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阿伽西（Joseph Agassi）是颇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阿伽西于1963年出版了第一部科学编史学著作 《论科学编史学》（Towards an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之后一直在思考科学史、科学哲学的问题，45年后又出版《科学及其历史：对科学编史学的再认识》（Science and its History: A Reassessment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阿伽西处在20世纪哲学转向，他在广阔的科学哲学背景中，从早期的证伪主义科学观、科学史观，到晚期转向多元论批判理性主义科学史学，对科学史进行了独特的分析和诊断。《论科学编史学》和《科学及其历史》是由阿伽西撰写的科学编史学著作，本论文将主要以这两本著作为线索，梳理阿伽西的科学史理论的转向。

证伪主义科学史研究，大致上可看成是以证伪主义哲学思想为指导的学术思潮和科学批判思潮的一部分。从总体情况来看，到目前为止，国外还没有关于证伪主义科学编史学著作，只有较为零星的论文中涉及到对证伪主义科学史研究方法的总结，如拉卡托斯在其1971年发表的《科学史及其合理重建》(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Rational Reconstructions)一文中提及了“想把这种朴素证伪主义变成系统的编史学研究纲领的是阿伽西”^[1]。尽管如此，研读这些文献对于本文的研究，仍是至关重要的。这些著作对科学史的功能、目的、客观性、意识形态，以及原始材料的分析与评价、科学传记的撰写等内容进行了分析，对西方科学史的发展脉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同时，还就西方科学史研究的新趋势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国内目前对证伪主义与科学史关注较为系统的学者不多。带着证伪主义观点站在各自关注的点进行分析，把证伪主义作为一种方法、一种视角、一种看待问题的方式去论述各自关心的问题，大多侧重于证伪主义的科学观、认识论等问题，鲜有从科学编史学视角进行专门研究。

从科学编史学的角度来看，阿伽西是典型的科学编史学家，除阿伽西以外，把证伪主义方法直接用于科学史研究的科学史家并不多。本文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搜集和阅读分析阿伽西编史学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并分析阿伽西证伪主义科学史研究。阿伽西著有许多作品，但国外还未见到直接以阿伽西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我国科学史界的研究重心主要在一阶的科学史研究上，而且现有的一阶研究又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古代、近代科学技术史的文献考证和实证分析上。在零散的文献中，中文文献中关注阿伽西的研究集中于研究其科学文化观，也有从语境论分析其思想，对于论文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证伪主义科学史研究及其特征

阿伽西是证伪主义科学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论科学编史学》是第一部科学编史学著作。阿伽西不仅在史学理论上有所建树，而且撰写诸多科学史著作，如《法拉第》的历史等。正是在诸多史学研究实践中，他发现自科学史建制以来，科学史著作数量剧增，但质量堪忧，可读性强的作品寥寥可数。认为科学史“不批判地接受态度，源于两种不正确的科学哲学：归纳主义和约定主义”^[2]。阿伽西认为，归纳主义科学史严格遵循黑白分明的科学史观，而对黑白的评价标准又遵循当代科学的文本标准，这种归纳主义科学史的功能、作用最大程度上也只是一种仪式，类似于对祖先的崇拜。归纳主义历史学家只关心是谁应该崇拜以及为什么要崇拜，却分不清历史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为此，阿伽西通过证伪主义科学史研究，致力于解答下列问题：科学理论是否会被新的事实所反驳？已被证伪的科学知识是否如同惯常的科学史所书写的那样微不足道和可以忽视？被证伪的理论在科学史中的地位趋向于被忽视或者被边缘化，不重要或被忽略的原因是什么？

阿伽西早期证伪主义科学史研究内容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科学史要尊崇科学的发现历史，批判实证主义科学观。证伪主义认为科学是批判、反驳与检验的逻辑过程，遵循科学的动态发展过程才能更接近科学接近历史。由此出发，阿伽西提出科学史应提供有趣、激动人心的历史，而非朝着唯一进步和积累的过程。二是科学的内、外史的划分标准是“可证伪性理论”。科学划界具有“可错性”或“可否证性”，“科学中的错误是科学发展内在的一部分”^[3]；三是科学史重建的标准是是否有新的历史发现和假说。

