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学者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为公众的意见表达提供了绝佳的新渠道，并增强着政治的公开性、透明性。在“新意见阶层”的作用下，作为工具的互联网虽然不构成变革的本质性原因，但是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和渐进式的民主化进程还是可以由此形成 ^[1-6]。从实践来看，这样一种基于互联网公共领域的行动主义是十分有效的。如在2004年就已经初露端倪的“毒奶粉”事件，经网络曝光的推动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最终引发了了《食品安全法》的修改。轰动一时的“周久耕案”和“周正龙案”等，也是在热心网友的“人肉搜索”之下，将事件推向了政策和政治议程。近年来于建嵘教授所倡导的“随手拍乞讨儿童”等系列活动(后衍生出“随手公益基金”)，不但引发了广大公民的关注和参与，有关部门也积极推动和配合。

然而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技术本身的特点并不足以保证能带来社会变迁”。相反，其动力却更多“来自技术、对技术的创造性应用以及社会条件的互动过程”^[7]。可惜的是信息鸿沟的普遍存在，却在一定程度上对上述互动过程造成了阻碍。即便是在最好的履行了“平权使命”的微博当中，精英阶层相比草根阶层享有更多的条件优势(当然表达技巧和信息源所在位置亦构成一定影响)。如截至2011年12月底，我国微博用户数达到2.5亿，较上一年底增长了296.0%，网民使用率为48.7%，成为网民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渠道 ^[8]。虽然每个用户都可能成为一个传播中心，虽然随着公众运用微博的熟练程度的提升使突发事件的介入和行动速度也快了很多，但一般只有那些极少数的精英阶层，才能够在同等条件下依靠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个人名望等吸引更多的用户关注、转发和评论 ^[9-15]。相比之下，普通草根用户还是只能作为微博的主要“消费者”。可以说，尽管他们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其整体性力量也引起了国家领导人和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但草根同精英之间的话语权差距并没有从根本上打破，甚至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那么，真正“平权”的互联网公共领域又如何实现呢？

一、 信息鸿沟的社会起源

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对信息技术的掌握和利用上的差距通常被称为信息鸿沟(Information Divide)或者信息区隔。“信息鸿沟”一词是由美国前任副总统阿尔·戈尔于 1996年创造的。从1995年7月到2000年10月，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曾先后四次发布了美国国内的“信息鸿沟”问题报告，把其列为美国首要的经济问题和人权问题 ^[16-17]。按照OECD的定义，信息鸿沟是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个人、家庭、商业部门和地理区域,在接入信息和通信技术和利用互联网从事各种活动的机会上存在的显著差距 ^[18]。

需要首先强调的是，“互联网空间与现实世界是不可分割的部分”^[19]。所以说，信息鸿沟是一种无法避免的 “积累沟”，它是国家、 地区、群体之间业已存在的社会发展差距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20]。它已不只是国家间或国家内部在信息基础设施、数字技术的使用、电子化服务方面差别的问题，更牵扯到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信息资源多寡和资金、文化、就业、生活质量等问题，牵扯到国家或地区科技参与能力的强弱、经济的增长方式等更深层次方面的社会问题 ^[21]。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信息鸿沟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区隔。抑或说，区隔的出现缘于城市生活的技术化而将其他社会形态中原有的(如基础设置和受教育程度等)鸿沟移植到了信息社会当中。事实上随着市场进程的推进，社会阶层分化，利益主体随之多元。但贫富分殊日趋严重，整个社会呈类金字塔结构，由分化走向断裂 ^[22-24]。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信息化的进程几乎和现代化、城市化同步发生，信息区隔的现象往往更为严重。比如即便是在最传统的广播式信息传播模式中，截至2011年全国仍有6亿多农民主要靠地面无线模拟信号收听收看电视。“转动天线找信号，刮风就看雪花点”，是不少山区农民看电视的真实写照。相比之下，在提供了“点对点”信息获取模式的互联网应用中，城乡之间的信息区隔无疑还要来得严重。据第29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1年农村网民规模为1.36亿，占整体网民比例为26.5%。且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其增幅依然低于城镇。若从职业结构情况来看，农林牧渔劳动者和城市“农民工”中上网人口仅分别占到总数的4.0%和3.0% ^[8]。

