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 言

在当下国际学术界，用拉图尔、卡龙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研究中医药文化已经成为一热点^①。作为一种方法论的ANT，就研究的事件来说，它要求研究者深入到事件发生过程的内部，去追踪导致事件发生或失败的自然-工具-社会之网络中转译^②链的确立或坍塌过程，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不是把ANT作为一种超验的框架，放出事件“应该”如何发生的马后炮。就地方性知识来说，ANT展现出其在全球化语境下发展的两种维度：这是一个接触带(contact zone)的矛盾空间，一方面它包含着地方性维度，围绕着非西方本体论建立起来的另类知识；另一方面又包含全球性的西方实证科学及其学术与管理体制的维度。只有借用了地方性与全球性这两个维度的辩证关系，我们才能去追踪中医药在一个全球化语境中如何改造它的知识、身份和界限。同时，西方科学跨地域的传播，必然会内嵌在非西方世界特定的自然、历史、社会、经济、技术等异质性因素所构成的行动者网络之中，这本身就是一个囊括了权力运作、抵抗、论争、协商、借用、重置等的事件和机制冲撞过程，导致中医与西方生物医学之间存在部分的相互转译与重塑，从而创造性地把二者各自的成分转译杂合成一种新的技科学实践形式——中西医，或中西药的结合。

①相关代表性研究主要有: (1)Hsiang-Lin Lei. When Chinese Medicine Encountered State:1910-1949.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9.(2) Elisabeth Hsu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Medici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3) Kim Taylor. Chinese Medicine in Early Communist China,1945-1963. Routledge Curzon. 2005.

②“转译”(“translation”)是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一个关键术语，它是指是一个行动者为建构一个事实，必须通过磋商、征募等手段，经过一系列的转译，把自己的利益(包括学术利益、政治-经济利益等)转换到其它相关的行动者(包括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身上，让所有的行动者都意识到必须要建立一个联盟，即一个行动者网络，以确立这一事实。

从目前国际相关文献看来，人们更多关注中西医药结合的成功案件，即转译链的成功拓展。这种结合的失败——转译链坍塌的案例却鲜有探索。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选取“中药配方颗粒现代科学身份认证之困境”这一案例，利用ANT方法去追踪导致该困境的症结。

中医作为少数流传至今并受相当数量人群尊崇的传统文化，它的当代阐释无法绕开中医科学化这一实证路径。20世纪前期，俞樾在中医药界提出废医存药，虽然真正的废除中医没有发生，但在此思潮影响下，出现了一种将中医与中药相对分离并将后者纳入实证体系的意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中药发展脉络。1995年我国《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首次提出“中药现代化”和“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构筑国家现代中药创新体系”。由于中医医理的根深蒂固，因此，现代科学对中药的独立再论证是一个首先将中药剥离传统中医药体系，并试图由中药现代化带动中医体系现代化的举措。其中，配方颗粒是一种具体的尝试，它是将传统饮片制成颗粒或粉末状，服用时根据药方将不同中药颗粒混合冲泡。由于具有标准化、易计量、可操作性强等特点，这使得配方颗粒成为中药现代化改造中最易在临床使用和经济回报方面实现双赢的产品。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这一产品虽使用30余年，却至今未获得合法的科学身份。不仅如此，2013年起国家还将缩紧配方颗粒的审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文指出：“中药配方颗粒仍处于科研试点研究……各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自行批准中药配方颗粒生产……。”^①中药配方颗粒现代科学身份认证这一“困境”，除了技术上的复杂性外，还折射出西方科学跨地域的传播过程必然会遭遇地方性知识在观念、方法、文化、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抵牾。西方科学要想成功传播，必须借助于转译来消解这些抵牾。如果建构转译链过程中任何一个节点出现问题，行动者网络便可能坍塌，科学便不能成为科学，事实也不能称之为事实。

①参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关于严格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及中药配方颗粒试点研究管理等有关事宜的通知》(www.sda.gov.cn)

