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产出历来是科学界的关注焦点之一，盖因科学产出体现了科学界的核心价值即知识创新。在科学社会研究中，科学产出被认为是决定科学地位的关键因素；在科技管理实践中，科学产出被认定为评价科研业绩或科研水平的关键指标。然而，科学界的产出分布高度不均。从论文产出来看，按照洛特卡定律(发表n篇论文的作者的人数与1/n²成比例)，一小部分科技人员发表了大多数研究论文，而大部分科技人员很少发表甚至不发表研究论文。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哪些因素造成了科学产出的差异，或者科学产出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一、 文献与假设 1. 文献述评

20世纪50至80年代，默顿及其学派成员确立了科学分层研究的默顿范式，即以普遍主义为基本纲领、以科学产出为决定因素的声望分层研究，发展了解释科学分层与精英形成的马太效应理论和优势积累理论^{[1][2][3][4][5]}。这一阶段的科学产出研究主要在科学分层研究的框架下进行，代表性研究是Jonathan Cole和Stphen Cole的《科学界的社会分层》。另外，亦有部分学者开始对科学产出问题开展专门研究。F. Clemente、B. F. Reskin、J. S. Long等人发现，初次发表论文的年龄、早期产出数量、早期引证数量、任职机构声望等因素对研究产出具有重要影响，博士授予机构声望因素的影响存在争议，获得博士学位的年龄、学士与博士的时间间隔等因素则无显著影响^[6][7][8][9]。另外，P.D.Allison发现，论文数量不均情况随年龄增长愈发明显，但是论文引证不均情况却未表现出持续的增长^[10]。

20世纪90年代以后，科学产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越发凸显。一种典型做法是将众多潜在影响因素纳入数学模型或典型案例，加以统计筛选和理论分析。P.Ramsden发现，研究领域、机构类型、早期兴趣等结构因素与个人因素共同决定产出水平^[11]。R.G.Long指出，学术出身与研究产出率存在较强相关关系，机构背景对研究产出没有重要影响^[12]。G.A.Brewer发现，科研经历、研究资助和高产成员等有助于提高学术产出^[13]。D.Teodorescu指出，研究资助、参加学术会议对论文产出影响最大^[14]。N.V.Crain发现，合作、多元化、商业周期及学术报酬等因素与研究产出存在相关关系^[15]。另一种典型做法集中探讨单类因素，包括机构背景、科研合作、教学任务、科研资助、婚姻家庭等。关于机构背景，P.D.Allison、S.Kyvik、J.S.Long、 M.F.Fox认为，声望等级、工作环境、团队结构等因素对论文产出具有重要影响，部门规模对论文产出没有显著影响^{[16][17][18][19]}。关于科研合作，R.Landry认为，科研合作能够导致产出率的增长，而P.B.Duque、S.Lee、G.Abramo认为，科研合作对产出率的提升没有重要影响^{[20][21][22][23]}。关于教学任务，M.F.Fox、H.W.Marsh认为，教学与科研之间存在张力，它们代表着学术投入的不同的、相互冲突的维度^[24][25]。关于科研资助，M.Gulbrandsen、B.A.Jacob、H.Hottenrott发现，科研资助对论文和专利的数量维度具有积极的、因果性的影响，但是单项科研资助对科研产出的提升效应相对有限，来自企业的科研资助对论文质量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26][27][28]。关于婚姻家庭，J.S.Long、Y.Xie认为，女性科学家受益于婚姻所带来的经济资源、情感支持和家务帮助，但S.Kyvik、L.A.Hunter认为，婚姻家庭因素对科研产出的影响是消极的^{[18][29][30][31]}。

近年来，中国科技人员的科研产出及资源分配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何光喜发现，科研经费的不平等程度较高，但是占有较多经费的科研人员并未产出同等比例的学术成果，经费过度集中于担任行政职务的科研人员手中^[32]。李强发现，论文数量受到年龄、学习经历、技术职称等因素的影响，科研时间投入与论文产出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33]。赵延东发现，承担企业科研项目的科研人员成果转化为产品的发生比例相对较高，在发表普通论文数量方面毫不落后，但在发表高质量论文方面逊色于其他科研人员^[34]。

总的来看，关于科研产出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有相当程度的广度与深度。学者们探讨了教育状况、机构背景、研究资助、婚姻家庭等相关因素，运用复杂统计方法与数据模型较为普遍，对相关因素之作用机制的探究逐渐深入，经验研究与理论观点的结合日益紧密。但是，科学产出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仍有较多探索空间：一是大科学、产业科学的时代特征对科学产出的影响；二是中国科学与教育事业的特殊性对科学产出的影响。这是本文提出研究假设的基本出发点。