除了信息基础设施等客观限制以外，还是有诸多其他的因素会加剧这种区隔。具体而言，信息鸿沟往往体现为以下三方面的能力差异：(1)信息的可接入性，即拥有信息媒体的接入能力的差异；(2)利用信息资源的能力，即与使用信息资料有关的所有行为，包括信息设备的操作、对软件的熟悉以及搜索信息的能力的差异；(3)接入或欣赏信息价值的能力，即信息意识(information consciousness)，即使用者判断信息究竟是否有价值的能力的差异^[25]。比如对信息技术的利用往往要求使用者有着一定的知识技能——然而已然存在的能力区隔，却早早将部分群体拒之门外。

铁道部在2012年春运中推出了12306网上购票的方式，希望能够解决以往在寒冷的冬夜中排队抢票的社会问题。但正是由于信息区隔的存在，以“农民工”为代表的部分群体却也因此而距回家的梦越来越远。据媒体报道，一位农民工就曾专门就此致信铁道部。信中说：“网络购票，对我们来说太复杂，太不切合实际了……每年春运，排队买票，对我们农民工是折磨。今年我们想要这样的折磨，也没有了”^①。再比如，受到社会环境所约束且表现为信息技术使用者主观意愿的力量，也会强化这种区隔。在富士康“九连跳”成社会热点话题之后，清华、北大等高校9名社会学者开设了“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微博。但农民工在经历了一天的劳累之后，或者倾向于和远在他乡的亲友倾诉衷肠，或是借助QQ等即时通讯工具隐匿并融入在城市人的生活当中——相比之下，他们从未奢望被“关注”，也不可能像城里人一样“玩”微博^[26]。试想一下，一位身在深圳的工厂中辛勤的组装着iPhone和iPad的工人，虽然创造出让微博这样的信息交流工具得以发挥作用的载体，他们自身却由于种种原因，被隔绝在这种“最有利于沟通的技术之外”。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中国青年报》第829期冰点特稿曾以“留住女儿”问题记述了80后“农民工”汪正年通过微博寻求帮助的故事^②。需要强调的是，并不是每一个“农民工”都有能力、有条件通过发微博来寻求社会的援手，更不是每个故事都像他那样会得到包括了央视“走基层”栏目和《新民周刊》等众多媒体的关注。

①参见：车票网购凸显信息鸿沟 信息扶贫刻不容缓. 南方日报,2012-02-05(第07版).

②参见：赵涵漠. 留住女儿. 中国青年报,2012-02-22(第12版).

除了社会本身等“外部”因素所造成的区隔之外，还有一些区隔来自于信息社会内部。比如互联网本身的精英气质，也导致了它和学术共同体一样的“马太效应”^[27]。以新浪微博为例，其中经实名认证的名人用户超过2万，仅占总数的0.04%。不但普通草根用户依然是微博的主要消费者，而且草根与0.04%那部分用户之间的鸿沟是在短时间内无法逾越的。曾获得“2011年度‘人民网优秀论文奖’”的“微博的话语权差异：扩大还是消弭？”一文曾通过详细的抽样调查后指出：微博进一步承担了Web2.0的平权使命，使话语权从传统媒体进一步下放到普通的网络用户群体中来，从精英群体垄断演变成精英草根共享的局面中来。但精英阶层相比草根阶层享有更多的条件优势，能够在同等条件下依靠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个人名望等吸引更多的用户关注、转发和评论，因而，精英的话语权仍处于并将继续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草根尽管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并有所突破，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与精英话语权的差距，这一差距甚至有扩大趋势。事实上，后者除非有重大际遇，如成为突发事件、热点话题的当事人，或长期致力于某一特定主题的微博发布外，不具备精英阶层所具有的优势，因而即便其微博各项指标数据有所增长，但仍逊于精英阶层^① 。试想一下，如果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草根来号召“随手拍”活动，跟随者又能有多少？关于两者之间的差距其实有一个相对量化的指标可以衡量，相较于几个月奔走呼号的“留住女儿”的汪正年，“童话大王”郑渊洁在2010年11月发起的“郑在寻找”活动，不到1小时就找到了15年前给他写信的小读者^②。以此看来，微博等新媒体的产生也只能是加强信息富裕者与贫瘠者之间的分化^[28]。此外，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③的特质，也使得网民更倾向于关注与“我”相关的信息；群体盲思(groupthink)即群体可能主张轻率的一致，也使得协商通常不能够集聚信息，只是能够片面地增加群体成员间的同意和对其的盲目自信 ^[27]。

