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大力发展核电政策的进一步推进，我国大众对核电风险的担忧逐渐显现。2007年2月潮州、汕头两市省人大代表在广东省人大代表会召开期间，就广东省韩江上游拟建核电站事件提出询问。在会上潮州、汕头两市代表就核电项目有可能对韩江饮用水水源带来的温度变化、辐射污染、泄漏风险等问题，公开询问了广东省发改委的有关负责人和广东核电公司的技术专家。代表提出，政府在发展核电项目时“一定注重科学和民意，高度审慎推进核电站项目建设”^[1]。

同年山东乳山银滩的核电项目也遭到了民众的反对。一批在山东乳山银滩购房的业主由于担忧核电站破坏银滩的自然坏境，通过网络发起反核运动。网友们自称自己的活动为“网络反核运动”。他们以网络论坛作为平台，讨论和传播核电的技术风险及世界上的核危机事件引起的环境危害^[2]。在网络以外，他们也通过向国务院提交签名信，在银滩风景区组织反核宣传等活动，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最后网友声称他们的“网络反核运动”获得了胜利。原因是在2008年由国家发改委签发的《中国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中，乳山银滩核电项目被列为需进一步论证的项目。

而在日本发生福岛核危机后，大众对核风险担忧情绪更为明显。代表性事件为2011年底至2012年初发生的安徽望江发文请求叫停江西彭泽核电站建设事件。事件的起因是几位老干部向国家有关部门递交的一份呼吁停建彭泽核电厂的“陈情书”在网络上被广泛转载。随后，事件发展为和彭泽县一江之隔的安徽省望江县，以政府公文的形式，请求叫停江西彭泽核电站建设。该公文称：“彭泽核电项目评定报告‘人口数据失真、地震标准不符、邻近工业集中区和民意调查走样’”^[3]。

从近年来的几次事件来看，我国大众已经开始通过政治体制和网络社会，表达对核风险的担忧以及对于风险评估体系的“不信任”的态度。纵观世界各国，大众对核风险的担忧以及由担忧引发的“信任危机”已经成为西方社会学者关注的热门议题。在接二连三的重大事故发生以后，大众为什么对专家知识和政府的官方说辞表示出“不信任”的态度?本文尝试从“风险社会(risk society)”和“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al scientific knowledge)”这两个不同的理论框架，分析大众对专家体系的“信任危机”是如何产生的。并且阐述这两个理论框架在解释我国大众在核电发展中的“不信任”时的适用性。

一、 “风险社会”理论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对“信任危机”分析与阐述

“风险社会”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的代表人物布莱·温(Brain Wynne)等人，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分析和阐述了大众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对专家体系的“信任危机”。贝克和吉登斯认为，信任危机的核心是“科学知识”。正是由于更新的科学知识被大众所了解，因此他们怀疑已有的技术风险和不确定性。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强调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温等人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下，从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的角度，强调大众所处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背景对他们的相关(科学)知识的塑造，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总结的“非专家”知识(lay knowledge)的重要性(大众掌握的“非专家”知识与所谓的“专家知识”是平等的，而并非谬误和非理性的)。这两个理论都是从认知的层面(cognitive status)，讨论导致大众对现代科学技术和专家体系从“信任”向“不信任”转变的原因。

相对于贝克和吉登斯的理论，温从公众理解科学的角度，更加注重普通大众对于现代化科学技术的更为细微的矛盾心理。温主张，实际上普通的大众并不像贝克和吉登斯认为的那样，可以用科学知识武装自己，从而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反思而选择哪种科学知识更为可信^[4]。大众一般对于运作现代化科学技术的机构有一种宿命性的依赖(fatalistic dependency)，他们缺乏选择，而只能相信。即使在一些现实案例中事实证明专家知识出现了问题，而大众的非专家知识是正确的，他们也很难冲破机构和知识的壁垒，在处理风险的问题上有所作为。正是由于“非专家”知识一直被忽略和被排除在风险决策的体系之外，因而引起了“非专家”知识和“专家”知识的对立，进而引发大众对专家体系的“信任危机”

1. “风险社会”下的“信任危机”