2. 研究假设

(1) 资源支持假设：纵向课题数量、纵向课题等级和横向课题数量对科研产出具有积极效应。

德里克·普赖斯指出：“由于当今的科学大大超过了以往的水平，我们显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现代科学的大规模性、面貌一新且强而有力使人们以‘大科学’一词来美誉之”^[35]。大科学时代的资源耗费是科技人员个人难以承担的，来自政府、社会和所在机构的科研资源是开展科研活动、实现职业发展的重要依托，因而科研资源对于论文产出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这就是资源支持假设的基本含义。鉴于课题制(或项目制)是当前中国科技领域中组织、管理和开展科研活动的基本制度，科技人员或单位需要依托课题/项目来组织科研团队、申请科研经费、调用设施设备、开展科学研究，本文以科研课题来衡量科研人员的资源支持水平。科研课题可以分为横向课题和纵向课题，而且包含数量和等级两个维度，因此课题因素可分为4个变量即纵向课题数量、纵向课题等级、横向课题数量和横向课题等级。不过，因为横向课题并无严格的等级区分，因此这里不考虑等级。

(2) 机构支持假设：机构等级对科研产出具有积极效应，科研产出存在机构类别维度上的差异。

在科学社会学研究中，任职机构历来都是影响科研表现的重要因素，因为任职机构的差别意味着设施设备、科研资助、科研团队、学术氛围等多种维度的差异。H.Zuckerman、P.D.Allison、S.Kyvik、J.S.Long、M.F.Fox等人认为任职机构的声望等级、工作环境、团队结构等因素对论文产出具有重要影响^{[5][16][17][18][19]}。结合中国科技与教育事业的特点，本文着重考虑机构等级和机构类别两个维度。机构等级是指任职机构在该类机构的声望等级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例如，高等院校可以分为985高校、211高校、一本高校、二本高校等几个级别。这种机构等级划分颇具中国特色。机构类别是指任职机构所述的部门属性，一般分为高等院校、企业、科研机构、其他部门等。考虑到科技人员的流动状况，机构因素可以细分为4个变量，即初职机构类别、初职机构级别、现职机构类别、现职机构级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中国科技人员的流动率总体相对较低，因而相当一部分人的初职机构和现职机构并无不同。

(3) 学术出身假设：第一学历、最后学位、海外经历和导师职位对科研产出具有积极效应。

学术出身蕴含着专业训练、社会身份、资本传承等多重意义，教育状况成为影响科技人员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教育状况标明了科技人员所受到的专业训练的时间与质量，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科技人员的专业能力；从社会身份意义上讲，教育状况代表着家庭出身之外的另一重要社会出身——教育出身；从代际流动的角度来看，教育状况代表着家庭总体资本(尤其是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传承或转化，是家庭影响和职业生活之间的重要枢纽。R.G.Long认为声望高的教育机构能够招收更出色和更有潜力的学生，亦能为学生提供学术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优势^[12]。学术出身涉及本科至博士阶段所在机构的等级、所获得的最高学位、其他教育或培训经历以及导师影响等等。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本研究着重讨论第一学历、最后学位、海外经历和导师职位四个要素。

二、 研究设计 1. 数据与样本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2013年天津科技人员状况调查。抽样方案为多阶段整群抽样：首先，将天津市的科技单位分为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企业和其他机构四个类别，从中随机抽取进行调查的科技单位；其次，在所选单位内随机抽取一个部门，对该部门的全部科技人员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问卷为自填式问卷，总共发放问卷900份，回收有效问卷672份，有效回收率为74.7%。与各类机构科技人员的总体比例相比，高校科技人员所占比例偏高，科研机构和企业的科技人员所占比例偏低，因此本研究对调查数据进行加权处理。

样本结构为：(1) 性别方面，男性占58.4%，女性占41.6%；(2) 年龄方面，35岁以下占49.4%，36-50岁占39.0%，51岁以上占11.6%；(3) 政治面貌方面，中共党员占63.8%，民主党派占6.4%，群众占29.7%；(4) 技术职称方面，无职称者占11.7%，初级职称占18.6%，中级职称占27.3%，副高级职称占25.0%，正高级职称占17.3%；(5) 管理职务方面，无管理职务者占74.4%，副科级或科级占15.7%，副处级及以上占9.9%。

