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华裔美国学者王作跃教授的力作《在卫星的阴影下——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与冷战中的美国》(Science and Policy,Technology and Skeptism,the Historical Fate of PSAC)一书的英文版在美国问世。2011年，经过多方努力与合作，作为科学技术政策译丛的组成部分，这部书的中文版也与读者们见面了。作为此书的译者，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颇有收获和体验，因此共同写出了这篇简短的书评，以向读者简要介绍该书的内容，并分享书中的洞见与智慧。

在冷战中的美国这一宏观背景之下，从1957年11月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以下简称“总统科顾委”)在艾森豪威尔任期内成立，到1972年12月尼克松总统最终将之废除，王作跃教授在书中为我们建构了一幅广阔、深邃而不失生动、细致的历史画卷。作者利用对书中主要人物采访所得的口述史史料与手稿、并参考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和丰富的文献，为我们展示了总统科顾委在冷战的年代里，作为一个服务于美国联邦政府的科学咨询机构，在漩涡般的美国政治和社会中，在苏联卫星一号发射、核禁试、军备竞赛、太空计划、越南战争、农药滥用问题、大科学项目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进程中，所做的种种努力与尝试。作者不仅广泛地涉猎了这些复杂的事件与主题，而且提供了充分的细节描述和非常深刻的分析，显示出作者对这些紧密关联而又十分宽泛的历史事件的深入把握和理解。因此，这是一部卓越的科学机构史著作，它不仅对冷战下的美国社会中以总统科顾委为主要载体的科技咨询与科技事业的自身发展进行了深入考察，同时也在更为广阔和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为我们再现了这一充满复杂矛盾的历史时期。

下面，我们将沿着三条主要线索，即总统科顾委的立场、作用、历史命运对《在卫星的阴影下——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与冷战中的美国》一书(以下简称《卫星》)展开简要的介绍和评论。

一、 怀疑与推崇——总统科顾委对待技术与科学的不同立场

在本书中，技术怀疑论是作者带领读者们理解总统科顾委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命运的核心与关键。形成于原子弹蘑菇云的阴影之下的技术怀疑论，是总统科顾委的科学顾问们一直共有的一项思想共识和文化财富。虽然在科学顾问们的内部，这种想法的一致性和强烈程度有所变化，但通过顾问成员的遴选这一机制，大体上使得他们的基本立场保持了一致。作者用技术怀疑论解释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与总统科顾委最初的默契与共识，这是在1957年两颗苏联卫星接连发射成功之后，在引起美国蔓延的严重恐慌与技术狂热中少数清醒的科学界和政军界人士与众不同的看法。作者一语中的地指出：总统科顾委对艾森豪威尔总统最具吸引力之处，并不仅仅是他们就技术能做什么所给出的建议，更重要的是他们关于技术不能做什么的建议。温和派的科学顾问们谨慎地看到了技术的有限性，认为不能过分依赖技术来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也正是这种技术怀疑论，使得总统科顾委的科学顾问们将提倡环境保护、反对越战、反对反弹道导弹的立场逐步明朗化，使得他们在约翰逊总统和尼克松总统的政府中逐渐演变成了技术异端和边缘派，最终难以避免被彻底取消的命运。

不过，作者非常敏锐地看到，与总统科顾委的技术怀疑论相反，在涉及到基础研究的大学科学项目以及需要美国联邦政府巨额资助的大科学(或巨科学)项目时，这些科学顾问们不再纠缠于科学能做什么或者不能做什么这类问题，而是积极主张联邦政府应该给科学项目提供源源不断的资助，如有必要，甚至还应不断增加资助额度。虽然在科学顾问和科学家内部，就资金和项目的具体分配一直存在着分歧和冲突，但在总的方向上，总统科顾委的意见大体上是能够形成共识的。作者指出，总统科顾委的科学顾问们努力争取联邦政府资助大学科学和教育的动机具有复合性，这其中不排除对自身所在领域的利益进行争取，但也有维护美国科学和人才培养的发展潜力，进而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同时，推进大学科学和基础研究，也是总统科顾委的顾问们遏制过分的技术乐观态度的一种手段。例如，对于尼克松总统的征服癌症计划，他们认为脱离当时实际研究水平、过于乐观、难以实现，但他们却用推进有关的生物学和医学的基础研究作为一种修正策略。

作者指出，总统科顾委的科学家们努力在技术怀疑论与技术乐观主义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点：他们坚持认为技术本身具有局限性，还可能产生环境和社会风险，例如在书中所讨论的核动力飞机、超音速运输机、反弹道导弹和杀虫剂等问题。作者认为，这些科学家们并不是在反对某一项技术，他们是在支持更为合适的技术。他们提倡的是技术理性的宽泛概念，不能为了技术而技术，应当为了在民主社会中达到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目标而开发技术。

二、 “政策中的科学”与“科学中的政策”

在《卫星》一书中，作者用这对术语分别表示科学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和有关科学问题的政策；或如作者本人更为精当地总结的那样，它们分别意味着：科学能为政府做什么？政府能为科学做什么？这对主题构成了理解总统科顾委的另一条重要线索。如果说技术怀疑论是总统科顾委的灵魂或思想核心之一，那么游走在“政策中的科学”与“科学中的政策”这两大领域之中，就是总统科顾委在其16年的存在期间的主要活动。