在“风险社会”的框架下，贝克强调的现代风险的特殊性和科学的反思性。贝克认为，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高度发展而形成的风险，是一种人类没有相应历史经验的、无法预计其后果的、极易令人产生恐惧的新型风险^[5]。这种风险有一个重要特征：它比以往任何一种传统风险更需要科学知识的定义和评估；然而科学知识对这种风险的定义和评估又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核风险正是贝克定义的现代风险的典型例子。由于核能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到巅峰的产物，大众需要科学技术专家对其风险进行评估和定义。然而在现实运行中，由于技术上无法克服核能的不确定性，于是技术专家的知识总是不断地被新的知识所质疑、挑战或者推翻。贝克因此提出反思性现代化的理论。他认为，虽然现代化发展无可避免的带来风险，但是现代社会又具有前所未有的反思和自我批判的特征。科学在不断地批判和修正自己的不足和谬误。虽然科学的自反性可能带来更多的谬误和风险，但是贝克始终把科学(科学知识)作为反思性现代化社会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

吉登斯对现代风险以及科学的反思性的主张，与贝克有很强的共性。但是吉登斯的理论更为乐观地把反思性现代化作为风险社会的出路^[6]。同时与贝克相比，吉登斯对于现代社会的“信任”和“信任危机”的产生有更为具体的分析和阐述。吉登斯提出：科学技术风险的特殊性和现代社会的反思性特点决定了大众对于权威机构的“信任”不再像过去一样理所因当。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大众基于对科学技术的反思，有选择地投放他们的信任。而权威机构必须主动地去赢得大众的信任。灾难性事件的发生引发了大众对核能的信任危机。而这种信任危机具体体现在对“专家系统”的信任丧失^[7]。吉登斯认为在传统社会中，大众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信赖。也就是说大众如同相信拿着货币就可以买到商品一样，信任科学技术专家的专业知识。在这个阶段大众对专家知识的信任有一定的盲目性，也就是说，他们在并不了解科学技术运行的原则的基础上，已经选择信任科学技术专家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知识运行的体系。然而在风险社会当中，由于人们真实地见证了专家知识的谬误，以及科学知识在面对技术的不确定性时显示的无作为，他们开始反思科学技术知识的权威性，同时积极的选择“谁”更值得信任^[7]。例如，在核能发展初期，大众信任专家体系和核工业部门以及政府能够有效控制风险和保证核能的安全运行。然而当大型核事故发生后，人们亲身体验了专家体系的谬误以及管理部门的不作为，于是他们反思专家体系定义和管理风险的谬误，并且更主动地选择信任的对象(媒体，环境保护NGO，或者非官方的科研机构等)。贝克和吉登斯同时指出在风险社会中，由于大众对于“专家体统”的信任丧失而引发的信任危机极难修复。似乎在风险社会中更多的科学知识只能导致更多的担忧和信任危机。

贝克和吉登斯的理论因此受到了许多实证研究的批判和修正。伊恩·威尔士(Ian Welsh)对英国核工业的研究指出，专家体系在核能发展的初期已经受到怀疑和挑战^[8]。早在四、五十年代英国核电站建设的论证阶段，就有人提出过对专家体系的怀疑。大众并不像吉登斯认为的那样，对专家体系存在单纯的信任。而在核能的发展过程中围绕风险和发展的决策也并不如想象中那样以科学和专家知识为核心依据。同时，所谓的科学知识和专家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情况的影响。它们并不能像贝克和吉登斯认为的那样独立而客观地成为反思科学技术风险的主导力量。

