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在既有的人类学研究和学科发展中,技术从来就被视为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衡量文化进化与社会变迁的标尺。少数民族手工艺,不仅是构成少数民族传统生活方式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承载着民族认同,代表着当地社会发展水平的地域文化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席卷大江南北,甚至影响了那些过去因地处偏僻而相对封闭的少数民族地区,其手工艺技术也因此发生了变迁。表面上看,作为身体技艺的少数民族手工艺逐渐被代表着现代文明、能批量化制造的机器技术所替代,并引发了制作者、设计者、制作技术、制作材料、制成品等一系列直观的改变。而更深层地,这也是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主体(通常也是手工艺制作主体)内部与外部的文化选择综合结果。
文化选择通常是指作为某种文化传承者的文化主体面对多种文化时,对异文化的审视、评价基础之上做出的吸收或排斥等选择活动的结果。在此过程中,文化主体对本文化的认同程度和面对文化选择时的情绪状态是影响文化(包括技术)走向的关键因素[1]。在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过去民族手工艺的发展与传承,是相对封闭的文化体系内部,文化主体自在自为、自主选择的结果。但在当代社会,现代化不仅让交通日趋便利、媒体技术日渐发达、文化交流也日渐频繁,人们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地面对着各式各样的文化形态,在对异文化了解加深的过程中,也在不知不觉地受其影响,改变着自身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传承中文化主体的那种自主状态显然不复存在,其文化选择更多受到错综复杂的外来因素的影响。不仅如此,在技术变迁的局部领域,一些来自文化主体内部或外部的力量,如占优势地位的异文化的冲击、行政力量的左右、经济效益的考量、文化体系内外的文化精英的作用,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时还超越了文化主体的选择力)影响甚至决定了文化选择的结果。然而,这些不为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所掌控的客观存在的力量,其作用却越来越不容忽视,值得研究者进一步分析与反思。
尽管少数民族地区手工艺变迁的主要路向普遍趋同,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及地域环境的影响,不同民族地区的不同类型的手工艺的具体变迁及其背后文化选择的各种力量对比依然不尽相同。为此,我们以贵州苗族刺绣为例,考察贵州苗族刺绣手工艺变迁的实际情况,从影响文化选择的异文化的冲击、行政力量的左右、文化体系中本土文化精英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展开分析与讨论。
之所以选择贵州苗族刺绣,是因为贵州苗绣既具有少数民族手工艺的典型性,又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首先,贵州苗绣与苗族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苗族是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其民族的文化记录与传承,除了口口相传的苗族史诗、古歌以外,便是通过苗族妇女刺绣在服饰上的符号与叙事性的图案来记载。因此,贵州苗族传统手工艺刺绣品实则是一种“彩线绣成的史诗、穿在身上的图腾”,而苗族妇女人人皆会的刺绣工艺则是这部史书的书写方式,借助这种手工艺,是苗人得以实现自我身份的认同的方式之一。
