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通过实践中的行动与相互作用，人们的思想、理性和知识才得以构成，社会生活才得以组织、再现和变迁。《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是第一本把哲学家与社会学家聚集在一起，让他们去探索实践在人类生活与科学中重大意义的论文集。该论文集主要关注三大主题：社会秩序的特征及其建立、人类活动的心理基础和当代后人类主义者的挑战。在审视这些主题时，该文集所收录论文用事实表明了“实践转向”拒斥传统思维模式的原因，这些模式包括诸如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结构主义、系统论以及各种各样的人类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于关注实践在我们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实践如何跨越了不同学科界限的学者来说，《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一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世纪90年代，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开始关注于科学实践，由此引入了“唯物论”的进路，它强调人类活动如何与具有能动性的非人类实体交织在一起，主张人类和非人类彼此相互界定。在本文集中，德雷福斯、皮克林、诺尔-塞蒂纳、劳斯与斯宾诺沙的论文就阐述了这条径路：研究非人类的影响及其在引导人类实践、形成并稳定人类世界时的力量。由于人类活动受惠于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非人类环境，因此理解特定的实践总是要涉及到理解各式各样的物质建构。这样，科学技术论研究者开始绘制广阔的人类—非人类的网络，在其中实践得以形成和定位。这种“实践唯物论进路”在本文集中又被称之为“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

一、 人类主义的“独白”

挑战人类主义的文化立场，是这本文集最为关心的一个主题。作为现代西方思想一个关键特征的人类主义(humanism)，认为自然与社会是人类的“独白”场所。这种文化立场源于15—16世纪的欧洲，当时“人类”被赞美为思想家、创造者和行动者。人类地位的提升反映出这样一种日益增长的情感，即人类既不受惠于上帝，也不受惠于无法改变的宇宙秩序——人类可以创造概念和物质结构并自由应用它们，这些概念和物质结构的壮丽反过来赞美着人类的创造性和权力。随后，更加激进的无神论完全摆脱了上帝或自然，并主张人类是意义、价值、真理和存在的唯一源泉。直到20世纪末，这种人类主义在思想史上一直都占据着主导地位。人类创造了意义、价值和真理的观念。科学确信人类能够彻底把握自然；在社会思想中，人类处在中心，人类是唯一的焦点。康德的名言“人为自然立法”就说明了这个道理。这种为“自然立法”的人类主义哺育出一大批科学哲学流派，有逻辑实证主义、波普批判理性主义和库恩历史主义，甚至于社会建构论也未能跳出这一窠臼。

传统主客二分的认识论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填补作为认识者的人类与被认识的世界之间的鸿沟。传统科学哲学预设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前提，即理想的科学方法使科学达成无偏见性、客观性、规范性、数学化等等，从而填补上了这一鸿沟。然而，消解“知识的主观偏见”的那些做法最终却都会以另一种认知主体的形式出现，即另一种“客观性的主体设置的认知概念”(epistemic conceptions of objective subject-positioning)，因为所有科学知识都是通过“普遍的科学方法论规则”过滤而获得的。“人们提出某种客观的方法、立场、态度或安排以填补这一鸿沟。但任何诸如主题设置的形式之类的提议，都会在作为一方的认知者与作为另一方的‘超越’我们对其表征的世界之间，选择坚定地站在我们这一方。”^[1]这种做法类似于奎因所说的“语义上行”(semantic ascent)，即把“所讨论之物”转变为对“对物之讨论”的讨论。例如，针对科学理论的客观性问题，“语义上行”进入到一种元层次，它不去探索这些理论与客观对象之间的关系，而只是问这些客观性所属的理由以及这些理由是否是好的理由。传统科学哲学就把这样一些好理由归结为“普遍的方法论规则”，并以此来提炼“科学研究的对象”，使它们进入柏拉图的理念世界。