2. “非专家知识”与“信任危机”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解释

以温为代表的英国社会学者尝试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和阐释信任危机产生的症结所在。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温及艾伦·欧文(Alan Irwin)等强调(科学)知识形成的社会背景，并指出了非专家知识的重要性^[9]。温认为，吉登斯的理论在解释信任危机的问题时犯了两个严重错误：“吉登斯，最初把表面上无可争议的专家地位等同于大众对专家知识的信任；然后把专家意见广泛和公开的受到争议看作是大众主动的选择(可信任对象)的结果，他认为大众可以在一个全新的维度上推翻之前他们对专家知识毫无疑问的信任。”^[4]温主张，实际上普通的大众并不像贝克和吉登斯认为的那样可以用科学知识武装自己，从而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反思而选择哪种科学知识更为可信。温的实证研究结果指出，即使是在民主化程度和科学技术化层度非常高的英国，大众仍然无法脱离制度化的壁垒、文化及社会地位上的劣势，主动地反思科学技术带来的问题。大众只掌握非专家知识，他们只能通过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来判断、定义风险。欧文对英国居住在污染性工业区周边的居民的科学知识的调研也有类似的发现。欧文在1996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当地人就与技术相关的事务发表见解时，科学并未出现，他们更关注“外人”(一些科学家)与“内人”(那些真正生活在担忧中的人们)之间的分歧来自于哪里^[10]。

温和欧文认为，大众的这种非专家知识应该受到与专家知识同等的重视。但事实上大众的非专家知识总是被认为是谬误的、非理性的和缺乏科学依据的。因此温认为，信任危机的产生并不是如贝克和吉登斯认为的那样，是由于大众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因而变得更加担忧技术风险。相反，信任危机产生于大众对自己面临的实际情况的理性的、深刻的反思。这些实际情况集中表现为：在知识的层面上无法掌握被认可的相关科学知识；在机构设置上被排除在科学技术、专家体系之外；在政治上缺乏参与决策的手段。温所做的著名的“牧羊人”研究有力的证明了他的论点。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以后，放射性物质对英国境内威尔士的羊群产生辐射影响。科学家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证明，受辐射的羊群可以在6周后代谢掉体内辐射物质。建立在这一系列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英国政府强制牧民延迟出售羊毛和羊奶。然而在此后的6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里，一部分羊群还是无法代谢掉核辐射物质^①。牧民因此支付高额的饲养费用，却始终无法出售羊毛和奶制品，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整个事件过程当中，由于专家始终无法对放射性物质的代谢情况做出准确的预测，而当地牧民由于长期在当地从事畜牧工作而掌握的非专家知识一直被忽视，促使了信任危机的产生。最后，牧民开始怀疑放射性物质并不是来自于切尔诺贝利事件，而是来自于与牧场相隔不远的谢雷菲核电站。而政府一味的澄清和利用专家话语答复牧民的作法，被认为是敷衍和掩盖事实的表现，导致了牧民对专家系统的信任丧失和抵制^[11]。

① 主要原因是实验室的实验条件和土壤条件与威尔士当地不符。

同样是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的史蒂夫·耶利(Steven Yearley)在2000年对英国大众如何运用非专家知识参与到城市空气污染的界定的实证研究，验证了温对信任危机的阐述。但耶利提出，大众对专家体系的不满除了表现在对技术测量的怀疑上，还表现在对技术机会成本的质疑(他们质疑为什么要花费大价钱引入技术测量的专家体系)，以及对该专家体系其实在制度上受制于地方权力机构的事实的不满^[12]。因此耶利提出，关注非专家知识固然对于研究“信任危机”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这显然不是“信任危机”的全部。大众同时质疑高科技产品的成本，专家体系评估的风险有多少能作用于政策制定，以及地方权利机构的管理效力。耶利认为，以上的要素同样是导致“信任危机”的要素，因此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社会学”对“信任危机”的解释力。

二、 案例研究：韩江上游拟建内陆核事件

在分析了“风险社会”的理论框架和温等人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下对“信任危机”的解释后，我们再来看这两个理论框架是否能解释我国的实际情况？要判断理论的解释度就需要从现实中的案例出发，通过实证研究的数据加以说明。作者通过对广东省韩江上游拟建内陆核事件的田野调查，为判断上述两个理论的说服力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