在此基础上，阿伽西证伪主义科学观和科学史观概括为以下：

（1）科学观。科学观主要指对科学性质的基本看法，包括对科学的理性、客观性和合理性等问题所持的基本看法。正如前文所述，证伪主义科学元勘是对传统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反思，批判其所持的关于科学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的看法，它意味着科学与任何非理性的因素都无关，科学知识的获得没有人类主观因素的介入，科学知识反映客观世界，科学表达的是客观性。传统实证主义科学观表达了人们对于科学所持有的乐观主义态度，科学被看成是不断获取真理和实践真理的进步事业。证伪主义者最先对这一传统实证主义科学观进行批判和反思。经验、客观性、价值中立、正确等元素被重新审视；经验并非永远正确，也不再作为科学理论产生的唯一源泉；科学发现不再被认为是完全脱离人的因素；理性不再认为是绝对正确的、先验的；非理性因素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被注意到。

阿伽西遵从波普尔的科学观，在波普尔看来，判断何种理论是科学的还是伪科学的，需要有一套判断标准，即可证伪性、确认、逼真性的标准。然而，这些选择科学理论的标准并不随科学的历史和科学的社会文化环境等其他因素而发生变化，这是不同于历史主义最根本的一点。对不同理论间进行评价、选择，对科学的理性重建，是为了获得知识增长，促进科学发展。描绘了一部关于知识增长和科学进步的动态图景。知识的增长过程是动态变化发展的；科学理论是通过不断地排错，不断地否证来获得发展。科学开始于问题，继而提出大胆的猜想和假设，然后结合经验观察、实验不断地反驳、批判，对可证伪度进行比较，进而得出较高的新理论，然而，证伪过程并没有停止，而是进入了新的论证。科学理论接受不断被证伪的过程，继而出现更符合实际的理论或能做出更多解释的理论，新理论对旧理论取而代之。

（2）科学史观。传统实证主义科学观表达了人们对于科学所持有的乐观主义态度，科学被看成是不断获取真理和实践真理的进步事业，科学知识是客观的。在实证主义科学观框架下，客观性和进步性自然也被写进科学史。同时，历史被认为必然具有客观性，是对过去事件的真实再现。科学“在本体上意味着客观，在认识上意味着规律，在心理上意味着确定，在价值上意味着进步”^[4]。

传统实证主义的进步史观受到以阿伽西为代表的证伪主义科学编史学纲领的批判和挑战，基于证伪主义编史学纲领，科学史不再是客观的、单线性的进步过程，而是引入了批判视角，具有相对性和情境性，科学知识内容本身的重构意味着对传统科学历史的重新认识和改写。阿伽西的证伪主义编史学纲领开启了分析批判编史学纲领的传统。阿伽西建构科学史的框架是为了突出证伪主义理论所强调的根据“内容总是不断增加的改进”和“大胆的假设”的动态过程。可证伪的过程在证伪主义科学史重建中被强化，科学史是大胆猜测理论的提出和科学理论不断接受批判、改进的动态过程。

从科学编史学的高度来总结证伪主义科学史研究的编史纲领，我们可以说：证伪主义科学史以恢复科学史是动态的历史过程为目标和己任；以批判和反思被传统科学史研究所忽略的“错误”理论、判决性实验为研究主题和本体；强调理性批判的分析维度和分析视角；并以对科学进行社会文化史角度的解析为主要的研究取向；坚持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观，以及变化动态的科学史观。

二、科学史的多元批判理性转向

阿伽西的证伪主义科学史研究在其晚期转向了“多元批判理性”的“多元”向度论述。他在《科学及其历史》《现代科学真思想》《科学与文化》等晚期著作中阐明了多元批判理性的科学史观。他发现，波普尔论述中存在理性与批判性之间的非对等关系。在他看来，批判是理性的必要前提，但批判不一定是合理的，也并非等于理性思考，“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是不彻底的”^[5]，他认为灵感、社会经验等其他非理性方面的因素会影响科学发现，即波普尔证伪主义科学观的本质是一元论的进步主义。为此，阿伽西提出多元批判理性的科学史路径。正如R.S.科恩所说：“阿伽西会让你深入思考这个假定的科学神话，不过有他极具判断力的智慧始终指引我们的方向，引导我们走上证伪主义的道路，我们即可以避免相对主义，也可以逃脱自负的科学主义。”^[6]

