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深信“一百个观众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的，作为一名攻读科技哲学的博士生，我更关注科幻艺术中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这一主题。不管是痴迷地还是冷峻地阅读《三体》，我眼中的刘慈欣那个神鬼同居的脑袋顶上，总是飘来荡去地浮现着三个大字：末日观。

作为中国科幻小说界的代表作者和精神领袖，刘慈欣对于未来科技可能性的思考比较特殊。一方面，他对于未来科技有着极高且细化的憧憬，希望人们通过不懈的努力接触到更高层次的规则，拥有更深远的视野；另一方面，对于接触到那个境界的人类社会，他又有着强烈的不信任和担忧。在他看来，科技的发展是人类所不能停止的追求，科技的进步也意味着人类文明层次的升级。但在他作品中伴随而来的却总是他精心布置的一场场灾难。不得不说这很矛盾，就像是让一辆跑车加满油后全速不停的前进，却在前方或近或远处放上一堵躲不开的铁墙一样。与别人试图寻找如何使科技这把“双刃剑”发挥正面效用的追求不同，刘慈欣虽然也夹在了“悲观”和“乐观”中间，但他所要传达的东西却并不是找寻所谓的“平衡点”，他所布置的“灾难之墙”也不是单纯地让人们摆脱自大。通过研究他之前的作品和巅峰之作《三体》，刘慈欣的“矛盾”之谜逐渐清晰，解开这个谜题的密钥，也正是刘慈欣的末日观。

一、 《三体》中的末日是可见的未来

在刘慈欣看来，末日不仅仅只有“全人类的浩劫”这一种定义方式。在经济观察网对刘慈欣的访谈中他曾说道：“末日的含义有很多种，从低层次到高层次。最低层次是个人的末日，这当然谁都会有，人的生命总会终结。高一点的话是一个国家的末日，再高一点是一个民族的末日，然后是整个人类的末日，再往上是太阳系的末日，以至整个宇宙的末日。”其中从个人末日到人类末日的这几个层次是属于我们当前比较需要考虑的，至于太阳系往后，对于目前的人类来讲还太远，或者换句话说，即使知道那里要毁灭，我们也毫无办法。甚至毫无兴趣。

就地球本身而言，我们已知的是，地球的生态系统是一个低墒的耗散系统，这种系统终归有消失的一天。我们身在其中所以很难产生危机感，因为相比于人类的生态系统，地球生态系统的寿命要长得多。这种我们口中的“时间长河”、“遥远的未来”、“远古”等等确实成为了绝大多数人安全感的来源，甚至可以说，他们从未产生过危机感。这其实可以理解，“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远”也是有限度的。超出一代或几代就会变成“儿孙自有儿孙福”的无“虑”之虑了。在这里值得提醒的是，人类本身也许确实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庞大的人口基数，但现代人类文明所依托的社会体系和设施却并不如人类本身那么坚不可摧，甚至可以说是不堪一击。刘慈欣在访谈中举的例子是海平面的升降，在两万年前海平面比现在低了120米，而现如今如果海平面再上升哪怕10米，大部分沿海城市就将被淹没。在这两万年间海平面的变化如此之巨，而现在容许变化的幅度又如此之小，谁也不能保证接下来的多少年内是绝对安全的。所以，虽然足以抹去整个人类存在的末日可能还尚遥远，但足以摧垮人类社会设施的大灾难却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刘慈欣在科学的乐观和悲观的夹缝中徘徊多年，那一本本作品中看似矛盾的科技发展和末日设定中所要传达的真正精神，也许就是这个。

