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技术高奏凯歌的当下，人们也愈来愈注意到它的另一方面，即科学主义的扩张所导致的科学的文化霸权。

当科学作为一种主流文化的地位被片面地推向极端之时，科学容易被看作人类唯一正确的文化形式。或者说，在科学霸权的文化背景下，科学与其它非科学的文化形态之间的裂隙开始增大。科学主义最核心的内涵就在于，“它试图无限制的扩大科学的范围，反客为主地侵入和主宰其他领域，赋予科学以过分的或不应有的价值和权威”^[1]。于是，一些极端科学主义者们完全排斥其它非科学文化形态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在他们看来，非科学的文化形态并不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所必需的，只有近代科学才是衡量一切知识的标准。

事实上，自17世纪科学取得独立地位以来，它就开始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扩大着自己的疆域：伴随科技革命而产生、并藉由工业革命而取得特殊社会地位之后，科学与技术在相互促进中日益与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壮大着自己在整个社会中的统治势力；与此同时，在推翻了教会与宗教的专制统治之后，由于科学及其技术应用的巨大社会功用，科学找到了与政治权力结合的资本，并进一步跨入意识形态之列，强化了其作为文化信仰的力量。可以说，科学和科学驱动的技术已经艰辛地深入到整个权力、生产和信仰的三位一体之中，科学文化实际上成为了一种权威话语和意识形态，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都占有绝对的优先权和统治权。

早在这种科学文化的霸权初露端倪之时，就已引起西方社会中其他文化的极大反感。如霍尔顿所指出的：“17世纪的科学家要求人们重视他们，主要根据不是科学家能更好地计算行星轨道和炮弹的轨迹。而是他们在取代整个前科学信仰体系方面的作用。自从那时以来的三个多世纪中，他们指出了他们的宏伟纲领，要形成一个奠基于理性科学的不可抗拒的、笼罩一切的世界观。这种专横的计划当然引起了西方社会以前的主要文化主宰者的反感，他们一直抗拒要他们靠边站”^[2]。于是，从那时起，各种非科学的文化形式都开始了与科学的对抗。然而，科学在文化中的霸权地位非但没有削弱，反倒增强了，而其它非科学的文化形态则或被压制或慢慢屈服于科学。因为，虽然通常文化对抗并不导致一种文化完全消除另—种文化，但科学因其霸主地位而有着压倒性的优势，长此以往，势必导致科学成为唯一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的畸形发展对于人类文明以及社会的发展而言都是不利的。

在科学的文化霸权下，科学与文化之间开始疏远的另一层面，是通过科学在文化领域的霸权所导致的专业化趋势的日益增强显现出来的。

由科学技术的专业性所决定，科学的文化霸权必然使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专业化的统治之下，技术功用因而成为一切的考量标准。专业化趋势的增强，一方面使学科的发展局限于狭小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也加大了社会精英份子与一般大众之间的认知差距。进一步地，这就使科学逐渐地脱离了文化，而科学文化所包含的意蕴也因此日益贫乏。“对所谓‘科学文化’的过分强调，认为它是唯一‘有用’的，尽管这种过甚其词不足以改变文化的性质，但可能现时已多少抑制了文化，并使之贫乏起来。这主要是由于一大堆没有很好地吸收的知识充斥于头脑中的结果，也是极端趋向于专业化或技术统治的结果。看来，现在有文化教养的人虽然多了，但似乎他们的文化修养程度却不如前人。因此，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感到需要那些具有全面、广泛文化的专家”^[3]。

