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争论是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或称之为科学技术研究)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因为“这些争论描述了(科学领域的)剧烈的思想变化和发展”^[1]，而在后工业时代，由于科学渗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科学争论也提供了一个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的理想平台。^[2]不仅如此，当代科学争论的研究还被扩展到更宽广的领域，如法庭辩论和如何应用法医证据。^[3]

这些研究尽管旨趣不同，方法各异，但它们都强调了社会因素在科学争论中的重要作用。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很少开展对不同类型的科学争论的比较研究，也未见文献阐述不同类型的争论研究对待社会因素方面的异同。例如，科学知识社会学(SSK)通过研究科学争论有力地揭示了科学的社会建构性，但这一认识论意义上的突破并没有被广泛应用在转基因、气候变化等热点公共科学争议的研究上；我国学者虽然强调了科学争论研究的重要性^[4]，也对SSK的科学争论研究^[5]和转基因等技术的社会争端^[6]均有探讨，但未见论文分析不同类型的科学争论之间的关联。

为此，很有必要对科学争论的不同研究路线开展系统探究。本文从辨析较早的对科学发现优先权之争的默顿式(Mertonian)经典科学社会学的思路开始，继而梳理了从社会条件角度对科学争议内容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SSK对科学争议的认识论研究，以及引发公众关注的科技争议的社会政治研究，并通过把握不同的研究路线在对待科学争议的社会因素方面的差异，来深入把握科学的社会建构的理论价值及研究局限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没有深入辨析科学争论、科技争议或科学争端等用词的微妙区别。总体而言，当探讨科学共同体成员之间争论时，本文倾向于使用“争论”一词，当探讨转基因等公共领域的争端话题，本文更多使用“科技争议”。

一、 传统科学社会学视野中的争议研究

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中，科学争论并非新课题，波普尔就认为，对手之间的理论争论是科学界的组成部分，科学家互相批判构成了科学进步的引擎。^[7]但科学家被鼓励淡化内部分歧，创造具有共识特征的遗产。只有深入到科学界的分歧中，才能发现这个社会群体的隐藏假设和规范。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家对科学争议的研究就致力于通过争论研究反映这种规范。

默顿并不是最早研究科技争论问题的学者，但他开始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研究。这点在他关于科学发现优先权争论--谁是第一个发现某些现象的人--的研究中被清楚地阐释。默顿把优先权争论归因于科学的制度规范--确认和奖励独创性。^[8]这一点与他先前努力描述科学的规范结构非常相似。根据默顿的看法，四种规范--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主义--体现了现代科学的基本特征。

默顿虽然指出了科学争论的社会特征，但并没有因此得出这种明显具有社会属性的对优先权以及相应的名利的争夺会影响科学结论。恰恰相反，默顿用这一明显的个人功利特点表明，科学规范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实际上，默顿晚年及其后学也发现科学家个人并非自动地遵循他的四大属性，反而追逐一些反规范(counter-norms)，如个别主义、追求私利、科研过程中的争论不为求真而是为维护自己派系的观点等等。但在默顿及其后学看来，这些有关科学规范的模棱两可(ambiguities)并没有让科学家最终以私利取代共识。这进一步支持了默顿式的科学规范。^[9]

默顿从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角度研究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争，这并非个案。实际上，从默顿学术上日趋活跃的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黑森(Boris Hessen)为代表的苏联唯物史观就对西方科技史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10]英国著名科学家和科学学创始人贝尔纳(J. D. Bernal)就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开始书写其名著《科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史巨著《历史上的科学》，后者在探讨19世纪科学的黄金发展时就注意到，当时的科学界为了让科学满足工业需求，刻意淡化了科学内部的争议。^[11]

