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势或优劣势的积累(cumulative advantage / disadvantage)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成员之间在某一特征(如财富、健康或地位)上出现相互背离的系统趋势或倾向^[1]。作为解释不平等或地位分层形成的动力机制的一种理论假设，优势积累目前已广泛出现在关于社会流动、贫穷、种族、犯罪、教育以及职业发展等的研究文献中^[2]。但这一概念最初的提出和富于影响的发展，无疑应归功于科学社会学家。在对科学家的学术成长和分层机制做深入考察时，优势积累理论既得到了众多经验证据的支持，形成了自洽的分析范式，也面临着一些相反的经验证据的挑战，难以解决的理论难题，以及学术和社会背景的局限。解析和反思优势积累理论对理解“经典何以成为经典”^[3]，以及科学社会学的中国化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 优势积累理论的源起与发展

优势积累理论的提出，源自默顿(Robert K. Merton)对科学家在论文产出率和获得同行承认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和不平等的解释。默顿认为，由于资源的不平等分配，科学界也存在少数“富人”和大量“穷人”，以及“富者愈富而穷者愈穷”的两极分化现象。少数获得了优势资源的科学家有望产出更多的论文，而更多的论文产出又导致更多的承认和荣誉；相反，多数未得到优势资源的科学家则在发表研究成果和获得承认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久而久之，这种类似于“良性循环”(virtuous cycle)或“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的机制便导致了科学界的不平等分化。“优势积累的概念使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些方面，(科学家)早期在能力训练、职业位置以及可得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导致了持续的优势增长，其结果便是科学中(正如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一样)的富有者和一无所有者之间的差距扩大了。”^[4]606

实际上，早在1942年，默顿在《科学的规范结构》一文中就初步提出了优势积累的思想，并区分了“与能力有关”的优势积累和“与能力无关”的优势积累。默顿指出：“只要不干涉主义的民主容许某些部分的人的不同优势得到积累，容许那些与已被证明的能力差异无密切关系的差异存在，民主过程就会通过政治权威加强调节。”^[5]273。1968年，默顿在《科学中的马太效应》一文中将优势积累作为一种社会选择机制，认为正是这种机制使“马太效应”在社会分层中发挥制度性作用。^[6]1977年，默顿在《科学社会学散忆》一书中以库恩的经历为例，对优势积累的动力学特征做了结构性说明，强调了自我选择、社会选择、奖励制度和资源分配系统的有机结合在科学家积累优势过程中的作用^[7]。默顿在1988年发表的《马太效应Ⅱ：优势积累与知识产权的象征性》中有对这种结构性解释的更为正式的表达：“除了个人能力的差别之外，优势和劣势的积累强化了科学和学术界的不平等：同行承认的不平等，接近资源的不平等，以及科学产出率的不平等。个人的自我选择与体制的社会选择相互作用，影响了获得科学中机会结构的不同位置的持续可能性。当一些个人的科学角色表现达到或甚至大大超过了某个机构或学科的标准时——不论是出于能力还是机会，这就启动了一个优势积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人往往可以获得持续扩大的机会，以便更进一步推进他们的工作(同时获得更多的与之相伴的奖励)。由于精英机构在特定领域拥有相对较多的促进研究工作的资源，那些早期便能够进入这些机构的天才就会有更大的潜力获取有差异的积累性优势。由此，通过为科学家开展重要科学工作提供分化的机会分配，奖励制度、资源配置以及其他社会选择因素就在科学中创造并维持一种阶级结构。”^[4]616

