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气候变化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环境议题。围绕着它一直存在着两个派别之间的争论：气候变化支持论者和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前者认为人类活动是近百年来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倡导采取行动来减缓气候变暖；后者质疑人为气候变化的表征，反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009年12月7日至18日，第15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各国代表就气候变化的责任和义务等问题进行了激烈博弈。就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夕，有黑客攻击了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 (CRU) 的一个服务器，将超过1000封气候科学家之间进行非正式沟通的邮件公布到互联网上。这些邮件显示，以CRU主任Phil Jones为首的气候科学家涉嫌操纵数据，支持人为因素导致气候变化的结论。这一事件被称作“气候门”。在事件发生后，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和支持论者之间的争论变得白热化。在这场争论中，气候变化怀疑论者连连发难，支持气候变化的科学家的信誉遭受质疑，气候科学本身也受到来自多个方面的冲击。“气候门”事件对哥本哈根大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些学者如Andrew J. Hoffman^[1]、Nelya Koteyko^[2]等人在传播学的范畴内来研究这一事件的影响，可以分为如下三类：第一，考察媒体对气候科学、气候政策等的表征；第二，考察媒介受众对气候变化议题的讨论；第三，考察关于气候变化的公众认知是否发生改变。研究对象有报纸、小报、数字化媒体，等等。另一些学者如Reiner Grundmann^[3]、Edward Maibach^[4]等人在科学技术哲学的范畴内来研究这一事件，可以分为如下两类：第一，考察这一事件对气候变化科学与气候变化政策的影响。第二，依据科学社会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视角，考察气候科学家在科学争论中的角色和他们对气候变化科学的建构。研究方法涉及内容分析、话语分析、实证研究，等等。

然而，到目前为止，很少有研究涉及这一事件对发展中国家的媒体或公众的影响。本文从科学、技术与社会 (STS) 视角，运用批评话语分析的定量和定性方法，以知网重要报纸数据库中的报纸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报纸对这一事件的话语表征，力图在论述记者运用何种话语策略来阐明观点的基础上，探索报纸对气候科学、气候政治与减缓气候变化的社会行动及三者之间关系的话语建构，进而揭示中国报纸对“气候门”的话语建构中体现的新闻专业规范、历史背景、意识形态立场和价值观。

二、 研究方法与样本 1. 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话语分析 (CDA) 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组语言学家如Norman Fairclough、Teun A. van Dijk和Ruth Wodak创立的话语分析的新走向。它源于找寻话语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将语言视作受到社会和意识形态的驱使^[5]。Fairclough的批评话语分析考察话语的三个维度：语篇分析、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其中，语篇分析涉及“词汇、语法、语义衔接和文本结构”。话语实践“涉及文本生产、分布和消费的过程；依据社会因素，这些过程的本质在不同的话语类型中有所不同”。社会实践考察在不同的话语中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和霸权^[6]。Fairclough指出，CDA关注分析语言中体现的统治、歧视、权力和控制之间透明的和不透明的结构关系。Van Dijk则认为，CDA关注话语如何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历史环境下被维持和再生产。这些学者以他们自己的术语提出了CDA的一般原则。Fairclough和Wodak提出了CDA的八个主要原则，其中重要的有：第一，CDA强调社会问题。CDA尝试探索与社会、文化、政治甚至经济的背景有实际相关性的结果。第二，话语构建社会和文化。这意味着语言使用的每一个例子都为再生产和转换社会与文化 (包括权力关系) 做出了贡献。第三，意识形态经常通过话语进行生产。为理解意识形态是如何产生的，对文本进行细致分析是必要的；话语实践 (文本如何被解释和接收，它们会产生什么社会影响) 也必须被考虑。第四，话语是历史的。因此话语只能够通过它们的历史背景被理解。从这个角度，CDA涉及语言以外的因素，如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社会和意识形态^[7]。

