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Vol. 1
近几十年来，随着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幅度的提高，电子元件和设备的使用呈迅猛增长的态势，其直接后果就是电子设备使用周期的缩短。相应电子废弃物的数量在全球范围呈现出指数般的增长。面对电子废弃物对人类健康和自然环境的极大破坏，不少个人和群体积极应对，而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全球舞台上环保运动对跨国企业污染活动的挑战。本文主要研究美国当代的计算机回收运动，追溯了它的起源、发展和后果以提炼相关的社会机制，并探讨它对中国环保运动可能的启示意义。由于相关资料的极度匮缺，这项研究在现阶段只能是初始性的，其目的只能是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更多的后续研究和讨论。
一、 计算机回收运动的兴起电子废弃物(electronic waste，e-waste)在美国的环保运动中正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而被丢弃的计算机可能是电子废弃物的最主要组成。在2004年，大约3.15亿台个人电脑在北美地区(美国和加拿大)“退役”。在这些计算机中，约有10%被重新组装并再次使用，但大部分个人电脑被直接扔进了垃圾箱中[1]。科学研究表明，这些被丢弃的计算机是具有毒性的危险废弃物。例如，显像管(非纯平面板)所构成的计算机显示器大约含有4-8磅的铅，而大部分纯平显示器内的水银灯中含有大量的水银。在包括铅、水银和镉在内的垃圾中，40%左右的重金属来自电子设备的废弃物①。
① http://www.computertakeback.com/the_problem/index.cfm (检索日期：2008-04-19).
电子废弃物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引起美国环保团体的注意，特别是在记者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出版了曝光中国的电子废弃物灾难的录像带和书籍之后[2]；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与巴塞尔行动网络(Basel Action Network)也长期致力于阻止毒性化学危机的全球扩散。然而，一直到最近，电子废弃物才被认定为“下一代”环境问题[3]，尤其在美国计算机回收运动的兴起之后。
计算机回收运动(Computer TakeBack Campaign)是一个分散化的环保运动联盟，由草根回收网络(Grassroots Recycling Network)与硅谷毒性物品联盟(Silicon Valley Toxics Coalition)共同协调。前者是一个自然资源保护组织，后者则是一个环境健康团体。2001年，计算机回收运动由美国和加拿大的一小群倡导环境健康和减少废弃物的活动分子组成，并加入了一些劳工组织和环保意识较强的投资者[4]。这场运动的早期领导团体包括播种基金会(As You Sow Foundation)、加州居民反废弃物组织(Californians Against Waste)、清洁制造网络(Clean Production Network)、洁水行动(Clean Water Action)、美国传播工会(Communication Workers of America)、生态誓约网(ecopledge.com)、地方自立研究所(Institute for Local Self-Reliance)、未来材料基金会(Materials for the Future Foundation)、汞问题政策项目(Mercury Policy Project)以及德州环保运动(Texas Campaign for the Environment)②。
② http://www.grrn.org/e-scrap/index.html (检索日期：2008-04-17).
根据其官方网站，“计算机回收运动的目标是保护电子产品使用者、工人和社区的健康和福利。在电子产品的生产和丢弃方面，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要求或强制性协议，促成消费者电子类产品的制造商和品牌所有者承担其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完全责任”①。
① http://www.computertakeback.com/about/index.cfm (检索日期：2008-04-19).
二、 计算机回收运动的后果计算机回收运动的后果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其政策在美国全国的执行情况以及相关立法在各州的进展。考察当前美国的计算机回收项目，截止2008年，只有戴尔(Dell)公司提供完全免费的全国性的计算机回收，其他公司提供部分的免费或付费计算机回收，或者不提供计算机回收业务。另外，苹果公司一直在美国国会进行游说，反对各州推进生产者回收计划的立法②，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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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电子产品公司在美国的回收情况(截至2008年) |
② http://www.computertakeback.com/corporate_accountability/company_takeback.cfm (检索日期：2008-04-19).
就州立法而言，截止2011年2月7日，美国50个州中的24个州(外加纽约市)已经通过了有关创立全州范围的电子废弃物回收计划的法案，详见表 2，但是这些法案的细节差异很大。加州在2003年成为第一个通过电子废弃物法规的州，但目前却是这24个州中唯一推行消费者付费(ARF)法规的州。其他23个州都执行消费者责任(Producer Responsibility)法规。目前，还有许多州正在考虑采纳和推行电子废弃物法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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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通过了电子废弃物法案的州(截至2011年2月7日) |
① http://www.electronicstakeback.com/legislation/Compare_state_laws_chart.pdf (检索日期：2011-02-16).