2007年2月5日，南方日报刊登了题为“韩江上游拟建核电站，汕头、潮州代表提出询问——1000万人饮水可能被污染？”的报道^[1][13]。根据该报道的信息，作者发现内陆核事件的参与者是汕头、潮州两市的人大代表。该报道中并未提及韩江上游核电选址地点附近居民对该项目的任何看法，同时上游选址地也没有任何人员参与询问会。韩江上游的核电选址地点周边的居民如何看待该核电项目？他们对核风险持什么态度？带着以上问题，作者于2007—2008年对广东省拟在韩江上游修建全国首座内陆核电站案例本案例是关于广东省梅州大埔县韩江上游拟建内陆核电站项目的争议。广东省相应国家发展内陆核电站的计划，在省内的主要河流展开核电项目的初步可行性调研。韩江上游的梅州大埔县及丰顺县的三个选址通过了初步可行性调查。韩江下游的潮州和汕头两市人大代表担心内陆核项目会对下游10，000，000人民的饮用水带来风险。汕头和潮州两市代表在2007年2月4日的广东省人大会议期间就该项目咨询。 ，对潮州、汕头两市的人大代表和梅州大埔县的当地居民，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随后，在2011年3月9日福岛核危机发生后，作者于2011年8月重返大埔县回访，目的在于了解在核事故发生后大众的“不信任”如何产生。

作者采用访谈和参与观察法相结合的数据收集方法，对潮州，汕头两市的8名人大代表及大埔县的58名当地人进行了访谈。由于核电问题存在一定的敏感性，两个单元的访谈中，作者均通过逐字笔录而不是录音的方式记录访谈数据。田野笔记是作者进行数据分析的依据。作者通过扎根理论的分析法对逐字记录进行开放式编码，提取所需信息。

1. 人大代表

通过对人大代表的话语进行分析，作者发现他们提出质疑和“不信任”的过程是：

首先，人大代表提出，核电站有可能对1000万人的饮用水带来不可逆转的污染，有可能危害子孙后代。由于当时福岛核电危机还未发生，他们用以佐证自己的担忧的例子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及2006年日本媒体对地震后核电站发生泄漏事件的报道。

其次，他们指出，在核电发展是否会污染饮用水的问题上我们国家是缺乏历史经验的。同时他们质疑，我们国家现有的核电站的排放标准是否符合国际标准？还是只是“中国标准”？“中国标准”是否靠得住？

最后，他们提出，即使不发生泄漏等严重事故，利用韩江水作为核电站的冷却水会不会带来江水的热污染，从而影响鱼类和其他水生物的生态环境。汕头人大代表谢绍河是当地的珍珠养殖大户，他从自身多年从事珍珠养殖业的实际经验出发，提出在枯水期利用江水作为冷却水会影响水生物的生长。

人大代表称，为了和省里的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广东核电集团的专家进行对话，他们专门咨询了汕头大学的海洋生物学教授，并在网上收集了大量数据和资料。但是咨询会的结果让他们非常不满。人大代表认为，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和专家并没有就咨询会做相应的准备。在回答人大代表的提问时，广东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屡次用“发展核电是省里的政策”，“项目目前还没有立项”，“相关部门会保证核电在安全的情况下运行”等官方话语搪塞人大代表。而广东核电集团的专家则简单地拿出一些数据企图说服人大代表。专家称我国的排放标准比国际上的标准要严格，安全绝对有保障。然而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的回应不但没有平复代表们的担忧，反而使他们对相关部门和核工业更为“不信任”。代表称：“他们态度敷衍，显然没做什么功课(没有好好准备)”。由于在咨询会上无法获得有效及满意的答复，代表们会后撰写了提案报告，呈给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要求省里给出进一步的答复和解释。

人大代表的咨询体现了对我国处理核风险的政府部门和专家体系的不信任。他们收集了相关的科学技术知识，认为自己对于核风险也具有科学的了解，并且准备运用科学与政府和专家进行对话。但是政府负责人和专家表现出来的“不专业”让人大代表的“不信任”进一步加深。人大代表在事件中的反应，与贝克和吉登斯在“风险社会”理论框架下的分析有一定的吻合度：第一，他们指出了核风险的特殊性；第二，“科学”和“科学知识”是人大代表用来组织自己的质疑和担忧的依据。他们在对话的过程中，希望提醒核电项目的管理者和专家，用更为科学的方法准确地测量核电站对当地水体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科学知识社会学”从实证研究总结而来的主张确实能引领我们从对“科学”和“科学知识”的不休止的争论中抽离，然后更为深入地思考科学知识形成的背景。但是关于核能的科学技术知识显然不是人大代表自然而然获得的知识，但的确是他们通过自己的经验判断认为最能与专家和政府部门进行对话的知识。因此他们通过各种手段，从核电站运营的专家体系之外获得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并运用这种知识组织对话。除了科学技术知识以外，人大代表谢绍河也运用自己从事珍珠养殖的经验，也就是日常生产中总结出来的非专家知识提出了关于河水热污染的问题。这个其实是该代表最为熟悉的知识。他的这种“非专家”知识应该获得同等的重视。

