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与SSK几乎同时在科学元勘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前者来自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思潮向科学元勘领域的拓展，后者则从知识社会学、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及后库恩科学社会学等理论思潮中汲取养分。二者均对科学的客观性、普适性、合理性和真理的传统话语进行了批判。这一度使得二者成为科学大战及科学批判思潮内部论争的漩涡中心。学术界一般将女性主义科学元勘归入“泛建构论”的范畴。这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它和SSK的共性，即主张和坚持科学的社会建构论立场。这一基本立场使得二者均十分重视的经验研究尤其是科学史研究呈现出诸多共通之处。

一、 以建构主义科学观作为编史基础和前提

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对自然界的镜像反映，是客观实在的真理表征，知识的合理性来自于它的客观性。SSK学者对这一科学观给予了批判。尽管在具体问题、观点及研究进路方面，其内部一直处于流派纷争的状态，但科学的社会建构性和寻求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说明，始终是其统一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主旨。SSK强调科学知识并非由科学家“发现”的客观事实组成，科学并非是对外在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和合理表达，它并不是具有某种自主的内在发展逻辑的真理系统，是科学家群体而非“实在”本身选择了关于实在的真理说明，社会性因素包括科学共同体内外的各种利益网络，共同塑造和建构了自然科学的知识内容。SSK经验研究的任务便在于通过对历史和当下的案例考察，来描述和揭示科学真理、科学事实、科学表征的社会建构性质及其过程。一些重要的建构主义科学史家例如夏平，本身就是SSK阵营的成员，他提出“我们一点也不逃避‘真理’、‘客观’、‘适当方法’的问题，这类问题是我们要正面面对的。但是我们的处理方式和某些科学史及大部分的科学哲学不同。‘真理’、‘适当性’、‘客观性’会被当作是成就、历史产物、行动者的判断及范畴来处理。那将是我们要探讨的课题，不会不经反省就当成资源在讨论中使用。”^[1]11-12实际上，他还明言，“读者应该看得出，本书(指《利维坦与空气泵》)是一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演练。你可以辩论知识社会学的可能性，或者就直接开始动手，我们选择后者。”^[1]13显然，夏平的意图是通过实际的科学史研究而非辩论来表明科学真理与事实的社会建构性质。

对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批判亦是女性主义科学元勘的重要工作。在女性主义学者看来，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理论反映了实在本身，不会受到人类利益、欲望或主观意识的污染；在认识者和世界之间存在鲜明界限，认识者完全独立于世界之外”的看法，显然是错误和有害的。^[2]相反，“科学中没有什么能免受文化的影响”^[3]237 ；或者说“科学(就)是一种文化建制，它由实践于其中的那种文化、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价值观念所建构”^[4]；又或者说“科学是我们对于特定群体的一系列实践活动及其描绘的知识整体的一个命名，它不仅仅是指那些由逻辑证据和实验证实的苛刻要求来定义的内容”；“性别和科学都是社会建构的范畴，这是对社会性别与科学进行反思的两大前提。”^[5]相应地，女性主义科学史的主要贡献之一便是深入揭示了近代科学自起源之初就具有的父权制本质。在女性主义看来，将科学发展视为一项除自身之外没有任何因素影响的纯粹理性的过程，这些历史叙事将产生一个悖论：科学一方面被描绘为一个探索事物本质原因的真正模式，另一方面它自身却免除了被探索。^[6]

然而，SSK和女性主义视野下的科学史并非沦为其认识论主张的论证工具，而是拥有自身的史学立场和史学追求。它们对实证主义科学编史纲领背后所隐含的编史理念提出了反思，倡导一种批判性的科学编史学。

二、 消解或模糊关于科学“内部史”和“外部史”的区分

实证主义科学编史纲领背后隐含的方法论约定是对科学的“内部史”和“外部史”做严格区分，将社会学说明排斥在科学知识的内核之外。SSK和女性主义的科学史研究均对此给予了批判。

科学的“内部史”和“外部史”论争的焦点虽在于社会因素是否会对科学发展产生影响，但其隐含的前提假定却均在于实证主义科学观，即强调科学具有自身的发展逻辑。不论是内史论者、外史论者还是主张“以内史为主，外史为辅”的学者，都隐含地约定科学认知内容的真理性及其在编史学上的优先性，其中“内部史”就是对这种逻辑性和真理性的内部证明与合理重建，因而应该是科学史家关注的重点。SSK学者所致力于的工作就是要批判这一观点及其合理性，给社会学说明进入科学知识的内核争得合法性。例如，布鲁尔就曾对这一传统区分(尤其是拉卡托斯的相关主张)及其背后假定，提出过明确批评。在他看来，它们的错误就在于把“内部史”看成是自洽和自治的，认为展示科学发展的合理性特征本身就是为什么历史事件会发生的充分说明；其次，它们还坚持内部史的优先性，认为只有当它的范围被划定之后，外部史的范围才能得以明确。^[7]此外，巴恩斯也专门对科学史的内外史划分问题(尤其针对柯瓦雷的工作)进行了梳理和评论，强调科学发展之“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区分往往是难以明确因而需要被消解的。^[8]实际上，在SSK看来，科学知识本身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过程直到其内核在利益上和建制上都是社会化的；^[9]因而，独立于社会因素影响之外的、那种纯粹的科学“内史”便不复存在，原来被认为是“内史”的内容实际上也受到了社会因素无孔不入的影响，“内史”与“外史”的界限相应地也就被消解了。^[10]

