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表征主义的困境与相对主义的挑战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科学主要被视为一种理论化的知识体系。传统的科学哲学继承了这种理论主导的科学观，试图用逻辑分析的方法重构科学的理论陈述。在逻辑经验主义等传统科学哲学关于科学理论的公认的观点看来，科学理论可以获得对世界的表征或表象(representation)，同时世界又独立于我们对它的表征。因此，科学被视为寻求理论知识以表征自然的事业，其宗旨为描摹、映照和反映独立于主体而存在的世界的真实面貌。基于这种表征主义的知识观，传统的科学哲学力图诉诸经验观察对理论表征加以独立检验，并通过对那些与观察不符的理论加以修补或替换，以提高其逼真度，推动科学知识的进步。

传统科学哲学关于科学理论的公认的观点，其论述基点是用经验内容定义理论术语，进而将科学合理性的基础设定为理论对经验的表征。其基本构想是，理论术语--用于界定不可观察的事物、状态、过程、事件或性质的术语--最终必须落实为对可观察现象的陈述才是有意义的，而使理论术语获得意义的关键在于拟定某种附加的定义，即对应规则，使其与可观察术语相关联。但这一构想有其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理论术语不可能明晰地通过可观察术语得到严格与完备的定义，一个理论术语往往可以通过多种可观察程序与操作获得其意义，有些抽象的理论术语不可能通过对应规则加以完全把握。例如，温度的测量方式有多种，每种方式又涉及到关于温度和温度测量的理论陈述，有些东西的温度变化用目前所设计的任何温度计都无法记录，而那些比温度更抽象的理论术语则难以通过观察获得经验内容。因此，理论术语难以等同于相应的可观察性质的有穷集，也不可能通过把完备的理论陈述与可观察陈述联接起来而赋予理论以经验意义。这些困难迫使逻辑经验主义者不得不放弃理论术语可还原为观察术语加对应规则这一强版本的证实原则，转而承诺理论术语与观察术语之间只需通过部分解释(partial interpretation)相互联系。由此，观察术语只能隐含地定义理论术语。也就是说，经验对理论术语的支持只能是间接的与部分的，观察术语可以在经验层面对理论术语产生约束却不会穷尽后者的经验内容。以质量为例，我们用于测量质量的各种方法为质量提供了部分但不完备的解释。

更进一步而言，这个理论困境似乎是一种难以突破的循环论证：以无法直接经验的理论术语或假说对可观测的现象进行系统性的说明，同时，又通过实验和观察等直接经验为理论提供某种间接的依据。实际上，这种理论困境使科学理论的公认的观点无法实现其为科学合理性辩护的初衷：一方面，如果坚持理论术语的明晰定义，克雷格定理(Craig’s Theorem)表明，在省却所有的理论术语的情况下，仅仅使用观察术语重构理论的公理化体系，可以保留原来的逻辑结果，这表明公认的观点看似从实在论出发却暗含了工具主义的形式；另一方面，如果转向部分解释，这一降低了的要求使得科学的理论陈述很容易被附加上任意的一般性陈述，这使人们无法通过证实(verification)原则有效区分科学上合法的理论术语和不合法的理论术语，也无法排除显见的无意义的伪科学术语。而观察渗透理论、证据对理论的非充分确定性、科学革命与范式转换、科学史的悲观归纳等论点的提出，不仅使得通过科学的理论的确证与说明以捍卫科学对世界的成功表征的公认的观点受到挑战，还使其所欲辩护的科学自身的合理性受到了社会建构论等相对主义立场的质疑。

科学知识社会学等社会建构论所主张的相对主义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相对主义。它强调，传统科学哲学的理论困境不仅表明观察、实验等认知因素对科学合理性的辩护是不完备的，而且这些认知因素难免受到社会利益与文化价值因素的渗透。让正统科学哲学更加难以接受的是，这种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并未满足于对所谓知识的社会建构议程的描述，而将利益与价值对知识内容及其辩护的影响上升为一种认识论规范：一方面，主张文化价值因素在知识的辩护中可以发挥与认知因素一样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甚至进一步强调，在不同的文化与境中有不同的认识论规范，且它们具有相同的认识论意义上的辩护力。实际上，近四十多年来的科学哲学与科学技术研究的关键理论目标就是，在“什么都行”的相对主义与独断论意味的基础主义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