由专业化所引致的科学技术的实效功用的普及，使得科学尤其是技术的专业训练成为人们谋生和立足社会的重要手段。人们所关心的就只是通过科学技术方面的专门训练来增强自己的生存能力与竞争能力，科学智力水平与技术娴熟程度决定着人们的生活状态，其它非科学或人文的文化考量也相应地变得不重要了。斯诺在讨论两种文化的问题时曾分析道，造成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离的两个最主要的原因：一是我们对专业化教育的狂热推崇，二是一种我们的社会模式僵化的倾向。这种专业化追求的根深蒂固和僵化模式倾向的日益强烈，已经不是什么社会力量就可以轻易改变的了^[4]。最终，专业化的训练提升了人的生存能力与生活水平，却使人越来越局限于个体狭小的认知与技能领域；而社会大众与科学也就越来越疏远，乃至厌恶和反对科学。这样一来，科学的专门化不仅使科学蒙受损失，更重要的是，使科学失去其文化意蕴和文化力量，不断专精化的科学因而与文化日渐走远。

科学在文化中的霸权地位使其获得了任何文化形态都从未有过的荣誉，却也使得科学与文化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曾经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科学渐渐走向了它的反面，背离了其作为一种文化的初衷。弗罗洛夫认为：“不仅科学主义，而且它的极端形式技术主义，傲慢地拒绝人文学科和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它们的危险的和反人文主义的作用正在此处，这种作用随着科学和技术在社会中的权威的增长而增长”^[5]。

所谓宽容的文化理念，就是指在宗教、政治、法律、文学、艺术等领域，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创造宽松的氛围，允许不同观点和声音的出现。在科学领域，宽容意味着不仅宽容自身的错误，也要容许其它不同文化形态的存在与发展，从而为科学的发展营造更为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

英文的“宽容”(tolerance)一词，是从拉丁文词汇tolerare、tolerantia中借用而来的，意指对于某种自己不赞成的事物，出于宽厚、忍耐而表示容许、容忍，并不加以禁止、阻碍或苛求；或指容许、容忍他人与自己不同的感情、思想、习惯、行为等的内心情绪。它最初的应用比较狭窄，只局限于宗教领域，意味着对持有不同信仰的人们的容忍。就概念而言，现代意义上的“宽容”是从宗教宽容发展而来的。

在欧洲，宗教宽容思想真正形成并引起社会关注，始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当宗教改革所引发的教义之争与欧洲各国的复杂政治因素纠集在一起，便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到了17世纪中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不仅结束了30年的宗教战争，也结束了宗教专制的时代，从此以后，宗教宽容取代了宗教冲突而成为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经由英国的洛克、法国的培尔、伏尔泰等学者在17世纪的推崇、以及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领袖们对自由和理性主义学说的倡导，宗教宽容开始进入政治和法律程序，并出现了有关宗教宽容的零散法规。可以说，宗教宽容是教会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统治地位、避免宗教战争的危害而提出的一种宗教政策。当时是，只有在坚决维护宗教信仰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谈“宽容他人”，才能实施宗教宽容^[6]。

毫无疑问，这种宗教宽容的范围起初只限于基督教内部各教派之间，后来才扩大到基督教信仰与非基督教(异教)信仰之间。但是，随着宗教宽容理念的不断扩展，它也为新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氛围。在宗教宽容成为时代精神的情况下，信仰上的自由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学术的复兴，宗教宽容成为西方近代科学和哲学生长的温床，从而使17世纪成为科学和哲学迅猛发展的世纪。例如，在宗教气氛较为宽松自由的英国，牛顿已经取代上帝成为物质世界的主宰；在宗教宽容而知识自由的荷兰，欧洲各地的科学家及思想家纷纷被吸引，并产生了众多杰出的科学家，推动了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的来临。

关于清教主义对17世纪英国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默顿在分析中指出，清教逐渐表现出对科学的宽容，它不仅容忍而且需要科学事业的存在，因而“赞颂上帝”到了清教徒手里就成了“科学多产”。韦斯特福尔德等人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分析进一步表明，清教伦理中固然有些因素(如功利主义原则、“上帝在其作品之中”等)有助于科学的发展，也有许多信条(如狂热主义、教条主义、权威崇拜、宗派意识等)不利于当时科学之进步，但是，当时科学的迅速发展与其说是与清教主义有关，倒不如说是与当时英国在宗教信仰方面奉行宽容主义与较为开明的政策有关。虽然这些分析也通常被用来表明宗教与科学在历史上的互动与促进作用，但准确地说，它反映的是宗教宽容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今天，宽容精神早已超出宗教的范围而成为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科学作为在与宗教的斗争中获得胜利、并在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宗教宽容精神的一种现代文化，也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宽容精神。