①参见：张国航. 微博的话语权差异：扩大还是消弭？——以“新浪微博”为例. 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150608/150615/17214750.html(检索日期：2012-8-10)

②参见：华静言. 微博童话：“郑在寻人”寻回15年前的寄信人. 新快报,2010-11-09(第A24版).

③喻指因公众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往往是跟着兴趣走，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从而，互联网也分裂成了无数小群体，表现出群体内同质、群际异质的碎片化特征。

总之，网络本身的精英气质，加之碎片化、群体极化的特征，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信息社会中话语权上力量的悬殊，进而也阻碍了信息社会中公共领域所旨在实现的“论证权威要求和最终做到压倒社会等级制度的权威”^[29-30]。抑或更简单的说，是信息鸿沟的广泛存在，遏制了以民主化为目标的网络公共领域的生成。

二、 拷问传统：启蒙运动中的咖啡馆

既然信息技术的出现只是为以政治为导向的交谈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public space)，甚至相对于娱乐、商业和工作事务而言互联网并非如此的鼓励公共话语(public discourse)，那么鸿沟的存在是否意味着向互联网公共领域的转变就不可能了呢?^[31-32]

虽然赛博政治(Cyborg Politics)和传统政治之间有诸多的不同，让我们还是先把目光放回到公共领域的雏形——咖啡馆中去试图寻找答案^[33-35]。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欧洲，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隔，两个阶层之间无论是话语的言说方式还是传播方式都截然不同。受到17世纪科学和思想革命的影响，并本着对理性、科学、教育、社会改革、宽容和开明政府的乐观信仰，启蒙运动开始。然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哲人，philosophe)并不是在枯燥地宣介哲学思想，相反，他们却以戏剧化又十分引人注目的方式将思想融入到小说等文学作品中。18世纪最畅销的小说就是卢梭的《新爱洛漪丝》、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和伏尔泰的《老实人》——他们也都是先从事文学创作，而后才转向撰写政治评论和社会分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同于孟德斯鸠和伏尔泰，卢梭本不属于精英阶层，用《帕尔默现代世界史》中的说法则是“出身相当卑贱”^[36]。作为一种社会后果，品评文学所产生的争论作为“公众舆论”的雏形产生了。首先，精英阶层的思想碰撞主要产生在沙龙当中。当时的沙龙多为女性所主持，也极力强调相对的开放性和平等性。在这里，许多作者向爱批评的读者介绍他们的新作品；沙龙女主人宣读旅行家或远方记者的信件；有抱负的哲学家的美名也会在谈话会中广泛流传……批判的意识是沙龙的精髓，以至于19世纪法国许多自由主义思想都出自于大革命之后的沙龙当中^[37]。

相比之下，平民阶层的讨论则更多发生在咖啡馆当中。1686年，法国第一家咖啡馆普罗戈普 (Café Procope)开张。到了17世纪，咖啡馆在巴黎已经非常流行。教徒、诗人、艺术家、哲学家、商人和学生都涌向咖啡馆，很多向公众开放的房子里也提供咖啡。在这样一些公共空间中，人们只需要花费一杯咖啡的钱(当然还有相应的时间)就可以相互讨论着新闻，交换信息。于是巴黎人以一种商业交换的理念，通过思考、争吵、讨论和冲突，渐渐萌生出对启蒙思想的认同：要无视偏见、传统和权威等一切禁锢思想的东西，并“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38-39]。

