偏向一面或者遗漏重要的因素。为避免误解，拉图尔多次重申：“ANT不是，我再重复一遍，不是要在人与非人之间确立某种荒唐的对称。对我们而言，对称仅仅意味着，不要先验的在人类有意识的行动与物质世界的因果联系之间确立某种虚假的不对称。”^[25]因此，对称性仅仅是一种分析的态度而已，并不是要将人与非人的各个方面都等同起来，“并不意味着我们希望把意图性扩展到事物，或把机械功能扩展到人类，而只是我们用来描述事物的一种方式。”^[16]

由卡龙提出的广义对称性原则，被拉图尔进一步提升为本体论原则。如前所述，他早就明确意识到纯粹的经验工作并不能改变任何东西，面对传统社会学的本体论承诺，拉图尔坦言“你必须讨论普遍世界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讨论科学的社会维度的问题。因此，正如布鲁尔震惊地发现那样，你需要形而上学和本体论”^[27]。于是，拉图尔从批判现代性的主客二分出发，遵循广义对称性原则，提出非现代性立场与混合本体论，颠覆主流世界观，塑造全新的世界图景。ANT背后的本体论野心，既是它利用新的方法论与认识论进行社会重组的逻辑前提，也是它区别于休斯(T. P. Hughes)技术系统的重要标志^[24]。

拉图尔所指谓的“现代的”，是两组完全不同的实践形式：“转译”(translation)与“纯化”(purification)。转译将自然和文化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混合在一起，而纯化创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本体论领域：人类与非人类。^[23]自科学革命以来，非人自然被划归为自然科学所有，而人类文化被划归为社会科学所有，两者互不影响，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与封闭性。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将二分原则彻底确立。成为一个现代人就意味着，我们将转译与纯化工作完全分裂开来，并专注于纯化工作，用自然定律与社会隐变量分别解释纷繁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现象,不断确认人与非人的区分，保证自身批判的合理性。现代性就奠基于以上深刻的主客二分，辗转于自然与社会实体之间的现代人，看似是不可战胜的。但是，故意忽视了转译过程，也就意味着我们实质上从未现代过，现代性是虚假的自欺欺人，因为没有转译的实践，纯化过程将是无效的、无意义的。而真正原初性的却是存在于自然与社会两极之间的中间地带，拉图尔将其称之为“拟客体”(quasic-object)，它不能还原成纯粹的自然或者社会实体，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杂合体，“像自然一样真实、像话语一样被表述、像社会一样具有集体性、像存在一样存在”^[23]。巴斯德的细菌、波义耳的空气泵等，都可以被看做拟客体。不难看出，拉图尔的拟客体实际上就是卡龙广义对称性与不可知论原则下，无法确定本质为何物的行动者。因此，逃出现代性牢笼，回到我们从未远离的非现代性的关键，就在于赋予中间地带以本体论地位，承认拟客体或行动者的合法性。ANT的目的，也就是在新的世界图景中，用对称性人类学追踪并描述拟客体或者行动者的痕迹，重新组合社会。

三、 重组社会：联结的社会学与社会的社会学

充满杂合体的世界内，自然与社会都要围绕着中间地带旋转，作为拟客体同一稳定化过程的孪生结果而存在。由于缺失了自然与社会实体的终极因果说明保证，ANT首先是作为分析科学技术与社会如何相互建构的方法论而被提出的。例如，卡龙就相信：“技术研究本身能够被转化为社会的分析工具”^[3]；劳也认为，ANT并不能被看做一种理论，因为理论的作用往往是分析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而ANT是描述性而非基础性的解释术语，它毋宁是一个工具箱(toolkit)。^[28]所以，在ANT得到广泛传播与应用时，劳不但没有极力推崇，反而对此抱有很强的戒心，生怕ANT落为一般的固化社会理论，被千篇一律地应用到案例分析当中^[29]。当然，由于它不是一种理论，我们也就无法总结而只能演示它的具体内容^[30]。卡龙对圣伯鲁克湾的扇贝养殖研究、法国电动车发展研究、市场研究，劳对葡萄牙殖民扩张的研究，以及拉图尔的实验室研究，无一例外的都是在案例中展示ANT，践行“跟随行动者”的ANT中心方法论指示^[1]。