与宗教宽容不同，科学宽容不是一种被动状态下的容忍与接受，而是积极面对自身之外的其它观点、态度与方法；它也不是被动发生的，而是在争取独立自由的过程中形成的与自身特点相一致的科学精神。美国当代学者沃尔泽认为，宽容被理解为一种态度或一种心境，它描述了某些潜在的价值。首先，是一种反映16世纪和17世纪宗教宽容起源的潜在价值，它纯粹是为了和平而顺从地接受差异性。第二，是表明对待差异性的可能态度将是被动的、随和的以及无恶意的冷淡：“兼收并蓄成一统”。第三，是持有一种具有道德意义的容忍。对“那部分人”拥有各种权利予以一种原则上的认可，虽然他们以种种默默无闻的方式来实现这些权利。第四，是对他人的坦率、好奇和尊重，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并向别人学习。最后，是积极拥护差异性。如果差异性以文化形式来体现上帝或自然界创造的广泛性与多样性，那么这种拥护具有美学的或实用的意义^[7]。按沃尔泽的理解来分析，科学中的宽容主要是与后两种态度所体现出来的形式相一致的。也即是说，科学宽容不止是要消极接受，更是要充分尊重不同的认知方式以及不同的科学或非科学的观点，允许不同文化形式都同样拥有存在的自由与权利。在宽容理念的指引下，“我们可以拥有自己的思想，与此同时我们也能够坚持他们的观点”^[8]127。

科学宽容是科学精神的一个基本思想原则，也是科学文化的重要特征，集中体现了科学中的自由、平等、民主、批判等科学精神。这种宽容精神具体表现为：

第一，就科学自身的发展而言，科学宽容是一种对错误的包容，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科学是一个对未知的探索过程，必然面临着曲折与不可预期的结果，自然也会遭遇错误与失败，而非像一些科学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线性或准线性发展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就是一个向错误不断学习的过程。因此，应该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来看待这些错误与失败，认识到错误与失败是科学中不可避免的。这种“认识论上的宽容”是由认识的本质所决定的，源于人类认识的可错性这一核心观念。

第二，允许科学研究中不同意见的存在。在科学认识的过程中，由于认识主体自身的原因以及社会文化条件的限制，不同主体对于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意见和观点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而且，对于这些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往往很难判断孰是孰非，甚至是非对错本身在当时就是无法决定的。例如，17世纪开始的关于光本性的“粒子说”和“波动说”之争，18世纪末19世纪初地质学领域的“水成论”与“火成论”、“灾变论”和“渐变论”之争等，争论的双方各执一词，且都从某一方面反映了现象的本质。因此，只有为不同的学术观点提供自由争鸣的空间，给这些不同意见以同等的发展机会，进而在不断的探索检验过程中寻求真正符合现象的观点与描述，才是推动科学进步的正确态度。

第三，要尊重除科学之外的其他文化，允许不同文化形式的存在。除科学之外，文艺、宗教、法律、政治等文化形式都是人类认识的产物，各自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世界的本质与特征。对不同文化形式的学习与尊重，既是避免科学独断和霸权的需要，也是促进文化整体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科学也将在突破自己单一文化的限制，并与各种不同认识方式相融合的过程中，寻找到新的灵感与生长点。萨顿的说法值得我们深思：“没有宽容和慈善精神，我们的文明，无论它现在是怎样的，都是非常不稳固的。对于人类文明来说，科学是必需的，但只有它却是很不够的”^[9]。如此来看，不容忍不但是有罪的，而且是愚蠢的。

