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女性主义科学研究的争论中，实际上一直存在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第二波女性主义(如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所主张的生物决定论，即主张女性在科学研究中拥有一些作为女人的共同生物学特征，如月经、怀孕生育、性交、为人母等身体经验，这是造成女性在科学研究中无法同男性平起平坐的根本原因。这种生物决定论的本质主义观点实际上为许多现代主义者所赞同。另一种为后现代主义者所赞同的观点则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第三波女性主义(如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所主张的社会建构论。这种社会建构论观点实际吸收了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中“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思想，主张女人不是由解剖学意义上的生物学特征决定，而是由社会文化等因素不断建构而决定。这种社会建构论观点被运用到女性主义科学研究中，哺育了五花八门的社会建构论女性主义科学观，如：哈丁的强客观性、朗基萝的科学共同体客观性、凯勒的动态客观性等。显然，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实际上陷入了一种生物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之争的本质主义表征困境。

为摆脱这种困境，女性主义领军人物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拉图尔(Bruno Latour)广义对称性原则的启发下，提出强调物质性(materiality)在内的情境知识论和赛博本体论。情境知识论的具身性(embodiment)特征和赛博本体论的赛博(cyborg)特征都表明了人类力量(社会文化等)与非人类力量(包括身体物质性和自然物质环境等)在科学实践中辩证互动和异质杂合。这成为当代女性主义科学研究发生后人类主义转向的主要理论根源。根据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的说法^[1]，所谓后人类主义是指“把科学实践看作是人类力量(如科学家或工程师)与非人类力量(如物质仪器)之间辩证互动与冲撞的生成过程，以去中心化为主要特征，这一过程中的任何力量都无任何优先或中心地位。”^[2]在这种后人类主义的旗帜下，生物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之间的二元对立困境被打破，女性主义科学研究中出现了各种与它含义大体相同的说法，如：新物质主义^[3](new materialism)、新女性主义物质主义^[4](new feminist materialism)、物质女性主义^[5](material feminism)、物质本体论转向^[6][7][8](the material ontology turn)、后建构主义转向^[9](post-constructionism)、后人类主义性别研究^[10](posthumanism gender studies)等等。这些说法实际上都主张将对科学技术的批判与父权制文化、性别关系和身份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 引导人们在技术科学实践与文化中去探究自然与社会、物质与文化、身体与心灵、科学与技术、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等之间辩证互动与异质缠绕的内在动态关系，从而创造出一种负责任的客观性科学，这也就是女性主义技术科学研究(Feminist Technoscience Studies)的基本含义。哈拉维这种以后人类主义为特征的女性主义技术科学研究在图安娜(Nancy Tuana)、芭拉德(Karen Barad)和格罗兹(Elizabeth Grosz)等女性主义者的极力推动下，目前已成为女性主义科学研究中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新学术走向。2004年，国际期刊《女性主义理论》(Feminist Theory)第5卷第2期的专刊主题是“新物质主义”。2010年，国际期刊《欧洲女性研究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第17卷第4期的专刊主题是“女性主义技术科学的物质本体论转向”。2011年，《北欧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期刊》(Nordic Journal of Feminist and Gender Research)第19卷第4期的专刊主题是“后人类主义的性别研究”。这些无疑体现了对这种学术走向的关注与重视。