但从方法论角度而言，这样来定位ANT，很容易让人将其与SSK后期的微观转向混淆。因为后SSK微观实验室研究、文本与话语分析进路，就是从“Why”到“How”的转向，即放弃早期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理论要求，注重对科学家日常科学知识生产活动进行描述。描述主义进路比宏观说明更加生动细致，避免了给研究对象强加基础性范畴，扭曲事情本来面目的缺陷。ANT也在很大程度上借用了民族志方法论，弱化说明，强化描述。然而，ANT追踪但不盲从行动者联接的痕迹，巴黎学派已经认识到，如果局限于现象描述，把方法当做目的，实质上是回避了问题。“无论如何，科学家和工程师毕竟不是一天24小时都在制定计划草案，阅读和写作论文。他们总是争辩说，在技术文本的背后存在着某种比他们写下来的任何东西都要重要的东西。”^[31]把各种行动者都罗列出来，充其量只不过是描绘了一个行动者世界(actor world)，而非行动者网络(actor network)，只有后者才有自己的结构与机制^[2]。简言之，“像民族方法论这种细密的社会学有其成功一面，但这些纲领的问题在于，实际上，他们很好地说明了实践的细节，却完全遗失了宏观社会学的主要目标——即说明是什么让社会联合在一起”^[19]。因此，“表明科学的社会建构性质不应该是科学社会学的终点，而是它的起点。在这个问题上，建构论实践似乎应该再来一次从How到Why转向”^[9]。从STS研究得到启发的ANT，想要成为完整、成熟的理论体系，仍需回答社会是什么，以及社会秩序^①何以可能的经典社会学问题。

① 关于社会秩序问题，其实在ANT内部学者中也存在细节上的不同意见。例如，劳认为ANT视野下，实质上并没有社会秩序，有的只是通过转译做出的无尽秩序化努力。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开始转向社会秩序问题研究，试图描绘出社会秩序的对称性、非还原性、过程导向以及反身性特点，给出一个递归的社会秩序模式。(参见：Law J.. Organizing Modernity,Oxford: Blackwell.1994.)但是，劳的批评很可能走入了ANT所一直避免的道路。因为ANT没有关闭行动者网络最终可能形成的样态，这并不代表没有秩序，只不过秩序是暂时而非永恒的。假如从行动者网络建构中找寻一套规律，未免有再次陷入固化模式的危险。

按照拉图尔的考察，“社会的”(social)一词能够同时意指形容词与动词，作为形容词，它与其它描述物质类型的形容词无异；作为动词，它指一种组合、联结运动。日常应用中，我们往往忽视了其动词性的一面，只关注形容词。在统一的形容词理解下，社会无所不包、均匀同质，一切现象都可以追溯到其背后的社会隐变量。ANT视野中的社会，所要表达的意义恰恰相反，把社会看成是异质性要素联结的痕迹^[25]，或者说是一个异质型网络(heterogeneous network)^[32]，网络中的异质性要素相互界定，完全独立自足的超越社会根本不存在。所以，新世界观与社会观下的社会学任务也要随之调整：不是用统一的社会标识解释所有现象，而是追踪异质性要素联结的痕迹，社会从未解释任何东西，它本身是最需要被解释的——社会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social)要让位于联结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

为了追踪异质型网络中的行动者痕迹，挖掘现有社会秩序或者力量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巴黎学派发明了一系列对称性的词汇。例如，行动者(actor；actant；agency)^②，网络(network)，转译(translation)，简化(simplification)，并置(juxtaposition)，转义者(mediator)等纷繁复杂的概念。但总体上，占据中心地位的是行动者，网络以及转译三个概念，它们既确认了行动者世界，又给出了行动者世界的内在结构与机制。

② 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可参见：吴莹等.跟随行动者重组社会——读拉图尔的《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社会学研究.2008(2)：218-234。

具体而言，ANT主张关系唯物主义(relational materialism)^[32]或者关系实在论^[33]。人与非人组成的扁平化行动者世界中，所有的边界都被打破，没有上下层级、自然社会之间的差别，每个行动者都是在平等的关系下进行自由联结。行动者的身份也是在相互之间的关系中界定，行动者世界之外，不存在一个超越的社会实体赋予行动者明确本质。换言之，单独的行动者无法完成任何事情，行动者不是行动之源，而是在他者的影响下行动，一切都是关系的结果。社会隐变量被ANT解构之后，关系网络中行动者之间的力量转换、行动者的身份变更以及行动者世界的机制、结构，都是通过转译而完成。也即拉图尔所说的，从“扩散模型”到“转译模型”的转变^[34]。