其次,贵州苗绣有着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刺绣的特征。由于贵州苗族地处我国偏僻的西南山区,长期交通不便,使得其相对较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而历代中央政权对于苗族的镇压与围剿,也使苗族对内部加强民族认同感,对外增加身份识别性提出了要求。上述因素使得苗族刺绣的具体制作方式(主要是针法)及刺绣制成品均具有区别于其他民族刺绣工艺的明显特征,而且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风格样式。
再者,贵州苗族刺绣支系众多,有其复杂性。尽管贵州苗族刺绣整体有异于其他民族的刺绣,但贵州苗族内部支系众多,每个支系又有对应的苗绣。作为支系相互区别的手段,这些苗绣均不尽相同。如按支系统计,目前约有一百余种贵州苗绣[2]。
正因为贵州苗绣的这种典型性与复杂性,在我们2013年4-8月多次赴贵州的实地调研中,有意选择了几个代表今日苗绣技术发展不同阶段的地区,并兼顾其支系的差异,目的是为了详细了解贵州苗绣技术变迁的具体情况。这些地区包括:黔东南州的“苗族刺绣之乡”美誉的台江县(施洞乡、台拱乡、革一乡中相对原生态的苗绣)、贵阳市花溪区(湖潮乡车田村原生态的苗绣与石板镇天河潭旅游区的商品化苗绣)、黔东南州雷山县的旅游景区“西江千户苗寨”(商品化的贵州苗绣)、黔东南州首府凯里市(贵州苗绣交易市场金泉湖集市、三棵树镇的贵州机绣)。与此同时,我们也进行了大量访谈,根据在贵州苗绣技术变迁的文化选择中起到的作用,访谈对象可以归为以下几类:①在当地从事机绣加工的商人;②苗族文化与手工刺绣技艺传承的主体;③当地影响苗族刺绣发展的文化精英;④地方政府部门的相关人士。此外,调研亦考虑到日常刺绣与特殊节庆日中刺绣的区别,为此我们曾有意选择了4月赴贵州台江,参与当地举办的盛大节日——苗族“姊妹节”①,这使我们对苗族刺绣的文化意义与现状有了更深的理解。
① 姊妹节: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是我国苗族妇女的“姐妹节”。节日这天,妇女们都要吃一种用五颜六色的糯米做成的“姐妹饭”,互相赠送礼物,以示吉祥。吃罢姐妹饭,姑娘与小伙子们身着节日盛装和民族服装,欢天喜地来到陡水河畔,参加娱乐与体育活动:游方唱山歌、吹芦笙、沙滩踩鼓、鸣锣击鼓、跳芦笙舞、划船、斗牛等。
二、 从身体技艺到机器技术:当代少数民族手工艺技术变迁的主要路向从身体技艺到机器技术,是当代少数民族手工艺技术变迁的主要路向。在此,所谓身体技艺(body technique),指的是传统的手工制作方式。这种技术的特点包括两个方面:从个体制作者的角度来看,这种技术是一种具身的(embodied)、受到制作个体特性影响的技巧或技艺[3],正因为如此,其制成品也不尽相同;从制作者群体的角度来看,某一社会环境中的身体技艺往往又与“惯习”(habitus)相关,具有一定的社会整体性与一致性,与地方性的社会文化传承密切联系。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认为,这种身体技艺具有“整体性”(totality),是让制作者身、心与社会相连的一种技术[4]。而机器技术(Machine technology)则指的是今天运用电脑制作设计、机器批量生产的现代意义上的科技或工业技术。相比于身体技艺,它与个体特性与地方性的知识传统较少关联,是一种理性的知识与工具,具有便捷、高效的特点。在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机器技术对于身体技艺的逐渐替代,在技术体系内部引发了从技术制作者、设计者、制作技术、制作材料、制成品等一系列的具体改变,详见下表。而在技术体系外,由于机器技术隔断了作为民族文化主体的制作者个性与社会文化整体的直接关联,批量化制作的成品,多为遵循商品社会逻辑的商品。因此,与传统地方文化联系的重任便落在了新独立出来的设计师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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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少数民族手工艺变迁中身体技艺与机器技术的对比 |