一、 女性主义技术科学观的理论渊源 1. 情境知识论

面对20世纪90年代各种风靡一时的社会建构论女性主义科学观，哈拉维保持一种模凌两可的态度，她赞同这种科学观的基本做法，即揭示了父权制社会文化在塑造女性科技知识的历史偶然性及其不利社会地位时的重要影响，同时也批评它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物质性(material)及身体(body)的能动性(agency)力量(而不是“被动的容器”)。在哈拉维看来，科学客观性应是一种情境知识客观性。“女性主义客观性简单说就是‘情境知识’，从一个位于特殊时间和地点的特殊身体去认识、观看、见证、证实和言说，这种特殊不是字面上的而是关系上的。”^[11]188这样的情境知识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局部性视角；第二，具身性特征；第三，它是一种负责任的科学观；第四，它的发展过程总处在身体与心灵、自然与社会、物质与文化等之间的辩证互动和相互缠绕关系中。其中，它的第二个特征表明：哈拉维实际上承认科学知识内容的情境性表征不仅受到社会文化等情境因素影响，同时也受到物质性身体和周围物质环境影响；而它的第四个特征则表明哈拉维彻底反对传统主客二分法的认识论(身体与心灵、自然与社会、物质与文化二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论的本质主义科学观(包括生物决定论科学观和社会建构论科学观)。因此，哈拉维的情境知识论实际上主张科学客观性是在具体的科学实践中历史生成。这实际上意味着放弃了传统科学哲学家一般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诠释科学客观性的传统做法，转向了物质本体论意义上的科学客观性讨论。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物质本体论实际上是指具有后人类主义特征的具体的、历史的科学实践过程。而其科学客观性的含义主要包括两点：一是科学实践过程的客观性，二是科学对象历史生成的客观性。

2. 赛博本体论

赛博的英文是cyborg，它是控制论有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的缩写。“赛博是一种受控有机体，一种机器和有机体的杂合体，一种社会实在的造物和一种虚构的造物。”^[11]149赛博一词最早来源于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工作的两名科学家克兰(Nathan Kline)和克林斯(Manfred Clynes)在196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赛博和太空》。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想象了人类在太空探索中如何改进身体潜能。太空宇航员在自我调控设备(如：直接注射到心脏的肾上腺素泵，外在骨骼太空服，增加人类氧气和呼吸能力的基因设计)的帮助下，能够对身体加以调适从而适应外层太空的恶劣环境。如今，赛博体不仅常常出现在流行的科幻电影(如《终结者》、《机械战警》、《黑客帝国》、《攻壳机动队》)和科幻电视剧(如《无敌女金刚》)中，而且已变成许多真实的科学事实或日常事实，如实验室中的致癌鼠，装有起搏器、假肢或假牙的病人，口服避孕药以调整自身荷尔蒙水平的女子，等等。

哈拉维在其名作《赛博宣言：20世纪后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中明确指出：“赛博是指称人与动物、人与机器、物质与精神等界限崩塌后的一个新本体，她借助这个新主体来超越目前各种身份认同(如族群、种族、性别、阶级等)彼此矛盾冲突的困境，同时建构一个多元的，没有明确的边界、冲突、非本质的本体论。”^[12]因此，她借用赛博比喻表明它在本体论意义上至少打破三种关键性的传统界限：首先是打破人类和动物之间的界限。其次是打破动物-人类与机器之间的界限，“第二个被漏掉的区分就是动物-人类(有机体)和机器之间的区分。”^[11]152再次就是打破物理的东西与非物理的东西之间的界限。也就是说，哈拉维试图借用赛博概念去挑战各种建立在主客二分法基础上的现代性二元论划分，如人类与动物、人类与机器、身体与心灵、自然与文化等，并认为它们之间的界限是异质杂合和模糊不清的。尽管哈拉维的赛博本体论仍没有将一种生成与演化的历史时间维度纳入其经验案例研究(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和皮克林的冲撞理论弥补了这点)，但她正确地指出了传统主客二分法无法有力解释当今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赛博现象，这无疑为当代女性主义科学研究的后人类主义转向开创了先河。正如著名女性主义学者阿斯伯格(Cecilia Åsberg)所言：“这个赛博比喻实际上可能被看作是第一个这样的符号，它具体化并预期到了我们今天所称的女性主义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中的物质本体论转向。”^[7]1

