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在目前的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中国经济文化实力的增强，一方面，中国曾经的脑力劳动力严重流失状况逐渐改变，大量高科技海归人才开始归国服务，在教育界、学术界、工业界进行着广泛地创业和科学研究，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作为科学和创新后进国家的科研水平和学术实力。这些回国服务的中国海外科学家和学者作为一个新涌现的团体正在改变中国学术领域的内在结构和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在微观角度，海外人才回流不仅带来更多的境外资本与人力资源，同时也带回多样化的社会资本和资源。海归学者所带来的社会资本及国际合作交流机会不仅促进了科学知识技术的传播，同时也改变了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社会资本结构和组成。基于海归群体的多样性和复杂组成，本文主要集中对在海外拿到博士学位并归国在中国高校进行教育科研工作的海归科学家群体进行实证研究，试图探索这一群体的社会资本如何影响他们职业晋升和分层。

科学社会学的研究长期以来关注科学家分层问题。例如，科学家的社会属性，包括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导师关系等如何影响他们的科学生产力以及职业发展。然而区分原生国教育背景以及海外教育背景对于科学家群体在本国职业发展和分层的影响还没有详尽的实证研究。前期的研究也没有区分在控制科研产出的基础上，科学家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究竟如何影响他们的职业发展。因此，对于中国的海归科学家，原生的本土化社会网络和海外工作学习期间建立的国际化社会网络对于其归国后的科研事业的发展分别有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力，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课题。同时，对于这些理论问题的关注，有助于中国科技政策和人才政策的制定者有效应对全球化趋势下的中国学术科研领域的人力结构变化，并建立健全相应的引入人才和培养创新人才的机制，从而促进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与国际接轨。正是基于上述研究视角，本文试图通过定量实证研究方法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问题：

(1) 社会网络对于职业晋升的影响：社会网络如何影响科学家学术和行政事业上的提升？

(2) 海归学者和本土学者社会网络差异：对于海归科学家和本土科学家两个群体，本土原生的社会网络和国际化的开放型网络对于职业发展的阶段分层有何不同影响？

(3) 职业晋升路径问题：社会资本最优化配置的差异如何进一步造成海归科学家和本土科学家在高层次职业提升上各自的比较优势？

二、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及本研究意义

在全球范围内，除了通过本国的教育改革和增加科研投入，政策上引导高智力人群的全球化迁移成为各国解决本国智力储备需要采取的方式之一。关于科学家国际流动的研究大多采用宏观视角，在政策层面研究脑力劳动力的流失和重新回归对于人才输出国和接受国各有什么样的影响。前人的研究认为发达国家作为高科技劳动力的接受者，本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都得到正面的助力，然而发展中国家作为科技后进国家在长期以来都经历着脑力劳动力外流的状况^[1]，这种人才流动的不均衡导致国家间更不平衡的发展。很多国内外学者都对脑力流动对国家发展的公平性产生关注并对其影响有不同的见解，一部分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在高技术人才外流的问题上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2]。同时也有另一部分劳动力市场研究学者认识到劳动力的迁移对于发展中国家也带来相应的益处，例如，归国服务学者的增多意味着技术转移的可能性和更多来自境外的资本。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在近年来，开始积极地运用各种人才计划和政策引入他们的海外人才归国服务^[3-4]，因此引发了对于脑力劳动力回巢问题(reversed brain drain) 的关注^[5]。脑力劳动力的迁移逐渐也被认为不仅具有除了人才流失的负面意义，同时也是科学后进国家发展的一种阶段和方法，由此学者开始提出 “brain drain”实际也具有 “brain gain”的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科技经济实力的提高，中国作为曾经的脑力人才流失国，正在吸引着大量的本国海外人才归国服务。2013年，中国教育部发布数据，从1978年到2013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305.86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144.48万人^①。在教育界，中国高校致力于建立世界一流大学，亟需吸引优秀的中国海外博士和学者回到中国学术界。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各地大学都设立了一系列针对海外归国科学家的支持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分国际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海归科学家群体，研究视角也开始从宏观转向微观，不仅从宏观的国家人才储备和科技发展角度，也开始从微观上关注海外科学家归国后所面临的就业和职业发展问题。例如，Zweig指出，海外经历对于科学家薪水有正面的影响，海归群体普遍享受着较高的收入；在学术职位方面，海外博士获得者在归国后被证实得到较快的提升；在科研经费资助以及国际交流合作的机会上，海归科学家群体明显占有比较大的优势。同时，由于海外经历弱化了海归博士原有在中国的关系，这一定程度上造成海归博士群体在初期回国后的发展困难^[6]。