贝尔纳的著作并没有专注于解读具体的科学争议。其他西方学者在研究科学家所处的社会背景对其学说的影响的同时，也开始探究科技史上的各种争议的社会肇因。

默顿的导师、美国科技史研究的奠基人萨顿(George Sarton)对波义尔(Robert Boyle)所经历的炼金术与早期化学研究之间的争论的研究，就考察了波义尔的身份和地位对当时争论的影响。^[12]其他学者则结合社会变迁考察了莱布尼兹与笛卡尔等人对生命力的争论^[13]、19世纪围绕进化论的争论的时代背景^[14]、以及生物计量学派与孟德尔生物学派在20世纪初年在英国的激烈争论^[15]等等。所有这些研究，都着眼于考察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对特定科学争议的爆发、发展和结束的影响。

与默顿的研究一样，这些研究都从科学争论当事人以及所涉及争论的社会背景的角度，对争议进行了还原与解读。与默顿及其追随者不同，他们更加关注的是科学争议的内容而非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他们并没有利用社会建构思想质疑科学的基础，而只是从社会的角度试图理解和解释科学(或主流科学观点)的成功。^[16]

科学社会学家们把科学争论置于社会环境中进行研究的另一大直接成果，就是为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研究他们提供了理论和证据基础。库恩并没有广泛研究个别争论，但他对科学史上的共识形成过程感兴趣。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通常充满争论，在这个过程中，相关科学界成员不断调整自己最终形成了新的范式，它指的是在一定时间内，科学共同体从事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手段、标准甚至是思维方式。

默顿和库恩和其他科学社会学家对科学争论中社会因素的研究并非旨在动摇科学结论，而仅在于解释何以某些科学思想能够压倒其它思想并被同代人广泛接受。但是这些研究打开了社会因素影响科学结论的大门，为SSK学者对科学权威性的解构提供了基础。

二、 SSK对科学争论的研究

不同于默顿或库恩，SSK通过科学争议研究对科学权威进行了解构。SSK学者普遍以相对主义的视角来看待科学知识，科学不是绝对真实而是被社会构造得看似真实。

夏平(Steven Shapin)关于17世纪英国霍布斯和皇家学会会长、化学家波义尔对实验方法的辩论这一经典研究就体现了这一特点。^[17]这一研究描述了霍布斯和波义尔对实验方法的辩论深受不同的社会政治观点的影响。霍布斯希望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能解决社会的动乱。因此，他认为科学集中于数学和逻辑学，从而反映绝对的秩序。波义尔则珍视社会自治，包括科学界的独立。因此，他强调实验研究方法，认为研究方法是由科学家自己而非外部力量决定，这反映了社会的自治。最终，伴随着议会政治的确立、王权被限制以及英国自治传统得到了体制的确认和强化，波义尔赢得了争论的胜利。

从SSK角度来看，对这一争论的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它显示了科学争论的胜利方变成主流科学并非因为其有更多真理，而是政治气候使然。对比上述的萨顿对波义尔的研究^[12]与夏平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种研究路线的异同。尽管都分析了社会因素的作用，但萨顿只是分析了诸如波义尔有条件雇佣多名助手和建立设备齐全的实验室对其理论发展的影响，而夏平则直接将政治诉求当成解释波义尔的理论成功的主要因素。

对霍布斯与波义尔之争的研究，体现了典型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用对称性原则检验争论的所有参与者而不仅仅是获胜方的解释。这一研究也反映了夏平源于其中的SSK爱丁堡学派所主张的个人或专业利益可能决定科学家维持何种信念。

SSK在解释争论时，也强调要秉承公正性原则，即“应当公平对待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这些对立的两方面都要得到说明”。^[18]显然，对称性和公正性体现了高度的相对主义，其他SSK学派尽管并不完全赞同以出身或利益取向解释科学结论的做法，但在以相对主义考察科学争论方面与爱丁堡学派并无不同。