在优势积累理论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关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默顿曾坦承，朱克曼的这项研究对他颇有启发。他说：“我是如此之多地吸收了朱克曼的采访和其他研究资料，因而本章(指《科学界的马太效应》一文)显然本应由我们两人合作完成。”^[5]439。在《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1977) 一书中，朱克曼对默顿先前提出的优势积累思想做了更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化。通过分析7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社会出身、师徒关系、机构任职、研究成果和获奖影响，朱克曼阐述了科学中的优势积累过程，并讨论了初始优势、作用方式、优势环节、发展轨迹、社会影响和限制机制等议题。其具体观点可以归纳如下：(1) 初始优势源于科学家的社会出身和个人“早慧”，而且后者尤其重要；(2) 优势积累有“相加”或“相乘”两种方式，前者是根据与专业能力无关的理由(例如年龄资历)获得有利条件和奖励，后者则是根据与专业有关的理由(例如发表高质量的论文)而获得有利条件和奖励，而且“相乘的方式”所造成的差距远远大于“相加的方式”；(3) 优势积累的环节包括家庭背景、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师承关系、科研成果、初始任职、职位升迁、前期奖励、重要奖励及其后的承认等等，每个环节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其后的环节；(4) 优势积累的发展轨迹是“交互递长和螺旋式上升”；(5) 科学中存在着对优势积累的种种限制，包括科学地位的极限、科学家的能力限度、科学中的“高尚行为”等等；(6) 优势积累不仅适用于科学家，也适用于科研机构，而且科学精英的优势积累往往与科研机构的优势积累联系在一起；(7) 优势积累理论并非武断地认为科学精英在每个环节上都具有优势，而是承认科学精英在部分环节未必处于优势地位，但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而迎头赶上。朱克曼后来在一篇关于科学社会学研究进展的综述中概括了关于科学家优势积累的主要研究发现：其一，早期的资源获得对个人受益非常重要；其二，奖励系统中的积累优势产生了成就与奖励互动的螺旋式上升；其三，科学家在职业生涯的各个阶段所遇到的机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过去的成就；其四，优势积累在任何给定时间点上都是普遍主义的，但从长远影响看，却意外导致了特殊主义的后果；最后，优势积累过程涉及成就、奖励和获得科学生产的手段之间的持续互动。^[8]531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优势积累理论伴随科学社会学默顿范式的形成而基本确立。除了朱克曼的工作之外，科尔兄弟^[9]关于科学界的社会分层的研究，加斯顿^[10]关于英美科学奖励制度的研究，以及其他人的经验研究^{[11][12][13][14][15]}，均支持和完善了默顿提出的优势积累假说。也有一些人的工作^{[16][17] [18]}，特别是普赖斯的工作^[19]，则发展出关于优势积累的多种多样的理论说明。

二、 优势积累理论的证实、内洽与传播

社会学的理论通常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又超越具体事件和时空的局限，且可以用经验事实加以检验。一种社会学理论的确立需要以下三个要素：经验研究的支持，理论命题之间的内洽，相关学者的认可。默顿提出的优势积累理论假设在其后的发展中，正是在逐步具备了上述要素以后才得到广泛承认和应用。

1. 经验证据的支持

对优势积累理论来说，最完整、最关键的经验证据无疑来自朱克曼关于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20]。这项研究提出的科技精英的优势积累模式(如前所述)，也得到了曹聪对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研究的支持。通过深入分析院士的家庭背景、导师影响、研究领域、政治参与和社会关系等诸多因素，曹聪得出了“中国科学精英的形成模式类似于朱克曼所发现的模式”的结论^[21]184-186。优势积累必然带来科学中的不平等的增长，这也得到经验研究的支持。例如，埃里森等人的一项研究^[10]发现，科学家的产出贡献随着年龄增长而出现不平等的线性增长，而且产出率、资源和承认随着年龄而增长。在另一项对生物化学家和化学家的研究中，埃里森等也观察到出版物数量的不平等增长^[22]。科尔兄弟关于科学界社会分层的研究，更是这一主题的著名成果^[23]。

优势积累理论的若干推论也得到论证。这些推论不仅把优势积累理论从精英科学家扩展到一般科学家，而且对科学家成长历程中的两个或多个环节之间的关系加以讨论。它们涉及家庭背景、教育出身、师承关系、机构任职、科研成果、科技奖励等若干因素。例如，哈根斯和哈格斯特龙^[24]通过对576位美国科学家的分析发现，获得博士学位的机构的声望与当前所在机构的声望相关，即使在控制科学产出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在关于科学界社会分层的研究中，科尔兄弟发现：获得博士学位的系的声望与正式奖励的数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获得博士学位的系的声望对现在任职机构级别有独立影响；现在任职机构级别对于科学成果的早期承认有一定影响；等等^[23]。埃里森和朗通过对274位化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和生物学家的研究发现，科研产出对流入地的声望有较弱但却又显著的影响，流入地声望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先前机构的声望、获得博士学位的机构的声望和论文数量，工作晋升的主要决定因素则是初始等级、职业年龄和引证数^[25]。朗还在考察科学产出与学术职位的关系时发现，科学家所在部门对科学产出有很强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随时间而稳步增长。对于发生机构流动的科学家来说，新部门的声望也显著影响了产出的变化^[13]。麦金尼斯等人通过对557位生物化学家的研究发现，博士后训练所在机构对于获得声望较高的工作具有影响，博士后训练也导致了引证率的上升^[26]。