女性主义学者同样承认科学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在她/他们看来，内在论者假定科学史将为科学发展的理性重建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据，但它却不能解释近代经济、技术和政治的发展对科学思想和制度的形成所产生的显著影响；相反，女性主义通过具体的科学史案例研究却已充分地展示了科学与社会性别关系、制度、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阐明了科学的社会建构性质。其中，哈丁对科学的“内部史”与“外部史”的划分及相关争论问题做过专门分析，认为二者的“内在逻辑”都是成问题的，两种编史模式均是无望的，因而倡导一种新的科学社会学取向的历史叙事。^[11]209-215她明确提出：“内在主义的方法仅将现代科学的成功归因于一些脱离文化的认识论特征，那是些大自然和科学进程固有的或内在的特征”；外在主义科学史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内在主义科学史持有相同的观点：“现代科学有一种纯粹的、不涉及价值判断的认知核心，它不受科学技术知识实际上如何产生的历史学和社会学偶发事件的影响。”^[3]53换言之，内史论者和外史论者都坚持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划分，二者都“没有为考察社会性别关系的变迁和延续对科学思想和实践所产生的影响留下认识论的空间”^[11]215。

三、 采取反辉格式的编史原则

在实证主义编史传统下，科学史是按科学发展自身的内部逻辑从古代发展到今天的进步过程，书写的程序是以今天科学的现状和科学成就为标准对过去进行追述，属于典型的辉格史。简言之，辉格式编史原则意味着“以现代的标准来解释和评价过去”。对于西方科学史而言，以现代的标准来解释和评价过去，意味着与现代科学历史原型无关的那些知识内容将不被重视，或者仅被作为现代科学历史形式的反面角色或背景角色而加以说明。对于非西方科学史而言，原本就与西方近代科学不同性质的知识，将被赋予现代科学的历史形式得以再现和解释，若非如此，这些科学知识系统将失去了在科学史研究方面的合法性。

SSK的强纲领尤其是其中的公正性原则和对称性原则，要求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成功与失败。这意味着所有的理论、证据或事实都应该被作为需要加以解释的“信念”，都可以作为社会学说明的对象。并且，社会学家的因果解释还必须使用同一类型的原因去解释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而不是像辉格哲学家或历史学家习惯的那样，将理性、实验的证据作为原因解释成功的研究纲领，却用社会的(因而是非理性的)因素解释那些不成功的研究纲领。^[12]正如夏平和谢弗所言：“在辉格史学传统中，败者为寇，而辉格史学的这种倾向，在古典科学史中最为明显。”^[1]7显然，《利维坦与空气泵》所要做的便是对被否决的知识与被接受的知识做对称处理，而不是像具有辉格倾向的历史学家那样“向被接受的知识靠拢，拿胜利一方对敌方观点的因果解释当做自己的看法。”^[1]9类似地，皮克林也对科学家关于粒子物理学史的解释提出了批评，认为那是一种事后理性化和辉格式的合理重建，其结果是使科学史呈现出纯粹理性化的形象。而他所要提供的正是一种反辉格式的“历史学家的”、“社会建构论的”解释。^[13]

女性主义学者首先对西方科学史进行了反辉格式的重新解释，发掘和重新肯定了大量被边缘化和遮蔽的具有女性气质的科学技术传统。在她们看来，现代科学的标准等同于父权制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标准，批判和反思这一解释标准意味着消解了科学史研究中的男性中心主义。除此之外，女性主义还赋予科学以“地方性知识”的属性，使得非西方社会的科学史研究也不再需要以西方现代科学为标准就可以得到解释和说明。在此，批判和反思西方现代科学标准的合理性，还意味着消解科学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白馥兰对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策略的批判，例证了这一点。在她看来，李约瑟工作中隐含的目的论导致了两个严重的问题：“首先，将中国古代知识与现代科学各个学科分支一一对应并追溯其演化过程，使得李约瑟确认了中国为近代科学技术的祖先或先驱地位，但其付出的代价却是将这些科学技术从其文化和历史背景中抽离了出来，……它将注意力从那些今天看来似乎是无用的、非理性的、低效或者不能激发思想兴趣的，但却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散布更广的或者在当时更有影响的那些元素中转移开了。第二，将科学和工业的革命看成是人类进步的自然结果，将导致我们按这种从特殊的欧洲经验中推导出的标准来衡量一切技术与知识的历史系统。”^[14]9而她本人所倡导的批判性技术史，恰恰不是为了建构比较性的等级的目的来探索这些技术系统的地方性意义，而是严肃地将其作为关于世界的另外的建构来研究。^[14]11