计算机回收运动的影响还波及其他领域。例如，作为一个重要的节点，它帮助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电子废弃物网络，而这个网络现在已包括大量的合伙与成员组织。尽管其历史仍在延续，计算机回收运动的巨大成就是不容置疑的，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反戴尔运动。2006年8月，戴尔公司公开地全力支持消费者责任立法，并对一些州进行模范立法。2006年10月，戴尔发起了美国电子产品公司中最彻底的回收计划，并声明它将在全世界任何地点无条件免费回收消费者手中的任何戴尔品牌产品②。而在此之前，戴尔只在消费者购买一件新产品时才对旧计算机进行回收。目前，戴尔公司是被美国环保运动大力表扬而非批评的对象；尽管被认为仍有许多方面需要改进，它已不再是环保运动的主要挑战对象。硅谷毒性物品联盟洁净计算机运动项目主任希拉·戴维斯(Sheila Davis)指出：“戴尔在这几年作出了极棒的回应。当我们展开这场运动的时候，他们是落后分子。”[5]
② http://www.computertakeback.com/corporate_accountability/dell_campaign.cfm (检索日期：2008-04-19).
然而，戴尔公司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废弃产品回收的领导者。往前推到2001年，戴尔并没有为消费者提供免费产品回收，计算机回收运动也将戴尔列为产业内的落后者③。2002年，当抗议者第一次出现于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举办的戴尔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时，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甚至说顾客对回收并不太关心[5]。在戴尔公司态度转变的前前后后，计算机回收运动的策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③ http://www.computertakeback.com/corporate_accountability/dell.cfm (检索日期：2008-04-19).
三、 挑战制造商问题首先是：计算机回收运动为什么以制造商为靶子，而没有紧盯零售商？许多市场战略将零售商当作靶子，通过零售商来影响制造商。然而，在计算机回收运动中，制造商和品牌所有者却成为战略的目标和靶子，尤其是戴尔公司。
这一策略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就销售而言，许多电脑公司已经将其注意力从传统的零售通路转移至直销和定做，而这正是戴尔公司的起家“秘诀”。一场社会运动如欲实现其目标，就必须引起其挑战对象的注意。其次，制造商和品牌所有者一般对废弃计算机问题具有最大的决策权和控制力。再者，公共形象与客户关系已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策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对制造商和品牌所有者直接施加压力有可能迫使他们出于利润方面的考虑而改变其相关政策。第四，戴尔公司在美国个人电脑市场上处于领导地位。在2007年，戴尔拥有美国市场上最大的市场份额，达到了28% ①。不仅如此，戴尔公司还是高等教育机构与政府机构这两个销售市场的领袖；相应地，与总人口相较，其客户思想更为左倾，对环境问题关注更多，而这反过来对戴尔公司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迫使其对回收政策加以考虑。计算机回收运动相信，如果他们能够迫使戴尔改变其政策，产业内的其他企业必将相仿。最后，戴尔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会主席迈克尔·戴尔被广泛视为对其公司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这被认为是这场运动的机会，因为他们可以将计算机回收这一问题加以个人化[4]。在一份报告中，计算机回收运动这样说：“在电子废弃物上的立场是戴尔灵魂的一个污点--戴尔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尔及其夫人苏珊·戴尔(Susan Dell)对美国的儿童健康和环保慈善事业捐资颇巨，却对电子废弃物对儿童与成人的健康和环境影响视而不见。”[6]
① http://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US21041708 (检索日期：2008-04-29).