2. 理论命题之间的内洽

优势积累理论不是作为单独的命题而是作为默顿学派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出来的。它与普遍主义、马太效应、科学分层以及科学建制的功能等议题形成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这些命题之间的内洽大大强化了优势积累理论的可靠性。

优势积累在具体环节上有违普遍主义原则，总体上却是普遍主义的。例如，朱克曼认为，“对优势累积的种种过程进行严密的考察之后，发现严格遵守科学上任人唯才的原则导致了人们在科学上的成就和分配科学奖励上的明显的不平等”^[20]345。而且，优势积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背离普遍主义原则，但是它将科学资源分配给那些成果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优秀科学家，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有利于实现科学建制的目标和功能。例如，科尔兄弟认为，“在科学偏离理想的几乎所有情况下，都可以发现优势积累在起作用”，但是从功能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优势积累有助于实现科学共同体的目标。^[21]255-268

优势积累与马太效应更是具有内在的融合。它可以作为马太效应在时间维度上的延伸或者作用结果。如前所述，默顿就把优势积累作为马太效应的制度作用之一。许多国内学者也都认为二者存在自洽的逻辑关系。例如，郝海燕认为优势积累效应、光环效应、回溯效应等等都是马太效应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形式^[27]。钟书华则分析了增强效应、积累优势、马太效应和时间效应四个效应理论的隐含预设、边界条件、科学性和逻辑结构，认为效应理论之间的逻辑顺序是积累优势—增强效应—马太效应和时间效应^[28]。优势积累也被认为是科学分层的根源。正如朱克曼所说，无论是按照什么标准来分配有利条件和奖励，不管是根据天赋还是根据才能，优势积累过程最终促使了科学精英的形成且最终产生了等级森严的分层制度^[20]345、85 。另外，在高产者与低产者的分层中，存在着论文生产率的逆二次幂规律(即发表n篇论文的作者人数与1/n2成比例)，优势积累所带来的不平等的增长不仅与此吻合，而且可以作为对此规律的一种解释^[19]。

3. 扩散与传播

由于经验证据的支持和理论命题之间的内洽，再加上默顿学派的巨大影响力，优势积累理论在美国科学社会学界得到广泛的认可和传播。除了默顿和朱克曼，许多从事科学社会研究的学者也都接受了优势积累思想并讨论相关议题。直到现在，极少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例如，西斯蒙多的《科学社会学导论》(2004) 仍然认为，优势积累假设是极有吸引力的，因为它“不仅综合了如此多的真知灼见，而且打破了两种看法之间的严格边界：一是科学的回报结构以价值为基础，二是科学的回报结构是精英主义的。”^[28]48。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开展科学社会学研究过程中，基本上全盘接受了默顿学派的理论观点、研究方法和分析视角，对优势积累理论的接受和阐发自然是题中之义。例如，刘珺珺的《科学社会学》(1990) 、何亚平的《科学社会学教程：理论与方法》(1990) 、王炎坤等人的《科技奖励的社会运行》(1993) 、张彦的《科学价值系统论》(1994) 、王炎坤的《科技奖励论》(2001) 、姚昆仑的《科学技术奖励综论》(2008) 、尚智丛的《科学社会学：方法与理论基础》(2008) 等，均有相关的议题。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还进一步深化了优势积累思想。例如，王炎坤等人讨论了优势积累、科学分层和科学权威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优势积累过程能够说明科学分层现象，科学分层的形成反过来又能为积累优势过程提供社会学解释，而且科学分层体系中的权威结构是影响积累优势过程的重要社会因素^[30] 。何亚平从心理效应、资源分配和荣誉分配三个方面概括了科学奖励系统对获奖者所造成的优势积累效应^[31]。卜晓勇在其博士论文《中国现代科学精英》(2007) 中，进一步诠释了“相乘的积累”和“相加的积累”两种优势积累方式：相加优势积累更多表现在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背景中，从宏观上一般是指所在地区的文化底蕴、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等，从微观上一般是指家庭出身、经济条件、父母的科学文化意识等；相乘优势积累则主要表现在科学工作者自身的努力上，现代学历教育、老师的教导以及初始阶段的科研表现等等。^[32]

