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研究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安全关注和伦理争辩，彰显出科学家社会责任担当和科学研究规制设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如科学共同体能否通过自愿“暂停”等自律机制发展负责任的科学和技术，政府是否需要规制以及如何规制前沿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应用研究，等等。这些问题既是当前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相关公共决策和社会治理的现实议题，也是理解当代科学和技术社会建构过程的重要理论话题。本文旨在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阿西洛马会议(Asilomar Conference)的缘起、主要议题和相关争辩等进行历史追溯，并对其历史影响做简要评述，以期为这些问题的讨论提供经验参照和理论启示。

一、 阿西洛马会议的缘起

1972年，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化学家保罗·伯格(Paul Berg)和他的研究小组进行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基因拼接实验，首次实现了不同生物体之间的遗传材料组合。^[1]他从感染猴子的一种病毒SV40中分离出一种基因，并采用化学方法将其组装在拉姆达噬菌体的基因组中。他本计划将这种组合的杂合体基因组插入大肠杆菌以检验其是否能正常工作，但纽约长岛冷泉港基因实验室的遗传学家罗伯特·波拉克(Robert Pollack)致电说，SV40会让小白鼠和仓鼠罹患癌症，将这种病毒基因插入存活在人体内的细菌可能存在危害。出于对实验室安全和其他可能出现的生物危害的考虑，伯格放弃了拟定的实验计划。^[2]

基于对重组DNA技术领域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各种非自然发生的生物危害的高度关注，在伯格、罗伯特·波洛克等著名科学家的建议下，美国国家基金会、国家癌症卫生研究所于1973年1月22至24日联合资助召开了第一次阿西洛马会议(Asilomar Ⅰ Conference)，有100余名科学家参加了本次会议。但这次会议的重点是生物实验中使用病毒可能产生的潜在风险，会议只是附带地对重组DNA实验进行了一些讨论。^[3]

1973年春，斯坦福大学斯坦利·科恩(Stanley Norman Cohen)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赫伯特·韦恩·博耶(Herbert Wayne Boyer)联手用一种限制性内切酶对来自大肠杆菌中的两种不同质粒——一种含有使大肠杆菌对四环素产生抗药性的基因，另一种含有使大肠杆菌对卡那霉素产生抗药性的基因——进行剪切组合成一种新嵌合体细菌。他们将这种细菌放入含有两种抗生素的培养皿中，发现其中一些能存活。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地将一种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另一种生物中去，且证实转移后这些基因能正常地发挥作用的科学试验。尽管科恩2004年回忆说：“赫伯(波意尔的昵称)和我并没有打算发明基因工程。我们只是想研究基础性的生物现象”，但其他生物学家很快意识到这种“重组DNA 技术”的潜在价值^[2]，纷纷着手从事各种重组DNA的实验研究。

重大的技术突破可能预示着某种严重的生物危害。在同年6月11—15日召开的来自不同国家的131位科学家参加的有关核苷酸研究的戈登会议(Gordon Conference)上，英国生物学家爱德华·兹夫(Edward Ziff)和保尔·赛达特(Paul Sedat)认为，新技术可能使有害的重组DNA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创造和扩散。为此，他们建议会议主席马克西姆·辛格(Maxine F.Singer)安排特别议程讨论相关的生物危害问题。尽管许多与会者只关心新技术发展的可能性，而对相应的生物危害并没有充分认识，辛格还是破例采纳了这一建议。她在主持专题会议时强调说，科学家有责任关心实验室同事安全和社会公共事务。在对新技术应用研究可能存在的生物危害进行认真讨论后，戈登会议建议国家科学院设置特别委员会来调查重组DNA技术应用研究可能产生的安全问题。这一建议公开发表在当年9月22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4]