2. 大埔县普通居民及村民

在2007—2008年对大浦县居民及村民的访谈中，作者发现他们对核电的信息了解非常有限。可以说，大部分当地人还没有把核电站与对自然环境的风险联系起来。但是当地人依然可以从自己生活中的经验出发判断他们与核电项目之间的关系。

一个有代表性的受访者是村民DA。DA说：“我不担心(生活在核电站周边)安不安全，那些科学家的命比我们值钱多了，他们都可以在(核电站)里面工作，那肯定是安全的啦！”

DA实际上通过身份比对做出以上判断。他认为“科学家”其人，或者说是“科学家”其身份与自己的身份存在差异。科学家因为掌握科学技术知识，或者说是专家知识，因此身份更有社会价值。一个更有社会价值的“科学家”能在核电站里工作，证明没有什么可担忧的。同时，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专家不会以身犯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核电站也是安全的。在DA的认知中，科学家的地位和身份使得核电项目的安全性不需要被怀疑。

除此之外，当地人表现出明显的“不信任又能怎么样？”的情绪。他们认为核电站是国家要搞的项目，国家决定了的事情，他们说什么完全不起作用。因此没有必要在这件事上过分地担忧。大浦县近年来正开展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水电开发和道路建设。作为韩江上游的三江交汇处，水电是大埔发展的支柱产业。近年来因为水电站开发和道路建设而搬迁的村民不计其数。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核电站对当地人来说只是另一个没有发言权的国家建设项目。他们因此表现出很强的“依赖”和“缺乏行动”的情绪。这正符合了温指出的公众对于运作核电项目的机构的一种宿命性的依赖。他们认为：“项目是国家想搞的，我们担忧能起什么作用？”

基于2007—2008年的研究，作者认为，大埔县的当地人对核风险缺乏相应的认识。他们更愿意谈论与自己生活相关的内容而不是风险问题。他们更愿意分析在核电项目上地方政府如何可以获得利益，政府官员为什么欢迎核电项目落户大埔，他们自己在项目中是否获得好处等。他们更在乎隐藏于科学技术背后的政府和机构(institution)，而不是科学技术知识本身。这与欧文的研究发现极为相似。

作者于2011年8—9月对大埔县的回访中收集的数据显示，福岛核危机使当地人意识到核风险的真实存在性。25个受访者中的20人明确表示他们认为核电项目是“危险的”，不希望当地继续上马核电项目。而他们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获得福岛核危机的信息：第一，外地工作的家里人在私人领域的交流中告诉他们；第二，从电视新闻中看到福岛事件。当被问及是否担心核电有危险时，非专家团体首先表示出对“核电技术”的不信任。受访者认为中国的核电技术比不上日本，如果日本发生重大事故，那么中国的核电技术也不值得信赖。当地人同时提到大埔也属于地震带，并且经常发生洪水灾害，在大埔建核电站也有很多不安全因素。