贵州苗族传统手工艺刺绣是一种典型的身体技艺。首先,手工苗绣的制作要求绣女依赖于手、眼、心的协调统一,绣品效果也与绣女个人的熟练度,对于美感的体认度密切相关。其次,手工苗绣的学习与传承与传统苗族社会的性别分工、文化与民俗的沿袭、民族认同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手工苗绣的学习与传承,与许多其他女性手工艺一样,是对苗族农耕社会男耕女织性别分工的自主沿袭,主要通过“母传女,姑传嫂”传承,绣品精美与否,直接与社会对女性的评价密切相关。
此外,这种传承中既包括手工刺绣的具体制作方式,如针法、绣法①,也包含了刺绣上的各种不同色彩的苗族图腾与符号。苗族姑娘从小便开始学习刺绣,绣制的图案要么来自于深谙本地历史传说的阿婆,要么就是仿照既有刺绣成品图样。一块块精美的绣片需经年累月的功夫,全身心投入,最终才能装点到为自己或为家人准备的服饰上。从丝线、辫带、马尾、棉线、亮片到三角彩绸各种材料,根据各自的要求,均可入绣。绣制而成的最为华丽的服饰莫过于苗族姑娘至少人手一件的盛装以及背小孩用的背扇(即背儿带)。各具特色的精美服饰既是苗女们(特别是未婚的姑娘)参加本族的盛大节庆(如姊妹节、苗年、鼓藏节、芦笙节等)和仪式(如婚丧嫁娶,苗族有个习俗,盛装亦是将来的寿衣)时的必备,也是展示各自巧心慧智的必须,寄托着对于美好生活与愿想的祈福,更是承载着个人与民族生命意识。有意无意间,一代又一代的苗族妇女在借助身体动作进行技艺传承过程中,形成了大量没有被有意识地识知的技能与行家绝技[5],而且成为没有文字的苗族人加强与传承自身民族文化与民族认同意识的主要方式之一。
① 针法与绣法:刺绣工艺术语。针法指特定的某种运针的技法,而绣法则址多种针法的组合。
然而,在今天的贵州苗族主要聚集地区,这种通过身体技艺对于民族文化的自主传承却在悄然发生变化,电脑绣花的苗绣逐渐开始替代传统的手工苗绣,并以蔚然成风。这种现象尤其明显地出现在现代化程度较高或旅游人口较多的地区,如黔东南州的凯里市。
自2003年以来,在凯里市郊的三棵树镇已经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小型机绣加工集散地,拥有20余家小型的机器刺绣企业,而且企业制作的产品也不尽相同:有专门制作苗族服饰配件(如裙裾刺绣飘带)的,有专门制作苗族服饰绣片(主要是肩部、领部、袖口、背部的绣品)的,也有专门制作家居装饰中坐垫绣片的。调研中,我们看到在这些机绣企业使用的多为多色平绣刺绣机。据一家专门制作机绣坐垫的机绣店店主,50多岁的苗族妇女潘大姐介绍①,她老家在雷山县,自己从小也学手工刺绣,由于看到机绣挣钱有利可图,便开了这个店。她告诉我们当地的刺绣机器均来自一名徐姓的浙江经销商,机器成本约8万元左右。这些机器一般有10组左右的针头,并能同时在布料上刺绣多组相同的图案,然后按消费者的需求量剪裁。机器是由电脑自动控制的,制作时,只需要将图案输入电脑,拉动开关便可根据预设图案开始刺绣,并还具备自动换色功能,能够轻松完成6-8色的刺绣图样。虽然不能创造特别精美的绣品,但机器刺绣已经能够完成绝大部分手工苗族刺绣的针法(除三角堆绸、锡绣等个别特殊的制作方式不能实现),而且效率要远高于手工刺绣:一块方形满绣,中等精度的平绣绣片(27 *27cm),熟练的绣女手工绣制需要一至两周的时间,而一台具有10组针头的电脑绣花机,只需要一个人看管,4个小时就能同时可以完成10张同样的绣片。这便大大降低了成本,使得贵州苗族刺绣得以有了更多传播的可能。
① 2013年8月14日在凯里市三棵树镇机绣工厂对潘大姐的第一次访谈记录。
虽然机绣让设计师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大多数机绣店里并没有经过专门培训的设计师。在潘大姐的店里,会电脑的儿子主动承担了设计师的职责。说是设计,其实图案更多迎合的是市场需求,哪种图案好卖便做哪种。因此侗族刺绣中常见的榕树纹,或其他民族的图案也混杂在苗族机绣里一起出售。潘大姐的儿子还常根据个人的偏好与想象随意重新配色或对其形态进行修改。以销得最好的一种图样:盘龙(苗族图腾之一)为例。这个盘龙图腾,是源自200公里以外的另一个苗族支系月亮山苗族百鸟衣上的符号。机绣成品中,除了原样截取的盘龙图形外,亦有着各种配色的选择,甚至还衍生出了像千足蜈蚣一样长着千只翅膀的变体盘龙。