二、 药理差异中的不通约性

药理上的差异反映出“自然在不同地域-文化空间中的不同言说”。中医药界对配方颗粒的质疑集中于医药学层面，颗粒剂的机械混合与中医遣方讲究的众药合煎，折射出中西医理在观念上的迥异。大致可归为以下几方面：

1.煎剂的整体性与颗粒剂的还原性。传统合煎是在构造一个复杂的物化动力系统，中医称之为配伍。煮汤过程中的先煎和后下、武火和文火、时长、器具、水质要求等都是在优化动力系统。虽然中医学千百年来没有能力解释特定方剂整体药效的生成机制，但凭借经验的积累基本能够保证毒性和效用在可控范围。而配方颗粒由于是单味药经煎煮、浓缩、加工制成，虽然使得随症加减药物的古医训得以保留，但当多味药的颗粒混合冲服时，消除了合煎中所讲究的“君臣佐使”机制。另外，制备某种药物颗粒时，通过水煎醇沉来“提取关键成分”这一做法破坏了体系的完整性。

2.道地药材与时域性。中药材有着鲜明的地域性，成分和效用会由于生境和品种等因素而有所差异。道地药材即为具有显著地域性的优质药材。“地产南北相疏，药力大小悬隔。”(陈嘉谟《本草蒙筌》)。因此“用药必依州土”(《千金方》)。如四川的附子、东北的细辛、江苏茅山的苍术。而配方颗粒为颗粒或粉末状，当其声称要以西药的成分种类、含量明晰为追求时，体现道地性的色、形、味等信息丧失。且恰恰是因精确性的要求，使得通过加减特定成分的以次充好等行为更易发生。此外，颗粒剂意图通过标准化的生产与管理而更广泛流通，这也有悖于道地药材本身所重视的新鲜性。中药材接近农副产品，因天气、种植条件的状况药材品质会出现差异。在此意义上，是反标准化的。

3.炮制工艺下的药物多元性。药材在制备成各种制剂之前，对原料进行烘、炮、炒、洗、泡、漂、蒸、煮等而得到饮片。其目的提高药效、减毒、纯化、改变药物功效以适应具体病情等，每一种原药可以有若干种炮制方法。以大黄为例，原生药材洗净、切片干燥为生大黄，可以攻积导滞，泻火解毒；黄酒喷淋的为酒大黄，性温味辛，能通血脉；加黄酒隔水炖为熟大黄，性味温和，活血化瘀，起泻下作用；武火炒制生大黄为大黄炭，泻下作用基本消失，收敛性强，止血止泻。换言之，中药效用具有更显著的导引性和多元性，其灵活多变亦暗含实用主义意味。相较而言，西药药性是完全定义法，可陈述其名义本质。而中药药性显现于条件性设定中，是一种部分定义。但配方颗粒大多没有因炮制方法的差异而设计子品种，如仅有“大黄配方颗粒”一种。

4.中药“毒性”的相对性。中西药共同目标在于安全和有效，而配方颗粒推广中的一个重要考虑也在于毒性成分易于检测、药性易于标准化 。然而，中药范畴内毒性(偏性)不是一个绝对概念，甚至遣方治病正是利用药物之偏性。在《本草纲目》中，125种“下药”常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虽有毒性，但若把握药量及服药时长，亦可纠气血之偏。对毒性的考量需要涉及药物本身质性、炮制方法、药量、方剂配伍、适用症、病患状况等，而不宜从绝对的意义上来定义，正所谓“有毒无毒，所治为主，适大小为制也。”(《黄帝内经》)

在ANT理论看来，在考量地方性知识与现代科学范式之间的可通约性时，“自然的言说”这一维度既是必要的但也不是唯一的，因为在这一“物”的维度以外，拓展性转译链的中人类行动者会出于自身的认知和利益等导向，不断改写着此“物”的意蕴，使“物”通过网络化的转译链打破了地方的/普遍的、传统的/现代的等二元割裂，尝试在实践层面上实现不同知识范式间的有机融合。