四、 解构“进步主义”科学史观

类似地，“进步主义”的科学史观也是实证主义科学观在科学史研究上的必然体现。无论是实证主义科学史、观念论科学史还是传统的科学社会史，都对科学知识内容的客观性持一致意见，在此科学观下，即使承认科学的发展历程会受社会因素的影响，但科学知识内容的客观性仍然决定了科学真理的普适性和惟一性。相应地，科学的历史便是科学真理不断发展的过程，是不断进步的历史。为此，自惠威尔、萨顿、柯瓦雷到默顿的科学史研究，虽然有人(例如柯瓦雷)明确反对辉格式编史原则，但却都坚持或默认了科学史的进步性，他们或者将今天的科学视为知识不断进步性地累积的结果，或将其视为科学思想按其内在逻辑演化发展的产物。在这一科学史的叙事中，今天的科学是历史上知识和文明长期进化的顶点。萨顿甚至直言，科学史是唯一能体现人类进步的历史，并且，这种进步在其他任何领域都不如在科学领域那么确切、那么无可怀疑。^[15]

随着库恩提出范式概念，并强调范式间的不可通约性，使得超越范式的科学进步变得不再确定。费耶阿本德采取的文化相对主义立场和“怎么都行”的方法论规则，更将这种不确定性推到极致。他们共同否定了判断进步性的普遍标准或规则的存在。^[16] SSK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否认科学知识是人类心灵对自然规律的表征，它分别运用历史研究、实验室观察和科学话语分析，说明了科学真理、事实和表征的建构性质，从而颠覆了实证主义科学观、经验认识论及其内涵的科学进步观。可以说，伴随着科学客观性被颠覆而来的便是科学的普适性、惟一性和进步性也被一一解构。相应地，实证主义科学观及经验认识论与进步主义(往往也是辉格的)科学史之间的连接也被截断。正如戈林斯基所言，“在此过程中，科学史便不会再被看作是与人类历史的其他部分有根本区别的历史，……其研究者可以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史、哲学、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及其他学科的成果”^[17] 。

女性主义学者对进步主义科学史观给予了更为明确的批判，她/他们首先检视了近代科学革命的进步性问题，表达了对科学革命的新理解。以往的“科学革命”史研究往往集中关注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及其成就和思想方面，叙述了近代科学的诞生和进步过程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进步的历史。而女性主义学者例如麦茜特，则从社会性别视角和生态视角出发，分析了“科学革命”对女性和自然的影响：对妇女和自然而言，“科学革命”并没有将他们从古代的角色假定中解放出来，没有带来精神启蒙和客观性，反而给对自然和女性的奴役与控制提供了新的科学理论依据和技术手段。在她看来，西方文化和它的进步都是建立在从前被视为下层资源的基础之上的，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历史就是要推翻这一切，从平等主义视角出发构建新的历史叙事。^[18]其次，女性主义还强调，西方近代科学史对于西方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也是倒退性的。在哈丁看来，传统科学编史学的缺陷恰恰在于它们将近代科学的起源描绘成一个神话，它铭记着西方社会男性英雄的创造力，而且这种创造力有其自身的发展原则；同时它讲述着一种抽象理性的活动，这一活动是客观的，与价值无涉的，与任何的社会和政治关系语境毫无关系，且指向进步和发展。^[6]

五、 结 语

总言之，女性主义与SSK的科学史研究均以建构主义科学观作为编史基础和前提。其对科学客观性、普适性与合理性的质疑，使得二者均采取批判编史学的立场，对关于科学“内部史”与“外部史”的区分、辉格式的编史原则及“进步主义”科学史观给予了深刻批判。在他们所致力于提供的科学史叙事之中，科学被拉下神坛，不再具有不言自明的合理性与进步性。这些即是女性主义和SSK在科学编史学层面上所具有的一般共性，体现了泛建构主义理论视野下的科学史研究的一般特征。

尽管如此，二者之间并非没有差异，甚至可以说其差异性和共性一样地多。例如，女性主义特别关注了被SSK所忽略的性别视角；更强调科学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强化；关注性别、种族等更为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特殊意义；更关注非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传统；具有更强的反身性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分析，待另辟专文再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