由于设计者的随意性,过去手工苗绣图案所承载的地方文化的意义被切断了,有意义的符号被重新随意裁剪与拼凑,形成了一个个具有异族风情,但却不具备意义的图形。访谈中,我们了解到,这些变化了的苗族机绣如今市场需求量颇大,当地许多机绣企业的机器,从早上7点至晚上12点甚至凌晨一两点钟,机器都在不停地运转。它们主要销往贵州本省各地、云南昆明及广西等周边地区①。我们在贵阳花溪贵区石板镇天河潭旅游区(主要是花苗支系)、黔东南州雷山县的旅游景区“西江千户苗寨”,甚至广西的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桥景区,都看到了来自凯里的这些所谓的苗族机绣被分别当作各地各族的特色纪念品在售卖。
① 20l3年8月15日在凯里市三棵树镇机绣工厂对潘大姐的第二次访谈记录。
除了上述景区,即使是在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如凯里市所辖的台江县革一乡,当地许多苗族年轻姑娘出嫁时的盛装,也很可能会选择购买机绣的绣片缝制在衣服上。在2013年4月台江县台拱镇举行的“姊妹节”上,我们同样看到大量苗族年轻女性,身着一模一样图形变异了的机绣。为数不多身着精美的手工绣制的传统民族图案的苗女,全都是中年人。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在今天的贵州苗寨,还会手工刺绣,也愿意绣的,往往还是那些中老年妇女,她们一般文化程度较低,与外界接触较少。而年轻苗族女性会刺绣的越来越少,有的即使曾经学过,也不愿意像母辈般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刺绣之中。她们认为,手工制作一件盛装,绣制绣片至少要一两年时间,而购买一件现成的机绣绣衣,或买机绣绣片缝制,也不过千余元,是能够承受得起的价格。调查还显示,许多年轻苗族女性之所以对机绣颇为认可,因为她们认为机绣时尚、漂亮,符合她们求新求变的要求②。
② 20l3年4月23日在黔东南州台江县举办的姊妹节游行上对年轻苗族姑娘的访谈记录。与地方文化密切相关的身体技艺的逐渐式微,与本民族文化联系松散却廉价便捷的机器技术日益受到青睐,这种技术变迁既是苗族文化主体的某种自主选择,也是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形成的结果。
三、 文化势差:异质文化的冲击任何一种文化都有着它独特的特质,相对于苗族文化而言,任何其他文化都属于异质文化。文化势差便诞生于苗族文化与其他异质文化的接触之中。其实,从根本上讲,在文化之间并不宜简单地进行某种在价值上高低的比较,但如果参照某些其他因素,如经济发展程度、精致程度、影响力等,人们还是经常会在现实中做出高下(或可以说是强势与弱势)差异的评判。当两种文化因其自身的性质和状态的不同,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表现出高低之别的话,在文化交流中会出现的从程度较高的那个流向程度较低的那个的文化流动现象。在此过程中,弱势位置的文化会逐渐受到侵蚀,消失自己的特性而被同化。这种文化流动的现象,也显示出文化之间影响力、辐射力、渗透力的差异。
对于贵州苗族而言,汉族文化以及今天源自西方的现代文明都是处于高位的强势文化。由于长期较为封闭,包括手工刺绣在内的贵州苗族传统文化能够在相对无干扰的情况下得到较为完整的保存,但也正因为封闭,他们对汉族文化等外来文化缺乏信任,而产生疑惧抵触的心理。在调研过程中,我们有机会与来自凯里学院的几位高校教师(都是贵州的少数民族)交谈,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这一点。一位50岁左右的老师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他离开村寨,来城市里上学的情景:老母亲痛哭流涕,以绝食的方式阻止他离开。因为在母亲看来,儿子要去的是危险的汉族世界,这次可能是生离死别了。老一辈的贵州苗族,大多不会说汉语,有的至死都未离开过村寨。有机会走出大山,接触外部世界的年轻一代,更多的是充满了对外部文化的向往。凯里学院的另一位受访教师谈到80年代末他考上师范学习汉语及汉族文化再回到家乡后的感受:“当时感到他们(指寨子里的人)很封闭、落后,我说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也不感兴趣……感觉自己很孤独,所以那时经常跑到村口,希望能遇到几个说汉话的人,聊聊外面的情况”①。
