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杂志将改版，改版后的刊名为《科学与社会》。目的是“为更广泛的向全社会传播科学精神、科学理念、科学方法、科学知识，促进科学发展，共同提升社会责任感，促进社会公众提升对科学的理解，建立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影响、科学与文化的交融碰撞的平台，促进科学思想的自由讨论、科学传统的文化传承。”改版后的《科学与社会》请杨叔子、曹效业两位著名学者任主编，我赞成。

科学精神要不要和人文精神相结合？科技界共同体里的大多数是完全肯定和支持的。2010年11月3日的《光明日报》，刊登了中国科协韩启德主席讲话《科学家不能逃避社会热点》。他认为，围绕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开展科普工作，需要充分发挥科学共同体的作用。他还说，“有一些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的科学技术背景比较复杂，容易在群众中产生不同意见，这种时候科学共同体的判断应该是最权威的，解释是最有分量的。科学共同体应该及时解答社会关注的科技问题，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帮助公众用科学的精神和态度来看待问题、利用科学的方法和知识来分析问题。这既是科学共同体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也有助于树立科学共同体良好的社会形象，更可以大大推进科普工作。”韩主席列举了一个例子，“全社会为之轰动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发生时，在公共网络论坛上，自然科学家作为消息来源的竟然为零！也就是说，当最需要科学家讲话的时候，在媒体上缺乏我们的声音，这样的情形是非常危险的。”韩启德以林则徐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例提出，“科学家代表着社会的理性精神，如果因为讲真话而挨骂，那恰恰是一个科技工作者的光荣。”

我觉得韩启德主席这一讲话，反映了广大科学工作者的心声，“我们科技工作者在社会热点、焦点问题面前，不能选择沉默或逃避，要有不惧流俗的勇气”。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有既关注天灾人祸，又关注国家民众大事的传统。明末东林党有一副著名的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国家、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明末的知识分子不仅关注着利国、利民等天下大事，而且关注着风声、雨声等大自然现象，关注着知识分子怎样读书，以何种态度来读书。这一对联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出所坚持的“科学和人文相结合”的理念和精神。

我还想引述一位曾对推动建立我国科学和社会的联盟的学者，龚育之同志所留下的一句名言：

“人生要有追求，我追求科学、追求革命；科学是革命的力量，革命要根据于科学。”

龚育之同志是学者，是哲学家，是以毕生力量追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有机结合的大学者、大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其实，在龚育之同志生前，我就想说这句话，但一直没说过。一来，这有吹捧“活人”之嫌；二来，他是我们的老朋友，朋友相处，更要的是贡献逆耳的忠言、直言。

为什么我愿意在这里引用龚育之同志留下的这段话？第一，龚育之同志曾以他的毕生精力贡献于革命，但是在他遗留的名言中，却在价值定位上，把科学放在革命的前面。这就是说，龚育之同志所追求的革命，不是一般地不满意于现状的革命，而是追求基于科学的革命，要运用科学的力量来推进的革命。革命需要热情，但是脱离科学的热情，会将革命导向歧途。在革命队伍里，有不少革命者，要求改变社会现实的热度很高，就是不知“做什么”和“怎样做”。对此，育之同志回答说，革命要运用科学的力量，要基于科学。其实，这并不是育之同志的发明，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认为，“社会主义要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在于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倡导社会主义运动要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的科学发展的规律，要根据于科学、运用科学的力量来推进社会主义运动。育之同志是“起草文件”专家。起草一个好的文件，不仅要提出奋斗目标，还要给出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方法。他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太丰富了。

第二，龚育之同志还明确地把他所追求人文理念，集中地概括为革命。这就是说，育之同志对人文理念的追求，不是付诸可望而不可及的空谈，也不是慢吞吞坐那里等待机缘成熟；而是以极大的努力，付诸实际行动来实现他的追求，当然就会表现为追求“根据于科学”的革命。

有相当一些人文工作者主张“告别革命”。其实，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尖锐冲突，而又没有妥善方式方法来解决冲突时，革命就是解决这一尖锐冲突的，唯一的而且是基于科学的发展途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革命和斗争”，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其实，当前中国正在推进的重大社会变革--改革和开放，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只不过为了防止这一深刻的社会革命出现不必要的振荡、动乱，所以才规定了改革开放的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方法和手段上还要加上以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目的的政治体制改革。最近，五中全会上又进一步突出了“发展是硬道理”，也就是发展不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要包括科学、教育、卫生、文化等先进文化的建设。

如果说，革命这一错综复杂的人文理念也要运用科学的力量，也要根据于科学的话，就要明确回答一个问题，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是否适用于人文现象、人文领域、人文精神的探讨和研究？另外还有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没有人文科学？这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和解读。这里的回答是明确的。我们更支持的理念是，弘扬科学的人文精神。

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真、善、美。真来自客观，来自科学的理性。客观世界只有一个。准确反映客观世界的客观真理也只有一个。人们在科学认识和准确反映客观世界过程中，要尽量排除来自认识主体所持有的偏见、歧见。也就是不能用所谓的“人文”精神去篡改科学精神。善是和主体相关的价值理念。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是“仁者”或“智者”，对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的一种选择。如果说，真的准则只有一个，善的标准必定多元。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多元化的人群所持价值理念必定多元。也许有人说，由于人存在着共性，所以存在普世价值，也就是存在着全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但问题是，任何可以付诸具体行动的价值判断，总是从属于某一特殊利益群体的特殊价值判断。抽象的梨子不能吃。能够提供“吃”的梨子，必定是或甜或酸，甚而有虫卵的具体的梨子。我们非常认同《科学家不能逃避社会热点》。但必须首先区分所关注的社会热点是科学判断上的分歧，还是价值判断上分歧。科学判断上的分歧是正确和错误、真和假的分歧。价值判断上的分歧，就要研究或探讨一下，哪些意见或某种主张，其实是服务于哪些价值主体的价值利益。所以，只要本着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方法，就能对社会热点、焦点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讨论弘扬和追求的“科学的人文精神”。

至于美，就既涉及真，也涉及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美是真和善的凝聚和统一》，其中说，“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这是有目共睹，人所共识，不分男女老幼，富贵贫贱。但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贾府上焦大，是不会喜欢林妹妹的”，这也是公道自在人心。所以，美的问题，也可以本着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方法，来进行分析和研究。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精神和反映“中国最广大人群根本利益”的人文精神相结合起来，也许，这将是我们呼唤恢复中的两科联盟的理想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