四、 从产品责任延伸到生产者责任延伸包括政府机构与产业界在内，美国公众对废弃计算机的环境危害关注已久。然而，在1990年代，讨论几乎完全集中在改善对寿终正寝的产品的处理方法上面[7]。这种情况在世纪之交发生了变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环保团体将生产者责任延伸(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制度引入美国。这项制度始于1991年的德国，并迅速蔓延至欧洲各国。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定义，生产者责任延伸是“一项环保政策手段，通过这种制度，生产者在实体或财务上对其产品的责任被延伸至产品生命周期的后消费者阶段。当设计其产品时，生产者最小化生命周期影响，并接受司法、实体以及/抑或经济方面在环境影响上无法通过设计来消除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被视为接受这项责任。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一项主要职能是将废弃物管理的成本和/或实体责任从当地政府部门与公众身上完全或部分地转移至生产者” ①。在1990年代末期，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已经在欧洲被广泛地采用。
① Five Winds International. 2004.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检索日期：2008-04-25). http://www.fivewinds.com/uploadedfiles_shared/ExtendedProducerResponsibility040127.pdf
在2000-2002年，一个诸多环保团体的联盟开始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引入美国的公众辩论，而废弃计算机问题也超越了在其寿终正寝时回收的原有架构。计算机回收运动的组织者指出：“如果非政府组织不来号召采取欧洲式的解决方式，问题将会被视为简单的为电子废弃物的负责管理来付款，而不是一个正视电子产品生命周期每个阶段的后果的机会。”[7]
与欧洲不同，美国联邦政府长期执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另一个版本--产品责任延伸制度(Extended Product Responsibility)。后者是一项自愿制度，核心意图是由包括消费者和政府机构在内的行动者共担产品责任。由此，计算机回收运动就面临着如何将产品责任延伸制度转变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问题。
除此之外，计算机回收运动还有意识地从全球视角来自我架构。首先，从始至终，这场运动坚持对计算机和其他电子产品在欧洲和美国的“双重标准”进行质询。德州环保运动的执行主任罗宾·施耐德(Robin Schneider)这样说：“在欧洲，戴尔公司对所有消费者的废弃设备进行免费回收。欧洲的生产者责任法规就这一点对公司有强制要求，这保证了其产品不被随地倾倒与焚化，且其有价值的原料得以被再利用或回收。我们对戴尔电脑的一个简单的问题是：‘美国的消费者和美国的环境为什么要遭到二等公民的待遇？’”[8]
其次，计算机回收运动试图唤起电子废弃物由美国出口至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这一问题的公众意识。2002年，计算机回收运动出品了一部纪录片《出口危害》，将电子废品出口问题上升到道德和伦理的高度[1][9]。这部纪录片受到全球范围的巨大关注，也极大地增进了计算机回收运动的曝光度。
五、 应对不利政治机会自从1980年代以来，政治过程(political process)理论一直在社会运动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倡导者将社会运动的命运视为依赖于政治机会(political opportunity)，而后者是政体结构重组和政治形势变化的产物[10]。按照这种理论，一个开放的政治结构和弱化的政体为政治挑战者提供了有利的机会。然而，这种理论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查尔斯·科兹曼(Charles Kurzman)对1979年伊朗革命的开创性研究表明，客观的政治结构变动与行动者对政治机会的主观察觉之间并不总是密切吻合[11]。真正的决定因素是行动者对政治机会的主观评价，而后者常常不等同于隐藏的政治“现实”。计算机回收运动就是一个运动参与者改变政治机会的案例。
在世纪之交，计算机回收运动并未面临开放的政治结构，不仅在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被变体为产品责任延伸制度，而且由于美国根深蒂固的重商性政策环境。在创立之后，计算机回收运动迅速采取了多项行动来改变政治机会结构。
首先，参与创立全国范围的电子废弃物回收制度。这项行动始于2001年早期全国电子产品管理看管联盟(National Electronic Products Stewardship，以下简称为NEPSI)的成立，后者由美国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资助，由位于田纳西大学的清洁产品与清洁技术中心(Center for Clean Products and Clean Technologies)协调管理①。NEPSI的宗旨是“联合股东，对电子产品管理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②。经过多次协调，计算机回收运动及其盟友最终突破了计算机产业对其产品收取前期费用，以融资回收的抵制[7]。同时，对电子产品的再利用、回收和废弃进行管理的全国体系也正在形成③。尽管由于在财务方案上的争执，NEPSI在2004年解散，它在一系列法案在美国各州的提议和通过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容否认的。最为重要的是，计算机回收运动将NEPSI的解散视为一个有利的政治与经济机会，因为企业精英的分裂被视为和政治精英的分裂同等重要，而且解散本身使计算机回收运动得以构想和组织更为激进的行为[2]。
①http://eerc.ra.utk.edu/clean/nepsi/word_docs/NEPSI%20Final%20Resolution.doc (检索日期：2008-04-15).