时任美国国家科学院主席的菲利普·汉德勒(Philip Handler)根据这一建议，指定由伯格组建一个分子生物学家小组，即所谓的伯格委员会来详细调查重组DNA研究的风险问题。1974年4月17日，伯格召集大卫·巴尔迪摩(D.Baltimore)、赫尔曼·路易斯(Herman Lewis)、罗布林(Richard Roblin Ⅲ)等8位生物学家组成一个非正式小组，讨论现有的和计划的重组DNA实验是否存在严重问题以及如果存在严重问题应该怎么做。巴尔迪摩和罗布林建议暂停诸多重组DNA实验研究，但有人担心这种暂停会侵害科学家自主研究的权利。该小组最后决定公开致信《科学》杂志和《自然》杂志，提出暂停重组DNA技术应用研究实验的倡议。公开信由罗布林负责草拟，除路易斯外，其他人都在公开信上签名。博耶、科恩等4位生物学家在公开信发表之前也签名支持。

这份公开信在当年7月26日在《科学》期刊上发表，主要内容包括：①呼吁科学家在重组DNA技术应用研究的潜在风险得到充分评估、相应的指导规则出台之前暂停生物技术领域的某些实验；②建议国家卫生研究院尽快建立咨询委员会以负责审查实验规划，评估其潜在的生物学和生态学危害，制定可供研究者遵循的准则；③建议国家卫生研究院召开国际会议来讨论应对新技术研究潜在危害的适当方法。^[5]国家科学院对这份公开信十分重视，当年7月就成立了以伯格委员会为基础的“重组DNA研究分子研究顾问委员会(RAC，the Recombinant DNA Molecular program Advisory Committee)”，旨在评估DNA重组生物体潜在的生物危害，提出将这些危害降低到最小的具体程序和规制准则。

1995年，伯格和辛格在纪念阿西洛马会议20年的回忆文章中说，“早在1974年7月之前的8个月，呼吁自愿暂停重组DNA技术特定实验的倡议就震惊了整个国际科学共同体。美国科学家团体所采取的这一前所未有的行动是对先前召开的‘戈登会议’达成的建设性意见的积极回应。两个团体都公认新技术将为遗传学创造卓越的新颖方法，并最终为医学、农业和产业带来异乎寻常的机会，然而，科学家担心对这些研究的无限制追求或许造成对人类健康和地球生态系统无法预料的危险后果。尽管许多科学家对这种暂停倡议表示惊愕，质疑这种关注和倡议表达方式的合法性，暂停倡议还是得到普遍响应。暂停的目的之一在于争取时间举行一次国际会议来评估新技术发展的各种风险。”^[6]

二、 阿西洛马会议的主要议题和相关争辩

1975年2月24—27日，世界各国包括分子生物学家、新闻记者、律师和政府官员等在内的140余名代表相聚阿西洛马会议中心，目的是“讨论是否终止志愿暂停倡议，以及如果终止，在什么条件下保证相关的实验应用安全进行”。^[6]根据议程，与会者主要分成动物病毒、真核细胞、质粒和细菌DNA三个工作小组进行讨论，并就重组DNA研究可能产生的法律和伦理问题展开对话和交流。

会议起初进展顺利。动物病毒小组建议重组DNA研究依照国家癌症研究院采用的有关致癌病毒研究的实验室工作指南进行，强调包含动物病毒基因的重组实验必须满足中等风险实验规制条件，而涉及高致病性病毒的实验必须在满足高风险实验规制的条件下进行。真核细胞小组达成的共识是：①任何重组DNA实验应当至少具有同其危害最大的组分同等程度的危险性；②有关高等动物DNA的重组实验对人类潜在的危害更大，因为病毒最可能在相近的生物物种之间传播。依据这些判断，科学家建议将多数重组DNA 实验纳入两个风险等级中加以规范。质粒和细菌DNA工作小组建议采用三步骤来应对各类实验风险：①确定实验潜在的生物危害；②配置和潜在危害相适应的严格的实验室保护措施；③即使只有少量生物体逃逸到实验室外，也要禁止某些可能产生危害的生物体实验。他们将DNA实验依据危害程度划分为6个等级，其中等级Ⅰ为生物危害能被明确评价且可以忽略的实验；等级Ⅱ为生物危害能被适当评价且可以控制到最小的实验；等级Ⅲ为生物危害通常不能完全预测但其DNA供体不会明显增加受体的致病性，或基因修饰的微生物体或其母本的致病性微不足道，或基因修饰的微生物体不会引起感染的实验；等级Ⅳ为生物危害通常未知且不能精确地加以评估，其移植的DNA被认定为具有对受体生物体的生态或致病性具有重要的潜在影响的实验；等级Ⅴ指生物危害未知，其移植的DNA能对受体生物体的生态或致病性产生严重影响的实验；等级Ⅵ指目前在任何条件下都被认为具有重大的潜在危害性而需要排除的实验。该小组坚持涉及重组DNA 实验风险的科学家必须接受充分的微生物学训练，以有效地处理实验室的生物材料，重构科学家感知风险的方式，即从微生物学的角度考虑一种基因修饰生物体在环境中的总体状态。^[7]