本研究主要运用Wodak的话语—历史分析方法。这一方法的三个核心向度是：第一，确立所要研究的话语的内容或主题；第二，揭示文本中使用的话语策略；第三，从词汇、句子、修辞等层面考察具体的语言体现形式。本文的研究侧重话语—历史分析的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探索话语的历史背景。第二个维度是揭示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本文同时借鉴了Fairclough、Van Dijk和Wodak等学者的观点。本文的关注点是话语策略，这是本分析方法的一个基石。“话语策略”在这里被理解为话语的发出者为了达到一个特定的目标，对“实在”进行话语操作的形式。一个话语策略涉及对一个目标 (或行动者) 在语义上的重新定义。通过密切关注文本的结构组织、文本所表征的目标和行动者、语言和修辞问题，可以识别出话语策略。

2. 研究对象与样本

运用词语“气候门”，将时间定位在2009年、2010年这两年间，对知网中国重要报纸数据库进行全文搜索，共得到76篇文章。通过简要的阅读，排除对“气候门”进行简略引用的文章，选择以“气候变化”为中心议题的文章共71篇，将它们作为样本进行分析。进而，对所选的报道文章进行反复阅读，抓住每一篇文章的主旨，建立几个初步的话语主题：第一，“气候门”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不造成影响；第二，“气候门”对气候变化在国际政治谈判与合作中的政治正确性不造成影响；第三，“气候门”对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不造成影响；第四，“气候门”对人为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造成了负面影响；第五，“气候门”对气候变化共识的公信力造成影响。根据本文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选取前四个话语主题。运用分析与实例相结合的方式，对每个主题下面的话语策略进行揭示。要指出的是，一些报道涉及一个或多个话语主题。

在四个最终的话语主题内，对文章进行审慎的阅读，重点关注对“气候门”进行描述的部分。为了生动具体地呈现报纸如何实施每一种话语策略，从文章中对代表性内容做出摘录。

三、 分析过程与结果 话语主题1：“气候门”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不造成影响

在这一话语主题下的文章，主要表达了如下观点：虽然发生了“气候门”事件，但是它无法撼动已有的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在这一主题下的重要话语策略，涉及定位策略和权威化的策略。

定位策略体现在将“气候门”表征为一个违法的事件。通过“侵入”、“断章取义”、“投机取巧”、“可耻”等带有贬斥的感情色彩的词语将采用黑客手段侵入电子邮件系统、泄露科学家之间进行交流的邮件的“气候门”的肇事者定位为阴谋的实施者，表达了对他们的讥诮和怀疑。

如《专家怒批“气候门”，称应捉拿肇事者》中有：“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大臣埃德·米利班德在邮件泄露后不久表示，这是一起非法侵入他人电脑的犯罪行为，当地警方已经展开调查。不过，由于哥本哈根大会影响大，各方对此给予高度关注，因此一个简单的‘黑客门’被炒成‘气候门’。”^[9]

这段话引用知名政客埃德·米利班德的观点，将“气候门”明确地表述为一个引起警察注意的犯罪行为。作者在将肇事者去合法化的基础上，将他们引起的被媒体称作“气候门”的事件去合法化，将事件的本质定位为“黑客门”，由于媒体的炒作而复杂化，演变为一桩对媒介议程造成较大影响的“科学丑闻”。

权威化的策略体现在作者通过诉诸个人、机构、团体和文本的权威，证明“气候门”无法否认已经达成的科学共识。将个人 (科学家或知名政客，如IPCC主席帕乔里、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大臣米利班德)、机构 (知名国际气候组织，如IPCC、世界气象组织)、团体 (科学群体，如“国际科学联盟”、“国际主流科学界”)、文本 (科学报告和政策文件，如IPCC科学评估报告、《坎昆协议》) 等的观点或话语作为支持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的证据。

如《谁绑架了科学？IPCC遭遇史上最强信任危机》中有：“以最严重的‘气候门’为例, 即使忽略有篡改数据嫌疑的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部门 (CRU) 的全球温度序列, 仍然有来自美国国家气候资料中心和戈达德空间研究所的数据在有利地支撑着‘近百年全球地表温度具有升高趋势’这一结论。”^[10]