② http://eerc.ra.utk.edu/clean/nepsi/ (检索日期：2008-04-15).
③ http://eerc.ra.utk.edu/clean/nepsi/word_docs/Final%20Portland%20Press%20Release.doc (检索日期：2008-04-15).
其次，为了打破不利的政治机会结构，计算机回收运动组织了一系列针对戴尔公司和整个计算机产业的活动。2001年11月，计算机回收运动与硅谷有毒物联盟(Silicon Valley Toxics Coalition，以下简称SVTC)共同发布了年度计算机报告卡，作为它在全国范围协调行动的第一步。计算机报告卡由SVTC在1999年首先发布，并自此由SVTC和计算机回收运动每年联合发布。它“追踪计算机和电子公司在社会与环保指标上的进展，包括原料政策、供应链管理、回收项目及其产品生命周期末端的管理” ④。在这项报告的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公司的环保标准列表上，戴尔公司占据了一个非常显著的位置，并被批评为一个落后者，远远落后于主要市场竞争对手惠普公司，详见表 3。计算机回收运动组织了媒体同日发布和18个都市地区的相关活动，立刻吸引了全国消费者和媒体的注意力，并受到上榜公司的密切关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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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1年计算机报告卡领先者和落后者 |
④ http://www.etoxics.org/site/PageServer?pagename=svtc_computer_report_card (检索日期：2008-04-15).
计算机回收运动还将报告卡架构为一个先进分子与落后分子的问题，并强调戴尔公司相对于惠普公司高回收标准的落后地位，这最终导致戴尔公司废除其臭名昭著的监狱劳工关系[4]。2003年6月，计算机回收运动发布了一份题为“双制度记”的报告，将戴尔基于监狱的计算机回收项目与惠普和微粒金属(Micro Metallics)公司长达7年的市场合作关系进行对比并大肆渲染①。这份报告发布后一个星期不到，戴尔公司就宣布不再依赖于监狱来供应其回收劳工[2]。
① svtc.org/wp-content/uploads/prison_final.pdf (检索日期：2011-02-16).
六、 动员高校学生戴尔公司是高校学生市场上的领导者，计算机回收运动将这一点看作是一个有利的政治机会，因为高校往往是“活动分子的温床”[12]。计算机回收运动在2002年3月开始动员高校学生②。到了2003年晚春，这场运动在20个州组织起了行动。高校学生成为计算机回收运动的主要活动基地，学生与校园压力成为创造社会变化的主要工具[4]。
② http://www.computertakeback.com/corporate_accountability/dell_campaign.cfm (检索日期：2008-04-19).
学生活动分子采取了一系列多样化的运动策略，主要活动包括：(1)给报纸和杂志编辑写信，呼吁改变政策；(2)收集明信片签名并寄给戴尔公司以示抗议；(3)通过戴尔公司网站上的客户反馈链接发送电子邮件；(4)开展公共舆论问卷调查，以揭示群众对戴尔公司回收政策的态度；(5)资助学生集中于同一天通过免费客户服务电话致电戴尔公司。计算机回收运动还敦促高校学生联系其学校，要求学校给戴尔公司施加压力，从学校回收废弃计算机①。除此之外，这场运动派发了数百张校园运动宣传光盘，使用生化防毒面罩作为吁求吸引学生签名和加入，并撕碎戴尔在全国性报纸上的广告，将其寄给迈克尔·戴尔本人[4]。这些活动加在一起给戴尔公司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正如一个参与者所说：“如果你是一个关心利润的公司，而你收到了客户和股东寄来的6000封信，一段时间后，这真的造成了不小的压力。”[5]
①Steichen, Renae. 2006. Toxic Electronic-Waste Campaign. http://www.drake.edu/artsci/PolSci/ssjrnl/2006/steichen.pdf (检索日期：2011-03-04).