二、 三种代表性的女性主义技术科学观

哈拉维的情境知识论和赛博本体论清楚地表明她并不完全赞同女性主义社会建构论的理论导向，而是倡导一种以物质本体论(即后人类主义转向)为基本特征的女性主义技术科学实践进路。“从系谱学角度看，女性主义的技术科学研究受到社会建构论关于社会性别、生理性别、交叉关系(intersectionalities)、社会、科学和技术的研究进路启发。然而，强调这点也是重要的，即这些研究与其它类型的物质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一同违反了社会建构论，明显关注到了社会技术关系的话语和物质方面以及不可避免地一起纠缠在物质化过程中的那些方式。”^[6]299阿姆德(Sara Ahmed)在总结女性主义科学的这种物质本体论转向研究时，也指出哈拉维的这种开创性贡献。“女性主义理论中这种物质性的转向归功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女性主义科学论、生态女性主义和对医学实践的批判——这点在这本自助书《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中得到有力的阐述，还有20世纪90年代的赛博研究，20世纪的人类-动物研究和各种后人类主义研究。”^[6]301

在哈拉维这种物质本体论转向研究思想的启发下，女性主义技术科学研究目前形成了多样化的理论进路：互动主义、能动实在论、赛博女性主义(cyberfeminism)、后人类女性主义、奇怪女性主义(queerfeminisms)、性别差异女性主义、后殖民的反种族女性主义等。这里我们就图安娜的互动主义(interactionism)、芭拉德的能动实在论(agential realism)和以格罗兹为代表的身体(body)研究分别作说明，从而表明它们是如何适用于分析政治、经济、性别、科学、技术、话语、自然、文化和真实的物质世界之间的辩证互动和相互缠绕关系。

1. 图安娜的互动主义

几十年来，图安娜的工作一直处在探索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新进路的前沿。她十分清楚必须超越那些构成哲学讨论的二元论。自从在《希帕蒂娅》(Hypatia)杂志上发表了原创性文章《拒绝自然和养育》^[13]以来，她就一直将批判二元论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在后来的工作中，她还喜欢抨击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争内容贫乏。她认为，哈拉维的情境知识论和赛博本体论工作(特别是其对致癌鼠的案例分析)强调物质(自然)与社会(符号)之间的互动和杂合，实际上已开始仔细关注物质性的复杂性，尤其是具身性的认知影响以及人类物质性和非人类世界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受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的影响(存在的基本单位是来自于互动过程的现象，而不是独立存在的既定物质对象)，她提出的替代方案就是互动主义(interactionism), 即自然与文化、自然与社会、话语与物质性、非人类与人类、基因(genes)与环境之间的密切辩证互动，以此在本体论意义上处理“解释、实践、现象和物质之间的一致性”^[14]228。与各种社会建构论视角下的女性主义科学观忽略物质性的一般做法相反，她的互动主义理论强调一种以后人类主义为基本特征的物质本体论, 这种本体论把人类的认知方式置于具身性的存在模式中：“非人类世界的物质性和人类的物质性两者都不是一个不变的假定。所存在的东西是突现的，来自于具身性和世界之间的复杂互动。”^[14]238

图安娜的互动主义研究进路强调了具身性的重要性。在她看来，我们人类的这种具身性特征决定了我们必须瓦解作为现代性基石的二元论划分思想：自然和文化，人类和非人类，话语和物质性，因为一切都总处在流动之中，人类、非人类、物质和话语都是在一种复杂的辩证互动和异质杂合关系中变化。

为说明她这种互动主义理论的优点，她在《粘性多孔性：目睹卡特里娜飓风》^[5]188-213一文中，运用它来分析2005年那场对美国新奥尔良市构成致命性毁坏并使得成千上万的新奥尔良市人丧失生命的卡特里娜(Katrina)飓风事件，生动地展示了该事件中政治(地方当局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缺乏十分有效的灾难应急机制)、经济(布什政府没有优先考虑美国在新奥尔良市的陆军工程兵团联邦经费，其经费反而被削减了7120万美元，根本不足以应付这场5级飓风)、生态(新奥尔良市周边有5家超级基金有毒废物场地，从巴吞鲁日市到新奥尔良市之间的密西西比河段有超过130家石油化工厂)、生物(贝类动物)、自然物质(如：从化工厂流出并进入到密西西比河洪水中的钡、苯和多环芳烃等有毒化学成分以及堤坝决裂、密西西比河、贝丘、湿地)、与种族历史(社会资源在黑人与白人之间分布严重不平衡，导致黑人在面对这场飓风灾难时可用的逃生资源明显偏少，其死亡人数也远远多于白人)等各方面力量之间的密切博弈与互动。