这段话采用的句子结构，突出了美国国家气候资料中心和戈达德空间研究所的研究结果为全球地表温度升高提供科学证据，将“气候门”定位为无法撼动IPCC结论的事件。

话语主题2：“气候门”对气候变化在国际政治谈判与合作中的政治正确性不造成影响

在这一话语主题下的文章，主要将“气候门”表征为国际气候政治谈判中的一个小插曲，借以表达如下观点：气候变化的政治正确已经成为国际政治话语中约定的共识，“气候门”这一插曲性事件不会对国际气候政治谈判与合作的进程造成影响。在这一主题下的重要话语策略，涉及定位策略、强化或弱化的策略、诉诸历史和现实的辩论策略。

定位策略具体体现在：第一，将“气候门”表征为一些国家、个人或团体为了干扰国际政治议程而炮制的事件。如《通向墨西哥COP16的风雨之路》引用IPCC主席帕乔里的言语，将“气候门”事件描述为既得利益者试图“阻止在2010年底的墨西哥气候谈判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的举措^[11]。《哥本哈根没有留下“童话”》运用对比的手法，将发达国家爆出“气候门”事件的行径与丹麦作为一个童话国度给人们带来的希望进行对比，对它们进行讥讽。作者将发达国家把自己的责任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的行为描述为是自私的和推卸责任的，将它们排除在国际规则之外。第二，将“气候门”表征为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实施阴谋的“工具”。这些阴谋包括制约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维护本国的利益等等。《气候大会“三十六计”》通过使用“趁机发难”、“大肆炒作”^[12]等带有轻蔑的感情色彩的词语，意图揭示出美国为维护本国气候变化政策并取得哥本哈根会议的话语权，以“气候门”为现实依据，为自己的单边主义行为进行辩护的企图。《哥本哈根的标点符号》运用“谈判武器”的隐喻^[13]，形象地表明“气候门”被一些国家部署为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回避自身责任、拒斥减排目标的手段。

强化或弱化的策略具体体现在：在对气候变化中的科学不确定性进行弱化表征的同时，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正确性进行强化表征。《哥本哈根：一场谈判的由来》一文在用简洁的文字将“气候门”定位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之后，指出：“其实整个延续至哥本哈根的气候谈判机制，就缘起于科学的研究和发现。”作者运用表示强调的语气副词“其实”与表示承接的副词“就”，将科学研究与发现表征为本次气候谈判的科学基础。在介绍牛羊打嗝会导致气候变化的学说之后，作者通过运用表示转折的连词“但是”，对全球一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行动予以强调：“气候变化问题让人类真正意义上走到了一起，而且是以和平的方式”^[14]。

诉诸历史和现实的辩论策略具体体现在：从历史主义角度，对国际社会关于气候变化的认识的发展进行回顾；从现实主义视角，指出目前存在的气候灾难进一步证明了国际气候谈判的紧迫性。如《倒计时10天》将气候变化的政治化进程与气候变化的科学确定性不断提高的过程进行平行叙事，并在后面的段落中指出：“此次哥本哈根大会，极有可能达成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内的决议，虽然争论将依然存在。”^[15]这一话语表明，以IPCC为代表的气候变化科学家们的共识是哥本哈根会议的科学基础，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本次会议的一个国际政治共识。《有益的回应》中有：“喜马拉雅冰川仍在融化，亚马逊森林仍在受到威胁，国际气候谈判的进程不能半途而废。”作者通过指出冰川和森林目前的受威胁的状态，旨在说明“现实就是如此”，从而论证得出如下观点：国际气候谈判是一个持续而紧迫的任务^[16]。

话语主题3：“气候门”对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不造成影响

这一主题下的报道主要表达了如下观点：“气候门”的发生不能影响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行动。在这一主题下的重要的话语策略，涉及定位策略，强化或弱化的策略，权威化的策略。

定位策略具体体现在：将“气候门”表征为一个没有实质性影响的事件，指出它对减排行动不会造成影响。如《坎昆大会之后中国如何加速低碳转型》中引用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的话语，将“气候门”体现的气候科学的不确定性表征为“枝节性的问题”，在“人为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长，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负面影响日益显现”等表示因果关系的措辞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发展中国家采取减排行动的重要性。作者将“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暖”构建为减排行动的科学基础^[17]。