咖啡馆在启蒙运动中扮演着哈贝马斯所言的公共领域的角色。所谓公共领域，首先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它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在这个领域中作为独立于政府和党派的私人来到一起，在理性辩论和开放式对话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从而使得像公众舆论这样的非私人事务能够得以形成^[30]。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咖啡馆最早产生于英国。1650年，英国的首家咖啡馆出现于牛津。由于以其低廉的消费价格为光顾者提供了休闲解乏、了解新闻、沟通信息、切磋学问、议论世风、褒贬时政的公共空间，咖啡馆在英国甚至一度被称为“便士大学”(喻指花费很少的钱就可以在咖啡馆中成为学者)，并在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各地市镇得到迅速发展。短短的50年间，英国的咖啡馆数量就增加至增至2000多家。安妮女王统治时期(1702-1714年)，单是伦敦的咖啡馆数量最多都达到3000多家。公共领域概念的提出者哈贝马斯之所以对英国的咖啡馆情有独钟，是因为他认为咖啡馆提供了公共领域形成的首要属性——平等性 ^[40]。也只有在咖啡馆这样的公共场合中公开地发表理性，“单纯作为人”的平等，即论证权威压倒社会等级制度的权威才有了可能——这也是王权政治借以表现的宫廷宴会和贵族沙龙场域所缺失，并无法企及的。

中国的茶馆(或酒馆)虽也可以构成一种公共场合和各种社会消息、意见的集散地，且也有西方学者愿意去相信其可以发挥如同西方启蒙时期的咖啡馆一样对公共事务争论的“催化”功用 ^[41]。但必须加以区分的是，在东方与境下的这种带有流言蜚语性质的公众舆论基本上是非公开性的，乃至秘密的。“将谈话变成批评，将妙语变成论证”的“大声喧哗”被张贴在茶馆里“莫谈国事”的纸条早早的扼杀于无形。其实受到局势的影响，茶馆早在清末时期便初具了一些政治氛围：有人在那里讨论时事、宣传演讲、发动民众。而自晚清开始，地方政府一直批评茶馆为“秩序不良”之地，并以维护公共秩序为名对其进行控制。控制的方式便是派出密探在茶馆收集情报，以对付“破坏分子”。为避免招惹麻烦，每家茶馆都贴有一张“莫谈”的告白。然而把一切的问题归咎于中国独有的政治禁令和社会的非平等性也是不负责任的。比如早在17世纪咖啡馆初兴之际的1674年，一份名为“咖啡馆的规则与秩序”(The Rules and Orders of Coffee House)的海报，就提醒顾客切勿“大声喧哗争执”和莫谈“国事”^[40]。并且不同的咖啡馆为不同的常客服务，人群不同，谈话的内容自然也会不一样也是常事。总体上讲，“启蒙”在英国的流行并不是旨在将英国引向一个民主革命的新时代，反而却只是想确保奥古斯都时代的英国文化政治对辉格党的寡头政治绝对安全。其对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追求，也是拒斥了“中产阶级公共领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的片面追求 ^[42]。因此“禁区”是广泛存在的，“平权”也不是(由任何技术或人工物手段)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咖啡馆公共领域的关键在于，抛弃了社会阶层已有的成见，欢迎所有愿意参与讨论的个人，赋予其检视、放弃、改变、传播自己的观点的机会，并最终经由技术性的过滤后将杂谈转变为群体性观点 ^{[40, 42]}。

据此看来，虽然从晚清到民国控制和改造茶馆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中国的公共领域还是由于有限的开放性和无法实现从个体到群体的跨越而胎死腹中：一方面少数的涉政言论不得不以“谈古论今”等变通的形式隐蔽进行，如悦来茶馆曾根据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成中国化的《黑奴义侠光复记》宣传反满思想；另一方面在“议论社会”以外，大多数的谈话不是“下棋赌赛，议评人物，刺探阴私，妄谈闺阁”等蜚短流长的闲聊，就是哥老会等封闭团体“茶碗阵”般的暗语 ^[43]。究其本质而言，中国在公共领域生成上的困境正根植于其社会独特的结构性特征：其一是所谓“弱者的武器”，即弱势群体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形式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以避免公开冲突的集体风险 ^[44]。其二是“差序格局”，即是指中国的社会长久以来是由一个个家庭亲族都是按照亲疏远近联系起来的小圈子。在各个小圈子之间，不要说公共领域，就连“社会”的概念都是缺失的 ^[45]。两个特征最好的体现便是：

