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先生时，钱先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钱先生在这里并不是以提问的形式来说的，而是以结论性的形式来说的。但是，自然就把一个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为什么会是这样。

钱先生是把杰出人才和大师相提并论的。而大师应该是指能引领世界某一方向发展的人才，如钱先生自己，以及如陈省身、华罗庚、杨振宁、李政道等，或者还应加上如发展“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等。事实上，50年代后的台湾和香港也都培养出了大师级的人才，如李远哲、丘成桐、丁肇中、高锟等，后两人没有读完大学即赴外国留学。(还有一个香港的崔琦，因他高一后即去美国，故不算)。这就更值得我们深思。

有不少人已经就这个问题发表了看法，写了文章。有的人还认为钱先生其实自己是有答案的，只不过故意不说而已。

钱学森之问是关系到我国能否建成创新型国家的大问题，因此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什么是创新型国家，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20世纪末美国有十几个工程师学会联合做了一次社会调查，看大家认为20世纪对人类影响最大的技术发明有哪些。按顺序列在前20项的是：电力系统、汽车、飞机、自来水、电子技术、无线电和电视、农业机械化、计算机、电话、空调制冷技术、高速公路、航天技术、因特网、成像技术、家用电器、保健设施、石油化工、激光和光纤、核技术、高性能材料。按人口比例来说，如果在上述20项中有4至5项是源自中国，那中国在技术发明方面，就可以说是属于创新型国家了。当然，创新不应仅限于技术，还应包括科学(不仅限于自然科学)、艺术、文化等等各个方面。

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应该在各方面都有相应的杰出人才，而不能是只有很少量的或仅限于某些方面的。日本的汤川秀树和朝永振一郎分别在1949年和196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但人们并不认为日本在当时已是一个创新性很强的国家。

杰出人才是人才中的尖子，是从大量从事创新活动的人中间冒出来的。大量从事创新活动的人，又是以有更多得多的人有创新意识和愿望为基础的，而这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下才有可能。所以说，一个创新型国家应该有以下特点：(1)那个国家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利于人们具有创新思维和创新愿望。(2)那个国家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人们实际从事创新活动。(3)实际上的确有很多人从事创新活动，从而有很多创新成果。(4)在众多创新成果中，有若干起着引领世界发展的作用，且其数量至少应该和国家人口数量，或至少应是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相匹配。上述四个方面中，列在后面的能否实现取决于列在前面的是否已实现。因而归根到底，建设创新型国家最重要的是形成有利于人们具备创新型思维和创新愿望的社会文化环境。大学能不能办好，其实也取决于这一条件，而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

人的创新要有动力。创新的动力首先是需求。比如说远古时期，为了生存，人类的祖先在实践中发现了工具的制造技术，从而逐步地从一般动物演化成现代的人类。人类对衣食住行等的需求，促进了畜牧及种植技术、纺织技术、房屋建造技术、车船制造技术等的发明。需求一直都是创新的最重要动力。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思想最活跃、各种学术蓬勃发展的时期，就是因为那时各诸侯国相互竞争的生存需要。等中国成为统一国家后，虽然不时有外族的侵略，但总的来说，在大多数时间内，周边国家或民族都相对落后，对中国不构成大的威胁。所以从国家层面来说，就缺少了创新需求。从国际上来看也是如此。在有大的战争时期，实用性的发明会特别多，就是需求驱动的。

创新的另一重要动力是人的好奇心和兴趣。好奇心驱使人们去接触新事物。而一旦对所接触的新事物发生了兴趣，就有可能去研究它，从而发现新的规律或有所发明。好奇心是每个人都有的，是先天带来的。而兴趣则是接触事物后形成的，是后天培养的。

如果上述观点成立，则钱学森之问，实际上就有了部分答案。

在民国时期，从国际环境来说，中国饱受列强欺侮，要求生存就要自强。从国内来说，已基本是市场经济，人们没有铁饭碗，是一个有竞争的社会。尽管那时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也还不是法治国家，官僚资本有强大的势力，因而竞争不很规范，但终究是有竞争的。从社会文化环境来说，虽然封建传统还很重，但已受到很大冲击。各种思潮都在一定程度上能公开表达，不同观点间存在公开争论，而且那些争论，除了少数人外，也都是以一种说理的形式进行，这自然会使整个社会的思想比较活跃。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年轻人，不会不受到影响。生活逼得他们进行思考，这对其未来的创新活动，无疑是有潜在影响的。