三、 配方颗粒现代科学身份危机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配方颗粒的设计理念和评价标准采撷于西药，因而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医药界，东亚国家都希望把西药所包含的“形式上的先进性”视为地方性医学和药学发展的突破口，并把这种突破与构建医学现代化、国家进步、实现人民健康福祉等宏大议题联系起来。

1. 从日本到台湾的现代性想象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全面着手于铲除正规的汉医教育，而在本土照搬德国医制。这期间汉医试图通过汉医西医的互参而使百年汉医得以保存和发展，如1879年汉医团体东京温知社列出的社则中便有“以和汉医学为根本，旁参欧美医书，博采众方，不拘泥于旧例……”^[1]219这种无医学历史积淀的口号式人为整合不免有普罗克斯泰斯式的削足适履之嫌。19世纪、20世纪之交，在德国或日本国内接受医学教育的医学工作者通过理化方法剖析中药，对牡丹皮、苦参等的活性成分和药理作用作出分析 ^[1]300，开创了中药实证之风先河。这种还原式的、局部性的、实用主义的、与传统汉方使用方法有所背离的做法无疑直接溯源于当时德国的现代植物学和药理学，并一定程度上构成了配方颗粒的方法论基础。“经现代科学洗礼”的汉方药以具有德国特色的方式被重新认识，很快当时逾90%的汉方被制为颗粒剂。对于什么是科学的汉方，并无权威规则，只要是列于《日本方药局》，并采用了科学而先进的萃取、精炼工艺即可。^[2]531然而，20世纪中后期日本汉方界虽然意识到生药药效不能只看成分，而依赖于成分间的互作，但由于有意识偏离汉语世界的民放文化情结，使它仍然在使用分子生物学、分子药理学和新的提取工艺延续颗粒剂。同时日本对中医理论和诊断方法进行现代性重构，以使医理和药理能实现互洽。在遭遇现代医学剧烈撞击后，日本的汉医已不再固守从中唐传入的传统中医理论，而以“Sho”这一概念为圭臬。Sho来自中医的“辩证施治”中的“证”，但含义已发生变化，接近于现代医学的“症状”。汉医采用“方证(Sho)相对”方针，依循的是现代西方医学将症状与病灶直接对应的方法，而不同于传统中医里将病机(病因)和证候既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处理方式。^[3]这是由于，医院里开汉方的医生接受的是现代医学教育，不具备中医遣方的理论基础，其秉持循证医学理念,因而注重自然显现或医学仪器得出的客观现象(Sho)。与此相应的是：诊疗时不再关注复杂多变而难以标准化的辨“证”方法，同时将数量有限的方剂固定化，将特定的Sho对应于固定了的适用方剂。因此其由配方颗粒组成的“复方”效用相对易知易控，并从属于Sho这一与现代医学理念同一的实用主义框架内。而传统中医在遣方时同时运用到医理和直觉，以病患为主体，随证加减药味，药物的使用灵活多样。可见，汉方制药和中药制药理论出现明显抵牾。换言之，汉方颗粒是将中药抽离出传统中医理论体系，而置入西药范畴进行了再网络化。^[4]342

台湾在殖民地时期的正规医学教育自19世纪末开始被统摄在日本帝国大学教育系统内，正规的药学教育长期缺位。^[2]526有能力在中医药传统理论内运用现代药理对中药进行辩护几近不可能。直至20世纪30年代，沿袭日本生药学者朝比奈泰彦的植物药化学分析法，台北医专杜聪明着手于让汉方在现代科学支持下获得新生。^[2]546可见，20世纪早期的台湾汉方之成功主要凭借的是日本医药思想的直接植入。在台湾汉方的广告中，仍可见“冷、热、虚、补等非西方医学概念” ^[2]547，这样的杂糅一方面展现了汉方的重生并非是在现代科学的框架内完成了传统医学范式的格式塔跃迁，而更多意味着其“复兴”一部分来自科学概念的使用，一部分来自观念中的自我论证。这种亦中亦西的杂糅也说明台湾在观念上是按照传统中药的方式接受汉方的，并将其命名为“科学中药”，“科学”意指其制备的理论基础和技术遵循了现代科技手段。但科学中药的效用此前并无严格的临床认证。不难看出，日本汉方药中曾经发生的逻辑变构虽未被彼时的台湾方面意识到，但近半个世纪以来，台湾对配方颗粒投入了大量科学研究，紧紧依循辩证施治不断创新和改良，科学中药的处方手法百家争鸣，也使台湾成为目前全世界颗粒剂处方能力数一数二的地区。即，日本汉方中的“科学性”被转译到台湾后，接受地方性重塑而获得新的发展潜力。