尽管会议聚焦于重组DNA研究的潜在危害等宽泛问题，但与会者之间还是出现了激烈的争辩，因为有关重组DNA研究的真正危害不足以让许多科学家就危害的本质或产生这些危害的实验类型达成共识。伯格、辛格等大多数与会者主张“不经慎审考虑和评估就进行重组DNA的实验是错误的”，安德鲁·路易斯(Andrew Lewis)建议少数高风险的研究计划在实验之前必须搜集足够的安全证据，生物学家理查德·诺维克(Richard Novick)坚决反对生物武器和生物战争，要求尽快出台措施来禁止该领域的实验研究，但有科学家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如英国生物学家西尼·布伦纳(Brenner)和微生物学家罗伊·柯蒂斯(Roy Curtiss)提出可通过在实验中使用弱致病性的抗菌素、质粒和细菌，设法使其“不能离开试管单独生存”等技术手段来化解实验风险^[8]，他们认为举行这种讨论毫无必要。此外，莱德伯格(Lederberge)在科学家中散发传单，反复强调DNA重组技术“是诊断和医药治疗领域的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无限地生产人类所需的蛋白质”，主张尊重科学研究活动的自主性。一些科学家因担心暂停研究变成永久限制而拒绝对任何实验的危害性评价，其他科学家则认定除非科学家证明自己能谨慎应对潜在危害，否则政府将会因公共舆论的压力而禁止相关研究。律师亚历山大·凯普伦(Alexander M. Capron)认为科学家对风险的估计有局限性，建议让公众代表参加规制讨论，以充分评估重组DNA研究到对人类文明的可能影响。

令人意外的是，沃森(J. Watson)在讨论中明确提出应该终止“暂停建议”，他认为对重组DNA实验采取规范的预防措施就足够了，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引起重视。^[9]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罗伯特·森善姆(Robert Sinsheimer)回应说，“沃森的观点完全正确，没有估量危害的方法。但在我看来，我们最终要受到规制……我想没有什么比在斯坦福周围引起一场流行病更能阻碍科学的。”^[10]

面对各种意见分歧，会议组织者伯格提醒说：“我们必须高起点、严落实，我们不能告诉公众，150名科学家在这里花了4天时间却只得出了重组DNA实验具有潜在风险的结论，甚至连一个像样的建议都拿不出来……如果还不能取得一致，那就等于告诉政府由它来为我们做出决定。”沃森对此反驳说：“我们会告诉他们，谁也做不能做到这一点。”^[11]会议因此陷入僵局。

印第安纳大学法学院的罗杰·道凯(Roger Dworkin)的发言让会议出现新的转机。他简要陈述了科学家在不充分的安全条件下进行一种危险实验对他人造成伤害而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他说，实验室条件应当依据劳动部门制定的职业安全和健康法案来规制。按照法律，学术界可以实行自我管理，但如果谁滥用这种权利，谁就会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因为根据民事侵犯权的赔偿条例，任何伤害只要表明是由工作造成的，就要判一万美元的罚金或六个月的监禁，无论大学还是研究机构均无例外。科学家对自己所开展的研究具有不可推卸的社会义务和法律责任，那就是工作场所不能有造成伤亡的危险，否则后果将会十分严重。^[9]

至此，现场气氛开始发生变化，多数与会者转向支持采取谨慎的态度，大家开始思考规避潜在风险的安全规制和指导方针。伯格回忆说：“争论转向评估不同类型的实验风险，并根据风险程度的不同提出严格执行的安全指导原则。”^[12]由于没有先例可循，会议组织者草拟了向国家卫生研究院提交的评估报告和规制建议，并建议与会者就会议形成的综述文件表决。布伦纳等科学家提出对签署文件进行投票表决，尽管会议文件最终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但科恩、莱德伯格和沃森三人还是投了反对票。