① 数据来源：http://www.fj.xinhuanet.com/jiaoyu/2014-03/10/c_119687759.htm[检索日期：2014-3-31]

中国学者的研究也开始关注海归群体的归国服务过程，以及这个过程对中国制度变迁产生的影响^[7]。王晓莺指出海归对于中国的教育、科研和企业创业领域的发展都有巨大贡献，形成独特的优势，同时也发现自2003年开始，“海归”总量大增，总体含金量却开始下降，“海待”现象出现^[8]。因此，除了需要政策上对于海归人才的倾斜，同时也应分层次设计人才政策，吸引顶尖人才，进行人才的优化整合。饶毅教授在2012年第54期文汇讲堂的演讲中提到海归科学家与中国科学发展、科研体制改革的关系，指出海归科学家群体在自己科研领域的工作，以及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思考和坚持，有利于造就中国良性的科学环境与社会环境，培养本土人才和创新团队^[9]。

总体看来，对于中国海归科学家的研究，着重宏观与政策层面的分析较多，在微观实证研究上，也大多聚焦于海归科学家人力资本价值的判断和剖析，而从社会资本角度探讨海归科学家职业晋升的研究凤毛麟角。本项研究假设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研究在科学家职业晋升的动态发展上，社会资本的作用及其变化。具体研究问题涉及究竟什么样的社会网络构成海归科学家和本土科学家最优化的社会资本，并形成其职业发展的比较优势。我们探讨了海归科学家群体所拥有的原生社会资本和外生社会资本对其职业发展的影响，以及这种特定的社会资本组合对海归科学家职业生涯的作用。我们的实证研究有利于揭示海归学者群体的微观个体行为与社会网络和组织环境交互作用的关系，可以为中国的人才培养和引进政策提供参考，也可通过关于中国社会的案例研究进一步丰富社会网络理论。

三、 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设

社会网络理论假设市场行为参与者首先是社会性的，个人、团体、组织等经济主体由社会关系相互连接而成。Granovetter提出的社会嵌入理论^[10]认为人际关系作为非市场因素无处不在并指挥着市场行为的完成。对于人际联系中所承载的信任、资源、信息、支持，社会学者有着广泛的认同并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在劳动力市场上，社会资本也被证实对于劳动力的雇佣、提升、流动等结果变量都有显著影响。然而前人的研究对于什么样的社会网络构成最优的社会资本并带来最大收益率上有着不同的解答。Burt的结构洞理论^[11]提出网络结构位置对于资源的利用和控制有着显著的作用，连接两个无关系主体的结构洞位置具有更多开放性，承载无重复信息，并享有中介人的利益和更多对无联系两方的控制权益。Burt的结构洞理论假设对于开放网络以及结构洞位置的关注如同叛逆的孩子般与他的老师Coleman在1988年提出的闭合社会网概念完全背离，Coleman认为闭合的相互熟悉的社会网络能构成有效的社会资本，紧密的社会关系有助于传导信任和规范^[12]。对于结构洞和闭合网络的争论，社会网络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例如Poldony和Baron针对组织内部社会网络的研究提出，在初期进入一个组织时，个体往往需要依托闭合的网络建立信任和组织身份的确认，而出于对资源和信息有力控制的目的，结构洞的位置往往发挥更大效力^[13]。

社会网络学者注意到结构洞理论是基于西方世界的个人主义文化，并试图探讨在中国的集体主义和特殊文化背景下，西方学者所提出的结构洞假设是否具有相同的效力^[14]。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开放的网络所承载的“脚踩两只船”的含义往往是被排斥的，信任、熟悉、关系等被更为看重。作为连接本国学术界同时具有海外联系的海归科学家群体，究竟本土原生国社会网络，还是开放的国际社会网络对于海归科学家归国后的职业提升更有意义，就成了有必要探讨的问题。基于以上的理论综述，我们假设：

研究假设1(H1) ：开放的国际网络对于海归科学家的初期职业发展有显著性的正面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将在高层次的提升中逐步下降；

研究假设2(H2) ：本土的社会网络对于本土科学家的职称提升有显著性的正面影响，其作用对于海归科学家主要体现在高级行政职务的晋升中。

Granovetter在1973年提出人际弱关系对于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有显著性的帮助作用^[15]，而边燕杰在1997年的研究中提出，在中国的不完善市场机制以及特有的文化系统中，强关系，尤其是与决策者之间是否能建立强关系对于就业和之后的职业发展有显著影响^[16]。市场不确定性理论也提出，在具有不确定性情况下，市场上的主体经常通过社会网络建立起的联系建立市场信任及身份认同^[17]。中国文化下的“关系”概念逐步引起了大量学者的关注，基于利益交换，通过亲友关系建立的“关系”，不仅成为一种社会网络形态，同时也渗透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潜在地制度化为一种市场机制^[18-20]。比如，Vanhonacker指出，大量的国际化跨国企业倾向于雇佣中国经济监管者的亲属作为他们的地区事务代表^[21]；Wank 给出类似的结论，中国创业者往往依托关系接近客户及政府官员，以得到更多的市场信息、稀缺资源和经济保护^[22]；Guthrie假设如果是理性制度引导经济行为，那么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关系的作用应该逐渐降低，但是事实上中国社会依旧显著地依赖于关系进行市场选择和市场交易^[23]。