2. 颗粒剂“形式上先进”式研发

丘晨波是我国解放后中药剂型改革的先驱，早年也在日本接受医学教育。解放初期，他联合医药界专家包括、药师、化学师，响应“民族形式、科学内容、大众方向”的政府号召，利用简陋的设备创制了浸膏片、冲剂、水剂等基于“提炼”法的新剂型，在国内外大受欢迎。若干年后又着手改临用煎煲为单味药颗粒。不久后的文革来临，中医药传统人士认为剂型改革既不是继承也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发扬，而是看不起中医药的“反革命”行为，一举将专业人士的剂型革新描上了政治色彩。^[5]这段历史位于民国中西医论争，中西药被冠以“不合科学”“是玄理”等帽子之后，这一时期国内关于废止中医的声音此起彼伏，广东省在经历“社会局强迫善团改用西医”的事件后，渴望通过理论和技术创新与西医平等对话的专业心态，结合刚解放百废待兴时的爱国志士之情怀极大鼓舞了医药工作者。^[6]33麻黄素的发现以及同时期武汉药学家周森在紫杉醇、鬼臼素等中提取抗癌活性成分更是具体地推动着中药以“现代方式”重新被认识的信心。于是便产生一种先药后医，以中药科学化作为中医现代化先导的行动大潮。丘本人擅长运用自己的现代药学背景来研究中药：在其论文《雷斅传略及其所著炮炙论的简介》中，尝试用现代药剂学方法重审中药炮制史；在《星群月刊》、《广东中医药》等期刊和其著作《新中药学概论》中，阐述了中药科学化如何能促使对中药药性、药理的深入理解，以丢掉其玄虚之名，并认为经过化学科学剖析的中药能够导引中医整体的进步。化学药理所指涉的精细、可分析性，和化学药理所根植的现代性科学情境首先表传达出的是革新的紧迫性，即要求一种在现代科学范式中识别和改造古旧事物的敏感意识，而当这种意识同时被更宏大的议题所裹挟时，如中医的科学性论辩、民族自尊心理、政治意义上的自我支持，便可能出现超出科学自身自然发展轨迹的人为加速进程，从而使相应科学成果的“进步性”来自于“形式先进”的赋予。80年代丘在其总结性文章《中成药设计的几个问题》中认为，医药工作者的理想是设计高水平的中成药，其定义就是“有足够的药理、化学、临床数据，能通得过外国(欧美、日本)卫生当局的审查，能进入国际市场，能与现行的西药争一日的长短……”。

我国中医药学界中对中药的改良，虽将其设立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但最终目的仍然是试图使这一系统满足在实证框架中的可解释性，从而回溯至中医理论，带动其一同被现代科学范式接受，在新的语境中延续两者的互洽。然而，在中医药革新的诉求并非出自其自身的内在规律时，这种借用他者的形式性标准所试图达到的先进性论证易使得中药背离其试图坚守的传统中医语境，而沦为“用西药认知体系来衡量的中国国土上产出的草药”。因而，这里出现的更多是形式借用——转变物理样态以及随后的测评标准化带来直观上的“现代科学性”，而非实质借用。事实上，中药现代化应该是借助现代药学的实证和循证方法而实现基于自身逻辑的实质提升，这种偏侧性转译造就的脆弱性是转译链坍塌中不可忽视的一个节点，在现今配方颗粒科学身份审查中，它为药物在“中体西用”式 “嫁接”之后，经受住理论合理性和现实用药感受的双重考验预埋了阻力。