20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建构主义以激进的方式解构了传统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然而，在本体论上，社会建构主义并没有摆脱由康德赋予自然与社会的两分状态，“在一般意义上，这种思维方式是现代思想的核心”^[2]。自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科学哲学家与社会学家几乎都毫无疑问地以这条界线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科学哲学家一直以自然一极为其认识论基础，在其中，物自体被留给它们自己，没有能动性、生命与活动，被各式各样强加在它们身上的方法论模型或范式所塑造。它们唯一的使命就是确保我们知识的超验的非人类特征，以避免所谓唯心主义的谴责(即使这也是“人对自然的立法”)。而社会建构主义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科学视为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事业。布鲁尔用涂尔干的社会结构(利益)来取代康德的自我。然而，对称性原则的这种成功伪装了布鲁尔论点中的不对称性，即社会应该被用来解释自然。这样，社会建构主义开始从自然轴转向了社会轴。总之，在康德的自然与社会的本体两极中，逻辑实证主义偏重于从“自然极”来说明科学理论，其方法论是绝对主义，而社会建构主义却偏重从“社会极”(利益与权力)来解释科学理论，其方法论是相对主义，并由此将对科学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极端化批判，从而导致了20世纪末科学家与社会建构论者之间的“科学大战”。

社会建构论也是一种认识论纲领，它继承了知识的哲学传统，即透过混乱与易变的表面，去揭示背后的隐藏秩序。它认为科学理论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可见的——知识，另一部分是隐藏的秩序——社会，如利益、结构、习俗或其它类似的东西。社会建构论的核心观点是：“社会是先验的、确定性的东西，它决定着尚存疑问的知识”。数世纪以来，揭示隐藏真理的做法一直是西方科学的标志。因此，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是想寻求自然现象背后的本质结构，那么同样，社会建构论也试图挖掘隐藏在科学背后的社会本质。因此，社会建构对科学哲学进行颠覆时，就预设了其所批判的对象的前提：透过现象去寻求本质。社会建构论所做的不过是用社会表征实在取代了理性表征实在，用社会实在论取代了自然实在论，本质上沿袭的是知识的表征性语言的描述。“科学家们和他们在历史学、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代言人把他们关于科学的观点置于谱系中‘自然’的一端——科学知识由自然指令构成。与此同时，科学的社会建构论的激进运动则把其自身置于另外一个极端——科学知识由社会指令构成”。^[3]瓦解科学实在论是科学的社会建构论所进行的科学批判的最终落脚点，但批判的结果是用社会实在论取代了自然实在论，造成了批判者与批判对象的“两极相通”。如果说两者之间存在任何差别的话，那就是社会建构论完全撕下了客观性这一面纱，直接用主体去规定客观，用社会去决定自然，从主体角度填补主客体之间的空白。这是赤裸裸的人类主义的“独白”。

然而，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之争的前提是对科学的表象性语言描述，在这种描述中，双方都“驻留于知识和世界本身之间的无时间演化的反映关系”^[4]，永远关注“科学知识是否真实地反应、反映、代表我们的世界”问题，结果会使我们始终处在“我们是否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世界”的忧虑恐惧之中。哈金就把实在论与建构论之争的知识理论称为“知识的旁观者理论”(spectator theory)，这种理论使我们永远不能“从表象中逃逸出来”，永远不允许我们“与我们的世界携手共进”，永远不能够“在上演剧目的内在意义中知道演员究竟表演了什么”。^[5]106在这种传统的科学图景中，“我们是以去历史化的方式去理解和尊重科学”，“长期以来，哲学家把科学变成了木乃伊”^[5]7。当代科学中“理性危机”产生的根源之一，就是“木乃伊科学”与真实的科学之间的冲突。林奇基于规则与实践的内在统一性指出“认识论的‘基础危机’(实在论与建构论的争论)是源起于没有答案的问题”^[6]。因此，实在论与建构论之争在表象层面上是无果之争。

二、 后人类主义的挑战——返回唯物论

阐释与实践理论相关的后人类主义，是这本论文集的着力点和精到之处。科学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两者的致命之处在于：双方都把研究科学的任务仅仅看成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脱离科学实践去理解科学。20世纪90 年代，在社会建构论中出现了分化，其标志性著作就是皮克林所主编的《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在这本文集中，爆发了两场著名的论战：

(1) 布鲁尔与林奇之间“规则悖论之争”。前者代表了对维特根斯坦的怀疑论式解读，即将规则悖论的终结机制奠基于社会；后者代表了对维特根斯坦的反怀疑论式解读，即将规则悖论的解决定位于实践。这场争论反映出了科学哲学的“社会学”转向之后的“实践”转向。这场论战在《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这本文集中也得到了继续反映。在本文集中，布鲁尔的论文认为维特根斯坦把遵循规则理解为一种社会约束，即社会规定在前，实践在后，突出了理论的优位。林奇的论文针锋相对地指出，行动者所采用的“规则”可以通过描绘人们的所做来表达，但是不可能清楚阐明实践与抽象规则之间的明晰界线，因为规则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被把握，因而实践在前，规则在后，突出了实践的优位。

