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教授任教于哈佛大学,是国际知名的科学与技术研究专家,是管制科学(Regulatory Science)、科学与当代民主社会、法律与社会以及政治、法制与科技政策分析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贾萨诺夫教授擅长于将科学技术的发展放在社会、法制、政策等背景中一起探讨,对美国、欧盟各国、印度等国的科技政策与社会、法制问题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对于民主国家的科学与科技体系和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文化脉络等有深刻的洞见和丰厚的成果。
《第五部门》一书是贾萨诺夫教授的早期成名著作,在西方颇为知名。她在书中开创性的探讨了科学与政治的问题,特别揭示了专家意见在民主体制中的作用,通过案例研究,分析了美国环保局、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处理清洁空气、杀虫剂、药品和食品添加剂安全等方面的监管中科学与科学家发挥的作用。本书的成果有着特定的历史、文化和制度背景,是科学技术研究(STS)在上世纪90年代的典范之作。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美国的公共管理正经历着从管制扩张到去管制化的转向,在这个过程中,独立监管部门(第四部门)逐渐成为社会和公众关注的焦点。美国的民主制度的三权分立即是三个独立的公共部门:立法部门(国会)、司法部门(联邦各级法院)、行政部门(总统、副总统、政府各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针对特别事务(specific issues),由国会立法成立的独立监管机构(Independent Agencies)。这些机构同时具有立法权利(Legislative Power)、行政权利(Executive Power)及司法权利(JudicialPower),因此又被一些专家称为“第四部门”(The Fourth Branch of Government),我们经常听到的这类机构包括:环保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太空总署(National Aeronautics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等等。20世纪70年代的“权利革命”(rights revolution)时代,随着法律保护权利范围的扩张,美国联邦层次的监管迅速扩张,社会监管成为美国重要的公共议题,也因此设立了大量新的独立监管机构。人们相信这些机构具有独立性、专业性,能够累积起为有效监管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形成和实施相对独立、客观、科学的监管政策。同时,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的深化,人们普遍认为人类事务应该依靠科技寻求解决方案,这使得科技不仅作为一种知识,更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与手段,科学与技术成为一般公共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尤其是这些监管机构的决策基础。
贾萨诺夫教授的研究成果正是诞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当科学在公共监管决策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科学家们组成的咨询委员会甚至已经成为第五部门(fifth branch)的时候,她开始思考,在科学与政策之间,科学知识以及科学家到底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为了更好的分析这个问题,贾萨诺夫教授为她的研究设定了两个参照系(benchmark),考虑了科学家在决策中扮演角色的两种极端情形:技术统治论模式与民主模式。前者认为可以将决策中的科学因素与政治因素分离,然后委托给独立的科技专家解决,在这种极端模式下,科学家将获得公共政策中与科学有关的事务的决策权;后者则认为,在有关技术事务上受到足够的教育普通公民即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一个见识广博的角色,依靠广泛的公民参与即可保证决策的合理性。显然两种极端情形都有不合理之处,但在两种极端之间,似乎就是正确的方案所在。
确定科学家及科学建议在监管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最佳模式,需要先准确了解科学和管制两个领域的内部活动规律。在对科学领域活动规律的认识上,贾萨诺夫深受科学建构论的影响,“科学不仅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现实中更可能成为科学政策决策者面临的问题”,“科学‘真理’与权力是不可分割的,认为科学家可以保持价值中立向权力机构坦陈真理的想法,完全是脱离现实的神话”。科学知识本身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建构特征,将科学能发挥的作用缩小了,推离“技术统治论”的极端。在对管制实践的认识上,贾萨诺夫分析了司法干预和审查对管制决策的影响,因为法院为公民提供了一个投诉监管科学的平台,而且没有受过有关专业技术培训的法官成为诉讼的最终仲裁者,这导致了反复无常的决策和摇摆不定的司法支持,司法对科学的谦抑将科学在决策中能发挥的作用从“民主模式”的极端扩大了。贾萨诺夫认为民主与技术统治论两种决策模式的平衡才能使科学或政策的参与者产生“建设性的对话”。
在现代社会,科学几乎是认知权威的唯一源泉,任何想要得到广泛信任并被认为是自然的解说者的人都需要获得科学共同体的许可。但是科学的权威并不是先天的,科技知识与方法未必就取代了公共事务中纷繁复杂的多维度问题与价值判断,甚至科技作为一种判准、工具、或政策对象也将成为争议的焦点。这样就产生了“政治的科学化”(scientification of politics)与“科学的政治化”(politicisation of science)两个同时并存的社会现象,这已经成为当代公共决策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科学知识与科学家在科学与政策之间到底扮演何种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本书并没有给出终极的解决方案,但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思考框架和经验解读。科学与民主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不那么相容了,公共政策的决策权是应该倾向专业的科学,还是大众的民主,似乎将成为现代社会的新悖论。贾萨诺夫教授精彩的经验分析为我们指出一条可能的路径,在两个极端中间,总会存在一个平衡的位置。对科学的正确理解,适当的制度设计,社会各阶层更广泛的协商和沟通,都将推动我们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本书有价值之处还在于,呈现了咨询委员会在美国环保局(EPA)和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两个联邦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本书第五章介绍了环保局科学咨询委员会的作用,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考察了与两个独立监管项目有关的咨询委员会。第八章评估了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在药品和食品添加剂方面的决策中使用的多种咨询委员会的结构。这些实践以及案例解读将为正在或即将从事科技咨询的科学家或者管制部门人员提供一些借鉴。
2012, Vol.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