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科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中国的文化先贤们给民主与科学起了两个形象的别称：“德先生与赛先生”，“德先生”即“Democracy”，取德莫克拉西首字音译，意为“民主”；“赛先生”即“Science”，取赛因斯首字音译，意为“科学”。在中国走向现代化最初的日子里，为什么偏偏将民主和科学作为引领性的价值观引入？对此我们似乎习以为常，却可能未曾深思。

事实上，和民主概念相当的至少还有自由、公平、正义、法治等等，何以民主被挑出来作为和科学相匹配的观念，引入从古代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型中的中国，其中的逻辑关联以及先贤们的洞见，不但值得深入研究，而且直接关系到对于科学文化内涵及演进的理解与认知。某种意义上说，德先生和赛先生构成了科学文化的一体两面，只有深入理解二者关系，才可能从本质上把握科学文化的精髓要义。

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先行者胡适先生当年曾在其大作《科学与人生观》的序言中这样评价国人对待科学的态度：“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到了无上尊严的地步，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和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

可以说，直至今日，人们对科学的态度和当年胡适先生的评价并无二致。这一现象不禁令人深思，有人将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戏称为：赛先生变成了赛菩萨。在我国，之所以科学脱离了其应有之意涵，演变成绝对真理或绝对正确的代名词，实际上和我们科学文化的失衡密不可分。回到历史原点，反思科学与民主的内在逻辑关联，或许有助于我们重新打开正确理解科学文化本质内涵的大门。

对科学与民主关系问题的再思考，源起于我们对默顿关于科学规范原始论述的研读。1942年，默顿在《论科学与民主》(后更名为《科学的规范结构》)一文中曾系统提出了科学活动的规范结构——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以及合理质疑。如果仅从字面理解，普遍性无非认为科学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公有性则坚持科学成果为人类所共有，同时保护发现者的知识产权；无私利性则强调科学家的工作首先是为揭示真理而非谋取私利；合理质疑则表明科学真理应经得起质疑。

长久以来，学界多以上述理解作为对默顿科学规范的基本解读，然而，考察其原始表述，却发现问题没那么简单。

对科学规范，默顿的原始表述可以概括如下：

(1) universalism: truth claims should be subjected topre-established, impersonal justification criteria that exclude consideration of particularistic criteria such as a scientists race, nationality, or religion;

(2) communism: the findings of science constitute a common heritage to be shared with the whole community, with recognition and esteem the sole property right of scientists;

(3) disinterestedness: scientists must subject their work to the rigorous scrutiny of fellow experts and they are ultimately accountable to their peers rather than to lay clientele;

(4) organized skepticism: scientists should engage in the “detached scrutiny of beliefs in terms of empirical and logical criteria” that is free from infection by outside institutions such as religion。

在论及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的时候，默顿认为：“科学家们应当将其研究置于同行专家的严格监督之下，并最终要向其同行作出阐释而非仅仅面向普通公众”。这一行文和我们日常所理解的, 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主要是为人类共同福祉而非谋取个人私利的意思相去甚远。中外语言何以呈现如此差异？原因或许和我们对默顿的深层思维理解不够有关。

按默顿的观点，科学真理首先具有客观性，不以个人或团体利益为转移，因此可用普遍性(universalism)来概括，正因为科学真理的客观属性，使得其能够构成人类社会的共同遗产，因而具有公有性(communism)；也正是科学真理的这些属性，造就了其在中国民众当中无可替代的神圣形象。但是，人们又如何确认某一科学认识是具有普遍性特征的真理性认识呢？此时便需要依靠同行专家的严格评判，这种评判不仅仅是思维上的，也可能是实验验证的，唯此，才能保证科学家活动的无私利性。否则就可能出现科学知识社会学所批评的那种社会建构科学的错误。因此，默顿进一步明确强调了科学家必须将其科学信念置于逻辑与实证标准的严格检验之下，而不能受制于任何外在的社会干扰，此即disinterestedness和organized skepticism。而正是这后两方面认识，或许是语言与传播的差异，一直到今天都没能在国内形成正确的共识。因此，人们只看到科学真理性和正确性的一面，却相对忽视了科学同样需要接受同行专家评议，并始终是在被质疑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另一面了。而后者，正是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所更能展现的丰富内涵，也是至今没有在我们的科学文化中得到普及与传播的。