2. 芭拉德的能动实在论

芭拉德认为，在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语言建构论影响下，最近几十年里女性主义科学研究的主要分析批判焦点是语言，而物质性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语言被赋予太多的力量。语言学转向、符号学转向、解释学转向、文化转向：看起来在每个转向那里，每件东西——甚至物质性——都被变成了一个语言学的问题，或其他形式的文化表征。”^[15]132她主张物质性(身体)本身就是女性主义权利中一个富有成效的积极因素，而不必像巴特勒所主张的那样用性别话语来理解物质性，这对女性主义的未来而言是十分基本的。她在2007年出版的著作《半路遇见宇宙：量子物理学和物质与意义的纠缠》的开篇中明确指出：物质和意义是不可分割的要素，二者是相互缠绕的关系。并在借鉴玻尔的互补原理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其能动实在论，即一种基于实践的介入框架、整合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框架。“我们在其中与之互动的那种实在——我们称之为能动实在——是由物质-话语的现象构成的。能动实在并非是独立于人类实践的固定本体，而是通过我们的物质-话语互动而不断被重构。”^[16]7女性主义学者赫克曼(Susan Hekman)总结了能动实在论的以下主要特点：“第一，它把知识主张置于地方性经验中，因此，客观性实际上是具身性的。第二，能动实在论既没有赋予物质优先权，也没有赋予文化优先权。生产(production)既是物质性的，又是文化的。第三，能动实在论意味着对边界的质疑和对文化的反思。划分出不同的边界，这会有不同的本体论意义。第四，能动实在论强调认知伦理的必要性；我们被建构的知识有其真实的物质结果。”^[8]73

芭拉德的能动实在论对当前女性主义科学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两点：

一是，它远离了社会建构视角下的女性主义的表征主义进路，走向了一种凸显物质本体论的实践研究。但它不是一种独立于人类实践的固定本体论，而是在我们物质-话语的内部互动实践中不断地重构其关系的本体-认识论(onto-epistemology)。

在社会建构视角下的女性主义的表征主义进路中，巴特勒的语言建构主义很具代表性。这种语言建构主义打破了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相区分的标准，并认为这两种性别都是制度化的异性恋的话语暴力所建构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物质性的身体，而是意味着我们只能通过话语来理解这种物质性。“用巴特勒的话来说，性别话语并不描述先前的物质性，而是产生和规范身体的物质性的可理解性。”^[17]

然而在芭拉德看来，巴特勒这种关于性别和物质性的语言建构主义只是强调了话语的作用，但却忽略了物质性的力量。她在《变得真实：技术科学实践和实在的物质化》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巴特勒的物质化理论并没有超越这种主动/被动的二元论。这种理论只是注意到了话语，却忽略了物质的作用，这不过是重新铭写了二元论。”^[8]75

根据芭拉德的能动实在论解释，“话语实践是对这个世界的具体物质重构。在这个过程中，界限、属性和意义的地方性决定因素以不同方式造成。也就是说，话语实践是这个世界中的不同行动者之间不断的内部互动。通过这个过程，在所制造的现象中形成地方性决定。”^[15]148-149也就是说，她的能动实在论实际承认：自然、身体和物质性是在一个物质-话语不断重构的现象世界中历史生成，而不是陷入一个关于语词和物的世界的表征困境中。

二是，它主张一种把客观性和责任联系起来且以操作性为主要特征的物质-话语实践。

芭拉德对巴特勒的批判也不全是否定，她保留了巴特勒的操作性(performativity)概念。芭拉德在《能动实在论：话语实践如何重要》一文中建构了操作性解释。她的核心主张认为巴特勒只是根据“话语如何变得重要”理论化了操作性，但却没有分析物质如何变得重要。而这种疏忽正是她试图解决的东西。芭拉德在阐述其能动实在论时，保留了巴特勒的操作性概念，而不是将这个有内在瑕疵的概念拒斥。“这里芭拉德的目标是阐述一种关于操作性的物质主义理论(materialist theory of performativity)，也就是说，在不否认巴特勒强调的话语作用时，也不否认物质的作用。相比较巴特勒的概念而言，芭拉德关于操作性的能动实在论解释承认物质的作用，即在这个世界的生成中物质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8]76