① 2013年8月14日在黔东南州凯里市对四位凯里学院教师的访谈记录。
日益便捷的交通,以及电视、广播等无孔不入的大众媒介,全方位地冲击着苗族人的价值观、审美观等各个方面。电视作为我国普及率最高的大众传媒,是现代性传入乡村、影响乡村居民生活的一种最有效的途径。通过电视,他们了解到了与传统生活相异的现代生活方式,也开始效仿电视中所呈现的红男绿女们的时尚生活方式。而接触现代世界,改善生活的最直接途径,便是外出打工或读书。
台江县革一乡就存在着大量外出打工的现象。受到山多地少等自然条件的限制,一年只能种一季水稻,农业生产很难发展。因此,居留在传统的干栏式建筑中,在家务农的苗人,人均年收入不过2000-3000元。为了改善生活,当地许多20-50岁的人都有打工经历,且多为夫妻结伴而行。出生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苗族年轻人则多地选择出去求学①。从对传统手工刺绣的传承上看,年轻女性外出打工与读书使得她们不再有像母辈那么多时间练习制作刺绣,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打工与求学,电视的日益普及,大大加强了她们对现代文明的接受能力,也改变了她们的审美观念。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贵州苗族妇女的婚恋观、家庭观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她们已经试图用现代化的方式来处理与各方面的问题,对于自己的生活亦有不同于上一辈妇女的期待[6]。
① 2013年8月13日在黔东南州台江县革一乡对当地农民的访谈记录。
台江县革一乡一位40多岁,开小卖部的善绣的苗族大姐,给我们展示了她制作的部分刺绣盛装与背扇,很清晰地展示了这种变化。这位大姐保存了自80年代以来,自己绣制的三、四件革一样式的盛装和两件分别为两个子女制作的背扇。其中给出生于1992年的小女儿制作的背扇尤其精致:这是一件用三角堆绸,密密匝匝绣制的盘龙图案的背扇,无论从色彩、造型还是构图上都颇具匠心。这件背扇的绣制花去了她整整半年多的时间。她很自豪地告诉我们,小女儿如今在外地求学,学习忙,不会刺绣,也没有时问刺绣。按照苗族习俗,女儿依然需要穿盛装参加每年的主要几个大节日。这位母亲主动包揽了为小女儿绣制盛装的任务。然而,过去刺绣的耐心已不复。为了节约时间做生意,她干脆从市集上买了机绣的绣片,缝制在衣服上。新绣制的机绣盛装,无论是色彩还是造型,明显比手工绣制的大大简化②。
② 2013年8月13日在黔东南州台江县革一乡对开小卖部的中年妇女的访谈记录。
还有一例,来自于雷山的梁阿姨口述的亲身经历。她也是苗族,长年从事手工苗族刺绣的收售工作,即从苗民家里低价买来他们手工刺绣的盛装,再加价卖出给国内外的苗绣收藏者。在收刺绣的时候,她发现,个别苗族妇女甚至愿意用花费自己的大量心血的手工刺绣盛装来换取机绣的盛装,为的就是机绣的时尚新颖。而更多的苗民,则是拿着卖手工盛装的钱,去换取更为向往的牛仔裤等现代服装③。
③ 2013年8月14日在黔东南州凯里市对梁阿姨的访谈记录。
苗族妇女们的选择看似主动,但应该注意到,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掌握经济话语权及传播话语权的现代文明与汉族文化相对于传统苗族文化的文化势差的存在,使得从一开始,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便处于一个弱势和被动的地位。就像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里写道的那样:“这类型的需要(文化弱势体对强势文化的需要)有其社会内涵与功能,但却是由外力所决定的,受其影响的个人反倒无法加以控制;这些需要的发展与满足是由外力所规范的,不管这类需要再怎么变成个人的需要,经由他的种种存在复制与强化;不管他怎么认同于这些需要、再怎么从中发现满足之情,它们仍然故我,与起始点相同——一个必须透过压制而控制利益的社会之产物”[7]。这段话,对于理解苗族妇女个体的选择不无帮助。