使用对称原则，SSK学者对争论做了一系列案例研究。例如，特拉维斯(G Travis)检查了社会性因素如何决定了真涡虫记忆转移的富有争议的复制过程。^[19]研究显示，科学家不是遵守已确立的实验规则，而是在协商做什么实验，怎么复制，如何解释以及怎样保存数据等一系列事情。平奇(Trevor Pinch)则研究了围绕太阳中微子观察的争论，从而调查了科学研究的确定性是如何被呈现的，它对不同领域的科学家意味着什么。^[20]在后续研究中，他也比较了对太阳中微子和太阳扁平率的观测。^[21]科学界对两者都有过争论，但是对太阳中微子的观察被广泛接受而对太阳扁平率的观测被否定了。不是因为后者结果更差，而是在于观测的“外部化”过程：太阳中微子观测显然更好地适应了外部的证据背景，也就是让人们基于现有认识接受起来更加舒服，而太阳扁平率观测则对人们的现有信念构成了威胁。

SSK学者对科学争论进行的系列案例研究表明，在争议性科学实验中，实验者和他们的同事有巨大的“解释的灵活性”(Interpretative flexibility)来确定这些实验是否是决定性的，是否允许变更、调整和重复。^[22]

在以英美学术传统为主的SSK迅速发展之后，法国科学社会学家拉图尔(Latour)等人发展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也开展了对科学争论的研究。这一理论批评SSK的相对主义不够彻底，只考虑了社会与人的因素，而没有考虑自然与物的因素，如试验仪器及其不同的数据构成方式在科学争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3]

SSK、ANT以及其他科技的社会建构理论极大丰富了我们对科技争论动机和知识生产机制的理解，尤其是在认识论意义上消解可能由科学争论的胜利者单方做出的“共识性结论”的权威性。这些学派通过分析社会因素在科学争论中的作用，得出了科学并非是反映自然的绝对真理，而是充满了社会建构的成份。但值得指出的是，包括SSK在内的科学技术学学者并不反对科学，他们更多是致力于消解科学的绝对权威和破解人们对科学的妄信。^[24] SSK学者也始终需要面对他们自己对科学争论研究的结论是否可信这一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SSK和ANT学者深入分析的科学争论，在科学界以外的普通人看来往往算不上争议，我们下一节将重点讨论公众关注的争议，如转基因、气候变化和胚胎干细胞研究等。

三、 科技争论的社会政治研究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西方社会对现代科技的争议越来越多，从抗议化工厂的环境污染开始，经过抵制核电，反对转基因，质疑干细胞研究，乃至怀疑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一些学者将这些公众对特定技术的抵制活动称之为基于科学的争论，本文称之为科技争议而不是科学争论以作笼统的区分。

在这一领域，社会学家内尔金(Dorothy Nelkin)是研究开创者之一。在内尔金看来，随着科技进步而增长的对其威胁社会、道德或宗教内涵的担忧、对环境价值和技术发展之间矛盾的不安、担心新兴技术的健康危害以及公众对科学家和公共机构信任度的下降导致了公共领域的大量科学争议。^[2]

实际上，公众对科技的持续争议也是对科学在现代社会的影响不断增加的反映，因为公共政策越来越依赖科学标准作为合法性基础。但来自不同部门专家的加入可能会增加冲突。专家被卷入争论经常是由于既得利益，因为他们可能代表不同的群体。专家之间的冲突实际减少了他们的政治影响，因为科学和专家的权威是建立在公共信任科学专业知识的基础之上。但是越来越多的专家被卷入政策制定过程的争论中，他们多变和经常相反的观点打破了科学无错误的表象。^[25]据此，内尔金认为现代社会对科学权威的最大伤害不是凸显科学仍然是不完美的，而是科学同时存在不同观点以及科学家之间彼此矛盾的结论导致公众无所适从。

内尔金在其《争论：技术决定的政治》一书中总结了基于科学争论的四种矛盾，分别是：①效率与公平；②利益与风险；③监管与选择的自由；④科学与传统价值。^[26]该书的第二部分则应用了大量案例说明这四组矛盾导致的科学争议。

内尔金认为，在大多数科技争议案例中，科学的证据只起非常有限的作用。内尔金列出了四个原因：①许多辩论，虽然声称是有关科技的争论，其实与科学毫无关系，可能只是人类尊严或宗教信仰问题；②解决事实争端有一个基本困境，因为价值与事实在许多争论的案例中很难被区分开；③在基于科学的争论中，公平和平等的陈述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标准，然而科学精神强调客观而非平等；④政治控制的民主化诉求导致对科学家的不信任，他们的权威被认为是替公众所抵制的政治力量做辩护。^[27]