从大浦县当地人的情况来看。科学技术和专家知识不是当地普通民众关心的问题。从表面上看，这种现象非常容易被误解为符合风险社会的理论描述：即大众在最初不了解核电技术，因此简单地信任技术的安全性；当危机性事件发生后，由于对科学技术产生自反性而表述出对科学技术的不信任或者是有条件的信任。透过这个表面现象，结合本案例中非专家团体所处的社会背景去分析大众在危机发生前后如何表述核电风险，作者认为，温的批判性理论更好地解释了大众对核电从“信任”到“不信任”的变化过程。大众确实需要科学知识作为背景来了解和定义核电的风险。然而这些科学知识的获得具有很强的社会建构性，它们植根于非专家团体所处生活背景中。大众无法像贝克或吉登斯认为的那样理所应当的掌握科学知识，并用其定义风险。大众依赖科学家、专家和政府对风险进行定义。从DA的话语可以看出，在当地老百姓心中专家的身份的确如温所述的那样拥有“无可争议的地位”。而非专家团体对核电的技术从信任到不信任的迅速转换并不是基于对科学技术的不了解和非理性判断，而是基于对自身生活背景和环境的分析及判断。但是温等人强调的“依赖性”和“对自身情况的理性反思”并不能完全解释当地人的“不信任”。当地人对核对技术(运用技术的机构)表示出的从“信任”到“不信任”的转变同时还表现了一个动态的风险认知的心理过程。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通过大量社会心理学的实证研究发现，实际上大众对核技术并不熟悉，他们一般通过直觉判断核风险。他把大众的这种行为称为“风险认知”。斯洛维奇对风险认知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核电事故(例如美国三里岛事故)对大众风险认知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事故造成的直接危害。事故同时对与该核电项目有关的政府部门和核电公司造成远大于直接损失的非直接损失。^[16]福岛核事故前后，当地人的“不信任”其实是由于心理上认知了核风险后产生的恐惧情绪与深入分析自身情况的共同结果。

三、 研究结论

从理论上来看，既可以说“科学知识社会学”和“风险社会”因为对于科学(知识)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所以对“信任危机”有不同的解释，“风险社会”的理论框架更为关注的是“科学”这个概念内部的关系。也就是说，缺乏不可抗拒的科学专家是风险社会最令人担忧的特质。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并不是把“科学”或者“科学知识本身”作为核心问题加以讨论。该理论把大众如何理解科学，并且用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非专家知识”来与所谓的“科学知识”进行比较。也可以说“科学知识社会学”框架下的学者通过更为细致的实证研究，通过一个又一个案例对“风险社会”理论中关于大众科学知识的简单化理解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为解释大众对于高科技产品的“信任危机”提供了另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同时这两个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只关注大众在认知层面的“信任”和“不信任”，而没有深入考察大众在表达“信任”和“不信任”的时候所要积极传递的信息。在现实案例中，当研究者通过交谈的方式想要了解大众对于科学技术和机构的“信任”和“不信任”时，会发现大众传递的主要信息并不集中在对知识和风险的认知方面。他们会判断自己是在向谁表达“信任”或“不信任”。是在私人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表达“信任”或“不信任”？因此他们在表达的方式上，和传递的信息上会有很大的区别。这是以上两个理论都没有涉及的内容。同时，以上两个理论也没有关注大众在表达的“ 信任”和“不信任”时想要达到什么现实目的。

从韩江上游拟建内陆核事件的田野调查数据来看，“风险社会”和“科学知识社会学”两种框架对于理解我国核能发展中的“不信任”问题提供了理论性启发性。“风险社会”从现代风险的特殊性出发，从大众对科学技术和专家知识的反思引起关于“信任危机”的讨论。“科学知识社会学”则更为细致深入地讨论科学知识如何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被大众建构，进而指出“非专家知识”的重要性。温和欧文等人的研究尝试从对英国大众的风险建构的实证研究中找出“信任危机”产生的根源在哪里。他们的总结是：由于事实证明非专家知识往往更能表现真实情况，而专家知识却一再出现错误；但是非专家知识却总是被排除在解决问题的体制之外，大众感觉被欺骗和愚弄，因此产生了信任危机^[9]。

从案例来看，“风险社会”理论确实在大体上解释了人大代表对核电带来的新型的、对饮用水资源和后代无法逆转风险的担忧；以及人大代表尝试对核工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用科学的话语表达“不信任”的方式。然而，人大代表在公共领域里采取科学的话语体系表达“不信任”的方式并不能完全说明“风险社会”理论对大众的“信任”和“不信任”的解释度。从大埔县的当地人对核风险的态度，以及他们在福岛核危机发生前表示的“信任”以及危机后表示的“不信任”来看，“风险社会”理论的解释力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从作者和当地人在私人领域的交流来看，大众与科学技术和专家之间的疏离非常明显，而在科学技术的运用和风险处理上对政府(国家)的依赖也非常明显。因此作者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在关注大众如何获得知识方面，更为细致和深入地指出了大众的“不信任”如何产生。但是，温的研究显然过分强调大众掌握的“知识”是“理性的”和“来自于日常生活的经验”。

