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黑格尔所说：“哲学上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这个“事实”并不是感性的具体事实，而是“一种现存的知识”^[1]。因此，“反思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 ^[1]哲学追寻的是事物现象背后的东西，那么对于被风险乃至危险所包围的人类来说，有必要追问：什么是人造危险？人造危险的根源是什么？遏制人造危险蔓延的途径是什么？这当然需要进行实证性的研究，更需要进行哲学反思。

一、 人造危险内涵及危害蔓延

危险就是不安全，人造危险就是由于人的制造而产生的危险。吉登斯认为“危险”被看成是对预期结果的一种威胁，而贝克认为危险是可以刺激人的感觉从而被感知的。“危险”有来自外自然界自发的如地震、海啸的爆发、毒蛇猛兽的袭击等自发危险；也有伴随科技的发展而出现的人造危险。

当代社会就像海德格尔描述：”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脱离开来，而且连根拔起。” ^[2]人类制造出来的东西，会反过来控制人类并给人类带来严重的灾难。从电站爆炸的难以控制到核武器的威胁，从食品安全问题到癌症的增多，从无限制地掠夺资源到沙尘暴、空气污染、洪水肆虐，从智能发展到对人身威胁等，人造危险导致了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人和人关系异化、人自身的分裂。随着人造危险的扩大，现代社会的异化已经不仅仅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而是异化渗透了各个方面，是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乃至语言的异化，致使人造危险的危害不断蔓延，就像吉登斯说：“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3]

二、 人造危险的根源

追溯人造危险的根源，主要归结为下面几个方面：

1. 人造危险源于人类为满足自身需要进行的创造活动

人的存在有二重性，人既有肉体存在又有精神存在，故而无论是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的吃、穿、住、行，还是满足人的精神丰富的需求，都离不开科技的发展。因为在远古时期，人们面临饥饿、无法应对来自外界的自然灾害，人们必须和自然抗争才能生存，于是不断改进生产工具，生产力不断提高，科技的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而逐步产生的。由此在不断干预自然的过程中，而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面对各种类型的人为的危险，因为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作为人的即主体的客体，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背离了主体最初创造它时的目的，而分裂出它的对立面，变成异于自己的力量。比如，人类发明农药的目的是杀害害虫，但它又反过来伤害人自身；发明了塑料方便人们生活，却又增加了白色污染。

但是人的需要好像永无止境，在实践中，往往人一个需求刚刚满足后，会迅速产生另一个需求。故而，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以至于不断地向未知领域进军，以攫取满足人类不断需求的成果。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类又把需要夸大为对物的无限占有欲望，于是把部分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夸大为科技发展至高无上的动力，继而伴随不断的技术推进，人类创造危险的能力也随之提高，人造危险继而又蔓延的趋势。

2. 人造危险源于人类理性的偏向

在古代，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大都把理性视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种特征。西方，理性早在古希腊哲学家的头脑中就孕育了。在阿那克萨戈拉、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甚至在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人的理智功能只是总体灵魂的一部分，灵魂运动包括宇宙人生的目的，它是带有价值和方向感的，在这里，理性并不是近代哲学家所说的“工具理性。”