2. 概念与指标

(1) 因变量：论文产出

本研究以科研论文来衡量科技人员的产出水平，包括科技人员以不同作者身份发表的国外SCI论文、国内SCI论文和一般论文。L.R.Jauch和W.F.Glueck认为，论文数量与期刊影响因子相结合是衡量科研表现的最优客观标准^[36]。本文由于数据所限无法将期刊影响因子纳入，但亦对不同层次的论文赋予不同的权重。以每篇SCI论文的权重为1，一般论文的权重为0.3；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的论文权重为1，其他作者(既非通讯作者也非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的论文权重为0.3；其他作者身份发表的一般论文不予计算在内。

(2) 自变量：教育状况、机构背景和科研资助

本研究的自变量涉及情况如表 1所示。

3. 统计方法

鉴于自变量包含定类、定序和定距等多种变量，因变量为定距变量，本研究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回归模型的形成经过两个步骤：第一步，采用逐步回归策略(stepwise)，从全部自变量中筛选出对因变量具有显著影响的若干自变量；第二步，采用强制进入策略(enter)，将具有显著影响的自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之中。原因是，在第一步的逐步回归分析中，某个自变量衍生出来的多个虚拟变量可能仅有部分进入模型，而在第二步中将有显著影响的自变量的所有虚拟变量都纳入模型能够保证模型的完整性。

三、 数据分析 1. 变量筛选

在变量筛选过程中，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模型依次纳入纵向课题数量、横向课题数量、海外经历、年龄、最后学位、现职机构类别6个变量，其中最后学位、现职机构类别这两个变量仅有部分层次进入模型。最终模型的R值达到0.678，调整R²达到0.460，表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

从调整R²的变化来看，模型1引入的变量是纵向课题数量，该变量对论文数量的解释力最强，它所解释的方差约占总方差的1/3；模型2引入的变量是横向课题数量，其解释力仅次于纵向课题数量；模型3引入海外经历变量，亦有较强的解释力；后续的模型4到模型6依次引入年龄、最后学位和现职机构类别等变量，其解释力相对较弱。

2. 回归模型

第二步的回归分析模型(变量筛选策略为enter)将上述6个变量全部纳入模型。纵向课题数量、横向课题数量、海外经历和年龄变量仍然具有统计显著性，最后学位对论文数量的影响仅限于博士层次，现职机构类别对论文数量的影响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回归模型中的各变量的容忍度在0.380以上，方差膨胀因子(VIF)低于2.700，说明该模型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3. 数据分析

在前文所述的三大假设中，通过数据检验，学术出身假设部分地得到经验资料证实，机构支持假设基本被统计结果所否定，而资源支持假设则很大程度上获得支持。各个自变量对论文数量的具体影响是：

第一，纵向课题数量对论文产出的积极影响最为重要。在限定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纵向课题每增长1项(以省级课题为准)，能够带动0.926篇论文的增量。若以国家级课题为例，则每项课题所对应的论文增量约为2.8篇。这说明来自上级科技主管部门或机构批准立项的各类计划、规划、基金项目对于论文产出具有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充分显示了大科学时代的科研资助对科学活动的支撑作用。

第二，横向课题数量对论文数量的影响仅次于纵向课题数量。在限定其他变量的条件下，横向课题每增长1项，能够造成1.378篇论文的增量。横向课题对论文数量产生积极效应的作用机制较为复杂。其一，横向课题与承担者的原有研究方向紧密结合、并行不悖，即在进行横向课题研究的时候将独立自主的科学研究融入其中；其二，承担者利用横向课题的资源进行自主科学研究，即采取“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其三，承担者获得横向课题之后转交予其他课题组成员，既可以资助其他成员的研究，也不耽误自身的科学研究。当然，从已有经验研究来看，横向课题对论文数量的影响存在一定争议。B.V.Looy、M.Gulbrandsen、赵延东认为承担横向课题者发表更多论文，产业研究与学术研究并行不悖；H.Hottenrott等却发现，大学教授的产业资助在总体研究预算中的份额越高，论文产出的质量和数量越低^{[26][28][34][37]}。

第三，海外经历亦对论文数量具有重要影响。在限定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有/无海外经历能够造成9.625篇论文的差别。海外经历可能通过多种方式对科技人员的论文数量产生影响，包括增强科研能力、扩展研究视野、加强学术合作、提高资助水平等。K.Jonkers关于中国植物分子生命科学家的研究发现，海外留学经历对科学产出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在国际合作论著及引证方面^[38]。但是，N.Fukuzawa、J.C.Shin关于日本、韩国、香港的研究都发现留学因素对科学产出没有显著的积极影响^[39][40]。这种差异隐然表明留学效应存在国别差异，尤其是海归科技人员的产出水平受到母国和留学所在国的科技水平的影响。