为进一步阐明上述观点，不妨对默顿科学规范的内在逻辑做这样一个初步梳理：首先，科学活动的自主性是由科学真理的客观性所决定的，正因为科学真理具有客观性，因此也就决定了其揭示过程的无私利特征，每一项科学发现都必须能够经得起同行最严格的检验，任何裹挟私利再以科学外衣包装的成果，都将在逻辑和实证的双重检验下露出马脚。科学活动的这种批评性，直接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民主性相关联。简言之，在科学世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一道理已经被确立并获得广泛认可，那么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呢？道理也是相同的。

然而，在非科学活动的一般社会生活中，如何也形成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文明价值观呢？民主就成为首要的工具和方法。所谓民主，首先并非一人一票的选举，而是人人都可以参与，但人人都必须讲理的社会认同。

讲理，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要讲理，就不能搞人定胜天，而要尊重自然规律，依靠科学去发现规律。古代中国亦有“灭人欲存天理”的类似观念。在人类社会要讲理，就不能搞唯我独尊，而要先确立规范，然后大家共同遵守，这是人类和谐相处的前提条件。二战后国际秩序重建的标志之一就是联合国的成立，人们希望告别战争，通过民主政治解决纷争。作为和科学相对应的民主概念的核心要义，并不在于少数服从多数，而在于大家都要以理服人，凡事必须按规矩来。而这个理或规矩，也应当由大家共同研讨协商最终形成，规矩一旦确立，大家都应遵守没有例外，转译为现代语言，也可称之为告别人治走向法治。

由此，不难发现，民主和科学在思维逻辑上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科学真理的形成需要大家对一个命题反复论证和实验检验，科学命题一旦确立，就构成了科学认识的核心内容。要打破旧的科学体系，走向新的科学认识，依然需要对证伪过去命题的论点进行逻辑和实践的双重检验。同样，社会规则的形成也需要人们共同协商反复论证并经历社会实践的考验，对一个国家而言，宪法就是最高层级的社会共识性命题，一旦确立，就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大家都必须遵守，无人可以违背；要打破旧的社会体系，走向新的社会结构，同样也需要对变革的理由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检验，在检验的过程中，强权或暴力可能会起速效作用，但最终依然要靠真理的力量和说理的文明使天下归心。

至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告别封建王朝迈向现代化的肇始，先驱的思想家们将民主和科学作为改造中国的两面旗帜了。历经千年帝王统治的古老社会，尽管在物质文明方面曾经取得过辉煌成就，但在社会管理和思想认识方面，依然处于前文明的蒙昧阶段，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一方面使社会管理井然有序，另一方面也造成人们只唯上不唯真的思维定式，家族社会长幼尊卑的定序之规，也加重了人们对威高望重之位所言的认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根本就无法进入这样的社会，并形成主流的社会认知。在一个过渡重视权力和威望的社会，创造性的科学思想也很难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因为最初发现科学真理的人，未必个个都拥有权力和地位，当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时，一个不崇尚讲理的社会，是很难将这样的真理向全社会普及并为之接受的。这也是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之后，其知识和技术很快能被大众熟知，但其思想方法和精神气质，却依然需要普及传播并深入阐释的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容易出现的局面之一，就是由于科学对客观世界规律性揭示所展现的巨大力量，使得民众很容易对科学顶礼膜拜，将科学奉为新的救世菩萨，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科学文化也就无从谈起了。

时至今日，考察人们在各个阶段对待科学的态度，就能发现这个问题并没有在根本上得到解决。人们习惯于将科学当成新的图腾去崇拜去敬仰，而不是从认知真理和遵循规律的角度来看待科学。一件事情只要说是科学的，人们潜意识的就认为那一定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殊不知，即便是科学，也依然要时刻保持其可被合理质疑的品质；至于在社会生活中讲民主，决策机制上少数服从多数，真理探索上允许质疑并唯理是从而非唯权是从，就更需要全社会在思想层面进行深入反思了。

一个社会要追求真理并以真理为行动准则，就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去探索真理，以民主的意识去面对真理，依法治国以其文明先进的治理理念和讲理方式，成为现代国家管理的基本思想，其精髓就在于民主与科学并行。同样，科学活动也以其追求真理并接受检验的理性方式而区别于宗教神学，开创了人类走向工业文明的崭新篇章。

尽管默顿关于科学规范的观点早已像欧式几何一样成为科学社会学的里程碑，人们对科学的认识也早已超越默顿理想主义的模式，但我国学界对其基本思想的认识依然有待深入完善。从其关于无私利性的细致解释中引发的认识，也只能说明，在西方社会，民主与科学的内涵及其内在关联性，的确曾获得过较为深入细致和全面的思考，这些认识对于现代文明社会和科学文化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民主之所以与科学同行，其内在逻辑就在于二者都追求“讲理”这样一个共同的价值观。

