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二届中国科协年会“科学探索与技术创新的生态环境”论坛上，我的发言没有如论坛组织者原先希望的--批评科研生态的弊端，而是说了一些事关中国教育生态重大隐患的大实话：“让孩子回归自然”。自由探索是孩子的天性，很多伟大的科学家最重要的品质就是保持好奇心和团队合作能力，我们的教育本质应该让孩子回归自由天性。“日本的孩子在幼儿园整天抓小虫、捉泥鳅，上了小学主要学的不是数理化，而是团队精神和做人的道理。反观我们中国孩子，整天补习奥数、英语等，苦不堪言。”我还谈到了自己在泉州度过的孩提时代，我的童年都是在地上玩泥巴、河里捉鱼虾中度过的。在论坛上，我的发言引起广泛认同，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长期无法解决的无奈。“我们的教育要培养孩子的科学探索精神，而不是应付考试。”专家纷纷呼吁社会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让孩子们自由、自在、自然成长，激发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之所以以日本的幼儿教育为例，我是有感触的。从2000年到2002年，日本连续三年获诺贝尔化学奖，并获一次诺贝尔物理学奖，这可以看成日本基础科学整体崛起的强烈信号。很多中国科学家对此十分感慨，因为一国基础科学的研究实力，势必对该国经济之盛衰产生深刻影响。为此，我专门买了三本介绍2001-2002年三位日本获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传记：《被化学所诱惑：白川英树》、《相扑迷的化学梦：实验狂野依良治的诺贝尔之路》、《上班族的诺贝尔奇迹：工程师田中耕一的成功传奇》，关注他们的少年教育与成长的经历。

第一本书是白川的自传，在第一章“我的研究人生”中，白川介绍他是在位于新泻、长野、富山边境的高山中读幼儿园、小学、初中，一共待了十年，直到高中才下山。那里的孩子放学回家后都立刻丢下书包，到山野中游玩、钓鱼，夏日则在河川中游泳，和自然非常亲近。能拥有这样的生活算非常幸运。在“给年轻人的建议”小节中，白川特别强调，“很多人也许会认为，我既然获颁诺贝尔化学奖，应该就是“天才”，甚至是“天才中的天才”。然而，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乃至于上了大学，我都不曾在学校拿过第一名，也没有被称过什么“天才”之类的。换句话说，我只是个发展平均且不突出的学生。即使像我这样，也能做出普受世人肯定的成果，并且获诺贝尔奖。所以，各位千万不要说自己不是“天才”就放弃努力。”在“社团活动中学习”小节里，白川介绍他刚进大学(东京工业大学)时，到处加入社团。他说，“我从小学时代就常在山野中奔跑，追逐蝴蝶与蜻蜓，和自然非常亲近，当然首先选择加入登山社。”除此以外，白川还加入无线电研究社及国际语社，他说，“早在小学五年级左右，我就非常热衷组装矿石收音机，到了初中能装配短波收音机，收听来自海外的广播。”在小节最后，白川指出，“在大学学到的东西，除了学业外，大部分都是来自参加登山社的活动。其中最大的收获，就是让原本胆小、毅力不够的自己，培养出自我挑战的意志吧。”

第二本书的背景是《读卖新闻》中部总社早就预期野依会得奖，几年前就备妥了相关的文稿，作者中包括野依良治的长子野依英治。在第一章“顽皮鬼”中，我们看到童年的野依良治，他的母亲回忆道：“野依很喜爱捕捉昆虫，夏季时还把捕获的蝉塞满在汗衫里带回家，把母亲吓了一大跳。”少年的野依住在山边，每天都在山林里探险，他的想象力因此被激发出来。

在野依良治读过的神户住吉小学还出过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这就是发明“江崎二极管”的江崎玲於奈(197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照2000年统计，日本共有小学24106所，这么多的小学，同一所小学出过两位诺贝尔奖确实不可思议，其秘诀何在？野依的小学恩师水谷悦夫告诉我们，野依就读小学时，正是日本教育体制从军国教育争脱出来的大转换期，教师们都在拼命摸索民主教育真谛，采纳孩童的意向，培养孩子们独立自主的个性。“我们不希望采取战前那般的填鸭式教育，而是尽力和孩子们一起学习，并让孩子们自由自在地成长。”在其他的报道中，我们看到江崎得奖后的感言中也认为，高中、青春期对一个人的成长最为重要。因为这时不仅接受教育，而且还形成了自我意识，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并且既有理性，又有感性，知道发奋图强，勤恳努力。