“转译”概念贯穿ANT始终，它使得描述行动者世界的建构机制得以可能^[2]，所以，ANT也被称作转译社会学。转译的具体过程被分为四个重要的时机：问题化阶段、引起兴趣阶段、征召阶段和动员阶段。其中，问题化阶段的目的是为了让所有行动者接受对问题的界定，同时确认行动者必经之点；引起兴趣阶段界定行动者角色；征召阶段最终把行动者关联到网络中；动员阶段把征召的行动者当做代言人完成计划。^[26]通过以上转译的四个时机，行动者世界的联结机制被勾画出来。然而，行动者世界还不同于行动者网络，前者仅仅表明存在一个行动者相互联系的网络，并且网络之外别无它物，但依然没有明确网络结构。所以，核心的转译概念之外还有描述行动者网络结构的简化(simplification)与并置(juxtaposition)概念。之所以提出简化，是因为理论上行动者是无限的，但实践上，只有有限行动者的特性通过转译被界定，简化就是为了减少世界的复杂性。在简化的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一个行动者同时也是一个行动者网络。相应地，并置是指将简化的行动者联结起来，合成不同种类的协调、连续、有结构的关系。简化与并置是一个双向且相互依存的过程，“简化只有在各要素被并置到一个关系网络中才是可能的，而要素的并置反过来需要它们被简化”^[35]。转译与它所引起的简化与并置一起，完整刻画了行动者世界的机制和行动者网络的结构，这实际上也反映出由How到Why转向后，ANT试图秩序化社会的努力。

巴黎学派对转译的解释纷繁复杂，但总体而言它具有以下特点：首先，转译是对称的，每个成熟的行动者都是转译者，当该行动者在转译它者时，自我的身份也会改变，例如，持枪人一旦杀人之后，枪即变为凶枪，该人也变为凶手^[36]；其次，所有的转译都不是完全忠实的一对一的翻译，都有可能扭曲原意，巴斯德并没有将整个农场带进实验室，所以炭疽病移转到实验室的转译就是非完全的、不忠实的^[37]；再次，转译具有不确定性，即所有的转译都不被保证，它也可能是失败的，法国的三位科学家就没有成功的转译各种要素，从而导致了扇贝网箱养殖技术的失败^[26]。

转译的这些特点集中凸显了ANT的理论主旨以及联结社会学的价值取向。转译对称性是广义对称性原则的具体化，既表明行动者之间相互定义，也表明行动者与网络相互依赖，每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其它行动者以及网络的变化；转译的不忠实性决定了ANT在说明社会关系上的非还原特征，集体构建的网络不能被还原到单个行动者或者网络之上，微观行动者也不能被还原到宏观自然或者社会实体之上，通过转译而实现的网络增长，代替了宏观/微观差异；转译的不确定是行动者自由联结的结果，所有的秩序化社会的工作要交给行动者自己，而不是一劳永逸的超越社会范畴，我们无法预知下一步舍弃或者加入行动者的网络会走向何处，只能追踪行动者的联结痕迹。拉图尔在《重组社会》中5个不确定性的展开，都可以回溯到转译的不确定性；社会的稳定与合成也是不确定性的暂时终结，转译仍在继续。

因此，ANT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分析工具，与哲学上颠覆主客二元世界观一样，它在社会理论方面也抱有很大的野心，试图在追踪行动者痕迹的引导下，组建新的关系型、非还原、流动性社会说明范式，最终用联结的社会学取代社会的社会学。不过这并不代表联结社会学否认社会的存在，它只不过是把社会看做变动不居世界中的转瞬即逝的一个特定联结而已。

四、 结 语

本文首先回溯了SSK发展历程中所遭遇的主要困境，进而指出这些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所致；以拉图尔为代表的巴黎学派却借此契机，反思科学技术研究的特殊性，颠覆主流世界观，在跟随行动者的核心方法论指引下，构建全新的社会理论——ANT。

拉图尔曾提出检验ANT的三条标准，即给非人类保证的角色、说明将要走入的方向、重组还是解构社会。^[25]换言之，如果理论同等地看待人与非人，放弃“社会”的稳定性与说明作用，但又不像后现代主义那样解构社会而是重组社会，那么它就可以被看作是ANT。这三条标准也正契合了上述ANT核心内容与巴黎学派的理论旨趣：将反思科学技术得来的广义对称性原则提升到本体论高度，打破传统世界的主客二分(同等看待人与非人)，解构社会实体的说明性作用(社会不稳定并需要被说明)，之后用追踪行动者联结痕迹的方法，构建联结的社会学(重组社会)，最终使ANT发展成为一个以科学技术研究为中心但又不局限于此的广泛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