3. 中草药群众运动

继1950年“团结中西医”口号，1954年政治力量推动中医药复兴后，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作出了史称的“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中去。在此政治指导方针下，国家几大部委降低中草药原料价格以试图提高农村对药品的购买力，进而为中草药在农村的推广和使用创造条件。全国多家媒体也大力宣传以扩大这场运动的声势和鼓舞人们的士气。^[7]后期，主力军由地方政府组建的医疗小分队演变为赤脚医生。他们大搞三土(土方、土医、土药，指培训赤脚医生)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指将中草药加工成制剂)。由于“三土”是实现“四自”的基础，因而“三土”是基于医药科学的规范学术训练还是一种特定历史背景的强烈情绪之产物，成为“四自”科学性考量的重要一维。赤脚医生的所谓医学训练只是对无任何医学基础的农民进行极为短暂的拉练，以保证其随时上马。而当与备战、备荒、满足特殊需求等具体议题，以及与医学现代化和国家进步等宏观议题同时也是更隐蔽的议题联结在一起时，便不免出现超前于中医药传统的“创造性发明”。

中草药群众运动中发明创造颗粒剂(当时称为冲剂)及其他新剂型的记录出现于多个资料^①，提示我们留意冲剂剂型向西药剂型的借用和医药创新实践中的民族情结。这段时期的颗粒剂混合了“多重考虑”：对应于中药“廉、贱、简、便”的传统要求；若遇战时方便服用，若民用则通过将成药的颗粒化来节约用药；新剂型也同时回应着“团结中西医”“中医向西医学习”的时代要求；勇于探索新路子、为人民谋福利的精神衬映了彼时那个“砸乱条条框框的时代”；最后又与赤脚医生的利益回报、社会主义新人的身份论证密切相关。^[8]384剂型改良本无可厚非，但中草药群众运动打破了科学研究的规律，将纯粹的医药探索混杂了诸多关于时代的想象。无论是冲剂、片剂、注射剂、气雾剂的开发，理应有严谨的预临床实验，实际中却被视为陈规戒律直接跳过。配方颗粒是根植于特定历史和文化的“合理”产物，中药材的廉丰匹配于为当时民生作出贡献的赤脚医生的草根性隐喻，因而中草药运动与当时通过走群众路线提升民族凝聚力旨趣一致，有着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双重内涵，中药改良中的科学问题便暗暗退居次要。

①全国各地中草药群众运动的实践成果被整理汇编，记录在中国知网“‘文革’期间中草药实用手册全文数据库”。其中的剂型改良，草药新功效的发现等视为打破爬行主义、批判洋奴哲学的创新性实践。

以上三条脉络在时间上前后相继，虽然在时空上有所隔离，却都是发生在新旧传统急速碰撞的解放初期的汉语世界。从三者的互证不难发现其共同点：但当一个民族的数千年的医药传统在短期内受到外部剧烈的冲击，以致于逐渐被边缘化的情况下，想在传统医药理论框架中迅速获得突破性进展以应付这种挑战，希望几近渺茫，因而只能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西方科学的现代手段以及其所蕴含的工具理性精神，来完成“他证”下的现代科学身份论证。然而，西方“先进的”方法和标准化网络移植不可能完全同化地方性知识，跨地域的传播同时是地方性抵抗、论争、协商、借用、重置等的碰撞过程。对配方颗粒成功的拓展性转必须以恰当的“借用”为基础。但真实发生的“借用”中包含着悖谬：一方面，对西药的形式借用为的是使中药科学化，从而有能力抵抗西药的全面挺进；另一方面，抵抗的行为中已首先暗含了对特定“理性”或“实证标准”的认证和接纳，20世纪中期我国对颗粒剂型所指涉的精准性、便捷性、可控性等的“借用”就源于此。但转译过程并非是单向的与必然的，而是一个开放性终结的(open-endedness)过程,某些特定历史时期涌现出来的文化事件可能会激起传统知识的强烈反弹，为转译链坍塌埋下了逻辑伏笔。

