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普及科学知识、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推动科学事业进步一直是科学共同体的重要使命以及我国科技管理部门工作的目标指向。时至今日，虽然科学知识的普及得到重视，但同属科学文化范畴的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等远未得到公众理解和内化，社会对科学文化的认识程度还比较肤浅^[1]。近年来，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策的实施以及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社会各界人士感到，我们传统的“科普”框架偏重于科学知识的传播，难以促使社会公众形成对科学精神、科学制度和科学方法的全面认识与应用。此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公众借助网络获取科学知识已经极为便捷，传统科普工作应有新的目标转向。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士提倡，现阶段的科普工作重点应该转向系统性的科学文化建设，在文化层面上探索科学普及与传播的新思路和新目标。

当今社会，科技已经成为推动国家进步、经济社会发展最核心的内在驱动力，其所创造的普惠性价值已经极大增加了全球福祉。回顾世界科技革命，每一次自然科学的突破性进展都会发现其背后科学文化动因。世界科技发展的历程表明，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科学之林，离不开科学文化的滋养^[2]。尤其是，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协同开放的科研模式和理性怀疑的学术态度，对科学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科学文化不仅是科学体制“内在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更是本国科技创新与发展的源动力的培育场。

近十几年来，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科学领域，新发现、新理论与新技术不断涌现，已经让人看到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曙光，一场围绕“夯实科学文化建设，推动持续创新，抢夺新一轮科技革命制高点”的浪潮正在全球悄然兴起。早在2001年，欧盟委员会就提出了“科学与社会行动计划”，明确强调了科学文化培育问题，帮助公民提高科学素养并具备科学思维，使其在参与社会化、全球化问题的讨论与互动时，能积极影响政府决策、影响科研与科学知识的创造与应用，提高欧洲的整体竞争力^[3]。主张把欧盟科学文化资源数字化看作是对欧洲未来的投资, 并采取一系列措施, 从组织机制、政策法律、技术研发等方面大力推动科学文化资源的传播、保护和再利用^[4]。此外，美国早在奥巴马政府时代，就屡次在“美国创新战略”(Strategy for American Innovation)中提到创新生态建构问题，其本质在于推动国家科学文化系统建设，以支持美国赢得持续的创新优势。综合来看，系统性进行科学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全球创新领先国家的共识之举，被列为国家创新能力建设的基础工程。

在科学技术日益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今天，公民科学素质的高低，不仅影响到公民个人的生活，同时也在不断影响和改变国民的价值观和对许多公共事务问题的看法。尤其在新媒介和微传播繁荣兴起的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公民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公众理解科学已经成为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前提和基础。今后需要借鉴科学知识和思维才能得以解决的社会公共问题无疑会越来越多，涉及领域也会越来越宽泛。从科学文化建设角度而言，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是科学文化的外在建设(科学文化的“社会化”)的应有目标，系统持续进行科学文化的培育，有利于促进公民文化自信与自觉，以科学的思维参与公共事务，进而提升社会善治水平。

目前国内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从2003年震惊中国和世界的“汉芯造假案”，到2006年清华大学刘辉教授论文造假案，再到2015年，英国大型学术医疗科学出版商现代生物出版集团(BioMed Central)和国际著名的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集团相继撤销了中国作者共计104篇不实论文，轰动性学术腐败事件屡见报端，显示我国当前学术环境亟待优化。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学术不端行为严重背离了科学精神和制度规范，不仅给学术界带来了恶劣影响，而且与社会“急功近利”的不良习气相互助长，对我国的教育环境、国际声誉等方面带来多重损害。正如《亚洲周刊》评论所言，中国国家竞争力正在被猖獗的学术腐败快速侵蚀。学术腐败正在毁掉中国学界的声誉, 整治学术腐败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学界盛行学术腐败看似由于科研监督与惩戒机制在权力和市场的扭曲下失去原有的约束力，或者说，在深层次折射出国内科技管理体制和制度存在亟需改革的环节，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科学精神和科研道德的自主自律性在科学界存在不同程度的沉沦与堕落。反过来说，科学文化是一切科学活动的土壤，也是社会感知科学的“气场”。科学应有的求真务实、独立自律的精神伦理一旦遭到背离、破坏或抛弃，就需要从根本上对现有的“科学文化土壤”进行“除草、整饬和改良”。只有重塑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建设优秀的科学文化才能从根本上净化科研环境，推进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规范科研管理体系，消弭学术不端行为。