三、 阿西洛马会议的主要成果

根据相关会议纪要和研究文献^[12-14]来看，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主要有：

1. 对重组DNA技术发展初步达成共识

纪要指出，重组DNA技术方法的应用研究将显著增进我们对生物化学基础知识的理解，引发分子生物学领域的革命，但重组DNA新技术允许对来自不同组织的遗传信息进行拼接融合，可能使我们进入充满不确定性的生物学时代。甚至在今天，通过非常有限的研究活动来对其潜在的危害进行评估依然是相当困难的。这些“无知”和不确定使我们认识到采取谨慎态度从事相关研究是明智的。大多数的重组DNA实验研究应该在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下继续进行；那些存在潜在的重大风险的实验应该在现有控制条件下暂停进行。当然，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或许将表明多数潜在的生物危害比我们预想的程度和发生的可能性小。

2. 确立了重组DNA实验研究的指导方针或准则

经过与会者的充分协商，会议通过了暂停重组DNA实验的协议草案，提出了重组DNA实验研究的指导方针，即在实验设计阶段就应该考虑其潜在的生物危害等风险，明确相应的控制措施。

与会者强调，实验进行的每个阶段都必须针对潜在的风险提出相应水平的控制措施；大规模运作的实验风险尤其需要采取更严格的规范措施。基于实验室安全的考虑，会议将涉及重组DNA分子构建和传播的实验描述为极小风险、低风险、中度风险和高风险四个风险等级，并依据这些风险等级提出具体的风险预防措施和安全标准，如对那些生物危害能被精确评估且能使其最小化的最低风险类型的实验采用常规微生物实验的操作规程；对产生新颖的生物类型但可获得的信息表明重组DNA不会改变受体生物体的生态行为，显著增加其致病性的低风险实验采取诸如限制进出实验室的人员和在产生雾气的环节采用生物安全罩等防护措施；对可能生成具有严重后果的潜在的致病性或引发生态破坏的生物体的中度风险的实验要求相应的转移操作必须在生物安全罩，如层流净化罩进行，且必须用适度弱化了的带菌者和宿主进行等；对修改生物体可能引发潜在的严重的生态影响或致病性后果，对实验人员或社会公众有严重危害的高风险实验，其实验过程应注意预防那些含有高传染性的微生物体，相应的防护措施包括采用阻隔室隔离区域、形成一个负压环境，要求进出人员换洗衣物和淋浴，实验室要对可能在废气、液体或固体垃圾中被污染的未激活的或遗存的生物体有相应的处理制度等。当然，这种保护措施和安全标准是暂时的，需要根据未来的实验技术进步做必要的修改。

3. 就一些暂缓或严令禁止的实验达成共识

这些实验具有可行性，但在当前的知识和预防设施下进行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生物危害，特别是那些可能产生已知的致癌物质、编码有毒物质和抗生素抗体的基因，利用重组DNA技术制造可能造成潜在危害的杂交人类、动物和植物实验，如对源于高致病性生物体的重组DNA的克隆，以及可能对人和动植物产生潜在伤害的大规模实验等。

4. 提出生物科学家、科研机构的行动指南

纪要指出，在许多国家，正在国家层面采取行动以形成针对已知的或潜在的生物危害的实验行为的规范体系，如英国研究咨询委员会和美国国家卫生院的重组DNA分子研究咨询委员会等。在这些规制建立之前，生物学家、科研机构应以如下建议作为行动指南。具体包括采取更安全的带菌者和宿主进行试验研究；严格实验室程序，要求所有工作人员接受控制规程方面的适当培训，包括在危害发生时如何采取紧急行动；重视教育和再评估。由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将会迅速展开且这一方法将被用于解决各类生物学问题，而在任何有限的时间内要预知和评估所有潜在的实验风险又是不可能的，因此，依据新科学知识的进步对相关问题进行持续的再评估是至关重要的。