大量关于科技争议的案例研究主要聚焦于公众“不科学的”声音是怎样抗衡官方的科学结论。例如，英国学者韦恩(Brian Wynne)研究了在切尔诺贝利放射性尘埃后，英国坎伯兰羊农抵制了限制饲养和销售可能受到核辐射的羊群的科学建议。研究显示，官方专家照本宣科的结论忽视了有关气候和污染的本土知识，实际上并不比当地外行居民更客观。^[28]

尽管在否定官方科学的权威性上，类似韦恩这类研究与SSK有一致精神，但这些研究几乎都没有探讨认识论上的科学确定性。著名科技研究学者、哈佛大学教授贾森诺夫(Sheila Jasanoff)在其名著《设计自然》中分析了转基因、干细胞和再生医学三种与遗传相关的争议技术在英国、德国与美国的不同遭遇，蕴含了深刻的历史背景、文化因素和政治角力，但她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这些争议技术本身的认识论问题。^[29]

由于科学争议弥漫于今日欧美社会，导致研究与科学相关的公共争议的学者并未局限在科技研究领域。政治学、公共政策、传播学以及心理学的学者都以本学科的主要研究方法涉入其中，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深刻的研究结论。这些研究并非本文能一一概括，仅选取最有共性的观点或结论介绍如下。

与科学技术研究的学者一样，各领域的学者都对公众抵制争议性科技赋予了正当性。但其他领域从事量化研究的学者普遍更进一步，以大量经验性研究表明，公众对争议科技的抵制不是因为其科学知识少，而更多是因为价值和信任等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人们筛选信息形成知识的认知程序。^[30]学者们表示，对于争议性科技，平等协商非常重要，应该以科学实证的手段设计交流方案，应对公众质询。为此，美国科学院在2008年出版了一份研究报告，通过综述1000多项调查公众如何参与环境事务(很多涉及科技问题)的研究来找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31]

四、 科学争论三种研究路线的比较分析

以上我们分别概述了传统的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及探究科技争议的社会政治影响这三条主要的对科学争论的研究路线。其中，传统的科学社会学对争议的研究既包括优先权之争，也包括以社会因素对科学争论内容的考察。

第一，三大研究路线都把争论研究看作揭示科学运作规律的重要途径。因为通过争论，可以透过科学界表面上的一致和共识，深入研究科学共同体的运作规律、科学知识的认识论、以及科学与社会政治因素的复杂互动。

第二，三大研究路线都聚焦在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科学共同体的运作上。传统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发现科学争论体现着科学家背后的名利派系之争，但科学的社会规范约束了争议的负面发展，维系了共同体的意见一致性，让这些争议不会破坏科学结论的可信性(如果不是客观性的话)。而SSK学者则致力于以社会因素解构科学结论的客观性和科学共同体的权威性; 以相对主义的对称研究破解主流科学结论(争论的获胜方)的支配性地位; 用科学家实际工作中解释的灵活性来取代科学程序的严谨性。科学争论的社会政治影响研究将科学议题置于社会政治之争中，科学结论自身虽非不可信，但当权者或官方科学家如何应用这些结论则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第三，三大研究路线视野中的科学争论(争议)对象也不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各自关心的争论似乎都更加适合其各自的理论目的。

经典科学社会学更关心科学发现优先权之争，这可能是因为优先发现权之争几乎不涉及科学知识本身成立与否，这与经典科学社会学“其核心在于解释科学建制如何使科学家把工作做得更好” ^[32]这一目的有关。即便是研究科学争议内容的科学社会学家，也同样秉持着这一潜在的原则而不像SSK学者那样，试图以社会因素颠覆、至少是替代科学本身的权威性。

SSK和ANT学者深入分析在科学界以外的普通人看来往往算不上争议的科学争论。这也许可以表明，揭示那些外行看起来具有权威性的科学结论的内部争议及共识形成过程，才能更有力地在认识论层面上消解科学的绝对权威。