四、 繁荣还是消亡:行政力量的干预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文化选择都应该源自文化主体,也就是苗族人自身。而在现实中,少数外部力量,尤其是行政力量的干预,在今天贵州苗族文化主体的选择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的影响主要以拉动经济发展为目标,以民族文化为卖点,借助发展少数民族旅游业,间接推动了苗族机绣的发展。从表面上看,机绣的发展似乎有着帮助苗族文化向外界传播的作用,但实际上已经逐渐与少数民族日常生活、文化内涵脱节,形式也发生变化的机绣,更多成为了一种吸引游客的景观道具。而在贵州,由于政府对各民族地区旅游扶持力度的不均衡,使得某些地区的机绣发展过快,压制了苗族文化内部支系文化的均衡发展,从而造成部分支系苗族手工艺刺绣的逐渐衰落与消亡。
如果思索一下凯里三棵树镇的机绣发展的2003年这个时间点,就会发现当地机绣兴起的现象既有其偶然因素,亦有其必然性。必然性便与我国政府2000年开始提出的“西部大开发”的经济发展规划密不可分。因为正是从那时起,属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贵州省也进入了快速现代化的发展时期。一方面,在政府的主导下,一些现代化的基础性设施(如公路、通讯)得到建设,使得人力、物力的流动,资讯的交流更加便利;另一方面,过去由于交通不便成的相对封闭状态,所得以保持的良好的自然生态与文化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省抓住“后发优势”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旅游业(如“多彩贵州”系列项目等)的亮点。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少中青年的苗族迈出了地处偏远的封闭苗寨,到大城市学习或打工。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涌向这些过去不为人熟知的少数民族地区,一睹其神秘风情。尤其是黔东南州,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文化条件,成为了贵州省旅游布局的重点区域。近年来,黔东南州的旅游人数持续增长。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从2005年至2010年,游客人数从0.75万人次飙升至68.9万人次,2010年仅门票收入就达1407万元①。
① 参见《西江千户苗寨的旅游发展》,西江千户苗寨官方网站.2011-6-7.转引自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tom/link?url-E-WYtlU0tZ179tKR-o6R1YR1oRHum3wxAY7E3aJOJGTXw4RbgUMclZkgRCWNw(检索日期:2013-10-12)
旅游业的繁荣,带动的是黔东南州特色旅游商品的发展,凯里机绣的兴旺也始自于此。在西江千户苗寨,沿街而建的各色小商铺中所出售的各色300元以内的绣片与有刺绣花纹的手包,大都是由从凯里批发而来的i5至70元左右的机绣绣片加工而来②。而旅游点售卖的纯手工刺绣,由于价格昂贵,动辄上千上万,很少受到旅游者的青睐。此外,旅游业还带来一个现象,便是传统苗族节庆、仪式的景观化。每天,千户苗寨景区都会安排两场由本地苗族居民着盛装进行的表演。虽然穿着者依然是苗族,但在这种环境中,盛装上手工苗绣所承载的深厚文化意义也正在逐渐被剥离,盛装变成了只供展示使用的一种道具,为的是满足游客们的猎奇心理,而不必与每个特定的苗族个体挂钩。
② 2013年8月15日在黔东南州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的调研记录。