二、 人类安于现状的世界观及拖延式的解决方法

在刘慈欣看来，现在大多数民众的世界观是很“宅”的世界观。因为对于个体的“人”的末日来说，这其实属于自然规律，新陈代谢的停止就意味着人的死亡。从古至今对于个人自身末日的对抗从未间断，从古时皇帝们吃仙丹以图长生不老、投胎转世求灵魂永在、邪门歪道的“夺舍重生”，到现代靠医学延长寿命，人们对于个人末日的恐惧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抗争，而这些抗争的结果却无一例外的全部失败了。人终归要死，只不过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当“人”这个个体上升到“人类”这个整体之后，面对“人的末日”时的那种束手无策就会影响到人类整体的应对思路和态度。“人是不能投胎或者夺舍重生的，所以人类面对必将到来的末日也只能叹气接受”，这样的想法使得人类整体不再在这个离末日还“远”的时代为出路全力奔走，而不知道几代或几十几百代之后的人，在面临这种早就知道的绝境时所能爆发的也许只能是集体的疯狂或集体沉默了。

《三体》面对的人群有一个特征，他们把自己面对死亡的思路和态度置换到人类面临末日的状态时会产生无可避免的消极，而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对于目前正大力进行的“环保”事业充满信心，而他们所忽略的是，“环保”之于“人类”，就如同“健康饮食、合理作息”之于“人”一样，所起到的作用只是让人活得好一点和久一点，但永远不能指望通过它们来避免末日。刘慈欣说：“地球最近的一次小冰期离现在仅仅有一万年的时间，那个时代整个欧洲都是被大冰盖覆盖的，如果这个时代再次到来的话，全球的农业系统都将全面崩溃，所以说这种巨大的变化与环保无关，而且一旦到来凭着环保是杯水车薪的，但是人类现在对地球生物圈的剧烈变化一点危机感都没有。”

对于解决人类末日危机的方法，刘慈欣的观点是“飞出地球，在宇宙中寻找新的家园。”但让他失望的是人类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意思。“虽然恒星移民还很遥远，但是探索太阳系的技术我们已经有了，上世纪60年代人类就能登上月球了，为什么现在连月球都去不了？现在惨到什么程度了？美国人连把人类送上太空的能力都没有了，他们去国际空间站只能租俄罗斯的飞船。”在他看来我们人类目前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内向的、缺少进取心的生活方式，靠着环保和节能减排在很小的空间生存”。

外星移民这种想法几乎伴随着整个科学发展的进程，科幻作品对其的描写更是不胜枚举，但真正去实现它的动力却总是不够。人类对于地球外部太空的争夺无比激烈，但想要“走出去”的兴致却不高。在利益无法驱动，环境又没有吸引力的情况下，如何才能让人们产生危机感，这也许真的应该成为值得重视的问题。可能是基于这种思路，加之对于被动和消极的民众和政府的失望，刘慈欣才在《三体》中设定了那样另类的末日。

三、 宗教中的末日与科幻作品中的末日

末日是人类想象力的终极体现之一，除了科幻作品之外，最经常出现的地方就是宗教。在我们惯常讨论的末日概念中，有两种最为普遍，一种是地球的末日，另一种是人类的末日。

宗教中的末日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语焉不详。宗教从不精确预言末日到来的时间，也不鼓励信徒们去猜测琢磨这个时间，因为卑微而常错的人类是无法揣测神的意志的。但是世界上的主流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对于末日的景观都有或多或少的描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基督教中象征末日到来的天启四骑士(瘟疫、战争、饥荒、死亡)，以及随之而来的“千年盛世”：末日时会有善恶的大决战，战争结束后敌基督者和所有的罪人都将被打上野兽的印记，而基督和他的圣徒们将在胜利后统治地上一千年。这就是基督徒们日夜期盼的千年盛世。我们不难发现，在基督教的表达中，世界末日并不是灾难而是完全相反的一场代表着净化与胜利的巨大狂欢。与科幻中的末日感官相比，基督教的狂欢式末日充斥着一种西方玄幻式的浪漫色彩，这种表达让无数基督徒为之着迷，深信并等待着千年盛世与基督王国时代的到来。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一位英国贵妇海斯特·史丹霍普，她从1810年离家出走到黎巴嫩，每天在马场牵着两匹神圣的阿拉伯母马，一匹准备自己骑，另一匹则准备献给救世主。这种等待一直持续到她去世，共29年。