(2) 柯林斯和耶尔莱将社会建构主义在科学的认识论地位上的争论比作鸡的游戏，游戏的最终结果就是看谁是最勇敢的，谁能够在认识论的极端策略上走得更远。游戏的一方，柯林斯和耶尔莱主张某种形式的社会实在论，认为科学知识的最终根基在于社会，从而用社会学消解了科学的认识论地位。而卡伦和拉图尔则主张一种广义对称性原则，即对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与社会做对称处理。拉图尔认为布鲁尔的对称性原则(即所谓的第一对称性原则)并没有真正地坚持对称性，因为它实际上是将解释权赋予了社会，从而造成了自然的“失语”，因而，这是一种“认识论的不公正性”。广义对称性原则就是要恢复非人类的物质因素的能动性。如在本文集中，卡琳·诺尔-塞蒂纳的论文就分析了基于知识的实践。她主张科学实践的“主轴”应是连接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动力学”。在科学中，客体是具有存在的不完备性和无穷的拓展能力等特征的认知客体。由于这类客体指明了实践下一步的解释和拓展，因此，客体，连同客体决定的欲望的本能结构化，一起控制了科学实践的发展，控制着位于实践中心的主客关系的变化。这样，由于客体具有能动性，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严格对立就消失了，新的本体成为了以两者的相互关系为基础的一个行动者的网络，出现了一种“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本体论混合状态”。

结果,皮克林等人把SSK中的第一个“S”(Sociology)与“K”去掉，仅保留了第二个“S”(Scientific)，把“社会建构主义”变成了“建构主义”，把“科学知识”变成了“科学”，让科学哲学摆脱了理论优位，走向实践优位。这样，科学实践得以真实发生的时空——实验室，就成为当代科学技术研究的焦点。在实验室研究中，唯物论中的“物”具有两层含义:(1)具有能动性的自然与仪器；(2)海德格尔的意义上的“聚集”，即将“物”界定为一种“集合”、一种“物化”(thinging)，其不是一个不变的、固定的东西，而是一个聚集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各种因素共同聚合为“物”。^[7]因此，此处的“物”就是指自然、仪器与社会之间机遇性相聚集的空间或场所，即物质—概念—社会的聚集体。皮克林把聚集体称为物之稠密处(The thick of things)。通过科学仪器，皮克林使人们关注这种物质文化的场所——主客体的交汇点，也即科学实践得以发生的真实时空，实验室生活因而就成为了研究科学实践的中心。后人类主义实际上强调的是一种“实践唯物论”。

后人类主义认为科学家并不是在语言、理论或研究中去表征世界，相反，它认为科学家干预性地介入世界，与世界纠缠在一起，以达到一种实践上的主客体之间的重构。这种共同的表演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所说与所做，而且也重构了世界与社会。这是一种彻底的唯物论实践。这种重构不是因为我们重新发明了一种社会或语言空间，它们能够反映外在的现存客体，相反，客体存在于实践之中，在实践中被改造，生成为另一种新的客体。因此科学实践并不需要我们超越世界以达到对世界的自然或社会的表象。这样，后人类主义在本体论上就打破了表象主义镜像哲学，走向了“实践生成论”。后人类主义同样打破了主客二分法认识模式，它不再努力以镜像去表征外部世界的真实面貌，而是采用各种技术物质等手段不断去介入动态的科学实践，努力创造一种与所观察和测量到的数据相吻合的理论模型，“我们对实在一无所知，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由我们建构出来的模型。”^[8]在这动态介入的科学实践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距离被打破，科学、技术、物质材料、科学家等异质性要素相互缠绕在一起，自然物质对象(包括技术)变成了某种具有自身力量的东西，一切科学知识就是在这可见的动态介入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这就是后人类主义的认识论。

后人类主义使自然的历史性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再现，使科学技术研究走向了新的自然辩证法，因为这种本体论表明“客体”之所以能成为“科学”的，是因为它是在辩证的实践过程中生成的；客观性与真理等一系列认识论范畴也不是对预先存在对象的表象性反映，而是在历史与时间进程中生成的东西；科学是一个人与物、自然与社会的共同进化过程。这就是后人类主义的哲学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