近代德国哲学家认为，理性在近代被分裂了：一方面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主观主义理性，另一方面则是以伽利略为标志的客观主义理性，而客观主义理性发展导致了科学理性对世界生活本质和价值理念的遗忘，并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客观主义理性及其变种--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二元论和怀疑论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而追求完整理性则被忽视了，从而导致自文艺复兴开始就萌发的现代性危机，但这种危机早已埋伏在中世纪的精神生活中了，因非理性的上帝的概念早就剥夺了理性的内在精神，使其变成了缺乏有机生命的纯工具。而到近代则表现更加明显，近代理性不只是体现在以伽利略为代表的客观主义科技理性之中，而且也表现在笛卡尔主观主义的心灵理性之中，在笛卡尔看来，真理就在于它的永恒性质，随历史条件的改变而变化的东西绝不是真理，而是虚幻的影像或多变的经验，这些真理一旦被人们的“良知”所领悟，就可以把普遍的理性之光洒满人间，但无论是笛卡尔还是洛克，他们仍旧承认上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可是，到了以狄德罗、拉美特利和霍尔巴赫为代表唯物主义者认为，理性的权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理性成了新上帝。在黑格尔的思辨体系，理性变成了“绝对”，世界历史也不过是理性自我发展的外部表现，理性支配着世界，那么世界历史也合乎理性地展开，理性被神秘化了，理性好像成了某种超人类的神秘计划。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后，理性逐渐成为一种引导我们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和确定真正的独创性的理智力量，正是这种作为能力和力量的理性，才是能动主体的真正本质。可以说启蒙时代，是一个把理性和科学推崇为人的最高官能的时代。通过启蒙虽然人的灵魂脱离了蒙昧，然而却又可悲地置身于工具理性宰制之下，物欲的大众宁愿从精神的沉沦换取外在物质利益的丰厚，因而丧失了对价值理性的追求，以致高度发达的理性技术管理被用来实现最大规模的、最无人道的非理性目的。人成为命运的主宰：“历史现在要由理智来控制，按照人类自由选择的目标前进；社会现在是自由的；启蒙运动的历史目标定在一个完全透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对他的社会、历史及个人存在的一切环境都实施理性的管制。结果人类完全成功了。但这条路却是单向的和不平衡的。”^[4]也就是说，尽管工业文明造就了人类在征服自然、控制自然方面无比成功。于是“技术世界的理想、废除自然，即彻底控制自然又反馈到人的身上：全面的剥削作为‘理性和现实的同一’在被规定为是必然永恒的自然的剥削中只能坚持剥削的本性，即虚假的绝对，盲目的统治的原则，并发展为一切社会形式的统治工艺学。”^[5] “这种‘启蒙意识形态’不顾一切地推进，‘将其遇到的每一种精神原抵抗都转化为自身的力量。’当它在资本主义经济与科技发展过程中赢得压倒性统治地位后，就造成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其中技术统治及操纵它的社会群体能以极大的优势去管理人口的其它部分。”^[6]

可见“追求全知全能”^[7]“重新创造人类、地球和整个宇宙”等观念，致使理性严重偏向--工具理性过度膨胀，促进了科学技术地无限制地发展，故而引发了人造危险如环境污染、添加剂食品等已经危及到了现代人类，更严重的人造危险稍有不慎人类会有灭顶之灾。

3. 人造危险具有一触即发的外部条件

现代随着科技的发展，许多潜在人造危险在外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就会一触即发：核电站由大地震诱发而爆炸、生物实验因泄露而使人疾病肆虐、纳米技术因事故而无法控制……，这都有可能使人类遭到不可抗拒的灾难。正像吉登斯所担忧：“在现今全球所有危险中, 核战争显然是潜在的最直接和最可怕的危险。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人们承认，即使是非常有限的核战争也会给气候和环境带来相当严重的影响。少量核弹头的爆炸都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这种破坏还会危及到所有高级动物物种的生存。”^[3]又例如有科学家意识到所有新技术的发展，与纳米技术产生效益同时而来的是各种未知风险。2003年1月，加拿大环保组织ETC发表了一份报告，首次提出了纳米技术存在潜在的危险，描述了纳米机器的自动复制和自由结合产生的自我催化反应，及其造成的无法挽回的毁灭世界的灾难性场景。

4. 资本主义制度是人造危险的深刻根源

霍克海默说：“并不在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那些阻碍科学发展并与内在于科学中的理性成分格格不入的社会条件。”^[8]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者都是人，而人具有社会性，而社会的人又必定受社会制度的制约。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早就揭露资本主义就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运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利己主义”的基本根源，每个人都企图用不正当的手段来为自己谋取私利，傅立叶揭露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热病；律师则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诉讼；建筑师需要一场大火把一个城市的四分之一化为灰烬；安装玻璃的工人希望下一场大冰雹把所有的玻璃打碎，……在文明制度的经济体系中，每个人都这样处在蓄意与群众战斗的状态”。^[9]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0]资本主义社会是利己主义占有支配地位的社会：“贪婪已变成在每个人身上占有统治地位的感情；利己主义这个人类的坏疽侵害着一切政治机体，并成为一切社会阶级的通病”。^[11]