二、 必然的科学及其形而上学基础

传统的科学哲学之所以会遇到相对主义的挑战，源于其过于强调科学理论的必然性，将科学视为基于形而上学的“必然的科学”。传统的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理解仅仅局限于表征主义的科学理论观--科学理论是对科学事实的真理性的陈述，试图在经验和理性两个层面为科学的合理性和真理性辩护，以此论证科学理论的必然性。但由于其过于强调哲学上的必然性，往往会陷入独断论意味的基础主义，过强的基础主义论述很容易在理论上难以自洽而招致相对主义的攻击。

对必然性的寻求，原本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旨趣。在16、17世纪时，哲学、科学以及科学哲学难分彼此，必然性的观念曾经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或者说是一种使得哲学和科学两方面都能产生新知识的观念的助产士。从必然性的观念出发，一方面，在本体论上，将科学理论所推定的实体设定为具有必然性的真实的存在或实在，另一方面，强调作为存在或实在的科学理论实体的属性与运动规律具有某种必然性。正是必然性的观念催生了决定论与因果性等通用于哲学与科学的观念，并由此极大地推动了以经典物理学为典范的近代科学的发展，那时可谓科学与哲学互构共生的黄金时代。

作为一种形而上学追问，必然性既是对存在的基础性说明，也为存在的可理解性奠定了基础。近代自然科学是在与近代哲学的智力竞争中发展而来的，在对自然的解释上，它首先力求扮演其所在时代的最好的自然哲学的角色，而一种好的自然哲学，在那时看来，首先必须对自然或世界之所以存在给出基础性的说明。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这种基础性的说明具有形而上学的特征，一般包括两个根本性的问题：(1)为什么某物存在而非不存在？(2)为什么某物是其所是而不是别的样子？从形而上学的层面来看，前者是追问万物何以存在的大问题，后者则将人们引向对事物本质的探究。对所谓存在及其本质的探讨将近代哲学的基本旨趣引向对理性的辨析--对事物存在的原因与人的理性能否认识这些原因的反思，并由此得出了两个影响深远的思想：(1)必然真理与充足理由，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与推理获得必然真理，另一方面一切事实都有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充足理由；(2)理性的自然与完满的科学，宇宙本身是按照理性的模式所构造的，理智(人的理智)与宇宙的结构内在地相符，可以在理性的形而上学基础上构建起具有绝对完满性的科学。

对于前者，莱布尼兹从逻辑上的理由来说明事实上的原因，并将其分为必然理由和充足理由--必然理由服从矛盾律，充足理由服从充足理由律。在他看来，凭借矛盾律，可以推出各种必然为真的观念或必然真理；根据充足理由律，任何真的陈述、事实或实在，都有其是其所是的理由。尽管事实具有偶然性，使事实得以实现的理由也往往不为人知，但其最终却具有总体上的必然性：它们的实现固然只能直接说明其可能性，或者说事实所直接呈现的仅仅是偶然真理，但所有可能性的总和则进一步从总体上构成了必然性。对于后者，康德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开篇即指出^[1]：(1)一种学说，“如果要当得起自然科学这一称号，自然一词就要使理性从事物诸关系中得出的知识成为必然(因为这个词标志着从事物的内在原则里推出属于这些事物定在的杂多的东西)”；(2)“一种理智的自然学说，只有作为其基础的自然法则被理解为先天的，而不仅仅是经验的法则时，才有资格叫作自然科学。前一种类型的自然知识叫作纯粹的理性知识，后一种类型则称为应用的理性知识……自然科学只能由其纯粹部分，即包含着其它一切对自然的解释的先天原则的部分中，推导出这一命名的合法性，并且，只靠了这纯粹的部分，才成为本义上的科学。”至此，将存在的理由与自然的理性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可得到一种具有基础主义意味的必然的科学。即不论是依据必然理由的分析的必然性，或充足理由及其背后由综合到总体的必然性，还是基于可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先天的理性自然法则，科学都有可能获得明证的必然性，因而可视为必然的科学--科学只能是这样，而不能是那样。