“晚清帝国的‘公共领域’(或更为确切地说：诸领域)是地方性的，而且对国家政策几乎没有直接影响……其核心特征是管理，而不是开放的公共讨论。地方事务中官方与精英活动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在双方意愿下建立的，而不是相互对抗，精英不打算捍卫与国家对立的权利，或给国家权力划定一条正式的界限”^[46]。

其实不管是避免正面冲突，还是使沟通都局限在小圈子之内，都是一种在权力不对等之下自我保护的方式。然而在言谈举止中所流露的对政治禁令的反抗，不管这种有多么微弱和另类，都起码暗示了话语秩序缝隙的存在以及话语秩序修改或重写的可能性。

三、 虚拟见证的力量：重新认识匿名性

网络具有传统公共领域所不具备的特征，如天然的开放性，即同样原则上任何人都能够得到发表在网络上的任何信息，同时任何个人、任何组织(包括各种类型的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都不能完全控制互联网 ^[47-48]；又如网络行为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重新建构自己的网络身份，于是在匿名性的外衣之下哈贝马斯所言的多元、自由的“理想言谈的沟通情境”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49-50]。实际上网络技术本身的特点，已经使其满足了公共领域成为可能所必须的部分条件。而剩下的部分，只是如何去突破茧房或者走出“差序格局”的小圈子，让公共性真正回归^①。可惜的是，公共性才是最需要被解释的问题。在中国传统的公共领域雏形中，曾有过浙商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却更多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产权不受伤害的例子 ^[51]。在网络中类似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如在“周久耕案”的网络反腐中，隐约可见政治利益的推手^[52]。同时观点的碎片化和极化，以及谣言等错误信息和“网络语言暴力”(internet verbal violence)的流行等等，都使得共识甚至一场真正的对话都难以完成 ^[53]。那么，从个体到群体的公共性“魔咒”是否就不可突破了呢？

①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新中国成立以后，如在城市中施行的所谓“单位制”，也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着家族、同乡会的小圈子特征。

让我们把目光再次退回到17世纪的英国。当时的英国内战正酣，机械论哲学家、政治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提出了通过权力(利维坦)统摄一切，从而停止内战、恢复秩序的理念，并迅速占据了话语权的“主流”。处于“非主流”的则是建立伊始的英国皇家学会——他们试图打造一个不必经过政府批准、不对政府任何部门负责，国家也无法凌驾于他们的，可以独立表达意见的“封闭空间”，因此也碰到了政治的“禁区”。双方的交锋集中在普满论(plenist)和真空论(vacuist)的争议当中。为了开辟并维系自身的生存空间，学会借助创造性地使用了实验的方法，却同样面临突破“小圈子”的问题。主要的实验者罗伯特·波义耳及其合作者罗伯特·胡克首先将这种实验记录的程序编成皇家学会的典籍，并强调实验“必须要有实验时在场者一定数量的签名”方为有效。除了现场见证以外，他们还鼓励进行重复性实验，作为增衍见证的另一个有效的方法。为了能让可能的新盟友感受到这种仪式性的力量，已经处于“圈内”的人往往通过“记下种种事物及其周遭相关细节”的实验程序报告之方式(早期还包括了耗资巨大的仿真雕版画)勾勒出关于未来的秩序脚本。到了后来，甚至必要的重复都已经不必要了：只需要通过某种虚拟见证(virtual witnessing)的方式，就可以在“封闭空间”内实现原则上近乎无限的开放性，和更为重要的从个体到群体的跨越。事实也是如此：波义耳空气弹力学说的接受速度与实验者共同体及其设备的发展速度保持了惊人的一致。随着实验方法不断被学术共同体和社会所接受，17世纪中叶还被当成是最重要的机械哲学家之一的霍布斯，在18世纪末也基本上被逐出了科技史的舞台 ^[54]。虚拟见证的魅力在于，由于见证者固有的社会身份认同被超越了时空界限的实验与境所解构，从而圈里圈外的每个人都有了见证的可能——虽然如重复性实验一样，很少有人会这样做。