波普尔指出，科学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它由大胆的猜测构成，并由批评来调控。在这种批判的态度中，不仅包括对过去的批判，也包括对任何新的理论的要求，而新的理论至少必须达到原有理论的高度。只有经过不断竞争过程中的批判与反驳，科学才能前进。因此，科学的态度就是批判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就是批判的方法，在知识领域中不存在任何不向批判开放的东西。

科学向批评开放开始成为一种科学理念，首先是与对科学中错误的认识以及科学可错性的提出有关。

在逻辑经验主义及以前的传统科学观点看来，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平缓的、直线的、连续的累积过程。科学就是进行归纳论证，得到经验证实的理论才是科学的理论，而这种得到证实的科学理论不断积累的过程也就是科学的历史。这也就形成了科学正确性、普遍性与统一性的形象，错误与批评在他们看来似乎是与科学绝缘的。人们普遍相信科学中的错误是可以避免的，一切批评都等于无礼的反驳。然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波普尔对逻辑经验主义、对科学的正确性与不可错性提出了挑战。波普尔认为，科学是一门可错的学问，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在他看来，“任何科学理论都是试探性的、暂时的、猜测的。都是试探性假设，而且永远都是这样的试探性假设。……我们的理论，不论目前多么成功，都并不完全真实，它只不过是真理的一种近似，而且，为了找到更好的近似，我们除了对理论进行理性批判以外，别无他途”^[10]。

事实上，科学从来都不是一劳永逸地完成的，不是封闭的，而是可错的、开放的、发展的。波普尔从猜想与反驳的逻辑出发构筑了证伪主义的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即问题—猜想—反驳—问题……；库恩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科学革命的结构模式：前科学→常规科学时期→反常和危机→科学革命时期→新的常规科学时期……；拉卡托斯进一步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的模式：科学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科学研究纲领的退化阶段→新的研究纲领证伪并取代退化的研究纲领→新的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在科学发展史上，哥白尼、伽利略对托勒密体系和亚里士多德力学等的质疑与批评建立起了新的天体力学，拉瓦锡在对传统燃素说进行批评的基础上创立了氧化还原学说，达尔文对上帝创世说进行批判创立了进化论，爱因斯坦对牛顿力学体系进行了理性的反思与批判，建立起了相对论学说，等等。这些科学上进步与发展的实践，都是建立在对旧有学说的批判与反思之上的。

提出科学的可错性并宣称科学通过批判与反驳而进步，这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根据波普尔的可错主义观点，所有的科学理论都包含着潜在的错误，终有一天要被证伪；而具体科学方法也将随着科学的进展而发生变化。他坚决摈斥“科学沙文主义”的狂妄，而从一个更高的层面来看待科学的价值。任何理论、方法或其他科学知识，都是可以批评或批判的，是“对批判开放”的。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并不在于它会提供完美无缺的知识，而在于它可以接受批判，可以改进，因而才可能进步，可能发展，可能日趋“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正由于这种批判炮火的筛选，科学才有可能提供相对说来最可靠、最有用的知识^[11]。

可以说，波普尔的工作使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的批判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波普尔强调：向批评开放的观念是科学的，越开放就越科学。他甚至把“对批评开放”作为评价理论与科学进步的唯一标准，把对批判的开放性，即发现矛盾的能力，当作衡量对(科学)进步(或对总体的思想进步)有所贡献的能力的唯一标准，他宣称发现这些矛盾就是进步。甚至发现一种新理论，即使未来证据会与之相抵触，也是进步。这一标准在认识论上的意义是不容小觑的。例如，阿伽西尽管并不认同将此作为唯一的认识标准，却也仍强调对批评开放在科学中的重要性，认为只需注意到每个人都把对批判开放这个标准认同为必须的元标准就足够了。我们或许可以抛弃作为一种标准的对批判的开放性，仅仅把“对批判开放”作为一种纯粹的元标准^[8]227。

