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杰教授认为科学传播先后经历的三种模式(模型)体现了三个层面的利益诉求，即国家、科学共同体等组织、公众。在《论科学传播系统的“第四主体”》一文中，刘教授认为应该有超越于这三个层面的第四层面(或者“第四主体”)，“第四主体”的诉求是所谓“文明精英”的诉求，这种诉求超越国家利益，着眼人类、着眼自然、着眼未来。他的“第四主体”论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但我始终认为刘教授实际上是在以另外的角度谈科学传播的功利性和超功利性。

勿庸置疑，当代科学传播具有强烈功利性的一面，这种功利性体现在不同的“主体”对科学传播最直接的现实需求。国家对科学传播的需求在于建立符合国家战略意志的社会文化和舆论氛围，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促进国家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中国，科学共同体似乎对科学传播的诉求还不是那么强烈，其主要原因在于科研经费的分配与公众基本没有关系，而在西方则不同，为了赢得公众对某类科研项目的支持进而获得更大的科研资助，科学共同体不时需要卖力讨好公众，这种目的驱动下的科学传播显然带有功利色彩；在中国，公众对科学传播内容需求最强烈的是医疗健康、科技致富等与自身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的内容，这同样具备鲜明的功利色彩。

科学传播中最重要的传播是科学精神的传播，科学传播本身也需要有科学精神，科学精神的内核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如果人的内心被物质利益的价值标尺支配，要让追求理性、追求真理、坚持事物的客观性和辩证性为基本特征的科学精神占据人生心灵的舞台谈何容易，因此从本质上讲，科学传播应具有超功利的灵魂。这种超功利要求无私地促进知识的扩散和分享，客观理智地看待和评判科学，正视科学带来的危机，关注人类和人类所处自然世界的命运，我想这就是刘教授所谓的第0层面。

令人遗憾的是，当代科学传播最大的驱动力来自功利而不是超功利的需求，因为功利往往带来最直接最快的利益，它虽使人类世界显得生机勃勃，但功利的价值判断往往不是完全理性的，导致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短视和肤浅的，从而制约科学传播所能达到的高度。在极端情况下，在巨大现实利益诱惑下，某些人甚至国家都会逾越科学传播“求真”的道德底线，科学史上这样的事例并不鲜见。当在制度约束欠缺的情况下，刘教授最后提到的那几个问题，也是对人性抉择的一种考验。

当然，也不可否认，当前的科学传播除了有其功利色彩外，也有超功利的成分，如国家主导的科学传播既有国家现实利益的考量，但也有着眼人类长远发展的成分，如生态文明观念的传播。现实意义上的利益诉求其实是复杂的，国家、科学共同体、公众的诉求中也蕴含着所谓文明精英的诉求，因为文明精英不是空中楼阁，也是这些群体的组成部分，只是他们诉求的力量或许还并不是大到可以单独决定科学传播的方向，但现在已足以影响到科学传播的运作，社会现象往往是各种利益博弈的结果。刘教授的“第四主体”论将这种诉求从国家、科学共同体等组织、公众剥离出来，这种剥离的一个好处是更容易理清头绪，但也带来了文明精英由谁代表等问题，也低估了科学传播动机或动力的复杂性。

我们对科学传播理想的期待是尽量摆脱物质利益的羁绊，理性地实践自己的使命。正如张开逊先生曾论述的科学传播三重境界，他认为科学传播者的最高境界，是在宇宙演化的尺度上思考人类未来，是超越红尘世界的利益纠葛，对人类作云中观，为人类提出中肯的建议。但在今天看来，要求科学传播者整体都实践这种完全超功利的目标还是乌托邦式的梦想，但令人欣慰的是，人类中已不乏有识之士开始对自身的反省，对未来进行理性深刻的思考，当他们的声音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人类的未来之路将充满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