对应于信息社会，消解原有社会身份的过程体现为一种“匿名性”。比如说起互联网，人们很自然会想起1993年7月5日刊登在《纽约客》上的一则漫画：“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On the Internet,nobody knows you're a dog)——这句话也正成为匿名性的真实体现。所谓匿名性是指，“在一定的情境下，行为者对于自身是否被他人所知觉情况的感知”，一般包含情境性匿名、知觉性匿名和关系性匿名等几种情况。显然，身份消解意义上的匿名性并不是和管制意义上的与实名制相对的概念，因此也就超越了寄希望于“法不责众”而可以讨论很多敏感问题的狭窄概念 ^[9]。正如在《利维坦与空气泵》中的故事所显示的那样，身份的后验重构可以使开放性和群体性的条件自动满足，从而也在结果上消解了权力上的不对等。比如前文所提到过的新生代农民工会时常利用QQ等即时通讯工具打发业余时光。除了通常意义上的联系亲友的功能以外，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匿名性的环境中，“城里人”和“乡下人”的身份差别已经不复存在，原则上他们可以“平等”地(当然某些人可以通过各种钻石贵族重新标榜身份)、无拘无束的进行交流(甚至网恋)。正如一个打工妹所说的那样，反正“我换了新Q，他就找不到我”。也许对于他们而言，做“主人”的感觉就是通过“屏蔽”、“拉黑”等形式把一些值得维系的(社会)关系留下，并把一些不喜欢或不愿意再去面对的关系断绝^[26]。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息社会当中的区隔由于“匿名性”被暂时的抹除了。

千万不要小看这种“匿名性”的力量。2011年5月香港九龙出现一名身着黑色皮衣、皮靴，紫色眼罩和口罩遮面的女子，在天桥底、笼屋内向露宿者每人派发100港元，另加罐头和速食面等。她据称是名门之后、城中名媛，被当地媒体称为“紫荆侠”。无独有偶，同年平安夜北京也有一位匿名女孩穿上这套“战衣”，救济了4名流浪老人并拍照留证。面对网友的质疑，“北京紫荆女侠”声称“为了吸引眼球，有些本钱确实是得花，可是终有一天他们会发现事情带动出来的积极一面”，并坚持“不脱、不停、不辜负”的“三不”原则，即“不会脱掉面具和衣服、不停止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不会辜负大家的一片善意”。两起事件均在微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甚至有香港导演以该“真人真事”为题材拍摄了同题的3D电影^①。在这些看似荒诞的行为背后，“匿名性”恰恰昭示着在推崇真善美、打击假恶丑的过程中的团结或集体行为。

①百度百科：紫荆侠，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5832611.htm(检索日期：2012-8-10)

鲁迅曾在《示众》、《药》等多部文学作品中，用“围观”来揭讽当时愚昧、冷酷的民众——他们像鸭子一样伸着长长的脖子，像赶集一样热热闹闹地去看杀人。可时至今日，正如蒋方舟在《新周刊》的署名文章“围观能否改变中国?”中所说的那样，“宁可相信：围观改变中国。因为——目前，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途径可以改变中国”^②。毕竟就东亚的社会结构和民族性而言，弱者的反抗并不是通过诸如揭竿而起等公开的政治活动；相反，却通过隐匿在偷懒、偷窃、逃跑、装傻等日常劳作和生活中的“文本”进行 ^[44]。从这个意义上讲，围观正是试图去改变中国现状的一种积极的态度和有节制的宣泄。微博恰恰由于提供了单方面关注、转发、评论和话题索引等功能，创造出“围观改变中国”的最好技术环境。比如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据此认同，微博已然成为一种新的反腐“利器”，使得大量反腐线索公之于众。因此“围观”对于匿名性下的无限团结而言，不失为一个不错的起点。后验地被冠以“网民”这个共同的名字，也让我们真正“有机会做点微不足道”，但却在点滴间改变着整个社会的事情。