第四，最后学位对论文数量的影响极为重要。在限定其他变量的条件下，以“学士学位或无学位”为基准组，博士学位这一因素能够带来12.665篇论文的差异，硕士学位、学士学位和无学位等几个层次之间则无明显差异。获得博士学位代表着相对长期、深入、系统化的学术训练，且博士阶段主要进行的是学术培训与独立研究，它能够引起论文数量的增长是不言而喻的。相比之下，本科阶段主要是通识教育或学科基础教育，硕士阶段对于研究能力的提升作用相对有限，所以对于论文产出并无显著影响。

第五，论文数量在年龄维度上具有自然增长效应。进入科技职业之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年龄每增长1岁，论文数量增长0.420篇。当然，年龄变量的内涵并非仅限于自然年龄，亦包含职业资历或学术资历的增长，而学术资历的增长(包括开拓学术视野、深化专业知识、锻炼科研技巧、积累研究经验、扩展学术网络等)有助于继续发表论文。

4. 进一步的讨论

(1) 第一学历对论文产出的影响

第一学历对科研表现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与科技管理实践中颇为引人关注。从学术研究来看，第一学历是学术出身的重要表现之一；从科技管理实践来看，近年来随着人才供应量的提升，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等单位对于新进科研人员的录用标准也在提高，相当多的单位强调应聘者的第一学历(例如要求第一学历为“985”高校或“211”高校)，以至于教育部不得不下发文件禁止第一学历歧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3]5号)中明确规定：凡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举办的招聘活动，要严格做到"三个严禁"： 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严禁发布违反国家规定的有关性别、户籍、学历等歧视性条款的需求信息，严禁发布虚假和欺诈等非法就业信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就业歧视。^①对此，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第一学历的确对科研表现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质量维度而非数量维度。换句话说，较高层次的第一学历有助于提升论文质量，但对论文数量影响并不显著。这一解释得到经验数据的证实—对论文质量的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一学历对论文质量具有重要影响，不过这种影响仅限于“985”高校这一层次，其他层次之间则无显著差异。

①《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3]5号)中明确规定：凡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举办的招聘活动，要严格做到"三个严禁"： 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严禁发布违反国家规定的有关性别、户籍、学历等歧视性条款的需求信息，严禁发布虚假和欺诈等非法就业信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就业歧视。

(2) 机构等级对论文产出的影响

机构等级对论文数量的影响被经验数据所否定，这一结果值得深入探讨。先前的多项研究成果都已经发现，任职机构声望或等级对于科研产出具有重要影响。在优势积累理论中，机构选择和个人选择并列为优势积累的两个核心机制。在本文中，机构支持假设未能得到支持。这可能源于两种情况：

其一，机构等级对论文产出数量的影响确实有限。尽管科研机构等级不同的科技人员具有不同水平的科研表现，但是科研表现的差异是由机构级别之外的其他变量所解释的。例如，能否成功申报科研项目，更多取决于项目团队和科研水平及表现，而不仅是所在机构的声望等级。毕竟项目团队的层级不可等同于机构层级，且项目团队也未必局限于任职机构之内。

其二，研究设计难以准确体现任职机构等级的影响。本文中关于机构等级的设定较为粗略，涉及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和其他多类机构，且未考虑更为细致的专业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差异，因而未能很好地反映真实的机构等级及其影响。若选择特定学科内的多个院/系的科技人员进行研究，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数据表现。

四、 总结与反思

本文着重探讨了学历学位、机构等级、科研资助等因素对论文产出的影响。在文献评述的基础上，提出学术出身假设、机构支持假设和资源支持假设。基于调查数据分析，学术出身假设部分得到证实，机构支持假设基本被统计结果所否定，而资源支持假设则很大程度上获得经验数据的支持。其中，纵向课题数量、横向课题数量、海外经历、年龄资历、最后学位等5个因素对论文数量的影响最为重要。

当然，关于论文产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尚有待深入。无论是学术出身、任职机构还是科研资源，均有复杂的内涵和需要斟酌的问题。例如，任职机构应考虑整个机构还是具体部门？如何恰当地衡量不同类别的科技人员的著作、论文、专利的比例或权重？学历、学位和导师职务等因素能否真正反映出学术训练的质量？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