强化或弱化的策略具体体现在：第一，运用特定的句式、段落结构和话语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性，弱化对气候变化的科学不确定性的表征，将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的重要性建构在气候变化的科学确定性的重要性之上。作者运用“即便”、“不管”、“无论如何”等表示递进的关联词语连接两个分句，突出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或者保护环境的行动是当下的重中之重。如《“气候门”难以影响国际气候博弈》中有：“即便气候变化问题是个‘伪命题’，国内的节能减排事业仍然要大力推进”^[18]。《应对气候变化全球不能犹豫》将说明人类可持续发展现状的严峻性的自然段放置在说明中国需要节能减排的两个自然段之前，并且运用表示肯定的副词“必须”以示强调说明：“全球气候变暖是否属实，中国都必须改变‘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发展模式”^[19]，自然地有助于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必须重视实际的节能减排行动。第二，采用危言耸听的话语对环境恶化的灾难后果进行强化的表征，试图营造一种危机感和紧迫感。如《谁的低碳？》中有：“但无数的事实又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南极的冰架在坍塌漂移，北极的封冻期越来越短。”作者将冰原的缩小、冰盖的融化等自然灾难与气候变暖联系起来，强调只有人人参与减排行动，才能防止迫在眉睫的灾难的发生。

权威化的策略体现在作者通过诉诸个人和文本的权威，证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将个人 (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与气候变化领域的专家，如温家宝总理、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王毅研究员)、文本 (政策文件和领导人的演讲，如《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胡锦涛关于《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要讲话) 等的观点或话语作为支持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的证据。如《不该如此的历史不可忽视的真相》中有：“正如温家宝总理在领导人会议上所言……每个国家和民族，每个企业和个人，都应当责无旁贷地行动起来。”^[20]

话语主题4：“气候门”对人为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造成了负面影响

这一主题下的报道主要表达了如下观点：“气候门”对全球变暖的科学论断的确定性造成了冲击。在这一主题下的重要话语策略是定位策略，具体体现在：

第一，将CRU的科学家们和他们所代表的气候科学表征为受到利益驱使的。在《从“全球变暖”到“气候变化”》中，作者运用讽刺修辞，对宣传“全球变暖”的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和CRU的菲尔·琼斯等科学家进行诋毁，揭示全球变暖科学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动机。作者将“全球变暖是人为造成”的本质表述为受到获取研究资金和巨额的工业利润的驱使。将纯科学与金钱分离是一个传统的价值观，因此声称科学与金钱的任何联系能够使科学立即呈现为不纯的、欺骗性的或不可信的，金钱似乎被视作污染或玷污了科学的“纯洁”。在这一背景下，作者将气候科学与科学在传统上的积极领域相分离，运用“政治和商业上的精明操作”^[21]的措辞反方向地构建了它。

第二，将“气候门”表征为体现气候变化科学不确定性的“证据”。如《“碳金融”的“货币战争”》以“气候门”为现实论据，印证了如下观点：人类活动是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不是“主要原因”。^[22]

四、 结论与讨论

报纸在对“气候门”事件的报道中，所采用的主要话语策略有定位策略、诉诸历史与现实的辩论策略、权威化的策略、强化或弱化的策略。通过有意识地使用这些策略，84.3%的文章旨在强调气候变化的科学性、气候变化的政治正确性、采取减排行动的迫切性，11.3%的文章旨在质疑气候变化的科学性。可见话语的发出者为了对某一社会问题进行建构，会对话语策略进行有目的性的使用，意图增强他们的观点的可信度。

Carol Terracina^[23]、Brigitte Nerlich^[24]等人对美国和英国的媒体关于“气候门”的报道的研究发现，在这一事件发生后，一些西方媒体对“气候怀疑论”的观点投入了更多关注，他们开始诋毁气候科学，抵制气候政治和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这对受众关于气候变化议题的认知造成了影响。我们将依据新闻专业规范、历史背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中国报纸关于“气候门”事件的话语建构进行解释。

对话语主题一和话语主题四的分析表明，38%的报道将“气候门”建构为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不造成影响的事件，只有11.3%的文章将气候科学共识在一定程度上问题化。在2007年的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气候科学家已经指出，有90%的把握确定，气候变化正在发生，而且与人类活动有关。正如我国学者严俊所提出的，美国对气候怀疑论的观点投入了过多的关注，美国新闻业的平衡规范造成了“气候门”的报道中的“虚假平衡”现象^[25]。与美国媒体相比，中国报纸的报道更接近于气候科学的真实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媒体更加注重对客观性规范的诉求。