三、 优势积累理论的争议与局限

在检验和应用优势积累理论解释科学及其他领域的不平等现象时，也有一些经验反例和理论难题出现。从经验方面来说，有些经验研究的结果与优势积累及其推论不相符；从理论方面来说，优势积累的内在逻辑似乎与一般社会分层理论相悖，也有很多难以解释的问题。另外，从社会背景和学术文化来看，优势积累理论离不开具体的社会历史和现实，更无法避免默顿范式的固有缺陷。

1. 理论推理和解释力的含糊不清

优势积累理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它是不是导致科技精英形成的核心机制？上述问题又涉及如下问题：前一阶段的优势对后一阶段的优势意味着什么？答案之一，是先前的优势决定其后的优势。如果是这样的话，科技精英的形成就完全成为特殊主义的产物，或者说是完全由社会效应所造就的，而非任人唯才的普遍主义起主要作用，如此将陷入先天决定论的陷阱。答案之二，是先前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其后的优势。这种部分决定性带来的问题是：先前的优势环节对其后的优势环节来说可能是边缘性的、不太重要的，而环环相扣的优势积累也成为边缘性的、不太重要的作用机制。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科技精英获得博士学位的系的声望与其初始任职的相关系数为0.1，初始任职与当前任职的相关系数为0.2；而博士期间的努力程度(如果可以准确衡量的话)与初始任职的相关系数为0.4，初始任职期间的努力程度与当前任职的相关系数为0.5。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存在一定的优势积累，但当前任职地位主要是个人努力导致的。这就出现了一种推理困境：如果承认先前优势对其后优势的决定作用，就会陷入特殊主义的泥潭；而如果承认先前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后的优势，则优势积累机制便只是影响科技精英成长的若干机制之一。而这无疑否定了优势积累在精英形成中的核心地位。

优势积累作为科学分层的主要机制的观点，也偏离了一般社会分层理论，并与默顿学派关于科学社会分层的观点自相矛盾。在一般社会分层理论中，分层机制主要包括市场化、再分配、制度设置、社会流动等等，其中的关键在于特定社会背景中社会报酬的分配问题。优势积累显然不能纳入上述范畴。另外，按照默顿学派的基本观点，科学界的奖励制度要求按照科研成果(尤其是成果质量)分配承认或报酬。例如，科尔兄弟关于科学分层的研究，以荣誉奖励、知名度和职业地位来衡量科学家在分层体系中的地位，考察了性别、年龄、教育出身、机构声望、科研成果等因素对分层地位的影响，得出了“影响科学承认的唯一最重要变量是科学家的成果质量”的结论^[21]40-101。如此说来，科学社会分层的核心机制应该是制度设置而非优势积累机制。

对于优势积累理论中存在的推理和解释力问题，尽管默顿和朱克曼等人通过特设假设进行辩护，例如提出对优势积累的若干限制、承认少数环节可以没有优势等等，但仍有一些问题被不断发掘出来。国内学者欧阳锋概括了优势积累理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若干问题：其一，劣势是如何积累的；其二，是什么导致已获优势者的失败；其三，各种科学领域中是否存在着大器晚成的模式化差异；其四，积累优势和积累劣势在多大范围上、多大程度上具有一般性等等^[33]。有待解决的问题还包括：需要在多少个环节上具有优势才算是实现了优势积累；为什么一部分具有优势的科技人员会失去下一阶段的优势；某一个阶段的优势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先前的哪些优势对后来的优势产生影响；等等。