作为一种哲学化的科学观，必然的科学建基于“现象-本质”这一从希腊、中世纪再到近代的哲学话语体系。以哥白尼为例，在他看来，一种天文学理论要声称其真理性，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拯救现象，即要得到观测的支持；(2)符合其所理解的自然的本质，即科学应建立在一种自然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上。^[2]而这两个方面是递进的，即首先我们只能认识现象；然后，还可以进一步把握自然的本质，并且只有在完成了第二步的情况下，科学才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在现象与本质二分的话语体系中，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不仅在于与观测的契合，更在于其能够建立在一种具有必然性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然而，由此基础主义的理路却很容易导致所谓“错置的具体所带来的谬误”。在所谓自然的形而上学基础中，作为科学现象的推论的理论实体而不是直观可见的实体被赋予了实在性，科学知识的结构(如时空结构)不可避免地承担起本体论的作用，用于构建科学知识体系的元科学观念(如因果性、决定性)也被汲取为形而上学层面的普遍观念，由此，科学理论实体被错置为所谓“在那里”的“是”或“在”(存在)，科学理论被当作揭示了终极存在或所谓物自体的真理性认识。问题是当现有的科学理论不再被我们对现象的新的理解和观测所支持时，这种形而上学基础及建立在其上的科学理论的必然性无疑会受到质疑。

反观逻辑经验主义的理论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亦源于这种错置。它试图运用世界与科学陈述的逻辑结构替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进而在经验与现象层面使科学理论的合理性得到自洽的辩护。但杜恒-奎因的知识整体论则表明，在科学中的经验现象与形而上学预设之间，难以做出绝对的区分；而实际上，卡尔纳普在逻辑经验主义的早期即提出，科学的概念与理论不可避免地建立在特定的概念框架之上。因此，面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等相对主义的挑战，传统科学哲学的支持者不再拒斥形而上学，转而从实在论、自然化的认识论与本体论等理路为科学的实在性及科学的形而上学预设的可能性辩护。

三、 超越基础主义的科学多元主义

科学哲学由拒斥形而上学基础转而诉诸形而上学预设，虽然都涉及形而上学层面的讨论，但形而上学架构在科学中的地位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氧化说替代燃素说到迈克尔逊-莫雷实验表明以太不存在，科学的发展表明，科学应建立在一种具有必然性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基础主义声言难免是独断论的。莱布尼兹等人早就对所谓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实质有所反思。当牛顿和他的支持者克拉克等人认为绝对空间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时，莱布尼兹却认为，这一主张类似于培根所说的偶像。他指出：“这些先生们主张空间是一种绝对的实在的存在，但这把他们引到一些很大的困难中。因为这存在似乎应该是永恒的和无限的。所以就有人认为它就是上帝本身，或者是他的属性，他的广阔无垠。但因为它有各个部分，这就不是一种能适合于上帝的东西。至于我，已不止一次地指出过，我把空间看作某种纯粹相对的东西，就像时间一样，看作一种并存的秩序，正如时间是一种接续的秩序一样。”^[3]他还强调，空间不是别的，就是事物存在的一种秩序，以使事物可以在其同时性上被观察。与此相反，康德试图通过其先验哲学为近代科学建立形而上学的基础，但非欧几何与相对论时空观的出现使这一努力最终落空，逻辑实证主义及其后的逻辑经验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与这一挫败不无关系。由此，早期的科学哲学虽然拒斥具有必然性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知识整体论与自然化的认识论与本体论所直面的则是具有可接受性的形而上学架构或本体论预设。科学中的形而上学从必然性的基础到可接受的预设的地位转变，为超越基础主义的科学的多元主义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20世纪初，尽管科学哲学声称拒斥形而上学，但耐人寻味的是，当其作为一种哲学运动兴起时，依然呈现出一种基础主义旨趣--试图通过所谓“统一的科学运动”，构建起一种单一的、融贯的并构成所有科学基础的“科学的世界观”或“科学一元论”，而这与主张科学应建立在其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必然的科学观十分接近，可视为必然的科学观中的基础主义残留物。科学一元论的基本主张是，科学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种对自然世界(或科学所考察的那部分世界)的单一、完整和可以理解的解释；所有的自然科学理论或定律要么可以还原为一个基本物理理论的定律，要么为一套基本定律所附生--前者意味着基本层次的定律或属性充分而必要地规定着高层次的定律或属性，后者意味着基本层次的定律或属性充分但非必要地规定着高层次的定律或属性。