对话语主题二的分析表明，53.5%的文章将“气候门”建构为对气候变化在国际政治谈判与合作中的政治正确性不造成影响的事件，这可以与气候政治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IPCC于1988年成立，标志着气候变化这一科学问题正式进入国际气候政治议程。IPCC分别于1990年、1995年、2001年和2007年发布了四次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报告，成为国际社会进行气候谈判与合作的科学基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1992年7月于里约热内卢举办，各国首脑在大会上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这是第一个旨在稳定温室气体浓度的国际公约，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为履行UNFCCC的承诺，从1995年起，每年都要举办一次世界性的UNFCCC缔约方会议。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3届缔约方会议上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和2007年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第13届缔约方会议上通过的“巴厘岛路线图”决议，具有里程碑意义，进一步巩固了UNFCCC的体系，为全球减排时间、额度和资金等问题指明了方向。一个强势的国际气候政治话语体系被逐步确立。在2009年第15届缔约方会议即哥本哈根大会上，气候变化的政治正确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共识，已被意识形态化。因此“气候门”不会对国际气候政治秩序造成影响。

对话语主题三的分析表明，38%的文章将“气候门”建构为对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不造成影响的事件。这些文章强调，必须采取实际行动来保障未来环境安全。报道对气候变化行动重要性的强调，体现了在中国语境下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在这一话语主题下，57.9%的文章在承认“气候门”体现了气候科学的不确定性的基础之上，将减排行动的重要性建构在了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的确定性的重要性之上。这体现了实用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作用。实用主义将实践的重要性置于首位，认为只有以务实的态度参与实践，才能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以实现更高的目标。这一话语建构同时具有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积极意义体现在，这有助于促进承担气候变化的责任和采取行动，因为将科学确定性作为减排行动的唯一有效的基础，是具有潜在的危险的：得到气候变化全部影响的明确证据可能来不及的。消极意义体现在，这将导致受众忽略气候变化科学的不确定性。虽然气候科学可能必须要解决很多不确定性，但是它作为一个“常规”的科学，仍然会产生大量确定的、客观真实的和相当有用的知识。对大量具有确定性的客观知识进行报道是媒体的责任，但是对科学的不确定性进行弱化的表征，是不客观的。公众对气候科学的理解，应该基于对已形成的不确定性和不可能性甚至不合需要的欣赏。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必须让公众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决定是否采取决策或行动。因此，从长远意义上说，对不确定性进行弱化建构并不是媒体的一种积极态度，反而会削弱气候变化议题的公众参与。

在话语主题二与话语主题三中，一些文章 (占样本的12.7%) 将气候变化的科学性表征为政治正确性和行动迫切性的科学基础。这反映了中国社会对科学的一个很常见的感知：科学在中国被视作一个绝对可靠与客观的智力活动。气候科学为国际谈判和采取真正的减排行动提供权威性的指导。而在话语主题四中，一些文章 (占样本的2.8%) 通过揭示科学背后的政治经济等利益因素，将气候科学与科学的“寻求真理”的领域分离，可能也与这一感知有关。这表明中国报纸倾向于将气候科学与气候政治、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之间的关系建构为双向的，即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为气候政治和减排行动提供权威基础，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政治等社会因素对科学的反作用。

还需考虑的是这四个话语主题之间的关系。有41.2%的文章同时涉及2个或3个话语主题。其中一些文章在将气候变化建构为一个科学议题的同时，对该议题的政治与社会维度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另一些文章则仅仅关注气候变化议题的政治与社会维度。只有15.7%的文章对气候变化的科学维度投入了重点关注。可见，我国报纸在促进气候变化的政治化和社会化进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气候变化同时也是一个科学议题。在信息化的当下，报纸与网站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据统计，有94.6%的文章被公布在腾讯、新浪、搜狐、凤凰等各大媒体的门户网站，新闻报刊网站或原作者的博客上。这些网站及博客具有较高的点击率。而对这些文章的传播渠道和传播效果还需要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