此外，优势积累理论还明显忽视了对精英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关联因素。无论是宏观的社会结构、历史变迁、传统文化，还是中观层次的制度设置、组织环境，均未得到适当的考虑。最明显的问题是，它仅仅用科研成果来衡量科学家的自身努力，而把科学家的实际工作看成了一个黑箱，撇开了科学家的研究实践、社会交往、学术交流、团队组织等诸多重要的环节和过程。众所周知，在当今大科学时代，仅仅讨论科学家的科研成果是远远不够的。

2. 相反的经验证据

尽管优势积累理论及其推论得到了若干经验研究的支持，但也面临着众多相反的经验证据的挑战。按照波普尔的证伪逻辑，无论有多少经验事实都不能证明一个理论命题，但是任何一个与理论不符的事实都可以否证一个理论命题。就此而言，下列证据几乎足以否证优势积累理论。

否定性的经验研究成果不仅涉及优势积累本身，也涉及优势积累在学术出身、科研成果、任职机构、引证数量、职业流动等变量及其内在关系方面的各种推论。例如，从优势积累理论出发本应推论出论文数量和引证数的持续增长，而埃里森等人关于化学家、生物学家和生物化学家的研究却仅仅观察到出版物数量却没有发现引证数量的不平等的增长，而且生物学家群体在引证的不平等方面几乎没有变化，在出版物的不平等方面仅有很小变化^[22]。又如，莱斯金对化学家的研究表明，除了博士出身之外，博士前的训练、早期产出、组织认可等因素对博士毕业之后10年的产出几乎没有影响。^[12]。

如果有些环节的重要性略低，因而像朱克曼所说的那样允许没有优势的话，那么在科研成果这样的关键环节上没有优势，或者科研成果不能带来其后的优势，就是优势积累理论所无法容忍的。但是，这样的证据确实存在。一项关于科学产出与学术职位的关系的研究发现，科学产出对所在部门的影响很弱，科学产出对于初始任职的声望和其后的职业流动影响均不显著^[13]。另一项关于239位拥有博士学位的男性生物化学家的初始任职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博士出身和导师声望之后，初始任职前的产出对初始任职的影响并不显著^[34]。还有一项针对生物化学家的研究也发现，博士后之前的产出对于谁获得以及从何处得到博士后训练并无影响^[26]。

3. 社会背景和学术文化的差异

优势积累理论隐含着社会制度和文化条件的预设。通过对曹聪的《中国的科学精英》和朱克曼的《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虽然曹聪与朱克曼都出自默顿学派，研究内容极为相似，而且曹聪也并未否定科技精英形成中的优势积累机制，但是曹聪对中国的历史变迁、文化传统、科技体制、知识分子政策等等着墨甚多。曹聪的论述中隐含的观点是：中国社会并不存在与美国类似的、有助于优势积累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主要涉及社会稳定、价值认同的持续、科学建制的自主性以及人才流动的相对自由化。具体来说：其一，与美国社会相比，中国近现代社会不够稳定。先是民国时期的频繁战乱、朝不保夕，后是新中国时期的频繁而多变的政治运动，继而是改革开放之后剧烈的社会转型与变迁。这不仅导致相关优势的不断的建构与破坏，也造成社会大众对“优势”的价值判断的频繁变化，以至于先前的优势不能带来其后的优势，优势也就无法实现积累。其二，中国的科学建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政府，自主性较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科技体制是苏联式的计划科学体制，政府部门掌控着科学共同体的主要资源，以单位“人头费”的方式分配科研经费，并且把政治标准强加于科技评价之中。科学共同体丧失了在同行评议基础上按照科技人员的角色表现分配科研资源和奖励的能力和条件。其三，在单位制度之下，科技人员的分配和流动体制僵化，使得优势积累中的社会选择与个人选择的结合难以实现。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绝大多数高校毕业生还是按照中央计划以“分配工作”的方式安排到各个单位，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都没有选择的自由。^[21]