从实际情况出发，大埔县的当地人表现出来的对于核电从“信任”到“不信任”的过程并不是完全基于对于自身情况的理性的、经验的分析。当地人对于核电的风险认知来自于两个途径：家人告知和新闻报道。由于我国传媒对国内的核电事件报道较为保守。大众是很难从传统媒体上(报纸、电视、广播)看到我国核电的负面新闻的。然而，日本的福岛核事故成为了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的热门新闻。该事件的传播成为了塑造我国大众对核电风险的认知的重要途径。欧佳·库其斯卡娅(Olga Kuchinskaya)对非专家团体对核辐射风险及其影响的经验是如何在后切尔诺贝利时期被塑造进行了研究。该研究指出，大众(非专家团体)并不总是最能够感知核电风险，并且对辐射的影响掌握特别的知识^[14]。他们依赖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和科学界来对核辐射风险及其影响做出定义。我国大众在缺乏相关背景知识的基础上直接面对媒体对福岛核危机的报道。因此建立起来的核风险意识直接导致了从信任到不信任的瞬间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核工业的公信力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按照斯洛维奇在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下对大众风险认知的研究发现，政府和核工业在核事故后会被“污名化”^[15]。同时在大众与机构之间的疏离和对政府的依赖共同作用下，“信任”变得易失而难得。大众的“不信任”体现了一种在严重事故后对核风险的社会放大机制。这是由于他们认为自己总是被排除在决策和风险管理的体系之外，而行使风险管理的机构并没有确保安全的能力，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大(自己并没有真正面对的)风险，并且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在这种风险的社会放大机制系下，社会的“不信任”发挥着积极作用。人们通过表达“不信任”提高社会对风险的感知度，从而促进政府和核工业部门在发展核电的过程更加有效地管理和降低风险。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我国大众对核电项目的“不信任”并非表现在技术方面。这个案例并没有体现出“非专家知识”与“专家知识”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风险社会”理论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都在一定层度上解释了案例的某个方面，同时互为补充，但是都存在局限性和不足。以上两个理论框架只能从知识和风险的认知和建构方面解释大众的“不信任”如何形成。虽然温等人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案例研究，希望找出信任机制变化过程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动因，但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决定了他们的研究核心始终是“知识如何在社会中形成”。

但是回到生活中的真实案例来看，在公共领域，人大代表采取的是诉诸政府的方式，希望通过表达自己的“不信任”情绪，达到积极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从而有效降低风险目的。而当地人对核电产生的是一种事故前的忽略(ignorance)和事故后的恐惧心理。由于我国核电发展起步较晚，核电站数量较少，大众实际上缺乏对核电的基本认识。所以大众并没有明确地把“科学”、“专家知识”作为不信任的对象。从案例中看出，我国普通民众和地方团体(地方政府在这个研究中被视为地方团体)更多表现的是对国家和政府的依赖。甚至可以说他们的“信任”对象主要是政府。他们的“信任”和“不信任”更多的带有一种希望引起政府重视的积极态度，而并不仅仅是一种对于“风险”和“知识”的认知判断(cognitive judgment)。

虽然如此，“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提出，对“非专家知识”的重视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未来，随着我国核能发展的进一步推进，当专家体系成为核能发展中的主导力量，而生活在核设施周边的大众确实体验到自然环境的变化，并且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总结出一定的“非专家知识”，那么我国大众对核能“不信任”对象有可能如“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框架分析的那样指向“专家知识”。“风险社会”和“科学知识社会学”都忽视了在认知以外的，大众希望通过表示“不信任”而积极要求改善风险的行动。因此以上两个理论还需要更多实证研究来丰富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