反之，解放以后的前三十年，除了在不长的时间内和苏东国家有来往外，基本上是闭关锁国。期间，因为在国防上有迫切的需求，国家抓了两弹一星的研制。但在民用科技方面，从国家层面上说基本上没有作为。计划经济只能计划已知的，不能计划未知的，闭关锁国又使得不知国外的发展，只能做出的是跟踪的计划。从而在改革开放后发现，和国外已有了极大的差距。从个人来说，铁饭碗体制使得人们失去了重要的创新动力。而文化思想上的要求高度统一，尤其是在社会和人文科学上，无疑大大压抑了人生而有之的好奇心。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人，不能不是这样。因而虽然改革开放后，有大量的年轻人留学发达国家，但迄今还没有出现大师级的杰出人才。而上述民国时期及台湾香港培养出的大师们，虽然其最主要的创新成果都是在国外做出的，但多数是在出国不太长的时间内就有重大创新。这不能不说是因为他们在出国时就已具备了创新的基本素质。

这里我们要特别谈一谈社会文化环境的问题。1987年得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的利根川进曾经说：“不敢冒险的人，或者只会考试得分的人，是不适合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的最重要的才能是要有怀疑的能力，还要有丰富的想象力”。这几乎是为我国年轻人量身定做的评语。在中国长期的专制皇朝时期，要求大家读圣贤书，做循规蹈矩的人，通过科举考试以进入仕途。而科举考试的题目又多半是如何按照圣贤书中所述来论证某一命题，丝毫也谈不上创造性。解放后，至少是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虽然循规蹈矩的‘规’和‘矩’和专制皇朝时不同，但要求大家循规蹈矩的精神并没有变。循规蹈矩者有前途，而有怀疑精神和冒险精神的则多半要倒霉。所以难怪中国的年轻人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意愿。即使到了国外，短期内也改变不了，所以才有外国学者对中国去的学生缺乏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评语。

因此，从对中华民族未来负责出发，大家都应自觉地争取改变我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使之朝着有利于大多数国民形成创新思维和具有创新愿望的方向发展。为此就必须：(1)坚持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竞争。(2)在国内坚持市场经济，形成健康的竞争环境，以使对创新有强烈的需求。(3)要使文化教育有利于保持并加强人们的好奇心而不是相反，真正达到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为此要完善法制，使得市场是一个法治下的公平竞争的市场。要依据宪法所规定的公民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制定出相关的法律，既保障公民的权利，又保证社会的有序和稳定。

下面来谈一谈大学的问题，因为大学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一环，也是钱学森之问中提到的问题。

大家公认，现代大学的精神是19世纪初由普鲁士教育家威廉·冯·洪堡提出的。他对现代大学的界定是：大学应是知识的总和，教学与研究同时在大学内进行，而且学术自由，大学完全以知识及学术为最终的目的，而非实务的人才培育。当然，随着时代的进展，上述内容有所变化和发展。但有两点，是所有现代著名大学都坚持的，那就是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和学术自由。总有些人对自由两个字带有偏见，好像一讲自由就会导致混乱，甚至危及社会稳定。但是这里是在思想范围内讲的。思想本来就是自由的，再严厉的管制，也不可能使所有人的思想完全一致，最多只是不表达而已。而客观世界的现象是复杂的，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被人们认识。人们从不同角度去认识，得到的结论就不会完全相同。正是不同思想间的交流、碰撞，才使得总体认识得以变得更为全面和完整。而事先就要规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事后看往往正好相反。

彭桓武先生在一篇纪念爱因斯坦的文章中，引用了爱因斯坦一段话：“纯粹的逻辑思维不能给我们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结于经验”。这是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至今还没有一个例子能说明这一原理不正确。人类没有经历过的事物，对之是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的。根据某本书或某个人的话，就推断任何人都还没有经历过的事情的性质或好坏，那只能是一种需要证实的猜测而不能是结论。既然只是猜测，就不能要求别人无条件地信服，就不免被人怀疑，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培养出像利根川进所说的“有怀疑的能力”的人。