在与神学一元论竞争的时代，科学一元论因借助实验与观测的支持大获全胜，但在科学胜出之后的科技时代，这一过度简化的科学观却为相对主义攻击科学实在性与真理性提供了稻草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科学一元论将科学理论简单地刻画为在一个统一架构下展开的真理体系，尽管这一金字塔式的统一的知识架构对知识的发现、总结与新研究方向的规划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科学一元论的知识架构的最大问题在于它过于强调科学已经取得的成果，试图用这一架构框定全部知识以及获得这些知识的路线图。因此，科学一元论往往夸大现有科学成果的真理性和现有知识之间关系的确定性，一旦其真理性与确定性被新的研究刷新，很容易遭受相对主义的诘难。在等级化的科学一元论的知识架构中，不同的知识被赋予不同的基础性；而实际上，科学一元论的知识架构的基础，充其量只是一种人为设定的形而上学架构或本体论预设，并不具有必然性。

逻辑经验主义式微之后，基于科学一元论的知识蓝图开始受到系统性的质疑，为了抵御相对主义的挑战，科学哲学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一方面，发展出贝叶斯方法、最佳说明推论、科学实在论、结构实在论、自然主义、科学与形而上学等新方向，并愈益汇入分析哲学的主流；另一方面，转向科学实验与科学模型等实践向度，开拓出新实验主义和新经验主义等新路径。前者沿着科学哲学的传统进路，继续致力于分析科学的理论结构并为其合理性辩护。后者则将为科学理性辩护的范围从理论拓展到实验等实践与经验层面，同时运用了弱化科学一元论立场的辩护策略，转向更符合科学研究经验的科学模型论、“科学的非统一性”和科学多元主义等立场。

科学的多元主义大致可分为形而上学的多元主义与认识论的多元主义两类，二者的共同之处是：一方面通过弱化科学一元论的立场以规避相对主义的诘难，另一方面立足多元主义为局域实在论和多元实在论等辩护。形而上学的多元主义强调世界是一种多元主义的存在。如卡特赖特主张，科学所面对的不是基础主义预设的理性化的世界--一个受系统的或齐一的定律支配的统一的世界，而是一个由各不相同的局域组成的“斑杂的世界”，各种定律只在这些不同的局域中适用，由此局域实在论是可辩护的。认识论上的多元主义则认为，科学对实在的认识不存在唯一的知识架构。如凯特(S.H.Kellert)、海伦·朗基诺(H.Longino)等提出的科学多元主义主张，一些自然现象或世界的某些部分可能无法运用一个理论给予完全的说明，或者使用一种方法进行全局性的探究；对同一现象的相互竞争的理论反映了自然的复杂性与多面性，而且对于自然选择的层次、量子物理的决定论或非决定论图景等争议要少下形而上学的结论。^[4]类似地，基切尔(Philip Kitcher)的多元实在论强调，在生物学中，所需要的不同形式的说明可能都具有客观正确性，以至产生于不同领域的自然图式可能是关于自然构成的交错分类；同时，反还原论有助于深入揭示生命领域的自然本体，避免物理主义或陷入封闭的物理因果关系。^[5]从超越基础主义的角度来看，形而上学的多元主义难免诉诸“上帝仍可能选择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多元论者”^[6]的二阶预设，故认识论的多元主义在理论上更为自洽。