资本主义社会用理性的计算技术把一切都全盘量化了，一切成为了赢利的工具，这是由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这一本质特性决定了它是为追求资本增殖而生产，而不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而生产，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的深层扩张。”^[12]资本主义制度下少数人对高额利润的无限制地追求、对财富的无节制地占有，必然导致个人主义膨胀、功利主义登峰造极。而在极端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驱动下，又必然导致资源、能源的竞争及科技的无限制发展。而我们面对的最令人不安的威胁是种种人造危险，它们来源于功利主义牵引下的科学与技术的未受限制的推进。

三、 遏制人造危险蔓延的途径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所以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放弃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不能毫无顾忌、不计后果地发展科学技术，既然人造危险是由于人造而形成，那我们就想办法避其产生遏制其蔓延，分析如下：

1. 正确的理论导向是规避人造危险的前提条件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正确的思想牵引着人们正确的行动。当然这种思想是来源于实践，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反复证明了的正确理论思想，正确的理论导向可以使人高瞻远瞩、少走弯路。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13]

2. 前瞻性的技术控制是遏制人造危险的有力保障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经验证明，正因为缺乏警觉和预见，人们在应付科技发展和应用所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时，普遍是采取一种“走一步，看一步”或者所谓“先发生，后治理”的对策，从主观上不能防止人造危险的发生，客观上使人造危险得以蔓延和扩展。正如科尔伯恩会所说：“技术发展速度使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而技术的应用在转瞬之间已经遍及全世界。这一切的到来，都是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揭开所有这些物质和技术对全球系统可能产生的影响之前。人们只是一味地盲目追求未来，却忘记了所有技术背后存在的危险。这种傲慢无知的态度也许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古希腊人称之为‘人类的狂妄’。……在迈步走向未来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面临的基本现实：人类在盲目飞行。” ^[14]可见，对技术发展进行前瞻性的计量和技术控制是遏制人造危险的保障。

例如日本在历史上阪神大震后接受教训，设计了一种“弹性建筑”，有较好的抗震性能。日本东京建了多座弹性建筑，经东京发生的里氏6.6级地震考验，效果良好。这种弹性建筑物建在隔离体上，隔离体由分层橡硬钢板组和阻尼器组成，并且建筑结构不直接与地面接触，又阻尼器由螺旋钢板组成，以减缓上下的颠簸。其它人造危险也是如此，如果防患于未然，比事后补救损失要小得多，以此足以证明瞻性的技术控制是遏制人造危险蔓延的保障。

3. 彰显价值理性是遏制人造危险的关键所在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概念是由马克斯·韦伯提出来的，二者为人的理性的不可分割的重要方面。价值理性作为人类对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应如何”和人“应当是”问题的思维和行为指向。在实践中彰显价值理性，这不仅是因为价值理性既为工具理性规定价值目标，又可以进人工具理性所不能进入的意义世界，而且也因为价值理性是人区别于其他一切存在物的本质所在，也是人作为自由自觉的存在的象征。一般认为价值理性解决主体“做什么”的问题，而“如何做”的问题只能由工具理性来解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原本分别作用于不同层面本无冲突，但是随着科技进步及其广泛应用，工具理性因为过度膨胀而占据了主导地位，致使价值理性日益失落，于是两者系的疏离和扭曲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中各种危机的根源。

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要保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合理张力，避免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15]。经过实践证明，只有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终消灭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功利主义及个人主义膨胀，才能使人类真正全面自由地发展而不受层层危险包围，故而可以说彰显价值理性是遏制人造危险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