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的海归群体作为全球化趋势下的新兴高科技高智力劳动力群体，其社会资本的构成具有新的特点。他们的海外经历促进了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他们往往依托与国际合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得到较快的学术科研事业上的发展，同时他们长期离开本土文化的经历又使其缺乏相应的文化原生国的“关系”系统，例如，具有中国特色的师门文化使得博士生导师的声誉和社会关系能够为其学生在就业及职业发展上保驾护航，而学术声誉的建立也往往依赖于学术团体和圈子中的信任和帮助。海归科学家不仅缺乏这些植根于中国本土社会网络的职业发展助力，同时需要重新建立中国学术圈的社会网络和身份认知。因此我们假设：

研究假设3(H3) ：海归科学家逐步建立的本土社会网络对于后期职业发展有显著性的正面影响。

由关系理论可推论在职业发展上，海归科学家社会资本的开放性和国际化有利于他们占据结构洞位置，通过国内国际的学术合作产生更多的科研产出，从而获得职业发展上更快的提升。然而这一群体又该如何适应传统的中国社会关系特点，如何建立体制内部的信任，这是他们面临的职业发展问题。本土科学家对于本土科研文化的适应，和社会关系运行的长期了解赋予他们独特的职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中国高校高层次的行政职位往往带来更多的权力、科研经费支持和更多的合作机会，也要求更高的组织信任度和强关系的支持，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研究假设4(H4) ：海归科学家在科研职位提升上会有较快的发展，本土科学家将更多地在行政职务上得到提升。

四、 方法、数据与变量

本文运用定量研究的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海归科学家的社会资本对于科学家职业分层的影响。定量数据以简历资料及文献数据为基础，收集科学家学术合作者网络、职业提升年限、教育背景质量、海外经历以及人口统计量等变量。该数据样本包括2000—2010年10年间中国“211工程”大学数学及社会学博士授予专业获得教学研究工作的学者和科学家。“211工程”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规模最大的重点建设工程，掌握着目前中国大量的科研资源，有利于吸引海外学者和海归科学家的加盟。同时选择数学和社会学两种学科作为抽样框架，也有利于比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学科特点和领域对于科研工作者职业发展和合作网络的差异化影响。除去缺失数据，该样本共包括425个研究对象，其中有339位数学专业学者和86位社会学家，其中共包括161位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的海归学者，同时，样本中93.6%的科学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海外经历，包括海外硕士，博士，博士后，访问学者或工作经验。本研究定义的“海归”，具体指具有海外博士学位的归国人才。

本文的主要因变量为职业提升的描述，采用虚拟变量的形式，主要因变量的定义及描述统计结果如表 1所示。

主要自变量是基于科学家论文合作者的个人网络变量描述，区别本土网络和国际网络的地域差异。本文描述了网络关系的四个变量，包括本土网络大小、本土网络强度、国际网络大小、国际网络强度。网络强度定义为重复合作超过三篇文章的合作者数量。主要描述统计结果如表 2。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期刊文章总数、国际期刊发文总数、科研年限、博士研究生教育背景、本科教育背景、性别等。

五、 研究发现

表 3—表 5中的自变量描述统计和变量相关性分析是关于本土网络和国际化网络对于不同阶段职称晋升的影响分析。表 3比较了海归博士、本土学者及海归博士后之间网络描述量均值的差异，并显示出本土学者往往拥有更多的本地强关系，而海归学者拥有较多的国际合作者和分散的网络关系。表 4显示了随着职称的晋升，网络的大小、强度以及国际合作关系都在增长。表 5显示各网络变量的关联系数在0.02到0.49之间，因此各网络变量可被视为基本相互独立。

表 6给出了主要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比较海归科学家和本土科学家合作网络对于职称晋升过程的影响。针对讲师到副教授，副教授到正教授，以及行政岗位的晋升，模型1、4、7 对于科学家海归背景以及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模型2、5、8增加了网络描述量进行回归探测社会网络对于职业提升的大体影响。模型3、6、9 增加了社会网络变量和海归身份的交互项，以此检测海归科学家和本土科学家社会网络上的差异如何造成不同的职业发展路径。具体模型结果如下所示(由于学科变量并不影响主要的研究结果，因此本文的分析并未区分数学和社会学的学科差异)。