芭拉德运用这种以操作性为基本特征的能动实在论去考察科学客观性问题。在她看来，科学客观性的含义是建立在一种不同行动者之间内部互动的基础上，它不依赖于要素之间的分离，有其本身的本体论成分。并且这种客观性还是一种情境性的责任，因为不同的物质-话语实践制造了不同的能动实在。“客观性是关于一种对真实东西的解释和负责。”^[15]340一言以概之，芭拉德的能动实在论对科学实践和政治实践的意义是：“我们之所以对我们成为其一部分的这个世界负责，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关于我们选择的任意建构，而是因为实在是从特定的实践中沉淀出来的，我们在塑造这样的实践中起了作用，并且我们自身也在这样的实践中被塑造。”^[15]390由此可见，她的科学客观性含义和一种情境性责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显然也采纳了哈拉维的情境知识论思想。

芭拉德在《变得真实：技术科学实践和实在的物质化》^[18]一文中就运用它来分析这样的案例，即如何使用声波图技术来察看胎儿早期形成的实践过程。这个实践表明：胎儿身份的确定是由声波图仪器技术、医学、政治和话语等要素之间的内部互动(intra-action)产生，上帝之眼中的传统客观性概念是一个神话。如果不从政治上把胎儿看成一个法律规定下的自主身份，那么科学家/技术专家就不能在声波图的屏幕上看到“胎儿”。因此，是政治使技术成为可能。反过来，如果不发展能察看声波图屏幕上的胎儿技术和医学实践，那么这个胎儿的政治身份就难以想象。这两种“看”不能泾渭分明，而是相互缠绕。因此芭拉德得出结论：胎儿不是一个拥有自身内在属性且预先就存在的研究对象，而是一种被建构和不断被重新建构的现象。这种现象来自于物质-话语的身体性生产仪器在历史文化中的情境性互动。

3. 格罗兹的身体研究

在图安娜的互动主义理论、芭拉德的能动实在论以及女性主义科学论中新物质主义的影响下，女性主义关于身体的研究出现一种新的身体研究进路，这种进路要求超越作为女性主义思想之基石的生理性别(自然)/社会性别(文化)的二分法，也主张自然与文化之间辩证互动和内在缠绕的理论(其中自然和文化中任何一方都不具有优先性)。倡导这种进路的女性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格罗兹。

格罗兹在2004年出版的《反复无常的身体》一书中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过去关于身体研究的女性主义问题所在。在她看来，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过去作为女性主义身体研究的基石：即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之分。“社会性别不是一种添加到一个生物学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19]58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无法超越这种作为女性主义思想之基石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二分法，那么我们就不能解决过去女性主义关于身体研究的进路问题。过去倡导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二分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常把身体看作是一块铭写社会性别的空白石板，而在格罗兹看来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社会性别不能中立地赋予哪一种生理性别的身体。“铭写在男性或女性生理身体上的同样的信息并没有同样的意义。”^[19]156她的观点是，物质性身体很重要，但它不是唯一重要的事物，话语同样重要。她认为，主观性完全是物质性的，但它是一种扩展了的物质性，语言、欲望和意义的运作都包括在内。

格罗兹在她1995年出版的著作《太空、时间和颠倒：关于身体政治的论文集》中，首先阐述了她的上述观点。自从巴特勒的《性别的麻烦》之后，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主流是关注话语，却以牺牲物质性身体为代价，因为在她们看来强调这种物质性身体就意味着生物学本质主义。而在格罗兹看来女性主义科学研究完全可以同时把物质性身体和话语包括在内，没有必要牺牲其中任何一个。于是她提供一个非生物学的、非还原性的身体解释：性别差异是人类身体的本体论条件，人类身体总是性别化(sexed)的身体，但这不是这个故事的全部。因为实际上赋予身体的生理性别与身体的社会主体类型有很密切的互动关系。由此她得出结论：身体是不完备的，“它是非决定性的、无定形的，是一系列的未协调可能性。这些可能性需要社会诱因、组织和长期管理。”^[20]