要走向文明时代，路径其实十分清晰，那就是大家都要讲理，而不是讲权谋、暴力或其他；民主的内涵重在讲理，也能拓展我们关于人民当家作主的一般认识，所谓当家作主，既非简单地多数说了算，更非威权临天下，而是要依法治国，这里的法首先必须是经由人民广泛讨论形成共识甚至信仰性的认识，其次在于大家都认同遵守。简言之，无论是在科学上还是在社会生活中，真正树立起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才是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正确途径。

反观现实，形势却没有想象的那么乐观。仅以学科划分和不同学科间的竞争为例，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就不可低估。在我国，所有学科都被排队编目，好比公务员被划分了多个级别，当人们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学科属于一级学科而且还是重点时的那份得意和自豪，实际透射的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认同与留恋。究其原因，尽管人类探索认识客观世界的步伐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但当这种认识活动成为一种职业时，原本相对纯粹的科学劳动，就难免会受到物质利益的干扰。典型现象之一就是，人为地将已有的知识和正在进行的认识活动，强行划分为若干学科领域，分封级别，各自在其疆界中按照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耕耘劳作，发表论文著作，设立研究项目，周而复始，获得各种薪酬和名望，完成谋生基本过程，其间当然不乏大师与创造，但更多的可能是画地为牢或占山为王，甚至是利用规则的暗度陈仓，新近揭示的某国际杂志批量撤销造假论文的丑闻就再次提醒人们，科学同样不是法外之地，它和人类社会的其他领域一样，充斥着对名利的追逐和对规则的操弄。至于那些在科学活动中对侵入自己学科领域的外来者说不，对任何可能威胁自己生存的学术研究加以对抗的非学术行为，都反复提醒我们，全面弘扬科学文化，不但社会公众需要启蒙，学者专家也同样需要再教育。每当看到一些学者们为自己所属的学科或领域的生存发展而努力奋斗时，特别是争取什么国家一级学科重点基地之类地位时，就不禁哑然，达尔文的生物法则竟然同样可以适用于不同学科之间的竞争。此时的学者，所有努力首先不是为了揭示真理，可能更多地是为了个体或小群体的生存与发展，科学精神或科学文化早已被遗忘。甚至有学者用四姨太效应^[5]讽刺那些通过包装自己获得资源，最终走向团队扩张的学术舞弊行为。像MIT那样以“学科和方向：在梦想面前一文不值”的突破性姿态进行创新探索，搁在我国当前的一些小环境下，往往第一回合就可能被学科归属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而令其搁浅^[6]。

然而，人类毕竟不同于低等生物，她会时时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从更广阔的时空高度审视宇宙的运动趋势。因此，尽管现代社会的学科分野非常细密，各种专业名词令人眼花缭乱，也成为盘踞一隅的个别学者屏蔽异端捍卫领土的重要手段，但跨学科的认识实践活动也同样如火如荼。很多时候，当我们回望古希腊罗马或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古代文明时，不禁会有一种重回古代的冲动——那些古代圣贤们仰望星空，思索天地奥秘的时候，大概不需要考虑他们的思考究竟属于哪个学科，是一级学科还是二级学科，是不是国家级重点学科吧？！当一些学者们为了各自已经拥有的或希望拥有的学科领域龙头地位而忙碌时，总还有人不太在意学科、专业或所属门类的级别，他们将思考的中心聚焦到当代科学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上持之以恒并为之求索，这才是科学文化的应有之义。直至今日在我国正统学科目录中尚无一席之地的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就是这样的领域之一。

毋庸置疑，人类的科技活动及其规律性不但需要研究，而且非常重要。然而从学科地位和个人发展而言，从事此类研究的学者包括本刊这样的杂志，往往都会因为难以在传统学科目录中找到归属而倍感孤独。但揭示科学技术及其社会运行的规律性，为人类更好的发展科学技术提供理性思考的学术认知，不但必要而且必须。如果仅仅从生存竞争的角度看问题，可能多数人都会放弃这一领域的探索而寻找更好的谋生方式。但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远比利用某种位势或依附某一成熟学科发展要更有意义。

回望人类科学的发展，没有哪门学科是规划或论证出来的，都是人类科学实践渐进的产物——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自然就形成了路。一个真正具有科学文化氛围的社会，必定是科学与民主同行，在这样的情境下，各种创新探索的尝试，才有可能得到理解、鼓励和支持，科学也才可能真正得到成长、进步和质疑，而不是疯长、变异或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