四、 阿西洛马会议的历史影响

会议之后不久，伯格等就将相关建议报告给国家科学院和国家卫生院，国家卫生院要求RAC将其转化成切实可行的规范重组DNA研究的准则。RAC经过与多层面的科学家、制药公司、政府部门和公众代表多次讨论和反复磋商后，于1975年底向国家卫生院提交了研究准则草案。1976年6月23日，国家健康卫生院正式颁布了《有关重组DNA分子研究的准则》(the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Involving Recombinant DNA Molecules，以下简称《准则》)，要求所有获得联邦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必须遵守，并指定RAC为《准则》实施的监管机构。院长弗里德里克逊(D.Frederickson)在实施决定中强调说，“科学共同体必须有为民着想的信念，使这项意义深远的重要研究与我们社会的伦理、法律和社会的重要价值相一致的。科学共同体要取得公众信任，关键在于确保公开和坦率。”^[9]

《准则》颁布预示着长达16个月的暂停研究倡议“解禁”，标志着科学共同体自我规制向社会规制的成功转换，为重组DNA技术应用研究的可持续推进提供了规制保障。曾在美国能源部主持人类基因组织计划的戴维·格拉斯(David Galas)等人将这次会议称为“一场阿西洛马运动”^[15]，其理由在于它让各国政府对生物技术应用研究可能产生的社会问题包括生物恐怖主义等有了深刻的认知。谢尔登·科尔姆斯基(Sheldon Krimsky)等说，尽管当前生物技术应用研究决策的核心话题不再局限于最初的实验风险，但这次会议的历史遗产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价值。阿西洛马会议是“预警性思考(Precautionary thinking)”应用于生物技术规制的成功例证，尽管科学界对基因转移实验可能引起的潜在风险的判断完全是假设性的，这些风险在理论上是似是而非的且没有确定的生物伤害的证据支持，但这种谨慎态度在保证科学持续进行的同时保障了人类和环境生态的安全。会议的历史影响体现在3个方面，其一是促使生物学家在任何有风险的实验进行之前进行早期预警，特别是那些可能引起实验室伤害的实验；其二是会议组织者邀请一些持不同观点的科学家团体，如服务于人民的科学社团(其成员反对在人口稠密的校园从事基因重组实验)来共同讨论相关的预防策略；其三是通过科学共同体的自我规制规避了联邦政府对重组DNA应用研究的可能干预，许多科学家认为那样的干预将影响美国科学研究的生命力。^[15]

会议的发起者之一伯格强调说，阿西洛马会议标志着一个科学和公众参与科学政策讨论的新时代的来临。^[12]作为人类生物技术规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国际会议，其对当代生物技术研究的规制决策和诸多理论与现实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首先，阿西洛马会议彰显了科学共同体在应对新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决策中的重要作用。现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整合和相互建构，但其高度的专业化、知识化和技术化使圈外人很难对其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有准确的认知和判断，没有来自科学共同体内部的风险预警和自我反思，任何一种社会治理模式都很难奏效。

其次，阿西洛马会议确立了应对存在诸多已知风险和未知不确定性的前沿技术发展的新策略，那就是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和多学科评估来充分讨论可能存在的风险和危害，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指导方针和行为准则来规范新知识的应用研究。特别地，在商业或公司开始主导前沿技术研究的今天，社会参与可能让科学家、决策者、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超越狭隘的技术向度和利益局限，更清醒地认识相关技术研究与开发可能潜存的严重危害和社会后果。

正是基于阿西洛马会议这些重要的历史影响，欧美发达国家在现代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研究的推进过程中很重视公众参与科学议程的机制设置和规制安排，先后探索出“参与式技术评估”、“协商式技术评估”等新兴技术的社会评估策略^[16]，从而有效规避或化解了由于前沿领域技术的应用研究可能引发的多种治理危机。随着科技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科学家已开始成为某些前沿技术领域应用研究的领头羊和先驱者，如何通过预警性思考、科学共同体的自我规制和广泛的公众参与来应对前沿技术研究可能伴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以促进新兴技术领域的健康发展，就成为中国科学界必须予以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阿西洛马会议无疑可以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启发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