四、 基于新客观主义的可接受的科学

从科学一元论转向科学多元主义，仅仅是传统科学哲学在辩护策略上的一种防守性调整，并未能从根本上化解来自相对主义的两大挑战：“难以接近的实在的论争”(Inaccessibility of Reality Argument, IRA)和主观价值对客观事实的影响，而这两个方面的挑战都涉及到客观性这一最基本的元科学概念。其中，IRA可以追溯至近代哲学的怀疑论传统对客观性的可获得性的质疑：如果无法将主体对感知的贡献与外界经验的输入区分开来，我们何以获得独立于心灵的客体的客观属性？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伽利略、笛卡尔、波义耳等人提出了微粒论，将物质的性质划分为体现其客观属性的广延、质量、速度等第一性质和颜色、气味、味道等主体赋予客体的第二性质，并以后者不是客体自身的属性而在科学研究中竭力加以排除。这一划分导致的一个悖论是：尽管人们可以感知到物质的第二性质，它们却是不存在的，而人们一般不能直接感觉到的第一性质却成为客观的存在。在现在看来，微粒论与两种性质的划分无疑只是一种自然哲学意义上的独断的本体论预设，而不是对所谓实在本身的客观表征。

所谓客观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伯特在《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曾经指出，中世纪的世界观与近代世界观最大的差异在于：“对于中世纪的思想主流来说，人在宇宙中占据着一个比自然界更重要也更具决定性的位置，而对于近代思想主流来说，自然却占据着一个比人更独立、更具决定性和更为持久的位置”。^[7]3也就是说，坚持客观性就是在科学认识活动中，尽可能消除人的主观影响。由此，人所生活的真实世界不再被看作一个实体的世界，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原子之类的粒子的世界，这些粒子只有数学特征，按照可以完全表示为数学定律的形式运动着。^[7]260正是因为将科学夸大为一种超越人的旨趣的寻求绝对真理的事业，在传统的科学哲学对科学的辩护中，科学被视为一种由微妙或神圣的“自然议程”所确立的必然的科学。也正是由于这种夸大忽视了人对科学活动的影响，使得建构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一旦诉诸历史认识论和聚焦科学认识的过程及与境，就给传统科学哲学带来了难以无视的巨大冲击。

这种使世界成为一种幽灵般的存在的客观主义的问题在哪里？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客观性源于近代认识论对主体的怀疑，而且其中的认识主体是抽象的、无差别的个体。笛卡尔和康德认为，存在着一个纯粹的认识主体，能够在把握客体的同时避免一切文化扭曲或主观扭曲，而传统的科学哲学继承了这种基于对主体的怀疑的个体认识论传统，而试图诉诸一个纯粹的理想化的认识主体来建立客观性。然而，如果对客观性的本义做进一步的追问，我们将看到所谓基于纯粹认识主体的客观性本身是不可能成立的。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客观性思想可以追溯至库萨的尼古拉在《有学识的无知中》提出的视角原理：要把一个视角作为一个视角来思考，在某种意义上就已经超越了它，就已经认识到了它的局限；因此，不同的视角向我们显示的东西只能是一种视角性的显现，它们不能如其所是地显示自己，而要想如其所是地显示自身，需要一种不同于视角关照下的空间--客观空间；在此，客观是与视角相对立的。^[8]因此，视角实际上是不可超越的，它不仅意味着我们应该由不同主体或不同研究的视角差异而为多元主义背书，还应该看到视角本身的不可消除性决定了人只能成为有限的认知者，而不能成为无限的认知者，或者说诉诸一个理想化的或纯粹的主体来建立客观性，实际上是一种有限认知者试图扮演无限认知者的僭越。