接着，她在2004年出版的《千钧一发》一书中介绍了关于身体研究的女性主义的新进路：物质女性主义。而要理解这种物质女性主义就不得不讨论生物学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巴特勒的语言建构主义兴起以后常常被大多数传统女性主义学者有意或无意忽略。这本书的主要目标是探讨生物学如何可能预示和制造不同的生命排列，而这些排列构成了自然、社会和文化的存在。她清醒地意识到：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代女性主义研究探讨性别歧视现象时主张生物决定论，而之后的第二代女性主义研究却主张社会建构论(文化本质主义)，这二者都持本质主义观点，不过前者过于强调自然(身体)维度，而后者则过于强调社会文化维度。格罗兹的主张是：如果我们想要从政治批判的角度真正推进女性主义科学研究的事业，那么我们就必须把生物学带回到女性主义理论中，考察生物学(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内在辩证互动。

为此，格罗兹提出了一种新的生物学理解。她认为，生物学是一种造成了历史、文化、社会和性别等方面差异的差异系统，但它并不是限制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反而对其完全开放。她以女性主义者常常厌恶的人物达尔文为例。通常女性主义者都认为是达尔文的生物决定论解释造成女性受歧视现象，但在格罗兹看来这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误解，实际上达尔文并不持生物决定论观点，他的进化论恰恰表明生物学(自然)与文化(社会)在其进化过程中不断辩证互动着。“文化产生了它自身需要为其辩护的自然，但自然也是根据自身逻辑和过程抵制而起作用。”^[21]因此达尔文实际上给女性主义理论提供了一种将自然与社会、生物学和文化之间关系重新定位的方式，超越了这些词语当前所陷入的二分法结构困境。正如格罗兹所指出的：“根据达尔文思想，文化与自然在种类上没有什么不同。文化不是对一个内在不完善自然的实现(这是把进化的终点、目的和成就归功于人类和文化，而达尔文清楚地表明进化不是导向任何特定的目标，并没有任何终点)。不能将文化看作是自然的实现、顶点或终点，而是应当看作是自然分叉的产物和结果。在生产技术和选择中，自然不断地让人吃惊，其范围能够出乎意料地无限扩展。”^[22]

总之，不论是图安娜的互动主义和芭拉德的能动实在论，还是格罗兹的身体研究，都试图摆脱当前女性主义科学研究中生物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文化本质主义)之争所陷入的表征困境，主张在实践中走向一种以物质本体论为主要特征的女性主义技术科学研究。

三、 反思：从认识论走向物质本体论

为探究女性在社会中受歧视的原因，女性主义者把矛头指向了在社会中享有很高文化地位的科学领域。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认为这种歧视主要由女性特有的生物学特点(即生物决定论)造成。而20世纪90年代以哈丁、朗基萝和凯勒等人为首的第二波女性主义研究则从社会建构论视角讨论了这种歧视，解构了传统科学客观性与性别无关的神话，并得出结论：“科学是男性气质的事业，因而从根本上排除女性。”因而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我们的科学技术观。然而这种社会建构论视角下的女性主义科学观也逐渐暴露其弊端。哈拉维坦言：“我对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纲领和后现代特定版本(与人文科学中批判性话语的讽刺工具相结合)理解得越深，我就变得越紧张不安。”^[11]185在她看来，从社会建构论视角对科学进行女性主义批判，这实际上也是它成功后反过来又遭到置疑的原因。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不可避免。因为如果科学知识只是一种社会建构，那么我们用一种真理取代另一种真理，最终会丧失任何建造科学知识大厦的真实基础。“没有一个命题(不论是科学的命题还是其它)优先于其它命题，因为所有的命题都是社会建构。正如塞尔(John Searle)所指出的，如果每件东西(包括科学)是一种社会建构，那么社会建构的主张就变得没有意义。”^[8]66