阿伽西在《科学与文化》一书中提出新的科学观，转向了一种科学文化观—“科学是现代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6]。他认为，波普尔“将理性等同于确定性毫无意义，这样做的结果是‘产生了科学主义和相对主义’”。阿伽西反对科学主义和相对主义，认为科学主义把科学当作绝对权威，表面上对科学绝对支持，根本上违反了科学精神。“死守科学主义就是无批判地接受当前的文化和现存科学社会的价值观”^[6]。相对主义“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评判甚至摧毁那些不与自己原有文化相吻合的东西”^[7]。相对主义表面上承认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承认每种文化合理存在，允许不同认识体系并存，但不接受甚至反对文化之间的对比、评判，割裂文化间的联系，将文化的权威限制在各自范围，只强调个体独立性，本质上不宽容。阿伽西认为科学主义会导致非理性，相对主义会导致不宽容。

阿伽西在晚期著作中推崇多元批判理性主义，多元论指“同时间出现的不同答案都可以是合理的（理性的，合理的，假定为真的），但不是所有的答案都是合理的，只有那些符合当前需要的答案才是合理的”^[6]。多元论的基础是认可一个问题有多个合理的答案，也即是说科学要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就全部问题而言，每个问题都有不同的需要和解决方案，并非得到一个唯一的答案，科学给出的答案并非是符合所有问题中最合理性和最佳的答案，科学的特征是理性，然而现实中所得到的答案也可能是多种争议后妥协的结果。一元论是排除异议迅速给出方案，而多元论是通过理性争论给出符合当前需要的合理方案，它强调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理性的争论，来确定当前合理的，满足需要的“答案”。阿伽西强调“多元论是科学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中最佳部分的结合。它是宽容的，因而符合相对主义的允诺，它消除了孤立性，因而符合科学主义的允诺。”^[6]阿伽西多元批判理性科学史研究转向的核心是从一元论走向多元论。“阿伽西所认同的科学是置身于各种具体情境、镶嵌融合于文化之中的科学，在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没有分界线。”^[6]倡导“大众科学不但对整个文化，而且对科学本身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6]

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关系问题是编史学的重要话题，二者究竟是否有关系？阿伽西提倡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统一。科斯塔斯·盖佛罗格鲁（Kostas Gavroglu）在为《科学及其历史》一书写的序中，对阿伽西做出了这样的评价：“约瑟夫·阿伽西不断强调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融合，坚持二者是统一的。”“阿伽西坚持这种整体的方法，因为他觉得除非一个人精通哲学和历史，否则就不可能自我批评”^[8]。阿伽西坚持以理性的方式理解科学探索的过程，其科学编史学的座右铭是“顺其自然”：通过其哲学和历史深思反映实践中的科学，反映社会情境中的科学反映通过占据中心舞台的科学倡导者的理智努力所展现的科学。^[8]

三、阿伽西科学编史学转向的价值和意义

从阿伽西证伪主义科学史研究到多元批判理性的转向，其中包含着阿伽西科学编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演变，也反应了科学哲学范式的转换。判断和评价阿伽西这一转向对科学史研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主要是考察和分析其所持有的科学观、科学史观及其具体的编史框架与程序，对现有的科学史研究意味着什么？具体来说也就是，它能为现有科学史研究提供怎样的新视角和理论资源？它能为现有科学史研究开辟怎样的问题领域？能带来哪些关于科学史元问题的思考？等等。虽然从上文所阐明的编史学纲领的独特性，我们已能看出对于科学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但为体系完善，在此，仍有必要阐述一下在研究视角、分析方法、开辟新领域等方面的编史学意义，并对它在促进相关元理论问题的思考方面做较为详细的探讨。