但这似乎仍然无法解释，如果致力于消解科学权威，何以大部分SSK学者“放过了”那些尚且被普通公众抵制的争议性科技内容，如转基因和核电等？另一方面，研究公共科学争议的学者调查了在各起公共科技争议中，社会政治力量乃至于文化心理因素对争议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但通常并不探究SSK学者所主张的社会建构在认识论意义上对被争议的科学的影响。为什么呢？

从表面上看，这一差异可能仅仅由于不同领域学者在学术兴趣上的分野，但在更深层次上我们也许可以认为，社会建构在解释不同的科学问题上也具有不同的作用。对于SSK学者经常研究在常人看来没有明显分歧的常规科研，揭示社会因素如何在得出科学结论上发挥作用，已经起到了颠覆性的作用，表明科学并不是具有绝对权威性的知识。

而对于进入公共空间的科技争议，重要的是将科学立场与其它社会经济政治诉求置于平等考量，SSK对科学具有最终权威性的颠覆已经让这一点成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反映了诸多社会矛盾的公共科技争议，被形容为社会纷争在科学议题上的体现，比起SSK学者所坚持的科学的社会建构更为恰当。

当然，这种区分只是相对的。在以SSK路线研究科学争议的知名学者平奇看来，在当今科技研究中，对科学内部争议的研究与探讨科技对社会影响的研究之间的分野正在消融。^[33]平奇以爱泼斯坦对艾滋病的早期争议的研究为例探讨了这种消融。在这一研究中，爱泼斯坦发现，艾滋病毒携带者掀起的社会运动，改变了科学界内部对这一当时(1990年代早期)新发病毒的界定以及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对抗艾滋病毒(逆转录病毒)药物临床试验程序的有关规定。^[34]

五、 结论与启示

总结本文讨论的内容，我们发现，不同研究路线的学者，都对科学争论或科技争议中的社会因素进行了大量探讨，彼此却得出了不同结论。那么，从这些科学争论研究中，我们究竟可以获得什么启示呢？

第一，科学争论研究对于科学技术学至关重要，它是我们深入了解科学运作的重要通道。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的科技研究学界除了介绍国外相关理论成果和对历史科学争论(如研究清代学者的考据之争和民国学者的科玄论战)进行考察外，严重缺乏对当代中国科学争论的经验性研究。这使得我们无法判断，源于西方的社会对科学影响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中国复制。

当然，与大陆学者相比，台湾的科技研究学者更加积极地开展了对科技争议的研究。他们不仅积极地译介国际上科学争议研究的最新进展^[35]，而且也利用科技研究的原则，解读本土各种与科技相关的争议事件，如核四(台湾第四核电站)争端^[36]、台湾《犬猫喂食法》争议^[37]以及台北乐生疗养院拆迁^[38]等事件中所体现出来的专家意见与民意之间的张力。这些台湾学者对与科技相关的争议的研究，对大陆科技研究领域应该具有一定的启发借鉴意义，值得大陆学者进行专门的探讨。

第二，考察科学争论也应该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既要看到社会因素对科学争论的深入影响甚至是对科学结论可能有扭曲作用，也不能忽视，让科学共同体之得以维系和值得信赖的也同样是社会因素，在公众科技争议中还要区分哪些“肇事”因素是因为科学本身的不确定性，哪些是因为社会争议被投射到了科技事务上。

第三，科学的社会建构在科学争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又不是解释争议的普适性因素。从实践角度而言，这意味着在科技争议中我们既需要细心辨析各种观点背后的动机，也不能就此无视科学的证据和结论。同样，科学不具有最终的权威解释力并不等于我们可以抛弃主流的科学观点。可以说，有关争议的科学技术学研究的目的，恰恰就是要为我们在科技争议日益活跃的当代社会找到解释的灵活性，让我们能合理对待科技争议、平衡社会建构与科学认知的同时也能保证科技发展不会遭遇不合理的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