到21世纪初为止，那些热情投入到社会建构论科学观事业中的女性主义批判家也开始反思并重述其早期观点。哈丁讨论这些问题的早期手段是主张立场论，但后来也认为应避免过度的社会建构论和那些“拥有更少物质主义根基解释”的相对主义。她给出的替代方案就是建构论物质主义(constructionist materialism)。斯特琳(Ann Fausto-Sterling)则采取了一种取消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自然和养育、社会和物质等二元论的物质本体论进路。她在《赤裸的性别化骨头》^[23]一文中就利用了这一进路详细分析了骨头的矿物质含量是如何受到性别化的文化实践和性别内分泌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影响，有力地表明了我们的物质性身体如何吸收文化，以及自然和文化如何在我们身体的物质性中凸显。

应该说，上述女性主义者对其早期观点的重新修正是很有意义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真正引领这种以物质本体论为基本特征的女性主义技术科学研究的最大贡献者还是哈拉维。她的情境知识论和赛博本体论实际上为当前的女性主义科学研究指明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从认识论转到物质本体论。

哈拉维的早期工作为整整一代女性主义的理论家确定了科学的社会建构论进路，但她对社会建构论却从来都不是很满意。她很早就指出了这种进路本身存在的问题：女性主义社会建构论主张从一种独有的女性话语视角来强调科学知识也是社会性别建构的产物。这仍停留在认识论的关注焦点上，忽略了真实的自然物质世界的作用。她宣称，我们必须发展一种这样的解释，这种解释“既可解释所有知识的彻底历史偶然性，又同时提供了一种‘忠实于真实世界的解释’的非胡说承诺。”^[11]187她为这个解释提供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找到一个有用的客观性学说，就如同在爬一根加过润滑脂的竿。她的情境知识论解决方案为一代女性主义学者确定了女性主义科学论的研究方向。在1997年出版的《谦虚的见证人》一书中，她甚至仍致力于情境性知识，但她在这里以一些重要的方式修正了她早期的社会建构论观点。她宣称，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东西是一种物质性的重构，这种立场不是相对主义，而是“有原则性地拒绝了那个被迫在各种负荷二元论(如实在论和相对主义)之间选择的堆放行李仓。”^[24]总之，对于哈拉维而言，过于强调这些二元论的表征主义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语言始终解决不了主体与外在真实物质世界之间的鸿沟。相反，她主张在技术科学的实践中，实在被一种集体的、物质的和符号的互动方式所不断建构。

20世纪80、90年代以后，她开始转向赛博和伴生种的本体论研究。这为后来兴起的女性主义技术科学研究开启了大门。新一代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图安娜和芭拉德等也认为：女性主义科学研究沉迷于以社会建构论为特征的认识论，是一个死胡同。因为这种认识论常常是关于表征的二分法，而表征给予我们的是两个选择：知识要么是客观的，要么是主观的。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总停留在认识论的范围，这种表征二分法就无法避免。“克劳夫(Sharyn Clough)在2003年出版的重要著作《超越认识论》中有力地阐述了这个命题。她的前提是：哲学/认识论不是女性主义参与科学批判的最有效焦点。她主张我们在这个认识论批判中的投入开始屈服于递减的回报。她认为女性主义认识论困于一种了解所有认识论探究的怀疑论中。它成了她所谓的对认识者和世界之间关系的表征模型的牺牲品。这种模型将总是不满意的，因为我们无法直接进入到引起我们表征的经验世界中。”^[8]6621世纪初，以图安娜的互动主义、芭拉德的能动实在论和格罗兹的身体研究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技术科学研究认识到了社会建构论女性主义所遭遇的一个共同弊端：忽略了物质维度，仍停留在表征主义的困境中，于是提出了一种以物质本体论为基本特征的女性主义技术科学研究的实践进路，强调科学和技术、自然(物质、身体)、文化、社会、政治、话语、性别等在技术科学实践中不断辩证互动，自然与文化、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等二分法被统统消融在这种实践中，这为女性主义科学研究彻底摆脱这种表征主义困境提供了一个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