由定量分析可知，在初期职业晋升中,网络大小和强度都对讲师到副教授的晋升有显著影响，模型2显示本土网络大小和强度对于初期职称进阶有正面的影响，表明闭合的本土强关系有利于个体科学家的职业发展。但是在模型3中，当加入了交互变量时，我们可以看到本土网络的作用对于海归科学家和本国科学家有不同的意义，本土网络依然对本国科学家的职业发展有显著的作用，但是对于海归科学家来讲，在职业发展的初期，占据结构洞的国际化开放网络位置，有利于海归科学家的职业晋升。这一针对讲师到副教授的初期晋升的模型分析有效地支持了研究假设H1和H2。

模型4、5、6 针对个体学者由副教授职称到正教授职称的晋升概率进行回归分析。模型5显示本土和国际的网络大小和强度均有正面的显著影响。强关系和国际合作显著地提高了本土科学家和海归科学家的晋升几率。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在本国学术领域还是国际化的领域，越多的合作者和越多的强关系合作者都有利于职业的提升。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网络影响相对于初期职业晋升的社会网络产生了变化，本土强关系依然对于本土科学家有较显著的影响，然而本土网络的大小和强度开始对于海归科学家的职业提升产生影响。这一变化反映出国际化的结构洞网络优势在海归科学家较高层次的职业提升上开始弱化，说明在高层次的职业发展阶段，如何建立有效的国内合作和拓展本土关系网络是海归科学家职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个结论有效地支持了研究假设H3里关于高阶段职业晋升中(副教授到教授)，海归学者的本土社会网络对其职业晋升也有用。

模型7、8、9检测了社会网络对于行政领导岗位提升的作用并且对于假设#4给出了支持性的结论。模型7显示海归科学家和本土科学家在行政领导岗位的提升上有微小的显著的差别，海归科学家比本土科学家获得行政岗位提升的几率显著地小0.02。由模型1、4也可以看出，在学术职位上的提升上，海归科学家往往比本土科学家有较大几率在规范年限内得到升职。在没有引入社会网络变量的模型中，海归学者与本土学者在学术与行政职业晋升上存在如H4所假设的差异，即海归学者较容易在学术职位上得到提升，而本土科学家具有行政职位晋升的优势，但引入社会网络变量后，在学术上的差异仍然存在，但在行政上的差异消失。这说明，两个群体学术晋升上的差异还有社会网络解释不了的部分；而行政晋升的差异，主要是社会网络造成的。

六、 研究结论

本论文运用数据样本在微观层面上具体探讨了海归科学家社会资本对于职业晋升的作用和意义，通过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探讨海归科学家和本土科学家怎样依赖不同的合作网络走在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职业发展路径上，同时，海归人才的国际化背景和资本如何在职业生涯的不同发展阶段逐渐与中国本土文化和中国学术界的本土领域进行连接、融合、互相作用的过程和图景也随着我们对于样本数据的深入分析渐进展开。

本研究探讨了建立在西方经济体制和个人主义文化传统下的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的表现形式，社会网络(本土vs海外)对晋升(学术vs行政)的影响是怎样的，及这种影响对本土学者和海归学者有何差异。本文发现海归科学家在回国服务初期，开放型的国际网络可以用于同时保持国际合作和发展本国的内部关系，但是这种开放型的网络在职业发展的后期失去了其显著性的支持作用，海归科学家依然需要发展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和社会网络以建立中国学术圈内部的信任和身份的认同。而本土科学家长期以来深深植根于中国科研文化环境的关系和圈子，也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更多行政职位上的提升。这一高层次职位的提升能够帮助本土科学家掌握更多的资源和权力。们在个体层面上对于科学家合作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分析，弥补了社会网络学基于西方劳动力市场和企业型市场上社会资本对职业发展影响的文献空白。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和政策意义。回国服务的海外科学家和学者作为一个新涌现的团体正在改变中国学术领域的社会结构和科研环境。这些海归科学家怎么展开他们本土化的过程，并且将其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经济资本带到中国以发展个人事业，进而推动国家科技文化的进步，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对于他们微观行为的研究，有利于海归科学家和本土科学家群体更有效地选择职业发展的路径和方式，同时有助于中国的科技政策和人才政策制定者有效应对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学术科研领域的人力结构变化，进一步细化人才政策，分层次设计针对个体引进、组织变迁和科研制度改革的不同政策建议，以更充分地发挥海归科学家群体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