凯里机绣的发展,使得这些并不完全承载了当地文化符号的商品化机绣异常繁荣,然而它的影响更加惊人:不仅使黔东南州各地苗族支系手工刺绣的发展受到影响,甚至波及到了180公里开外的贵州花溪区的花苗支系的手工刺绣。传统花苗刺绣也是贵州省苗族刺绣中很有特色的一大支系,它与黔东南州的机绣有着明显区别。从针法上来看,花溪苗绣主要是以挑花为主(类似十字绣),而黔东南州机绣更多齐针平绣(即在一个图形内用平行密实的绣线填充),两者的绣品的效果迥然不同。在花溪刺绣的主要产地,距贵阳市不过40公里的花溪区湖潮乡车田村年逾六旬的花苗王阿婆家,我们看到了几件她几十年前为自己绣制的花苗挑花盛装,以及新近为12岁的孙女未来结婚而精心准备的盛装,其风格样式与黔东南州各支系的手工苗绣自然大不相同。王阿婆告诉我们,她媳妇还会手工刺绣,而孙辈都不绣了①。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由于打工或读书,而离开了村庄。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该村因其地理位置更有可能受现代化的影响(隔省会很近,距此不过十公里还有一个4A级旅游景区),也拥有特色鲜明的刺绣传统,却没有发展出花溪样式的机绣,甚至整个地区连一台电脑刺绣机都没有。对此,湖潮乡的乡镇干部刘先生(他也是车田村人属花苗支系)一语道破天机:“我们这里没有(机绣),是政府旅游扶持的结果。政府更倾向于扶持黔东南州的苗族特色旅游,他们(的机绣)就发展起来了”②。在对石板镇天河潭旅游品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刘先生所言非虚。尽管天河潭景区地处贵阳市,景区卖的却全都是来自于凯里的机绣。
① 20l3年8月19日在贵阳市花溪区湖潮乡车田村对王阿婆的访谈记录。
② 20l3年8月19日在贵阳市花溪区湖潮乡车田村对王阿婆的访谈记录。
虽然在今天不可逆的现代化洪流中,花溪苗绣作为手工苗绣的一部分,其整体式微有着一定必然性。然而,由于政府发展民族旅游的最终目的是拉动经济发展,因此是否会造成苗族内部支系文化的发展的不平衡,并没有纳入其考量的范畴。那么在未来,是否承载着那些走样了苗族图形,只体现了个别特色地区图案的机绣会充斥着贵州各地,而像花溪苗绣一样没有得到旅游扶持地区的刺绣会逐渐消亡,甚至其文化符号的残片在机绣上也留不下痕迹?端倪已然初现,而最终结果我们不得而知。
五、 参与还是放任:本土文化精英的影响异质文化的冲击,政府力量的干预,都使得作为一种身体技艺的贵州传统苗族手工刺绣,进行自然传承变得越来越难。而苗族各家所存留的传统刺绣盛装,因其有利可图,大都被商人低价收购,并流入如凯里市金泉湖或北京潘家园之类的收藏市场。其中最为精美的部分,要么流人海外,为国外收藏者收入囊中,要么被贵州本地文化精英所收藏。这批本土文化精英,为数不多,但却是当地最早对苗族刺绣技艺与文化感兴趣的人,也是对之有着深入研究,手工艺情结很深的一批人。正是他们独具慧眼,在当地政府长期不重视少数民族工艺与文化的情况下③,最早看到了苗族刺绣的价值,使这些宝贵的民间工艺作品没有完全流落海外,也使得今天我们有机会在著作与展览上看到贵州苗族精美绝伦的作品。这些文化精英身份多样,主要以学者、艺术家为主,他们对贵州苗族文化主体文化选择的影响复杂而微妙。
③ 在黔东南州与贵阳市,多位研究、收藏苗绣的人士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长期以来贵州政府对于民族工艺的忽视现象。这种现象近年来才逐渐有所好转。
这些文化精英对苗族手工刺绣的传播与发展,显然有着积极推动作用,帮助苗族文化主体更深刻地认识到本民族的文化。例如,其中的一位贵州艺术家刘先生,虽然本人是布依族,但对苗族刺绣特别热爱。他倾其所有,收藏了上千件刺绣,却一件都不曾出售。他不遗余力地传播苗族手工刺绣,希望能深入研究其文化内涵,并通过出版专著、在国内外举办手工苗绣展览、在艺术品创作中融入苗绣元素等各种方式不断地努力着。相比之下,贵州苗族文化主体反而对自身文化缺乏深刻的认识。2013年4月,“苗族刺绣之乡”台江县政府组织进行本地干部与绣娘进行刺绣文化培训时,才发现本地博物馆既缺乏好的苗绣样品,也鲜少有人通晓自己的本地文化。最终,还是请远在贵阳的刘先生来向本地苗族普及他们自己支系的苗绣文化。
