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将近代科学诞生以来著名的科学家召集一堂，其中多数必定是欧洲人，如果把近代科学诞生以来的科学成果汇聚一起，里面也必定是欧洲人创造出来的多；但是如果把上个世纪、特别是二战以来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请到一起，把二战以来的科学成果汇聚一起，欧洲的优势明显不再。

“欧洲是现代科学的摇篮。持续4个世纪，在所有领域中，99%的重大发现都在欧洲发生。”(《欧洲科学帝国的衰落》，飞利浦.比斯坎和弗朗西斯.路易斯著，邱举良译，科学出版社，2008年，viii页)。世界历史上的科学中心，也大多在欧洲，先是意大利，然后是英国、德国。二战成为这一历史的终结点。从1901年到1939年，36位欧洲人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美国只有4人；而1943年到2003年，80位美国研究人员获得该奖项，欧洲是49位。以人类基因组测序为例，美国完成了55%，英国30%，法国3%，德国2.5%。至于科技投入、科技人才培养、论文和专利等科技产出等，欧洲与美国的差距也很明显。

为何一个科学的巨人成了科学的老人？这个问题的价值不亚于探讨一个经济新人如何成为科学巨人一样的重要。经济的崛起无疑是一个国家科学发展的基础。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逐渐谋得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二战之后，美国的这种地位又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日本等非欧洲国家也赶超上来；而且，美国科学的迅速发展异军突起，从很大程度上，是虹吸了欧洲优质的科学资源、继承和发扬了欧洲科学传统的结果，而这又是日韩等崛起国家所不曾有的优势。

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欧洲是孕育科学天才的温床。尽管研究科技制度史的人硬要分出英国皇家学会模式和法兰西科学院模式，其实这两种模式有一些共通之处。英国皇家学会是科学家自己组织起来享受科学，法兰西科学院是国家出钱让科学家享受科学。长期以来，欧洲各国的政府无法将科学家组织起来，定向攻克某些重大的科学问题。欧洲一些政治家、科技管理人员和科学家始终相信，给科学家以自由，科学必然开花结果。而第一次第二次科学革命，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似乎都支持了这种想法，而欧洲科学天才的不断涌现，更进一步支持了这种看法。翻开科学史，二战之前的科学各领域中的开创者和佼佼者，几乎都是欧洲人。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在小科学时代，实验设备并不昂贵，且还有很多基本的科学问题没有解决，而解决这些问题，有时候只需纸和笔，一个领头人带着几个助手就可能完成。因此，小科学时代，是天才的时代，是个人突出的时代，是重大科学发现与个人紧密相连的时代。

二战前苏俄的计划经济显示出调动、整合科技资源实现科技跨越发展的优越性，代价却是科学的自主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不仅一些科学家的自主研究课题受到禁止，而且一些科学家甚至由于自己的科学见解而放逐西伯利亚。欧洲人始终有一个问题无解：科学一旦国家管的过多，难以持续发展，一旦管的过死，难以转化为国家竞争力。松与紧，自由探索与国家目标，在二战前，欧洲并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

之所以把二战看作科学发展的转折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二战显示出科学技术在国家竞争方面(主要体现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很多国家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这一点，美国却率先将这种认识转化为行动。瓦万尼沙.布什的《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促成了国家组织和规划科学的开始。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最先对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国家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既有政府的投入和政策保障，又有鼓励社会投入的机制(《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资中筠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而后者恰是美国早年形成的传统。加之美国的科学继承了欧洲自由探索的传统，二战期间又凸显出国家机构在解决事关重大问题的优势。这样的制度安排克服了国家若管得过死科学没有自由，国家若管的过松，科学对国家发展缺乏支撑力的两难问题。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大科学时代，倚仗天才个体来促进科学发展的难度越来越大，因为科学家所面对的问题更加复杂，解决这些问题，对于研究周期，对于实验设施，对于合作研究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学进入大科学时代，标志着科学需要建制化和规模化发展，并没有坚实的证据支持二战后的重大科学发现少于二战前，只不过二战前的重大科学发现，多由少数人来完成，而二战后，重大的科学突破却是群体的产物，不是很少是从无到有的产生出来，更多是逐渐发现、逐渐展开。

其实，欧洲也早已行动起来了。1954年成立了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推进粒子物理领域的知识进步；1962年，创建了欧洲南方天文台，1973年，成立了欧洲空间局。以后的一系列重要科研机构的创立、重大的科技计划的组织实施，像尤里卡计划，欧盟第六、第七框架，以及欧洲人发起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和伽利略计划等，无不表明欧洲人迎头赶上的决心。与此同时，欧洲一些科学发达的国家，像英国、德国、法国等，也开始重视国家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不仅建设或加强一些国立科研机构，出台一些政府支持大学科学发展的政策，而且也开始将科学的发展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我看好欧洲。欧洲有最好的近代科学传统，其科学共同体历经数百年的磨砺，已经形成良好的自我发展机制，欧洲科学不当行为很少就是一个例证；欧洲有开放的胸怀，无论在德国、英国还是法国的科研机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国外的研究人员并不占少数，这种经常性制度性的人才交流，有利于促进欧洲科学的持续健康发展；欧洲重视统一的科学政策，愈加重视对科学的投入，必将有利于欧洲科学资源的发掘和高效利用；欧洲多样性的文化和科学传统，随着欧洲统一化进程的发展，必将能够通过相互借鉴、启发、竞争和融合，带动欧洲整体科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