从2000年到2003年，戴尔公司开展了一场电视广告行动，主打一个叫做史蒂文(Steven)的电视广告员，号称“戴尔老兄”(Dell Dude)。计算机回收运动随即开展了一轮针锋相对的“有毒物老兄”(Toxic Dude)媒体行动，并推出了一个“有毒物老兄”的网站ToxicDude.com，在网站主页上，戴尔的电视广告员史蒂文和一个骷髅站在一起[13]。一份题为“老兄，他们为什么不回收我的旧戴尔？”的报告随后不久被发布，要求戴尔公司承担与其业内领袖同等的责任，作出与其市场利润和销售业绩相匹配的环保行动，以应对日益严重的电子废弃物问题②。这份报告在许多高校中流传，并引起了消费者和高校学生的高度重视[4]。
② http://www.grrn.org/e-scrap/Dell_TakeBack_Report.pdf (检索日期：2011-03-04).
对高校学生的动员收到了明显的成效。2004年4月，迈克尔·戴尔邀请几十位高校学生和管理者观看网络直播，而他在直播中亲自列举了戴尔公司生产易于回收且回收过程安全的计算机的计划和措施[14]。
七、 讨论：计算机回收运动对中国环保运动的借鉴意义环保运动在中国尚属新生事物。尽管中国有大约2000个官方注册身份为非政府组织的环保团体，其中大多数集中于相对“安全”的方面，例如环保教育、公众意识、生态多样化保护以及演讲和授课活动[15]。一个趋势是，更具抗争性的活动正在兴起，尤其是绿色和平中国分部的日益活跃。
迄今为止，绿色和平中国分部发起的两场最引人注目的行动与电子废弃物和非法砍伐森林有关。关于电子废弃物，它针对大型跨国计算机公司发起了一些活动，尤其是对惠普公司的抗议活动。2005年，绿色和平中国分部在惠普公司北京办公室外举行了一场小型的抗议活动，抗议者身穿印有蓝色“惠普停止用毒！”标语的白色防化服，并现场派发明信片和从惠普中国办公室的垃圾箱里提取的电子废弃物。这些抗议者还给惠普中国办公室寄发了数封公开信。这场抗议之后，戴尔、宏基和联想都承诺在其产品中停止使用最具毒性的材料①。绿色和平中国分部还发起了一场针对跨国纸业公司金光集团(APP)在西南地区非法采伐森林的大规模抗议行动，呼吁对金光集团的产品进行抵制。这场行动引起了广泛的媒体报道。其结果，金光集团承诺不在中国从事非法森林采伐，尽管绿色和平组织持不同结论②。
①胥晓莺：蚁象之争--绿色和平挑战惠普，2006年1月23日. http://tech.sina.com.cn/it/2006-01-23/1849827600.shtml (检索日期：2008-04-20).
② http://finance.sina.com.cn/nz/appyunnan/index.shtml (检索日期：2008-04-20).
然而，对于中国环保运动而言，失败往往多于成功。什么导致了环保运动在美国更为显著、更为成功的角色和在中国的有限作为？
我们当然不难罗列一系列具体原因，还可以进一步归纳出一般性法则(law)，但政治理论家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法则提出了质疑，并主张采取一种基于机制(mechanism)的研究途径来解释社会现象。埃尔斯特指出，机制是“经常出现且易于识别的因果类型，这些类型在总体而言未知的状况下被引发，或者其后果无法预先确定”[16]。如果机制常常成对出现，那么，简单归纳出一场运动“成败”的规律就具有误导性。从而，我们不能假定美国计算机回收运动的策略可以全盘适用于中国。正如凯文·奥布莱恩(Kevin O'Brien)所指出的，中国有其独特的集体行动策略库(repertoire)，且活动团体常常诉诸于跨界的(boundary-spanning)抗争，意即他们往往协商出一个处于制度内政治与制度外政治之间，和平行动与抗争行动之间的空间[17]。摈弃一般性法则并不意味着个案研究的弱解释力；相反，我们可以从计算机回收运动提炼出一套社会机制出来，笔者称之为“三重策略”--利用经济机会结构(economic opportunity structure)、打破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架构话语机会结构(discursive opportunity structure)。
中国相对封闭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固然是对挑战者的巨大阻碍，但计算机回收运动告诉我们，社会运动组织本身可以主动地影响政治机会结构，并为自己构筑政治合法性。计算机回收运动还利用了经济机会结构，创造了领先者/落后者的二元架构，竭力给运动对象制造难堪，还动用市场竞争的力量来敦促戴尔公司改变其政策。除此之外，计算机回收运动创造了一种于其有利的话语机会结构，极力动员高校学生，将电子废弃物问题架构为一个全球性的道德问题，由此成功地将运动旁观者转化为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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