四、 我国的药品研发和监管体制中的配方颗粒

改革开放后，我国医药事业蓬勃发展，但配方颗粒这个黑箱并没有被真正打开。相反，颗粒剂研发和生产部门通过提供新的解释(如科学性、品质可控、便于流转、方便服用、促进药房高效运转等)来强化之前的转译。而从中药意欲进入国际市场而言，推广者引入的这些新解释，目的是让配方颗粒戴上现代药学的桂冠，以呼应着FDA、欧盟植物药法规等的合法性标准。然而，用拉图尔话来说：(药物)仿佛是由于自身的力量而牢不可破，但实际是自然-社会这个转译链的强有力拓展造就了这种牢不可破。^[9]222-241我国尚有待完善的药品监管体制即是造成配方颗粒市场扩展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也是造成颗粒科学身份认证的行动者网络坍塌的主要节点。

首先，我国生产配方颗粒的企业只有6家，其利润总和远远超过生产传统中药饮片的其他800余家药企。这一数量差异在于，配方颗粒对规模和研发优势有要求，而有实力的企业毕竟是少数。利润差异则在于，配方颗粒大都包含若干种“专利”，这便获得“新药”的资格。我国对新药界定较宽松,仿制药、改变剂型的药物均属于新药，“新药”由于被赋予专利，药企拥有自主定价权，因此配方颗粒的价格普遍高于同类饮片40%以上，这直接刺激了配方颗粒隐性营销空间的膨胀。

其次，我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100多名工作人员每年审核超过1万多种新药，新药审批中行政审批色彩大于技术审批。^[10]133-139因此只能大致保证程序性规范，这可能导致在具体药品安全性和效能评估方面的科学研究相对缺位。配方颗粒起初是被规定为定点试验性产品，但三十年来已远超预定规模被上亿人使用但一直未被严格论证。2001年，《中药配方颗粒管理暂行规定》设定：这一年的12月1日为一个划界点，在此之前配方颗粒是试点性药品，在此之后纳入饮片范畴，并实施批准文号管理。当配方颗粒被划在了饮片范围内之后，生产企业就可避开应设置的额外的药物学差异性研究。随后几年里，配方颗粒在未被正名的情况下，多个地方性药监部门更进一步通过将其纳入医保(以减轻患者经济负担)这一政策手段来扶持中药市场。可见，从审批到推广，“政策性力量”，而非“科研性把关”主导着配方颗粒市场占有率的提升。也正因如此，在对药品监管本身尚缺乏强有力的制衡机制的同时，针对药品性能进行的科研活动极易渗入寻租行为，即药企对利益的追求可能造成忽视科研，而过分关注维持政商之间的联合。^[10]138-145

第三，药企和医院、药企和科研单位之间存在的隐形利益关系，配方颗粒上百亿元的市场，我国特殊的以药养医现象背后的利益驱动，所有这些易使那些关于配方颗粒效用局限甚至副作用的反馈、科研院所实验中的否定性报告可能被精致证伪主义以可排除的反例所排除。然而，宏观数据显示，在已进行的同一方剂颗粒剂和汤剂效用比较实验中，约有1/3受试对象有显著差异。另，在北京广安门医院内展开的调查显示，59.7%的医生因为疗效不确定而不愿使用配方颗粒，而86%的医生认为选用颗粒剂的主要原因不是其科学性，而是其便捷性^①。使用率与实际接受率(对其科学性的认可)并不呈现正相关。此外，这些数据与我国医药论文中大比例的对配方颗粒的肯定态度形成反差。

①参见：免煎中药，20年煎熬盼定音(《南方周末》第1498期，2012年11月1日)