在《卫星》一书中，“怀疑与推崇”这条主线是与“政策中的科学与科学中的政策”这条线索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当作者分析和阐述总统科顾委的技术怀疑论时，所讨论的常常是“政策中的科学”这类问题，如科学家们在太空竞赛、军备控制、越南战争和农药滥用等问题上所发挥的咨询作用。而当科学家们多少有点近乎于向联邦政府和国会兜售大科学项目、以及为联邦政府资助大学基础研究和科学教育辩护时，他们这种积极支持的态度针对的即是“科学中的政策”，即关乎科学自身的政策决定与安排。

总统科顾委的科学家们意识到，这两个领域之内的活动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他们在给总统提供科学上和技术上中肯的咨询意见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把政府利益与他们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扩大科学的影响力和从联邦政府受益的程度。因此，作者非常敏锐地指出，这些科学家们经常努力混淆这二者间的界限。作者在这部分的内容里充分揭示了科学咨询工作中的既努力保持中立、又难以绝对中立的这种特点。科学顾问们在忠于政府和忠于科学这个双重效忠问题上，不时要面对的困境或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是美国战后科学咨询事业的一大特点。

三、 从鼎盛到式微，直接受到美国总统的强烈影响

总统科顾委的成立可直接归因于艾森豪威尔总统个人的判断和选择。由于越过了美国国会这一立法机构，这就使得总统科顾委缺乏法律上的权威和稳定性，其存在和延续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取决于总统本人的器重和垂青。一旦总统发生更替、或总统本人对科学咨询的态度发生大的转变，总统科顾委就面临着被冷落、乃至被彻底撤销的风险。

作为一位老练、冷静而理智的政治家，艾森豪威尔愿意听取科学顾问们的意见，愿意倾听不同的意见，并能在充分考虑不同的意见及其背后的立场和利益之后做出决策，所以他积极地设立了作为自己科技智囊的总统科顾委，并赋予它很大的活动空间和信任，籍此它也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咨询作用。从总统科顾委于1957年底成立，历经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两位总统的任期，在最初的6年里，这是总统科顾委的鼎盛时期。它之所以能在这两位总统的任期内发挥积极作用，主要是由于这两位政治家在思想认识上具有某些共同点：(1)他们本就抱有或者能够接受总统科顾委的技术怀疑论，不被当时压倒性的技术狂热气氛所牵制，能接受总统科顾委较为理性的科技评估意见和咨询报告；(2)对国际形势有着较为冷静的分析，积极推行核禁试和军备控制，缓和紧张国际局势，减少核灾难；(3)对基础研究和科学知识有着个人的兴趣和好奇心。(4)理性而务实的态度，对于技术狂热和失控的军事技术项目抱有反感。所以，虽然艾森豪威尔在离任时对总统科顾委能否在肯尼迪任期内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非常担心，但事实证明，虽然肯尼迪并没有全盘接纳总统科顾委的所有建议，但他仍然与其保持者较为融洽的合作关系，并能区分科学顾问们的反对意见与政治上的不忠诚。所以，从1957年底到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遇刺为止，这6年间是总统科顾委顾问咨询作用发挥得最充分的时期。

在约翰逊总统的任期早年，尽管总统与总统科顾委的关系不如前两任总统在位时融洽，但总统科顾委还是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为总统在与科技有关的国内外事务上提供了积极的建议和批评性的评估意见。但越南战争对此却产生了非常糟糕的影响。总统科顾委的科学家们逐渐开始反对越战，而后又继续反对反弹道导弹，这种一贯的反对立场使他们获得了“忠诚的反对派”的头衔，终于演变成科学顾问阵营与约翰逊政府关系破裂的局面。到了尼克松总统任职的后期，他已经彻底不愿意再看到总统科顾委的继续存在，更惶论发挥科学咨询作用，所以总统科顾委终于走到了自己命运的终点。

作者通过对在总统科顾委存续期间的一系列案例的深入分析，向我们揭示了美国总统个人的政治倾向、执政风格、对待科技咨询问题的态度给总统科顾委的命运带来了多么深刻的影响。艾森豪威尔希望听到带有各种异议的科技评估，所以他为自己一手缔造了这个不易受公众舆论牵制的咨询机构。当一位美国总统不愿听到不同意见、只愿意听到自己想听到的意见时，它就很难发挥作用了，就连自己能否存在也成了问题。这就是总统科顾委注定的命运：总统决定着它的生死存亡，它只能在乐于倾听的总统那里存在和发挥作用。对于厌恶技术异议和反对意见的总统而言，他可以轻而易举地除掉这个不受欢迎的智囊团。

在这样一篇短小的评论中，确实很难对一部具有如此丰富洞见和史料的著作进行充分的介绍和点评。我们寄望对冷战史、科学机构史和科技政策史有兴趣的学者们能对此书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以期充分发掘其历史借鉴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