第三本书的作者黑田龙彦以非常动感情的标题--“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为什么俘获全日本人的心？”来写结语的。2002年新科诺贝尔奖得主田中耕一是诺贝尔奖一百多年来仅以“学士”获奖的第一人，那年也是日本第一次同年获双奖(小柴昌俊获诺贝尔物理奖)。书中第一章“特立独行的童年时期”介绍了田中从小养成的、看起来平常但绝非等闲的优秀品质。他在童年时期就是那种干事非常认真，甚至有点认死理的少年。比如大伙儿玩捉迷藏时，只要轮到田中当鬼，就算大家都已打道回府了，他都会锲而不舍地直追到玩伴的家里。有段时间，他热衷植物采集并阅读大量科学杂志和图鉴，一放学便立刻冲进自己房间，一头栽进植物和生物图鉴，甚至连晚饭也不吃。他小时候就表现出很强的实验能力，制作剪贴簿、折纸飞机、绘画各种地图和图表。小学的理科启蒙老师泽柿老师经常用“科学魔术”唤起孩子的好奇心。有一次泽柿老师做磁力实验，把磁铁沉入水中，再把插上针的浮标放在水面来观察磁力作用。但浮在水上的针瞬间被磁铁吸引不能慢慢观察，这时田中想到油比水有粘性，针会慢慢摆动，于是向老师建议说：“不要用水，用油试试看如何？”泽柿老师采纳了他的建议，实验结果如田中所说。受此影响，田中小学时对理化就情有独钟。田中在中学成绩虽然不错，但总成不了榜首，排名五、六而已，是努力型而非天才型。田中的养母也从没有让田中上补习班，她认为，“通过补习，即使第十名变为第一、二名，两者也没有很大差别。”2002年10月30日，有记者问田中东北大学读书的感想，他说，“因为留级一年, 所以有不太好的回忆。”田中以“学士”身份获奖在过度重视学历的韩国引起很大反响，《朝鲜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最近，韩国三星集团等大企业，纷纷到海外招聘人才，然而此次田中获奖，使韩国企业大受冲击。”竞相觅求海外人才的韩国大企业也认为，田中这样平凡人士的成功经验，最好能成为一种新思维，使评选人才的标准更为宽广。

其实，看学历，轻能力的现象在我国也普遍存在。近年来，社会有识之士对我国的教育生态多有批评，如2006年2月27日《北京日报》发表任继愈先生的文章《重提鲁迅的“救救孩子”》写道：“从幼儿园起，家长们就给孩子增加负担，到中学，课业以内的功课已经很重，再加若干课外各种学习班，孩子们更是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听说今年北京所有中、小学不准寒、暑假给学生补课。看来，命令还是发挥了效力，不敢明目张胆地给孩子增加负担了。却听到有不少家长有意见，认为光让中、小学生减少课业，升学标准不改变，吃亏的还是学生。升不了学，影响孩子们一生的前程。社会上、教育家们都一致声讨‘应试教育’。而各级学校执行的培养方式仍是‘应试’标准。”任老的批评之深刻不亚于“钱学森之问”，如“中国的经济生产年年有进步，可是孩子身体状况逐年下滑。我国幼儿、中小学戴眼镜的越来越多，健康状况不如外国(日本、欧美)的儿童。孩子们自幼满脑子的‘分数’、过得很不舒心。天真的童年幸福被剥夺得所剩无几。”他指出：“压在青年儿童身上的负担，人们看得见的是他们背的沉重的大书包、带轮子的大书箱，更大的负担是无形的升学的压力，是目前大学入学考试，让千千万万的青少年在一条独木桥上拥挤、踩踏。每年暑期高考期间，公安部门、公交部门、服务部门、卫生部门的人员全部出动，考场附近的建筑工地也要停止施工，怕干扰了考生。”最振聋发聩的是任老在文末的呼吁：“作父母的不惜用全部精力财力培养孩子成材。成材后又将如何？当年鲁迅对孩子关心，大喊‘救救孩子’；今天当家长的，还是需要大喊‘救救孩子’。”

当然，批评归批评，舆论很难减轻压在少年儿童与家长身上的负担，每当我打电话要女儿、女婿给刚上小学的外孙松绑，周末不要去补那些无用的课，但他们都有家长们千篇一律的反驳理由，“不能让小孩输在起跑线上！”

看来要扭转这种局面，政府一定要撤销这源于教育不公平的起跑线！要取消一切不合理的“高考加分”，什么“奥数加分”、“特长生加分”、“航模比赛、科技发明加分”，这些都是为社会富裕家庭、城市家庭子女预设的进名校的敲门砖。温家宝总理前些年在北航视察时曾经深情讲过，“现在大学生比例来自城市的占80%，农村占20%，而我们那时上大学，比例刚好是反过来。”这种不合理的趋势还在扩大，如北大教授潘维最近表示，现在北大的一大问题是来自农村的学生在不断减少。20世纪50年代北大70%是农村学生，今天这个比例已经不足1%了。而最近，所谓的“北约”、“华约”、与“同盟”高校自主招生的闹剧的上演令人担忧，我们的教育管理领导部门难道不该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