最后，我国新药审批在主要依循自上而下的政策性管制的同时，未能有效引入多种自下而上的信息。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研发和生产部门在利益诉求下出于保护自身而有意识屏蔽反对者的声音。配方颗粒生产和药用以试点方式进行预临床实验，自下而上的真实信息反馈对医药学评估有着科学和伦理的双重意义，而薄弱的反馈信息流会淡化产品的“试验性身份”，使配方颗粒埋没在“科学性”的修辞宣传声中。这一方面暗示人们发生在20世纪中期颗粒剂剂型引入中的“实证性把关”的缺席在今日仍未被充分发掘，“形式上的先进性”论证仍悄然延续，作为一种先验框架为配方颗粒提供辩护；另一方面，种种支持性论述与体现在中医师、临床医生、患者、媒体、特定医药科研单位的实验室的认知形成反差，这些认知中的质疑甚至反对配方颗粒的声音分布零散，尚未形成正式的、系统性的反馈信息以技术性问题提交给药监部门，使对配方颗粒试验品身份的再评估远远滞后于基层出现的各类异见。而研发和生产单位在政策庇护下，深知配方颗粒涉及的是巨大的利益链，不愿正视其中可能暗含的医药问题，往往是以日、韩、台湾地区颗粒剂的成功为其托辞。在我国，造成这种困境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能够作出独立和强有力科学论证的第三方机构长期缺位^①，这使得有可能进入纯医药领域接受再议的配方颗粒始终囿于进进退退的怪圈——政策性推动和医药学质疑这两种不同性质力量的拮抗而缔造的困境，从而使一种恰当的转译再次游离于配方颗粒被正名的历史机遇之外。也使得配方颗粒既不能得到权威性科学论断而正式市场化，又无法基于充分的信息对其进行药理探究，更不愿在面对种种疑惑时就判其死刑。这最终损害了患者权益，也制约了中药产业高效良性发展。同时更引出了配方颗粒现代科学身份认证危机中的关键问题：一方面试图赋予其现代科学身份，另一方面药品研发和监管中的踏实而深入的科研努力又长期缺席，即转译动机与转译手段间的不对称造成配方颗粒转译链绵延经年而未获正名。

①第三方认证指不受制于供需双方利益支配，能够独立完成客观、公正、高质量评估的论证。在我国配方颗粒从研发到销售的链条中，主角是药品监管部门许可的企业以及各级政府垂直管理的科研院所和公立医院。即使是多方联合攻关，也大多是在政策框架内进行检测、鉴定、标准制定等技术性工作，而较少涉及中医药深层难题。由于中医药学理的复杂性、中医药人才、政府职能特点、监管体制、市场导向等问题，出现利益无涉并能完成高水平、高度权威论证的机构或组织尚有待时日。

五、 结 语

配方颗粒的现代科学身份受到自然、科学、文化、体制等组成的行动者网络的形塑。不可否认，西方科学的跨文化传播会受到地方性的自然、历史、文化、社会、经济、体制等方面的激烈阻抗，地方性的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权力运作中的抵抗、论争、协商、借用、重置的碰撞过程，会导致双方间部分的相互转译与重塑。就配方颗粒的现代科学身份的认证来说，中药应该出于自身的逻辑发展，通过现代药学的实证和循证方法来实现。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技术及其工具的现代化外，还必须对药理传统、中医理论、诊断方法与管理体系进行现代性重构，以形成一个互洽的自然-理论-工具-社会之行动者网络。但我国特定的传统民族文化情结不自觉的将其蕴含的“形式先进”作为实现中药现代化的突破口，跳过了应当厘清的“药理转向”。同时，我国当代药品监管体制一直试图对具有“形式先进性”配方颗粒的现代科学身份进行论证，但由于针对配方颗粒能作出独立和强有力科学论证的第三方机构长期缺席，就陷入往往是用政策力量来讨论科学问题的怪圈。由此可见，我国最主要缺少的是论证配方颗粒的科学身份的“扎实的与独立的第三方科学研究机构”。这就是认证“配方颗粒的现代科学身份”的行动者网络在实践中未能得到确立或坍塌的主要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