面对自然传承序列已经被割裂,逐渐式微的传统手工苗族刺绣,本土文化精英们十分珍惜,但能力有限,只能发挥个人有限的力量,尽力为之。对于今天已经走样的苗族机绣时,部分文化精英表示比较痛惜,认为其设计非常糟糕,需要真正懂得苗族文化内涵的人去进行设计与创造,才能使传统苗族文化符号在机绣上获得新生。然而,尽管他们都有足够能力帮助现在的机绣改善设计,但却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希望让机绣顺其自然发展,不干涉其中的愿望。矛盾的心态背后,是他们更深层的担心:恐怕由于自己的加入,而使得今天苗族手工刺绣的发展前途更加渺茫①。
① 2013年8月13-15日在黔东南州凯里市与台江县与刘先生、杨先生的谈话记录。
六、 结论通过上述贵州苗族刺绣手工艺变迁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一技术变迁过程,实则也是一个文化变迁过程。任何文化都不会是一成不变,在变化中不断发展,是文化保持活力的永恒真理。但变成什么,如何变,则是影响整个民族走向的重要抉择,需要民族文化主体慎重对待。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化时代中,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正在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下,不断地进行着影响未来本民族文化走向的选择,但他们却往往并未主动察觉。贵州苗族手工艺刺绣技艺与机绣的遭遇便是这种不自觉选择的结果之一。
的确,今天的少数民族个体如同本例中的贵州苗族一样,被来自于现代化、汉族文化等各方面处于高位的文化所携裹、冲击,使他们在主动或被动间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固有认知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如本例中的贵州苗族般经历了从过去对外来文化的疑惧、接受,到今天的欣然向往,对自身文化的逐渐舍弃。各级政府立足于发展地方经济,而进行的各种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活动,本质上亦是现代化的。表面上看,民族旅游引发了民族文化主体与异文化游客对于民族文化的关注,而更深层面上则带来了以经济为导向发展模式下,民族文化发展与民族文化主体选择的新问题,例如,民族内部文化多元发展的失衡,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景观化等,消解着民族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的认识与反思。少数的本土文化精英,虽然不断通过对民族文化的关注与宣传,鼓励民族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的认识与认同,然而,毕竟力量微薄,影响有限。
那么,本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的贵州苗族文化主体,还有机会改变那些手工艺变迁过程中带来的与民族文化传统割裂的负面影响吗?现在尚未可知。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机器刺绣逐渐替代传统苗绣手工艺已然是大势所趋,在可以看到的将来,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尽量缓解这种文化断裂的速度与程度。最后的结果取决于少数民族文化主体自身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发的认识与反思,取决于作为“指导”和“规划”部门的政府对于作为群体的少数民族文化主体的独立性与文化多元性的尊重程度,有赖于更多的文化精英加入到协助文化主体进行文化选择的行列中来,避免后者在面临多样化选择中的各种狭隘、不自信的可能。
2.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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