科学是一个开放的知识系统，它并不声称揭示了绝对真理，事实上它也不具有绝对的真理性。科学理论的提出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科学中不确定性的因素也远比我们所能想到的要多得多。“科学并不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已为公众接受的陈述系统，也不是一个向某种终极状态稳步前进的系统。我们的科学并不是知识：它永远也不能声称已达到真理，它甚至可以用或然性等词来代替”^[12]。布朗曾表明，“承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能够有极少的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则具有绝对的效力，例如灵活性和思想开放性，这不仅对认识的进步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也是宽容的基石”^[10]43。科学虽然追求理论的严谨性，却也往往会给新观点的提出留下成长的空间；正是在开放而宽容地面对一切可能的批评与质疑的过程中，科学变得越发成熟。

当“科学应向批评开放”的原则扩展到科学外部之时，意味着科学要接受来自科学之外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批判、反思与质疑。而这一切，将有助于牵制科学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科学霸权，防范可能带来的危害。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对人类理性和科学技术的威力极为崇尚，进而演化为对“科学万能”的迷信与崇拜，形成了科学主义的文化思潮。在此基础上确立的科学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统治地位不仅使科学变得独断与专制，也加速了科学的技术应用，并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各种对科学批判的思想应运而生，包括人文主义、生态主义等在内的许多学派纷纷从不同角度对科学进行批判，成为与科学主义相抗衡的巨大力量。尽管这些思想中不免有反科学主义倾向，但就整个社会的发展而言，它们对于破除科学的神话、减少科学的独断性与专制性，却是非常有益的。

科学应向批评开放，意味着在科学研究中应保有一种谦恭的心态和宽容的精神。科学是一个向批评开放的知识体系，并在这一开放的批评中不断发展与完善。科学对批评开放是一种对自身局限性与可错性的自知，它非但不排斥怀疑和批评，反而积极从自我怀疑与自我反思中寻求进步。“真正的科学家并不妒忌地反对来自批评的观念，而是把它作为改进的帮助欢迎它。在这种语境中，批判不是喜欢挑剔的讨厌过程，而是抱着消除错误的目的找到错误”^[13]。同时，科学对批评的开放性也使它必然要面对来自非科学领域的质疑与刁难，并带来认识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因此，科学应在兼容并蓄、求同存异中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各种不同意见，尊重各种不同意见，即便是反对性观点。

科学向批评开放，不仅有助于对专制与教条主义的避免，也是谦恭与宽容精神的体现。坚持科学对批评的开放态度，将有助于为科学营造一种有吸引力的宽容和谐的文化氛围，促进科学的进步。

科学的宽容和开放体现了科学与人文的融合。由于科学与人文在观念上潜在的互补性，许多科学家开始自觉地对所研究的自然科学进行人文思考，积极推进科学与人文的互动。如20世纪著名数学家怀特海就曾积极探究数学与善的内在一致性，并撰文指出，数学和善的追求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们追求的是同样一件东西，即理性的完善；而爱因斯坦从探索的自然规律的和谐中既看到了最深奥的理性，也体悟了最灿烂的美，由此产生了包括敬畏、谦卑、狂喜和惊奇等在内的丰富感情，达到了类似宗教境界的那种体验。可见，在一些杰出科学家身上，科学与人文的互动与融合趋势早已显现了出来。

人类文化是由多元文化形态共同构成的一个文化整体，而科学是其中现代文化形态的一种。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所创造的最伟大、最富有物质力量的文化形态，科学也并不是单一地存在于整个社会中的，而是与其它各种非科学的文化形态共存的，因而它应当具备宽容和开放的品格。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互动，关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与互动，这是科学与人文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科学与其它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交流与互补，共同维系着人类文化的发展与平衡。

因此，克服科学主义的科学霸权，让科学与其他文化在一种自由、平等、开放而宽容的文化氛围中和平共处，将是人类文化未来整体性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基本要求。就像萨顿所说的，让我们“缓慢地、稳步地、以一种谦卑的态度利用一切手段来发展我们的方法，改善我们的智力训练，继续我们的科学工作，并且在这同时，让我们成为宽厚的人，永远注意我们周围的美，注意在和我们一样的人身上以及也许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一切魅力”^[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