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科学与政治的互动不断加强，科学咨询在政策制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决策过程越来越多地需要科技知识提供支撑，决策者对科学咨询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正确认识专业知识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成为了理解科学决策的关键。众多学者的努力表明，对于如何面对知识和权利之间的张力这样的终极问题很难有一个最终答案。任何试图以政治的规则解释知识的真理行为都会以失败告终；任何以寻求可靠的知识为自己辩护的政治，也只能是无稽之谈。这些思想试验揭示了一个事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认识论、社会学以及政治制度等众多的领域，被知识的新特征、新形式以及社会对知识的期望所规定，新的环境变化不断重塑着政策制定中科学咨询的形式和特征。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知识试图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实践中大显身手、充分发挥其价值的时候，知识的可靠性究竟有多大？科学知识不再被看作优越的，而被看作是不明确的、危险的、不完全的。基于这样的变化，新的问题是要关注知识本身的属性：它在科学咨询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它如何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它有什么样的影响，它自身在这一咨询过程中又是如何改变的，如何在保持知识的可靠度与科学性的同时，实现专业知识的民主化目标。

《专业知识的民主化》一书以2003年4月至6月在瑞士巴塞尔大学研究所举行的“科学知识与政治决策”的会议为基础，收录了当前国外学者探讨政治决策中科学咨询新形式的前沿研究成果，以及国外社会科学和科学政策领域的学者们用实证方式探讨了政治决策中科学建议的新形式：除了提供科学—政治复杂关系的有价值的见解，还试图在专家政治论与彻底的科学建议应用于政治学的工具主义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路径。

在科学与政治之间，专业知识作为一种政治资源重要性的与日俱增，获得和控制相关知识已经成为政客们的目标。一方面，政客们争相作真理的代言人，这已经是在“默认民主化”了，然而，这种现象造成在宣称掌握真理时，知识垄断地位的下降。同时科学知识又一次暴露出其不确定性、模糊性和残缺性。那些中间类型的知识，那些针对具体问题的知识，那些并没有被普遍化的知识，显得尤为重要。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调和专家的责任与知识的可靠性，对这一困境有不同的解决方法，一些通过认知解决，其他则通过机构解决。

在决策者和专家之间，二者的相互作用是由知识以及知识的内容和意义决定的，其内容和意义均与参与者的利益和目标有关。当前，顾问和决策者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他们的交融产生的知识“政治化”和决策“知识化”的现象，与早先科学咨询机制的线性特征是不同的。第一，不能够为了政治就去牺牲科学知识的真理性，也不能够为了所谓的科学“共鸣”，就不去考虑政治的代言问题；第二，可靠的知识是如何进入政策过程的，它是如何被分配的；第三，咨询专家在民主合法化的约束范围之外可能追求个人利益，专家可能不仅追求专业兴趣，还试图直接影响政治决策。另外，知识的性质和影响随它所介入的政治决策的性质差异而不同。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在科学和政治的交界处，公众如何代表。也许，最具挑战性的研究，在于以一种新的方式关注政治-科学之间的关系，其中公众将利用技术嵌入社会的方式来参与政治。没有一种模式能够单独保证“更好的知识”导向“更好的政治”。解决方案的多样性恰恰是问题复杂性的体现。科学知识正活跃在一个日益政治化的环境中，无论是通过公民陪审团、监管机构或任何类似机构的组合，参与、问责制、合理的协商以及决议的透明化始终是理想型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和政治根本上遵循的是不同的逻辑，我们应该积极期望各种模型的产生，并努力完善对参与机制的管理和实践。

专业知识的民主化不仅依赖负责任的公民，同时也产生负责任的公民。公众参与似乎变成了一种程序，这套程序使得负责任的自我管理变成了一种政治技术，同时，它又成为最重要的资源：对政治事务的责任。这种发展极其具有两面性：自治的增加不可避免的伴随着他治的增加，越来越多以科学为依据的政策机构，在多少都会有些严格的程序限定下，正在处理越来越多的政治问题。

尽管相关研究尚不能就前述问题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这些探索仍然为下列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宝贵的方法，即：如何将科学建议和政治需求制度化，以满足公正透明、普遍参与等目标的同时，既不有悖于道德、科学标准，又不违背政治学的基本功能和合法性原则。这对我们研究科学决策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视角，对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组织科学家开展决策咨询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如何在专业知识的民主化背景下，给出更加切实可行的建议？如今，这些问题正在吸引着许多科学政策及其相关领域的学者，提供了这一更加成熟的辩论中的新的交锋点———这一辩论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