民国时期的大学，学术是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的。蔡元培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就是其体现。兼容并包的结果并不是好坏不分，而是通过比较思考使大多数学生得到正确和有益的结论，因为真理是不怕比较和怀疑而最终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的。而解放后的大学，至少是在改革开放前，强调的是思想统一，正确引导(很多时候并不正确，如大跃进和文革期间的引导)。学生无需比较思考，只要接受书本和老师告诉的现成结论就行了。结果是，在国内时思想很“纯正”的学生，到了国外，其思想变得更快。

民国时期的国际环境很险恶，中国受到列强的欺侮，学生受到的是国耻教育。所以很多学生的学习动力中就有科学救国的成分，不少解放后不久就回国的老一辈科学家就是如此。还有的人从小就知道了一些大科学家或其他大师的事迹，立志要学习而成为他们那样的人。这都为他们的学习和成长起了推动的作用。解放后这两种动力都不存在了。学生整天听到的是我们如何一天天强大起来，敌人如何一天天烂下去的宣传。国家已经强盛得很，哪还需要我们去救。另一方面，每个人都被要求成为一个螺丝钉，任何想成为大科学家或大师的想法都被批为资产阶级思想。事实上，从反右之后开始，绝大多数有成就的学者，都被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有的还被批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迫害。甚至于说“书读得越多越反动”。在这样的环境下，当然不可能出现大师级的人才。改革开放后，情况有了改变，但学习和努力工作的动力就基本上只剩下为自己和家庭过上好的日子了。拿破仑曾经说过“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会是一个好士兵”，用到学术界，可以说“不想当大师的人，不会是一个好的学者”。因此，如何在现在使年轻人除了竞争压力外，有一个能持久起作用的动力，是值得研究的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说大话空话肯定是不起作用的。

办好大学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选择校长。最近一段时间，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议的很多。大多数人把重点放在大学校长不应有行政级别上。这实际针对的是中国的等级制而言的。在没有等级制的国家，本来就没有这些问题。就是在民国时期，这也不是一个问题。在民国时期，不当大学校长了，可以去做其它按现在的眼光看起来等级更低的工作。例如原任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当时不是完全的大学，但已有大学部分)校长的周诒春，1918年辞职后又任过燕京大学代理校长，国民政府实业部政务次长，贵州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1938年，欣然接受清华同学宋士英的倡议，到贵阳市郊去筹建清华中学(建国后更名为花溪中学)。1914年到1920年间曾任北洋大学校长的赵天麟，1934年受邀出任天津耀华中学的校长。上述两位，从曾任大学校长到任中学校长，按现在的标准是从副部级降为了正处级，除非是犯了错误的人，否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张伯苓终身“无大志”，满足于当南开的校长(晚年曾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但不是他本人的志愿，时间也很短)。梅贻琦也是如此。但他们分别把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办成了各有特色的名牌大学，永远为人称道。因此，当好大学校长的首要条件是有献身教育的愿望，而不是级别够不够。

实际上，大学校长并不是级别够了，什么人都能当的。像张伯苓和梅贻琦，终身从事大学教育，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把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办成了各有特色的大学，这正是现在中国大学所缺少的。最近我国大学校长调动频繁，一个校长在一个学校刚刚开始做出成绩，就要把他调走，或是提升，或是调往另一高校。大学校长和副部长虽然是同级，但要求的素质是不一样的。副部长可以而且也许应当较频繁地调动，但校长要有长期办学的思想，不宜频繁调动。国外名牌大学的校长和教务长，一般都在一个学校任职多年，这是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此外，还有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事情，就是很多高校的校长是院士。一位中年教授一旦被选为院士，很可能不久就被任命为大学校长。院士和大学校长同样要求有不同素质。院士不一定能成为好的校长。而一旦当了校长，其原来的业务必然受到影响，二者不可兼得。总之，如何选择大学校长，也是一个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否则钱学森之问不一定能圆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