至此，我们不妨从一般认识论出发，来看看真实的认识主体如何接受或相信某一个科学理论陈述或科学事实是真，即“某人P为什么会相信S是真的”。对此，大致有三种确证模式。^[9]其一是符合论，如“Z是光头”为真，是因为它与事物的真实情况相符合--Z的确是光头。其二是融贯论，即有关事物的相关陈述之间应该自洽，它们所构成的陈述体系才可能是真的；如在刑事法庭上，原告与被告双方经常会相互指责对方的证词自相矛盾，其要义在于真的陈述必须能够自圆其说。其三是实用主义，主要主张：(1)一个想法或陈述是否为真，要看它相对于其它想法与陈述而言是不是可以证实的；(2)真理是制造出来的，与健康、财富和力量的制造类似；(3)理论是工具。虽然实用主义也讲可证实性，但更强调证实过程中主体的构造作用，即真理是如何实现的，或者说现实的一部分是如何被构造为真理的。由此，科学发现不仅是对自然无条件的反映或表征，而且是一种在具体的条件下所展开的构造性活动。

实际上，在这三种模式中，有关科学知识的辩护所面对的怀疑-辩护情境是不一样的。其中只有符合论中的怀疑-辩护情境是抽象的认知主体面对抽象的怀疑者，这种情形实际上只存在于教科书式的书写中。其基本知识接受模式是：因为任意的一个具有纯粹认知能力的主体X可以发现A，所以这个结论对于任意的具有相同能力的主体Y是可接受的。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纯粹认识主体X实际上并不是康德意义上的为自然立法者，因为其作用只是表征自然的必然本质，其发现A即所谓必然的科学；类似地，主体Y对X的发现的接受具有某种被动的必然性，也就是说A对于X和Y而言都是必然的科学，而不是可选择和可接受的知识。由此导致的悖论是，即便真能实现所谓有限认知者试图扮演无限认知者的僭越，这种纯粹的认知主体实际上是没有认知自由而只能接受必然的科学的认知傀儡。

透过对融贯论与实用主义模式下的怀疑-辩护情境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从主体参与性的角度重新理解客观性和科学认识的真实过程，进而在超越抽象的客观性的新客观主义的视角下探讨科学的可接受性。在融贯论与实用主义模式中，主体不再是抽象的认知个体，而是具体的认知个体或群体；科学不再是必然的科学，而涉及到可接受性，即成为具体的个体或群体的可接受的科学。同时，融贯论与实用主义的模式所涉及的怀疑-辩护情境不再是抽象的，其中所涉及的质疑者是科学共同体、社会公众、特定的利益相关者、投资人、决策者、公共政策听证会等具体的个体或群体。在对科学知识的辩护对象由必然的科学转向可接受的科学的过程中，客观性的内涵也随之拓展为新客观主义。这种新客观主义的出发点是认识主体是有视角的而不是无限的，因此其科学发现不仅必然具有可错性，还必然带有不可消除的偏见，而其客观性的构建是在怀疑-辩护情境中双向展开的。换言之，接受各种怀疑，足够认真地对待一切反思的力量，是新客观主义的应有之义。

如何在融贯论和实用主义的模式下消除各种怀疑者的质疑，与必然的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性辩护所面对的抽象的怀疑主体不同，可接受的科学意义上的新客观主义更多地面对的是具体的怀疑者群体与个体。如果说新客观主义是某种参与的客观主义的话，其中的参与者不仅包括认知主体，也包括怀疑者群体与个体，也就是说一种科学知识够不够客观或者是否消除了偏见主要取决于能否消除各种质疑。与符合论暗示的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要么正确而完整、要么错误而完全无知的绝对认识论立场不同，不论是融贯论还是实用主义模式，所持的是一种知识通过怀疑者的接受而不断累积的一种实践认识论的立场，它既不是符合论下的独断真理论，也不会陷入什么都一样的相对主义。从新客观主义出发，我们不再立足一种无法达到的完全的客观性而剥夺世界对于人的意义和我们对知识的选择权，世界不再是幽灵一般无意义的事实，知识的发现将成为一个相关主体的主动选择的过程，主体所追求的将是可接受的科学与有意义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