牛顿深信末日审判即将来临并花费巨大精力研究神学，但费尽心思却收获甚微。最后牛顿还是接受了《圣经》中的警示，末日的时间是被“关闭并封存，直到最后一刻才会显现”。《圣经》中对于末日的态度和表达代表了大多数主流宗教的表达，这种在日常生活中会被认为是废话的表达方式一旦披上宗教与神的外衣，就显得浪漫而神圣了。

在科幻作品中，末日往往来源于人类自身过度膨胀的欲望以及无法控制的科技力量等。比如《生化危机》中足以感染全人类的T病毒，《终结者》系列中机器统治人类的“天网”，全球变暖融化冰川导致的巨大洪水，亦或是现今人类就可以实现的“核冬天”等等。人类在其中总是作为毁灭自身的元凶，而刺入心脏的匕首，也正是如今飞速发展的科技。科幻作品中的末日与其说是一种危言耸听的恐吓，更像是一种未雨绸缪的警示。作者们时刻不忘提醒的，正是因为科技发展而沾沾自喜的人类自己。在科幻作者看来，任何末日都有一线生机，唯独人类身在灭亡之路却不自知是必死之局。《三体》作为一部科幻小说，其主线则是两个文明的末日与救赎之路。先有三体人在末日中史诗轮回般的抗争，再到三体人为了逃离末日而把灾难带给地球及人类引发一系列以百年计的较量，再到共同面对更高层次的文明时蝼蚁一般的轻易消亡。《三体》中对于外星文明的警惕与对于自身弱小的警醒贯穿全文。

科幻作品中的末日与宗教中的末日在一个点上有相同的表达，就是让人类时刻意识到自身的“不安全”。基督教语焉不详的末日表达同样可以理解为：“末日总会来临，但不知道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发生，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天并当作最后一天来好好生活。”科幻作品中说：“人类不要因为称霸了地球就沾沾自喜，在我们只能生活在地球上时，人类文明的生命远比我们想象的脆弱。更何况还有别的文明随时可能带来致命的威胁。所以我们应该收起自大、自闭、懒惰的心态，尽可能地提升人类的文明层次来面对这些或远或近的末日。”

最后，让我们从科幻艺术中的末日观中，回到现实世界中曾经出现的“末日观”来。那是20世纪初的中国。我只说三种不同艺术形式的三篇作品，分别是：诗歌、话剧和版刻。他们用的是同一个题目：《怒吼吧！中国》。1924年来到北京大学教授俄文的前苏联诗人捷克，痛感当时中国人所受到的歧视和屈辱，在身居北京后不久便爆发出一首题为《怒吼吧！中国》的诗歌。此后，诗人到中国各地考察体验，更是觉得中国再不反抗必将迎来“在沉默中灭亡”的末日。便以当时四川万县境内长江上英国军舰横行霸道欺压中国军民的事实为背景，创作了九幕话剧《怒吼吧！中国》。从1928年到1934年，该话剧在中国、法国、美国、英国、和日本多地持续演出，其强烈反响可谓是世界级的。1935年，中国艺术家李桦创作出一幅震撼力度极其强烈的木刻艺术作品，取名也是《怒吼吧！中国》。这幅作品所包涵的表现主义美学由“看”向“听”再向“喊”的观念，都淋漓尽致地体现在《怒吼吧！中国》这个祈使式标题上。

我忽然感觉到，刘慈欣和诗人捷克、版画家李桦，可能有某种心灵契约。他们创作的原动力或曰引爆点，也许都是忽隐忽现或深或浅的“末日观”，他们都觉出他们的同代人已经很难“看懂”和“听懂”他们的内心了，只能够呐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