正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斯恩.桑达(S. Shyam Sundar)教授指出，我们正在迈入全数字化的时代，以交互共享为特征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作为一种关键的变革力量促使公众感知世界发生了结构性变革^[5]。我们看到，大数据正在让世界科学共同体变得更加合作和开放，“互联网+”为科学研究和产业部门搭建了前所未有的新平台与新空间，众筹众包众创技术和跨部门、跨学科协同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了激动人心的模式选择。可以说，ICT使得科学共同体在“无所不在的连接”(pervasive connectivity)环境中更加走向开放化、透明化和网络化，同时，科学共同体自身以及与社会其它主体的互动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例如，公众与科学家之间的距离正在拉近，社会公众感知科学之美以及科学与社会的交融更加密切。数字化使科学知识创造、传播及生产提供了更大的便捷性，使公众在开放互联的网络环境中交互快速搜寻、学习和应用科学知识成为可能。

值得关注的是，进入本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传感技术等科学领域取得的长足发展，反过来又为这个时代的科学普及工作提供了新的方案。例如，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将人类带入三维空间，为公众感知理解科学、促进科学传播提供引人入胜而又充满奇思妙想的思路，就像计算机曾经改变世界的那样，听上去让人振奋。可以说，智慧化或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正在重塑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改变公民传统认识科学、接受科学的习惯。总而言之，ICT为当今科学文化建设，特别是为数字化科学传播工作创造了新空间与新平台。

基于以上判断，我们认为未来科学文化建设需要在“四个走向”中进行培育：

第一、科学文化建设要从“圈子文化”走向“社会文化”。

科学文化建设是由内及外、内外结合、内外兼修的过程，也就是，将科学文化作为科学共同体的内部“特质文化”外化为一种社会“公共文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能仅仅依靠科学共同体的“文化外溢”，还需要社会多种行动主体的“主动融入”，即科学文化建设既需要政府部门的顶层设计和政策规划，更离不开科研组织、科学传播组织的全力参与，也需要社会科技中介组织、企业、社会团体和公民的积极配合。应该说，科学文化建设是一个涉及多主体合作的过程，在这种寻求多主体有效协同以推进科学文化建设的思路下，如何实施低门槛政策，吸纳更多的社会主体进入科学文化的公益事业和经营性产业领域，发展稳定的多类行动者协同的合作网络是解决科学文化建设的动力机制。

第二、科学文化建设方式要从“自我发育”转向“主动培育”。

在西方，从18世纪延续至今，科学文化建设有一个完整的“自我发育”过程。相比较而言，在中国近现代化以前，这种“科学文化大众化”的轨迹并不明显，科学文化于中国这样的科学后发国家而言，是一个与本土传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也是一个文化觉醒的过程。也就是说，中国科学文化缺乏本土性的“自我发育”，更多的需要“主动培育”，即主动去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科学基因与特质，使科学的核心精神融入当前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并在器物层、行为层、制度层和精神层上，通过有意识的培育行动来系统性推进科学文化建设。

第三、科学文化建设目标需要从“知识补给”转向“能力提升”。

从上世纪初的“科玄论战”到新文化运动引发的科学思潮，人们看到了科学普及的重要价值，科普也是国内长期以来“科学社会化”以及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基本手段，但是，以往科学普及侧重民众科学知识的补给，而对公民应用科学能力的培养相对不足。当然，这与当时我国科学发展所处阶段以及公民科学知识水平整体偏低有关。现在需要厘清的问题是，公民科学素质是一种知识与能力的综合表达，能力应该是素质建设的最终落脚点，因此，进入“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新阶段，科普工作的重点应当从促进公民从“知识学习”向“能力应用”转化。显然，这种转化是一个由显性知识向隐性知识转变的复杂过程，显然，科学文化建设可以借助“润物无声”文化渗透力有效激活民众亲近科学的自觉自发性，有利于为这种转化构建理想的场域条件和社会氛围，因此，科学文化建设应当视为当代科普工作的新出发点，也是未来科普工作的新目标。对于全民科学素质建设而言，从“知识补给”向“能力建设”的转变是科学文化建设的基本导向。

第四、科学文化建设视野需要从“自主发展”走向“国际传播”。

在全球一体化时代，开放性是任何类型文化的典型特征，科学文化亦不例外。科学文化建设不仅仅需要埋头“自主发展”，更需要加强与国际科学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在借鉴中为我所用，在交流中传播中国科学文化的特色。一是通过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的科学文化建设经验，借鉴以美国、英国、德国和芬兰等创新领先国家的科学文化建设以及国际传播经验，熟悉国际领域科学文化传播的基本模式，为国内科学文化培育提供有益参考。二是挖掘整理中华五千年文明中具有象征性的科学故事、科学典籍、科技人物，探索运用国际话语体系在世界主流传播平台表达中国科学精神和价值伦理，传播中国科学家的整体精神风貌、科研体制优越性，弘扬中国科学故事，扩大世界影响力，促进科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三是构建常态化的国际科学文化交流机制，鼓励民间科学文化国际交流，塑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科学文化品牌、活动仪式与产业，等等。大力支持科学文化国际交流与宣传活动，使科学文化国际交流规范化、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