②参见：蒋方舟. 围观能否改变中国. 新周刊,2010年第24期。

BBS、微博等信息技术的出现，的确让我们看到找回了昔日中所缺失的“咖啡馆”的曙光。因为在技术本身的开放性平台以及网络身份建构多远选择的基础上，再通过匿名性的无限团结，原则上就可以满足公共领域所必需的开放性和群体性条件，并可以最终战胜精英强大但有限的影响，实现“平权”。其中，抛离了社会固有身份也意味着抛弃“自我”的小圈子，从而真正的融入到“社会”中来是一个关键。

四、 结 语

哈贝马斯认为，咖啡馆提供了平等性这种公共领域形成的首要属性。然而在信息社会中由区隔(可能由社会区隔所移植，或由网络本身的精英气质和碎片化、群体极化特征所致)所造成的话语权的不对称，却使得平等成为最需要被解决的问题。通过追溯公共领域产生的传统不难发现，虽然西方的咖啡馆和中国的茶馆一样也要面临“莫谈国事”的政治禁令，并无法在制度设计和组织程序上保持绝对的平等。但中国的公共领域雏形，却始终由于“弱者的武器”和“差序格局”等社会的结构性特征，而不得不采取变通和暗语等“自我保护”的形式，局限在地方的“小圈子”内进行。在这样一种惯性之下，互联网即便具有天然的开放性优势，个体也存在着多元化的身份选择。甚至有学者欣喜的发现，互联网促使“话语权”重新回归虚拟公共领域之中 ^[7]；而“新意见阶层”的崛起，是我国舆论监督的重要新力量，是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推动力^[6]。然而形成网络公共领域所必需的从个体到群体的跨越，依然是一个难以逾越但又必须去克服的困难。对此我们再次从17世纪的启蒙英国中寻找智识资源，又惊奇的发现。从现场见证，到重复性实验，再早虚拟见证，由于脱下了社会身份的先验性外衣，“封闭空间”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从而实现了原则上无限的团结——这也正是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的网络匿名性的崭新涵义。团结在匿名性的旗帜之下，就可以抛弃“自我”的小圈子，从而以一个共同的“网民”之名，战胜精英强大但有限的影响，在点滴间改变着整个社会。

有人将网络民主定义为“公民借助网络技术，通过网络公共领域加强和巩固民主的过程”，这可能是一个过于简单的图景 ^{[35, 55]}。诚然在网络社会中，个人头脑中的碎片化观点可以被转变为强大的公共讯息^[56]；诚然中国的虚拟社群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网络结社已经成为中国网民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该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滞后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强国家-弱社会”的社会结构 ^[57]。但从每个个体的“可以”到整个社会的“一定会”，信息传播权力从传统的国家向公民倾斜，都是需要严苛条件的。同时，由于“外部”因素的天然失衡，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处于不同的知识、技术设施条件下，强势群体在网络空间中依然强势，信息区隔不是在弥合，而是在不断扩宽。但我们必须坚定信心：通过抛弃既有的身份并结成想象的、虚拟的共同体，无限团结的“跬步”可以终至长期、重大的社会-政治变化的“千里”^[56]。传统的公共领域会慢慢生根发芽，并且有可能成长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

所以我们必须鼓励那些勇于放弃“自我”的微不足道，而且不应由于出现了启蒙运动中也一样存在的谣言和倾轧而因噎废食——因为这恐怕是突破“小圈子”，让领域回归“公共”的唯一途径。正如蒂莫西·鲁克所说：在现实的世界时，我们都在为平等而努力，我们也可用这种平等来帮助我们认清一些社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在物理世界中并未得到解决。网络并不能推倒歧视和不平等这些障碍，但却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58]。甚至为了创造今天的公共领域，我们需要更加努力。毕竟微博等信息工具的热点始终在发生变化，无限的团结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负面效应就是讨论的主题也可能会因为新事件的冲击而变得异常发散，诸如影片《摇尾狗》中所描述的公众关注点被蓄意牵引的状况已初露端倪——碎片化、群体极化的情况不会自动解决，甚至连“围观”之后如何取得进一步的改变都仍需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