4. 实证主义理论基础的局限

优势积累理论带有鲜明的默顿范式的特色。默顿范式的基本特征是，基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悬置科学的知识内容，把科学视为一种具有自主性的社会建制，并加以功能分析。具体来说，默顿范式的特征体现在方法论、理论框架和思想体系等几个方面：首先，默顿范式的方法论基础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默顿范式的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和理论建构策略，包括研究科学的社会结构而非认识内容、注重经验研究和量化分析、采取“中层理论”的理论建构策略等等。其次，默顿范式以功能主义为理论框架。结构功能主义既是默顿的主要理论贡献，也是他本人及其他默顿学派成员开展科学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什托姆普卡(Piotr Sztompka)认为，默顿的思想体系由社会学体系和元科学体系两部分构成，二者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35]3郑丹在探讨默顿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和科学社会学理论的关系时也认为，二者是同构、交错和自洽的，并且构成了“一体化”结构^[36]。第三，默顿范式拥有具有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包含着科学的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的区分、科学内部的认知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区分以及科学的规范结构和群体结构的区分，科学的群体结构又包含社会控制、交流、奖励、分层、纳新和指导、非正式影响等六个子系统^[35]43-63。或者说，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体系可以分解为科学制度的规范结构和社会运行两部分，其中规范结构是默顿理论的逻辑前提，而反映科学制度运行特点的科学奖励系统则是其核心内容^[37]。

默顿范式的局限，主要源于其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也与其思想观点和学术实践有关。具体来说，默顿范式的局限包括如下几点：首先，默顿范式强调将科学共同体作为科技人员及其科技活动的组织界限。正如诺尔·塞蒂纳(Karin Knorr Cetina)所批评的那样，“多数关于科学的研究视角都是按照科学共同体的某些观念运作的，即使当他们怀疑其他理论的和方法的倾向性，并且寻求不同的目标时也是如此。”^[38]。这不仅严重限制了科技人员的社会活动场域，而且忽略了科技人员作为普通社会成员的一般性，更与“大科学”的时代特点背道而驰。其次，默顿范式假定科学家都是社会化了的为科学而科学的“规范人”和遵循体制价值的判断傀儡。这不仅“忽视行动者或科学家所从事的大量当地性的和权宜性的创造努力”^[39]，而且对科技人员心理与行为动机的复杂性熟视无睹，不符合当代科技人员赋予“成功”的丰富内涵。第三，忽视科学技术和科技人员所处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等宏观背景，尤其是对“大科学”、“后学院科学”的时代特点把握不足。第四，过分依赖量化研究方法和假设检验逻辑，导致默顿学派的研究路径单调、视野有限，也很难得出有悖于理论假设的经验研究结果。

四、 总结与思考

优势积累理论从思想萌芽变为默顿学派的重要理论，得益于纵向和横向的深化与拓展。纵向的深化是指在默顿提出优势积累思想之后，朱克曼通过自己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经典研究对此加以深度阐述，该学派的其他人也在不同程度上援引和发展了优势积累思想，最后由默顿和朱克曼分别做出总结性的论述，将优势积累理论确立下来。横向的拓展是指优势积累理论不仅从默顿和朱克曼逐步延伸到其他学派成员和相关学者，而且与默顿学派的其他理论建立了相容的逻辑关系，从单个的思想变为默顿学派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优势积累理论还被作为科学社会学自我例示的典范不断被提及^[40]，从而巩固了其在科学社会学及其他领域的地位。

然而，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优势积累理论并非无懈可击。不仅否定性的经验事实对优势积累思想形成了冲击，关键环节的反对证据尤其具有破坏力，而且优势积累理论还面临自身理论推理的模糊以及难以与一般社会分层理论形成内洽的问题。它也忽略了相当多的重要事实，例如历史变迁、传统文化、社会实践等等。更重要的是，默顿范式因其共同体与境、规范人假设、对宏观社会的忽视等缺陷而饱受攻击，更是动摇了优势积累理论的根基。因而，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优势积累理论得到广泛推崇和应用，除了它所揭示的现象符合我们的日常观察之外，还与默顿学派掌握的资源优势以及科学社会学长期缺乏竞争纲领有关。换言之，优势积累理论的确立本身或许就可以看成是一种优势积累的产物。

从理论、经验和社会背景出发剖析优势积累理论这一案例，对于科学社会学的中国化问题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在引入国外的理论思想的时候，应该全面解剖该理论所赖以确立的经验事实、内在逻辑、发展演变以及理论之间的关系，反思该理论所属的学派或范式及其“兴趣”关联，探索特定社会和时空之中的理论思想的嵌入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立足于中国当下的科学实践，理解中国科学的特殊性，提出基于中国经验的科学社会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