首先，阿伽西科学史研究转向多元批判理性体现了对科学本质的思考。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的客观性、进步性尤其受到包括库恩、费耶阿本德、布鲁尔（D. Bloor）、夏平等学者在内的一大批科学哲学家的批判，他们认为科学知识根本不是真理的再现、客观的反映，而不过是一种社会建构产物。科学研究是由人完成，在社会中进行的，科学认识受到认识主体自身理论背景的影响，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进行，科学解释和科学理论的形成也是受到一定社会语境影响。然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最先对这一实证主义科学观进行批判的是证伪主义的提出者波普尔。可以说，证伪主义科学批判开启了这样一个传统，即现代科学批判的认识论，将主体性和价值问题引入知识理论的核心。尽管他们不赞同传统科学观对科学的定义，认为科学是系统的、实证的知识。但无论是波普尔、拉卡托斯甚至阿伽西在早期等，仍然持有对唯一真理、客观存在的科学观，他们潜在的观念认为科学是人类进步的活动。

然而，阿伽西在比较、反思各种科学观、历史观之后，所发生的科学文化观转向，阐明了自己多元的主要思想，体现了对传统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科学观以及进步主义科学史观的反思与批判，以及从一元论的科学理性转变到了多元论的科学文化。从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对科学的批判和反思，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日益凸显，随之发生了包括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等不同流派的反思。

其次，促进对相关科学史元理论问题的思考。阿伽西科学史转向反映了对宏大叙事、绝对客观真理的否定与批判，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解构，以及对科学知识多样性的重视。阿伽西早期证伪主义科学史研究赋予了否证理论和判决性实验以科学史研究的独立性和合法性，开始站在反辉格史的基本立场上，并进一步瓦解了传统实证主义史学的精英史。后期转向多元批判理性意味着对科学多元化、历史多样性的认可。由于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会受到不同的科学观的影响，当人们意识到科学是可证伪的，就会开始对归纳主义所倡导的积累进步原则产生怀疑。与此同时，关于多元批判理性的史学研究，更进一步对实证主义所推崇的科学和历史的普遍性提出挑战。如果说后现代主义科学观与编史纲领消解了内外史之间的界限，那么，阿伽西科学史研究的转向则更进一步推进了对这一问题的反思。证伪主义的科学史研究到多元批判理性的科学史研究体现了，从倾向于对科学进行内在逻辑研究向内外史结合的转变。

从阿伽西早期科学史研究和实践来看，其科学史观已开始走出并挑战客观性、进步性，但在劳斯（Joseph Rouse）看来，几乎所有的当代科学哲学提供给科学史的都是一种单一的叙事模式，这种模式只是朝着现代性和进步性这一目标而采取不同的叙事方式。这些“现代性叙事”将科学发展整合到各种进步的故事里，将现代化描述为科学知识的进步，人类权力、人类实践、政治民主的确立，以及财富的增长和对自然控制的日益成熟。对此，戈林斯基认为，劳斯应该更加关注建构主义更多细致和丰富的科学史研究。无论如何，证伪主义对传统科学观和科学史观的解构，的确为科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诠释路径，即使这一诠释路径有时依然归属于传统的二元对立框架和叙事结构。证伪主义在挑战了这一传统进步主义科学观的同时，其所侧重和强调的可证伪的和否定的判决性试验概念将为科学史带来新的研究内容。阿伽西晚期突破单一的叙事模式，突破一元论的科学史观，其科学史研究最终转向多元论批判理性。

最后，阿伽西向多元批判理性的科学史研究转向为科学史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阿伽西早期的证伪主义科学史研究关键之处在于证伪、批判的研究视角，到后期多元批判理性科学史研究突出了多元、科学文化视角。这一视角的转向，对传统科学史研究还是对后现代的科学史研究都是一种很好的补充。它既能带来对很多历史阶段和历史事件的新发现、新解释（“科学革命”史是如此），更能关注被其他编史纲领忽略的科学史的新方面，关注科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引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在独特的编史目标与立场、编史框架与分析视角下，这一转向开辟了内容丰富的问题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